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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科学的考察才能给予长城一个权威的诠释，才能真正理解千年长城的辉煌和在被重新认识之前的苦痛。
素有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被误解，被忽视，甚至成为被抛弃的“封建糟粕”。我也是在参与了长城考察后，才真正理解了千年长城的辉煌和在被重新认识之前的苦痛。
考察之初 破解谜团
促使我开始研究长城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公众热爱，一个是时代忽视。
20世纪40年代初，有位美国朋友在医院候诊时，翻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看到中国长城的文章图片印象深刻。他后曾奉命驾机轰炸日寇盘踞的山海关军事要塞，当他飞临山海关上空，盘旋多圈不忍心投弹炸毁这座历史名城，私自将炸弹投入渤海复命。1977年他悄悄化妆赴嘉峪关考察，历经甘、宁、陕至晋北时，因语言不通，被人误以为是外国空投特务而押送至大同军分区，方明白是位长城热爱者。大同派人护送沿长城至山海关，登上“天下第一关”，才实现这位美国友人的心愿。
这则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长城对于世界的意义。
1978年秋，我随侯仁之院士一起在河北易县考察，我建议增加考察紫荆关，紫荆关是太行八陉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况且侯仁之先生不久之前应邀赴加拿大访问，带的正是北京拆剩的明代城砖，他选其中一块，用锦盒包装送给加拿大，没想到接待者视为贵重礼品存入博物馆珍藏。我从中醒悟并效仿，从紫荆关农民猪圈里选一块20多斤重的长城砖带回北京收藏。
让人痛彻心扉的是，连美国人都如此珍视的中华珍宝，在国内却被视如糟粕，我决心要投身于长城的研究中。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对长城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意识，到处拆长城砖石当“废物”利用，不仅如此，连八达岭长城解说词都存在严重错误。外国人认为长城只有2500英里，或是把长城误认为是中国的“北部国界”，或是简单粗暴地把长城定义为汉族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工程。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这一定论被后来的考察所推翻，至于长城兴建的时间、总长、分布范围、建筑材料等等，学界一直争议不断，因为尚无人整体考察研究过长城。
为了解决重大谜团，几经周折，我与新华社联合组成的长城考察队踏上了征程，队员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摄影家组成。
在这次考察中，我发现山海关外沿线长城的烽火台有的甚至被当地木材厂推倒作场地，京原公路沿线长城更是惨不忍睹，三座砖筑的烽火台被扒下来修路，昔日辉煌的古建筑，到处都留下人为破坏的废墟。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所谓的“野长城”，就是遭风雨剥蚀、人为破坏没修复的长城，有人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破坏珍贵的人类遗产，看后惨不忍睹！
我们先后在北京、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等地进行长城考察，后因中美合作启动，使这项工作中断，只发表24篇长城考察随笔，留下了当年的记录。
我们初步调查认定，长城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防御系统，就地取材、因险制塞是其建造特色。就其建筑结构和布局而论，长城至少包括关隘、亭障、城墙、敌楼、战台、烽燧、戊堡、列城和壕堑等。
中国长城可以说是上下三千年，纵横十万里，跨越17个省、市、自治区，甚至跨越当今四国。
中国古代有4条万里长城，以秦始皇长城最早，以汉长城最长，以金长城最独特，以明长城建筑最精致、工程最复杂、最驰名。历史证明多代少数民族当政者也主持修建过长城，所以，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
更重要的是，明长城的起点不是嘉峪关，终点也不在山海关。根据我们的考察，认定明长城起点在祁连山的卯来泉堡，或是与嘉峪关相呼应的讨赖第一墩台，或长城起墩台。至于终点，更远在山海关千里之外的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造成亡国亡命是不争的历史，足以说明长城源于西周，这是声、光用于军事防御的铁证，而非有些学者所认定的楚长城或齐长城。
这次考察还有一各新发现，即是辽东长城。它最早建于战国时期，迄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秦汉长城的辽东段，一直延伸到大同江畔，是在燕长城基础上修缮的，是中国第一条万里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在论及明辽东长城时，有人把它与清“柳条边”混淆，这不仅是历史概念的错误，亦是地理概念的错误，也蕴含着国际斗争的内涵。
长城之美 打动世界
第一次长城考察就让我们深深了解了长城。1980年，突破闭关锁国的中美合作长城考察紧锣密鼓地登场了，中华民族的瑰宝——长城研究首次向世界敞开胸怀。
1979年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美交流会议上，我向著名摄影家布鲁斯·代尔和劳伦斯·马教授咨询美国出版事宜，代尔询问：想出版什么书？我答：万里长城。他表示愿合作促成此事。后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正式来函向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商谈合作采编《长城》。协商后决定把采编《长城》扩展为《中国之游》，由黄秉维院士、吴传钧院士牵头，我具体操办。1980年8月中科院地理所、新华社摄影部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三方签了协议，9月下旬美方分多个采编组来华，对全国10条线路进行考察。
1980年我陪同美方考察八达岭、承德、遵化冷口、抚宁义院口、山海关、嘉峪关、兰州、宁夏、内蒙等长城段。我们单独考察非开放区域，即阳关、玉门关、三关口段长城。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地领悟了长城之壮美。
这年中秋节，我在避暑山庄宫墙后门发现，近景的山庄宫墙十分类似长城，远景为磬锤峰，而满月东升，景致壮美，一派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的雄浑与苍凉，让我久久伫立。此景我告诉摄影师斯坦菲尔德，他十分兴奋，连续三天傍晚等候此镜头，延长了我们在承德的行程。
我设想京、承、秦未来应成为旅游金三角，故安排了承德至秦皇岛线的考察，路难走，又有义院口长城拍摄任务，至秦皇岛时已是深夜。返京后我还陪斯坦菲尔德登八达岭南四楼拍了长城落日。
1981年6～7月我陪同美国丝路组苏姗等考察天山南北两路烽火台、玉门关、阳关、嘉峪关、兰州、西安及八达岭长城，获得政府特批在喀什停一天，后因天气不好，伊尔-14飞机难越天山，我们被迫停五天，使外宾喜之不禁。 1982年10月《中国之旅》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50万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出席首发式。拥有号称3000万会员，发行《国家地理》1200万册的美国国家地理会学书籍部主任海曼说：“《Journey into China》向全世界发行50万册，还将出版法文、日文版，您们要多盖50家宾馆迎接客人来华旅游。”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局长田丹赞道：“您们为宣传中国立了大功，利用世界著名品牌，外国人的钱，外国人的笔，正面宣传中国，这是第一次！”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1983年，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第二次长城保护会议在滦平召开，我正在从事京津唐旅游环境研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几年来考察长城的所见所闻，激起我对破坏长城者的愤慨。河北曾流传着一句话，“蝎子涨了价，长城遭了殃”，就是当时有人不了解长城的珍贵价值，扒开砖头寻找5分钱一个的蝎子卖，造成长城严重的破坏，更糟糕的是有些单位把长城当成“废物”。
这简直让人痛心疾首！我在会上提出八点建议，包括动员国内外集资修复长城代表性区段，以保护人类遗产，传承古代文明。集资创意却遭到少数人指责，理由竟是让外国人参与集资修长城“有损于”中国社会主义形象。
我听之认为可笑，反驳道：承认不承认长城是人类文明遗产？中国是否是全人类的一部分？让全人类都关注长城、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明，怎么能说“丢”中国人的脸？
文化名人赵洛先生让我把发言整理成《保护长城，研究长城》一文，送《旅游》杂志社，编辑建议我去掉破坏长城者立“谢罪碑”等观点，我不同意，撤回稿子，自印200份散发。1984年《北京晚报》等多家传媒把我的创意集资修长城接手广造舆论，又请邓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从而掀起集资修长城高潮。山海关老龙头、角山、九门口、金山岭、慕田峪、嘉峪关、虎山乃至八达岭长城南北八楼等都得益修复。
此时的长城得以崭新的面目迎接着中外宾客。
我们撰写成了《长城万里行》连载，开篇便吸引了日本岩波映画社来华拍摄长城，并邀请我做学术顾问。摄制组踏遍山海关至嘉峪关等地，以《海上长城》、《山岳长城》、《砂漠长城》三集日本纪录片的形式播放，在日本还获了奖。
当我跟日本友人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海关角山长城，眼前是一派长城落日的壮观画面，逶迤万里的长城披着金色的余晖，好似古时慷慨悲歌的侠士，在一块块砖石下，似乎还飘摇着战火硝烟的气息，发出千年文化的悲叹。
角山长城地势险峻，连徒手攀爬长城都很困难，可是长城的根基都是重达两千公斤的条石，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把重达上千斤的条石运上山颠的，日本电影人纷纷感叹：“这是一段怎样灿烂的奇迹，这是一段何等辉煌的历史！”
后来，我们又组织中美两国青年一同骑山地自行车游长城，从嘉峪关骑至山海关，让世界了解了长城作为旅游品牌的价值。
因为认识到万里长城是一门科学，在我们率先呼吁下，中国长城研究会成立了。1986年初，我作为北京市旅游顾问，协助延庆谋划长城博物馆、长城宾馆，开展夜游长城等。中国第一个特区是八达岭长城特区，1953年由周总理批准郭沫若院长建议而设置。1987年，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终于得到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实现了我们研究长城、保护长城的心愿。
素有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被误解，被忽视，甚至成为被抛弃的“封建糟粕”。我也是在参与了长城考察后，才真正理解了千年长城的辉煌和在被重新认识之前的苦痛。
考察之初 破解谜团
促使我开始研究长城是因为两件事，一个是公众热爱，一个是时代忽视。
20世纪40年代初，有位美国朋友在医院候诊时，翻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看到中国长城的文章图片印象深刻。他后曾奉命驾机轰炸日寇盘踞的山海关军事要塞，当他飞临山海关上空，盘旋多圈不忍心投弹炸毁这座历史名城，私自将炸弹投入渤海复命。1977年他悄悄化妆赴嘉峪关考察，历经甘、宁、陕至晋北时，因语言不通，被人误以为是外国空投特务而押送至大同军分区，方明白是位长城热爱者。大同派人护送沿长城至山海关，登上“天下第一关”，才实现这位美国友人的心愿。
这则故事让我深刻感受到长城对于世界的意义。
1978年秋，我随侯仁之院士一起在河北易县考察，我建议增加考察紫荆关，紫荆关是太行八陉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况且侯仁之先生不久之前应邀赴加拿大访问，带的正是北京拆剩的明代城砖，他选其中一块，用锦盒包装送给加拿大，没想到接待者视为贵重礼品存入博物馆珍藏。我从中醒悟并效仿，从紫荆关农民猪圈里选一块20多斤重的长城砖带回北京收藏。
让人痛彻心扉的是，连美国人都如此珍视的中华珍宝，在国内却被视如糟粕，我决心要投身于长城的研究中。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社会，对长城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意识，到处拆长城砖石当“废物”利用，不仅如此，连八达岭长城解说词都存在严重错误。外国人认为长城只有2500英里，或是把长城误认为是中国的“北部国界”，或是简单粗暴地把长城定义为汉族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工程。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这一定论被后来的考察所推翻，至于长城兴建的时间、总长、分布范围、建筑材料等等，学界一直争议不断，因为尚无人整体考察研究过长城。
为了解决重大谜团，几经周折，我与新华社联合组成的长城考察队踏上了征程，队员由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和摄影家组成。
在这次考察中，我发现山海关外沿线长城的烽火台有的甚至被当地木材厂推倒作场地，京原公路沿线长城更是惨不忍睹，三座砖筑的烽火台被扒下来修路，昔日辉煌的古建筑，到处都留下人为破坏的废墟。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所谓的“野长城”，就是遭风雨剥蚀、人为破坏没修复的长城，有人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破坏珍贵的人类遗产，看后惨不忍睹！
我们先后在北京、河北、辽宁、山西、内蒙古等地进行长城考察，后因中美合作启动，使这项工作中断，只发表24篇长城考察随笔，留下了当年的记录。
我们初步调查认定，长城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防御系统，就地取材、因险制塞是其建造特色。就其建筑结构和布局而论，长城至少包括关隘、亭障、城墙、敌楼、战台、烽燧、戊堡、列城和壕堑等。
中国长城可以说是上下三千年，纵横十万里，跨越17个省、市、自治区，甚至跨越当今四国。
中国古代有4条万里长城，以秦始皇长城最早，以汉长城最长，以金长城最独特，以明长城建筑最精致、工程最复杂、最驰名。历史证明多代少数民族当政者也主持修建过长城，所以，长城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遗产！
更重要的是，明长城的起点不是嘉峪关，终点也不在山海关。根据我们的考察，认定明长城起点在祁连山的卯来泉堡，或是与嘉峪关相呼应的讨赖第一墩台，或长城起墩台。至于终点，更远在山海关千里之外的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造成亡国亡命是不争的历史，足以说明长城源于西周，这是声、光用于军事防御的铁证，而非有些学者所认定的楚长城或齐长城。
这次考察还有一各新发现，即是辽东长城。它最早建于战国时期，迄今已有2300年的历史。秦汉长城的辽东段，一直延伸到大同江畔，是在燕长城基础上修缮的，是中国第一条万里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在论及明辽东长城时，有人把它与清“柳条边”混淆，这不仅是历史概念的错误，亦是地理概念的错误，也蕴含着国际斗争的内涵。
长城之美 打动世界
第一次长城考察就让我们深深了解了长城。1980年，突破闭关锁国的中美合作长城考察紧锣密鼓地登场了，中华民族的瑰宝——长城研究首次向世界敞开胸怀。
1979年夏，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美交流会议上，我向著名摄影家布鲁斯·代尔和劳伦斯·马教授咨询美国出版事宜，代尔询问：想出版什么书？我答：万里长城。他表示愿合作促成此事。后来，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正式来函向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商谈合作采编《长城》。协商后决定把采编《长城》扩展为《中国之游》，由黄秉维院士、吴传钧院士牵头，我具体操办。1980年8月中科院地理所、新华社摄影部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三方签了协议，9月下旬美方分多个采编组来华，对全国10条线路进行考察。
1980年我陪同美方考察八达岭、承德、遵化冷口、抚宁义院口、山海关、嘉峪关、兰州、宁夏、内蒙等长城段。我们单独考察非开放区域，即阳关、玉门关、三关口段长城。这段经历让我更深地领悟了长城之壮美。
这年中秋节，我在避暑山庄宫墙后门发现，近景的山庄宫墙十分类似长城，远景为磬锤峰，而满月东升，景致壮美，一派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的雄浑与苍凉，让我久久伫立。此景我告诉摄影师斯坦菲尔德，他十分兴奋，连续三天傍晚等候此镜头，延长了我们在承德的行程。
我设想京、承、秦未来应成为旅游金三角，故安排了承德至秦皇岛线的考察，路难走，又有义院口长城拍摄任务，至秦皇岛时已是深夜。返京后我还陪斯坦菲尔德登八达岭南四楼拍了长城落日。
1981年6～7月我陪同美国丝路组苏姗等考察天山南北两路烽火台、玉门关、阳关、嘉峪关、兰州、西安及八达岭长城，获得政府特批在喀什停一天，后因天气不好，伊尔-14飞机难越天山，我们被迫停五天，使外宾喜之不禁。 1982年10月《中国之旅》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50万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出席首发式。拥有号称3000万会员，发行《国家地理》1200万册的美国国家地理会学书籍部主任海曼说：“《Journey into China》向全世界发行50万册，还将出版法文、日文版，您们要多盖50家宾馆迎接客人来华旅游。”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局长田丹赞道：“您们为宣传中国立了大功，利用世界著名品牌，外国人的钱，外国人的笔，正面宣传中国，这是第一次！”
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1983年，由国家文物局主持的第二次长城保护会议在滦平召开，我正在从事京津唐旅游环境研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几年来考察长城的所见所闻，激起我对破坏长城者的愤慨。河北曾流传着一句话，“蝎子涨了价，长城遭了殃”，就是当时有人不了解长城的珍贵价值，扒开砖头寻找5分钱一个的蝎子卖，造成长城严重的破坏，更糟糕的是有些单位把长城当成“废物”。
这简直让人痛心疾首！我在会上提出八点建议，包括动员国内外集资修复长城代表性区段，以保护人类遗产，传承古代文明。集资创意却遭到少数人指责，理由竟是让外国人参与集资修长城“有损于”中国社会主义形象。
我听之认为可笑，反驳道：承认不承认长城是人类文明遗产？中国是否是全人类的一部分？让全人类都关注长城、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明，怎么能说“丢”中国人的脸？
文化名人赵洛先生让我把发言整理成《保护长城，研究长城》一文，送《旅游》杂志社，编辑建议我去掉破坏长城者立“谢罪碑”等观点，我不同意，撤回稿子，自印200份散发。1984年《北京晚报》等多家传媒把我的创意集资修长城接手广造舆论，又请邓小平同志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从而掀起集资修长城高潮。山海关老龙头、角山、九门口、金山岭、慕田峪、嘉峪关、虎山乃至八达岭长城南北八楼等都得益修复。
此时的长城得以崭新的面目迎接着中外宾客。
我们撰写成了《长城万里行》连载，开篇便吸引了日本岩波映画社来华拍摄长城，并邀请我做学术顾问。摄制组踏遍山海关至嘉峪关等地，以《海上长城》、《山岳长城》、《砂漠长城》三集日本纪录片的形式播放，在日本还获了奖。
当我跟日本友人气喘吁吁地爬上山海关角山长城，眼前是一派长城落日的壮观画面，逶迤万里的长城披着金色的余晖，好似古时慷慨悲歌的侠士，在一块块砖石下，似乎还飘摇着战火硝烟的气息，发出千年文化的悲叹。
角山长城地势险峻，连徒手攀爬长城都很困难，可是长城的根基都是重达两千公斤的条石，很难想象古人是如何把重达上千斤的条石运上山颠的，日本电影人纷纷感叹：“这是一段怎样灿烂的奇迹，这是一段何等辉煌的历史！”
后来，我们又组织中美两国青年一同骑山地自行车游长城，从嘉峪关骑至山海关，让世界了解了长城作为旅游品牌的价值。
因为认识到万里长城是一门科学，在我们率先呼吁下，中国长城研究会成立了。1986年初，我作为北京市旅游顾问，协助延庆谋划长城博物馆、长城宾馆，开展夜游长城等。中国第一个特区是八达岭长城特区，1953年由周总理批准郭沫若院长建议而设置。1987年，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终于得到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实现了我们研究长城、保护长城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