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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三个福建的年轻人开着一辆面包车从厦门出发，最远到达东北的中朝边境，进行了一段历时52天、行程13458公里的旅程。他们的目的是到不同的农村去，探访那些农村里“土生土长”的“艺术家”。
在这三个年轻人里，福荣和志铭是曾经一起学画的同学，分别来自漳州龙海和华安，两个人在大学里学的也是艺术类的专业，福荣毕业于复旦的视觉传达专业，志铭则在景德镇的瓷器里浸泡了四年。热爱摄影的新桥是南安人，老家在石井，在这次旅行里负责影像记录。
旅程的起因源于一次巧合，当时志铭邀请福荣到家里去做客，志铭的家在漳州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中。福荣无意中发现志铭的爷爷邹合文在空闲时间雕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小玩偶，这些以动物为原型的小玩偶体态各异，没有生活里的样本，要雕成什么模样全凭老人想象。老人把雕刻当作爱好，看到谁喜欢都会大手一挥：“喜欢就都拿走！”邹合文很会雕刻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后，许多人也会拿着那些古怪的小东西称赞有加，“看不出来，你这老头还挺会刻的。”但称赞完后会提出疑问，“但这有什么用？”
在旁人看来“没用”的雕刻作品，却让艺术专业出身的福荣惊叹不已，一直想要着手为志铭的爷爷策划展览。在2012年上海艺术双年展的契机下，福荣由志铭的爷爷为起点，策划了一次乡村之旅。他和新桥、志铭搜集到了不少相似的案例，于是，原本只打算为志铭爷爷做的小型展览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历时52天的农村寻访之旅。他们寻访的，是出身农村的人们，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艺术培训，与一般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仅凭自己天真的热情与执拗，在农村里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创作，于是人们更乐于称他们为“农民艺术家”。
开着新桥新买的小面包车，三个人就这样从厦门出发了。在河南周口那没有终点的平原公路上，他们找到了曾经在深圳天桥画花的曾现荣的村子。当年她凭着自己的一门手艺卖画挣钱，当她回到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村时，福荣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她的生活：蝉鸣懒狗，一小群鸡鸭，一小片农田。但是当曾现荣再次提起画笔时，福荣说，他们在这个老奶奶的身上，看到了一颗小女孩般纯真的心。
离开河南辗转来到湖北，绕过武当山，走了很远的山路，他们来到郧西马鞍镇，找到了做了几十年机械发明的苏道成。苏道成的作品充满着机械感的幽默趣味，例如会给人鞠躬“送子”的牛郎织女，穿着熊猫服装的跳舞机器人，甚至长得像蜘蛛的锄地机。在这里有着太多福荣他们看来“有趣但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机械”，在这个偏远山村的村民眼里，苏道成不仅是“科学家”，更是一个真正的发明家。
与苏道成一样执着于发明创造的还有北京通州柴长屯镇的唐振平，55岁的唐振平自主研发了一辆风力汽车，虽然汽车看上去有些简陋，制作成本也只需要一千多美金，但是如果实现量产，成本不仅能够更低，他也能从中获益。但唐振平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在湖北仙桃，曾经培养出不少体操奥运冠军的体操学校里，他们找到了体操教练颜永平。与其他人天马行空的创作不同，颜永平的发明更趋于实用。上世纪80年代，因为资金短缺无法购买器材，颜永平便自己动手制作训练器材，小件的如皮革护掌，大的比如木制倒立架，铁焊的单双杆和鞍马等，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器材，至今仍是训练中不可缺少的装备。福荣说，在这个城市里，在颜永平身上，能够感受到真切的“体育精神”，以及在这样的动力之下近乎纯粹的本能的创造。
越过河北来到东北的中朝边境，他们拜访了失去了双手的老人孙吉发。当年他在一起事故中失去了双手和五个脚趾，因为经济拮据购买不起假肢，只能自己动手制作。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研究了四代“铁手”，这些铁手与市面上的假肢不同，造价更便宜也更实用，在这三十年中，孙吉发忍受的不仅是失去双手的痛苦，更要忍受村里人异样的眼光。
三个人的最后一站是河北香河，当地的一名普通农民刘起元，因为小时候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又看到2004年印尼海嘯造成的巨大危害，便动手建立了一个未来感十足的“逃生舱研究基地”，此外，他还发明了很多巨大的逃生球。尽管花费巨大，刘起元依然活得洒脱，他做逃生舱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责任感，“干自己喜欢的事并以此为乐，这就够了。”刘起元说。
今年8月，福荣三人又将展览带到了厦门，这次，展览名字叫作《锤子与庄子》。在福荣他们看来，这种近乎理想主义、不为名利驱动的想法，与庄子的理念十分贴切。庄子的世界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发现自我，让自我完整饱满。而当他们运用手中的工具将脑海中的想象一一实现，又与当代价值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与反差。但三个年轻人显然更能理解这些理想主义十足的农民，除了因为都在从事着设计与艺术相关的工作，他们都是闽南农村出身的孩子。说起记忆中的乡村，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无处不在的人情，以及比在城市里更紧密的社群关系。而乡村为在地人所提供的养分，来源于新桥海边的家乡、福荣村子的庙宇门前大片的空地，以及志铭家乡那看不到头的群山。
福荣一直强调，他们不愿意让这些受访者的生活受到任何打扰，即便邀请受访者来参加自己的展览，他也小心翼翼。因为在三个年轻人看来，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人们似乎得到了村庄的眷顾——正因为生活在不知道“学院派”、没有艺术侵略的乡村，他们反而独立而完整，真实而自然，迸发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相比忙碌于生活与工作压力的都市人，索居于乡村中的创作人们更无须考虑与社会的联系，而正是这些远离喧嚣的乡村，为那些天生拥有想象力的人们插上了翅膀。
在这三个年轻人里，福荣和志铭是曾经一起学画的同学，分别来自漳州龙海和华安，两个人在大学里学的也是艺术类的专业，福荣毕业于复旦的视觉传达专业，志铭则在景德镇的瓷器里浸泡了四年。热爱摄影的新桥是南安人，老家在石井，在这次旅行里负责影像记录。
旅程的起因源于一次巧合，当时志铭邀请福荣到家里去做客，志铭的家在漳州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中。福荣无意中发现志铭的爷爷邹合文在空闲时间雕刻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小玩偶，这些以动物为原型的小玩偶体态各异，没有生活里的样本，要雕成什么模样全凭老人想象。老人把雕刻当作爱好，看到谁喜欢都会大手一挥：“喜欢就都拿走！”邹合文很会雕刻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后，许多人也会拿着那些古怪的小东西称赞有加，“看不出来，你这老头还挺会刻的。”但称赞完后会提出疑问，“但这有什么用？”
在旁人看来“没用”的雕刻作品，却让艺术专业出身的福荣惊叹不已，一直想要着手为志铭的爷爷策划展览。在2012年上海艺术双年展的契机下，福荣由志铭的爷爷为起点，策划了一次乡村之旅。他和新桥、志铭搜集到了不少相似的案例，于是，原本只打算为志铭爷爷做的小型展览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历时52天的农村寻访之旅。他们寻访的，是出身农村的人们，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艺术培训，与一般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仅凭自己天真的热情与执拗，在农村里进行着属于自己的创作，于是人们更乐于称他们为“农民艺术家”。
开着新桥新买的小面包车，三个人就这样从厦门出发了。在河南周口那没有终点的平原公路上，他们找到了曾经在深圳天桥画花的曾现荣的村子。当年她凭着自己的一门手艺卖画挣钱，当她回到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农村时，福荣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她的生活：蝉鸣懒狗，一小群鸡鸭，一小片农田。但是当曾现荣再次提起画笔时，福荣说，他们在这个老奶奶的身上，看到了一颗小女孩般纯真的心。
离开河南辗转来到湖北，绕过武当山，走了很远的山路，他们来到郧西马鞍镇，找到了做了几十年机械发明的苏道成。苏道成的作品充满着机械感的幽默趣味，例如会给人鞠躬“送子”的牛郎织女，穿着熊猫服装的跳舞机器人，甚至长得像蜘蛛的锄地机。在这里有着太多福荣他们看来“有趣但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机械”，在这个偏远山村的村民眼里，苏道成不仅是“科学家”，更是一个真正的发明家。
与苏道成一样执着于发明创造的还有北京通州柴长屯镇的唐振平，55岁的唐振平自主研发了一辆风力汽车，虽然汽车看上去有些简陋，制作成本也只需要一千多美金，但是如果实现量产，成本不仅能够更低，他也能从中获益。但唐振平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钱，因为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在湖北仙桃，曾经培养出不少体操奥运冠军的体操学校里，他们找到了体操教练颜永平。与其他人天马行空的创作不同，颜永平的发明更趋于实用。上世纪80年代，因为资金短缺无法购买器材，颜永平便自己动手制作训练器材，小件的如皮革护掌，大的比如木制倒立架，铁焊的单双杆和鞍马等，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器材，至今仍是训练中不可缺少的装备。福荣说，在这个城市里，在颜永平身上，能够感受到真切的“体育精神”，以及在这样的动力之下近乎纯粹的本能的创造。
越过河北来到东北的中朝边境，他们拜访了失去了双手的老人孙吉发。当年他在一起事故中失去了双手和五个脚趾，因为经济拮据购买不起假肢，只能自己动手制作。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研究了四代“铁手”，这些铁手与市面上的假肢不同，造价更便宜也更实用，在这三十年中，孙吉发忍受的不仅是失去双手的痛苦，更要忍受村里人异样的眼光。
三个人的最后一站是河北香河，当地的一名普通农民刘起元，因为小时候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又看到2004年印尼海嘯造成的巨大危害，便动手建立了一个未来感十足的“逃生舱研究基地”，此外，他还发明了很多巨大的逃生球。尽管花费巨大，刘起元依然活得洒脱，他做逃生舱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责任感，“干自己喜欢的事并以此为乐，这就够了。”刘起元说。
今年8月，福荣三人又将展览带到了厦门，这次，展览名字叫作《锤子与庄子》。在福荣他们看来，这种近乎理想主义、不为名利驱动的想法，与庄子的理念十分贴切。庄子的世界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生活模式，发现自我，让自我完整饱满。而当他们运用手中的工具将脑海中的想象一一实现，又与当代价值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与反差。但三个年轻人显然更能理解这些理想主义十足的农民，除了因为都在从事着设计与艺术相关的工作，他们都是闽南农村出身的孩子。说起记忆中的乡村，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无处不在的人情，以及比在城市里更紧密的社群关系。而乡村为在地人所提供的养分，来源于新桥海边的家乡、福荣村子的庙宇门前大片的空地，以及志铭家乡那看不到头的群山。
福荣一直强调，他们不愿意让这些受访者的生活受到任何打扰，即便邀请受访者来参加自己的展览，他也小心翼翼。因为在三个年轻人看来，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人们似乎得到了村庄的眷顾——正因为生活在不知道“学院派”、没有艺术侵略的乡村，他们反而独立而完整，真实而自然，迸发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相比忙碌于生活与工作压力的都市人，索居于乡村中的创作人们更无须考虑与社会的联系，而正是这些远离喧嚣的乡村，为那些天生拥有想象力的人们插上了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