紧缩在欧洲似乎已不再时尚—至少眼下如此。欧盟给了西班牙、法国和荷兰更多的时间使其遵守欧盟不超过GDP的3%这一财政赤字上限。甚至德国政府官员如今也承认，除了财政紧缩外，还需要其他手段重振欧元区外围经济。
　　据欧盟委员会，“其他手段”指的是结构性改革：放松裁员限制和其他劳动力市场规则、使封闭性职业（译注：其门槛向业余和资历不足者封闭的职业）自由化，以及取消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管制。
　　但这只是新瓶装旧酒。自欧元区危机爆发以来，“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一直坚持将此类结构性改革作为金融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希腊、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一直被要求采取这些改革以刺激生产率和竞争力并助力恢复增长。
　　3年后，希腊的经历颇具说明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新报告承认，希腊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这部分是因为政治和实施方面的困难，部分是因为它们提振短期增长的潜力被高估了。西班牙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这些都不应该是意外。在实践中，结构性改革通过两大互补性渠道增加生产率。首先，低生产率部门削减劳动力。其次，高生产率部门扩张并雇用更多的劳动力。要让改革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率，这两个过程缺一不可。
　　但是，如果总需求受到抑制—欧洲外围正是如此—第二项机制就会运转不灵。原因很简单：如果企业已经处在产能过剩、难以寻找消费者的状态，放松裁员和开办新企业的限制无助于增加就业。因此我们只能得到第一种效应，于是，失业率也由此增加。
　　欧盟委员会的方针毫无新意，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其“新”战略会好于老战略。结构性改革—不管从长期看多么合理—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国家的短期增长难题。
　　欧元区外围既有存量问题，也有流量问题。债务存量太大，而竞争力又不足以在不发生大规模国内贬值和失业的情况下实现外部平衡。欧元区外围需要双管齐下。现有方法—通过财政紧缩解决债务问题，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竞争力问题—造成了高失业，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稳定。
　　那么，怎样另辟蹊径呢？
　　解决债务最直接的办法是减记，并辅之以对因减记而遭受巨大损失的银行的资本重组。这可能有些极端，但它直面现实—很大一部分现有债务将无法偿还，除非有新的官方融资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承认，从一开始就重组希腊债务可能比采取“维持现状”效果更佳。
　　债务削减本身为增长扫清了道路，但并不会直接触发增长。我们需要直接定向于重新平衡欧元区内支出的政策，以及针对外围经济体内支出转换的政策。包括：提振整个欧元区需求、刺激债权国（特别是德国）增加支出的政策；旨在降低不可贸易商品价格的政策；协调减少外围经济体私人企业工资的政策；以及欧洲央行要调高通胀目标，从而为通过名义汇率变化推动实际汇率变化创造空间。
　　这些政策将要求德国接受更高通胀，和显而易见的银行损失，而这意味着德国对于这场危机的性质需采用全新的表述方法。这还意味着德国领导人必须不把危机描述为对好逸恶劳的南方人揩勤劳节俭的北方人油的道德报应，而把它描述为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雏形）中的相互影响的危机。德国人必须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起到与它们创造危机相同的作用。
　　法国也需要扮演关键角色。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法国马力全开支持外围国，德国将被孤立，被迫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法国一直在急切地与南方国家划清界线，从而避免在金融市场上被南方国家拖下水。
　　最终，欧洲经济联盟想要运转起来，就需要成员国之间更大的结构性趋同和制度一致（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因此德国的态度是能否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从长期看，欧盟国家需要彼此更加相像—假如它们真的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话。
　　但欧元区面临在性质上更凯恩斯式的短期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长期结构性疗法无效甚至有害。过度专注于结构性问题而忽略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将让长期目标无法实现，因此也是毫无用处的。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作者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