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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万历会计录》是明代财政史研究最重要的原始文献之一，但因部头庞大，数据繁杂，迄今未被学者有效利用。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与华北电力大学徐英凯教授合作的《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3册）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对《万历会计录》最全面、系统化的整理与研究。近日，本刊特邀高寿仙教授、赵轶峰教授、彭勇教授三位学者分别撰写书评，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及其对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意义。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2.011
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财政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1著名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也指出：“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2在中国财政史上，明代是由实物财政走向货币财政的关键转变时期，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可以说，不了解明代的财政史，就很难理解帝制晚期以至近现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化过程。
不过，要透彻地了解一个时代的财政史绝非易事。因为财政史研究离不开具体的统计数字，而在近代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保存下来的系统完整的财政数据相当稀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来说，要想比较准确地了解其宏观财政状况已很困难，遑论深入其财政结构的细枝末节。幸运的是，明朝留下了一部详尽记录户部财政收支数据的大型政书，这就是编纂于万历初期的《万历会计录》，它全面汇总了当时户部掌握的各项财政数字，巨细靡遗，洋洋大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早在1935年，梁方仲先生就曾撰文介绍该书的内容和价值，但由于该书卷帙浩繁，项目芜杂，要想对其中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利用实属不易，所以长期以来，该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比如，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奠定了黄氏学术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明代财政史专著，但他只从《万历会计录》中引用了6个具体数据，而且在参考文献中将该书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随着《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的出版，这种局面终于得到很大的改观。此书由明史专家万明教授与数学教授徐英凯先生合作，耗费十余年时间方得完成，共400万字，包含表555个、图28个，印刷2293页，堪称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巨著。全书除绪论和附录外，主体内容分为3篇，每篇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且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
第一篇“整理篇”，依照《万历会计录》的卷次编排顺序，将原书中用文字表述的超过4.5万个数据，整理转化为133个表格。原书卷1记载了天下各项钱粮的岁入岁出总数，本书将其整理为14个表格，其中第一表汇列了洪武、弘治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全国各项钱粮原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其他表格则分列各省直的相应数字。原书卷2至卷16分别记载了十三布政司和北、南直隶的田赋数据（其中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佚失），本書将其整理为34个表格，除北、南直隶情况较为复杂外，各省均分为两表，一列全省田赋数，一列分府县田赋数。原书卷17至卷29分别记载了北边13镇的饷额，本书每镇一表，汇列各镇官军、马骡、屯粮料、民运银、京运银、盐引等项数据。原书卷30至卷43，分别为内库供应、光禄寺供应、宗藩禄粮、本（户）部职官、文武官俸禄、漕运、仓场、营卫官军俸粮、屯田、盐法、茶法、钱法、钞关船料商税、杂课，本书通过71个表格，对相关数据都进行了整理汇列。数字整理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由于原书记载纷繁，总撒混杂，在转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错讹。笔者对照原书核对了若干表格，感觉准确率很高，不仅为本书第二、三篇的分析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今后学界利用《万历会计录》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便利而可靠的善本。
第二篇“统计篇”，以第一篇的数据为基础，从便于应用的角度，依照基本的统计原则，编制了134个表格，立体性地揭示了明代户部财政的结构。该篇并非简单的数据汇集和比对，而是一种带有很强研究性的数据再整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虽然《万历会计录》罗列了各布政司和直隶各府州的田土和户口数字，但阅读原书，很难直观了解地区之间的差异，该篇编制的相关统计表，分别计算了各布政司和北、南直隶的户均人口、户均田土、人均田土等数值，以及各布政司和北、南直隶在全国田土、人户、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了解明代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再如，虽然《万历会计录》罗列了洪武、弘治和万历年间的田赋项目和数额，但名目极其琐碎繁杂，本篇将相关数据汇成一表，并计算了相同项目的增减百分比，可以使人非常清楚地了解明代田赋项目和数量的前后变化情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编制相关的统计表格时，作者还参酌其他记载和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对个别问题数据进行了校订。以洪武年间湖广布政司的田土数字为例，《万历会计录》的数字系自《诸司职掌》迻录而来，多达220 217 575亩，明显不合情理。作者在“整理篇”中照录了原书数字，但在“统计篇”中将湖广布政司田土数字修正为20 217 575亩，这种修正具有充分根据，更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
第三篇“研究篇”，则是以前两篇的数据为基础，将《万历会计录》中所有的收支数据折算成白银，以表格形式对当时的财政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共编制表288个、图28个，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十三布政司和北、南直隶，以及下属各府、各县的田赋折银明细表；二是对各边镇粮饷的货币化统计；三是对各省直分州县及其分属的田赋货币化统计，以及对各省直田赋结构及其货币化的分析；四是对全国财政结构及其货币化的统计分析，包括各省直田赋起运、存留统计，各省直分府田赋统计，盐课、钞关、杂课、边镇军费、宗藩禄粮与官俸、内府供用统计，以及全国财政支出货币化比例、全国财政货币化比例等。中国古代的财政收支，实物与货币并存，缺乏统一的计量单位，使人很难把握其财政总量和结构。明代虽然出现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重大转变，但到《万历会计录》编纂的时代，这种转变尚未最终完成，因而该书记载的收支项目仍是货币与实物并列。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本篇以当时通用的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为各种物品确定了适当的折银标准，从而为全面把握晚明的财政总量和结构、深入剖析明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开辟了一条科学的途径。正是在对各种财政项目进行货币化计算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非常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新观点，认为晚明财政结构变化与财政体系的转型，实质上是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2000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2.011
对于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财政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它的文化水平、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策所部署的行动，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东西都被写进它的财政史之中。”1著名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也指出：“每个社会问题，实际上还有每个经济问题，说到底都是财政问题。”2在中国财政史上，明代是由实物财政走向货币财政的关键转变时期，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可以说，不了解明代的财政史，就很难理解帝制晚期以至近现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化过程。
不过，要透彻地了解一个时代的财政史绝非易事。因为财政史研究离不开具体的统计数字，而在近代以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保存下来的系统完整的财政数据相当稀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来说，要想比较准确地了解其宏观财政状况已很困难，遑论深入其财政结构的细枝末节。幸运的是，明朝留下了一部详尽记录户部财政收支数据的大型政书，这就是编纂于万历初期的《万历会计录》，它全面汇总了当时户部掌握的各项财政数字，巨细靡遗，洋洋大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早在1935年，梁方仲先生就曾撰文介绍该书的内容和价值，但由于该书卷帙浩繁，项目芜杂，要想对其中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利用实属不易，所以长期以来，该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利用。比如，黄仁宇先生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是奠定了黄氏学术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明代财政史专著，但他只从《万历会计录》中引用了6个具体数据，而且在参考文献中将该书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随着《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的出版，这种局面终于得到很大的改观。此书由明史专家万明教授与数学教授徐英凯先生合作，耗费十余年时间方得完成，共400万字，包含表555个、图28个，印刷2293页，堪称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巨著。全书除绪论和附录外，主体内容分为3篇，每篇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且构成一个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
第一篇“整理篇”，依照《万历会计录》的卷次编排顺序，将原书中用文字表述的超过4.5万个数据，整理转化为133个表格。原书卷1记载了天下各项钱粮的岁入岁出总数，本书将其整理为14个表格，其中第一表汇列了洪武、弘治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全国各项钱粮原额、见额、岁入、岁出总数，其他表格则分列各省直的相应数字。原书卷2至卷16分别记载了十三布政司和北、南直隶的田赋数据（其中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佚失），本書将其整理为34个表格，除北、南直隶情况较为复杂外，各省均分为两表，一列全省田赋数，一列分府县田赋数。原书卷17至卷29分别记载了北边13镇的饷额，本书每镇一表，汇列各镇官军、马骡、屯粮料、民运银、京运银、盐引等项数据。原书卷30至卷43，分别为内库供应、光禄寺供应、宗藩禄粮、本（户）部职官、文武官俸禄、漕运、仓场、营卫官军俸粮、屯田、盐法、茶法、钱法、钞关船料商税、杂课，本书通过71个表格，对相关数据都进行了整理汇列。数字整理看起来简单，实际上由于原书记载纷繁，总撒混杂，在转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错讹。笔者对照原书核对了若干表格，感觉准确率很高，不仅为本书第二、三篇的分析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也为今后学界利用《万历会计录》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便利而可靠的善本。
第二篇“统计篇”，以第一篇的数据为基础，从便于应用的角度，依照基本的统计原则，编制了134个表格，立体性地揭示了明代户部财政的结构。该篇并非简单的数据汇集和比对，而是一种带有很强研究性的数据再整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比如，虽然《万历会计录》罗列了各布政司和直隶各府州的田土和户口数字，但阅读原书，很难直观了解地区之间的差异，该篇编制的相关统计表，分别计算了各布政司和北、南直隶的户均人口、户均田土、人均田土等数值，以及各布政司和北、南直隶在全国田土、人户、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了解明代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再如，虽然《万历会计录》罗列了洪武、弘治和万历年间的田赋项目和数额，但名目极其琐碎繁杂，本篇将相关数据汇成一表，并计算了相同项目的增减百分比，可以使人非常清楚地了解明代田赋项目和数量的前后变化情况。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编制相关的统计表格时，作者还参酌其他记载和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对个别问题数据进行了校订。以洪武年间湖广布政司的田土数字为例，《万历会计录》的数字系自《诸司职掌》迻录而来，多达220 217 575亩，明显不合情理。作者在“整理篇”中照录了原书数字，但在“统计篇”中将湖广布政司田土数字修正为20 217 575亩，这种修正具有充分根据，更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
第三篇“研究篇”，则是以前两篇的数据为基础，将《万历会计录》中所有的收支数据折算成白银，以表格形式对当时的财政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共编制表288个、图28个，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十三布政司和北、南直隶，以及下属各府、各县的田赋折银明细表；二是对各边镇粮饷的货币化统计；三是对各省直分州县及其分属的田赋货币化统计，以及对各省直田赋结构及其货币化的分析；四是对全国财政结构及其货币化的统计分析，包括各省直田赋起运、存留统计，各省直分府田赋统计，盐课、钞关、杂课、边镇军费、宗藩禄粮与官俸、内府供用统计，以及全国财政支出货币化比例、全国财政货币化比例等。中国古代的财政收支，实物与货币并存，缺乏统一的计量单位，使人很难把握其财政总量和结构。明代虽然出现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重大转变，但到《万历会计录》编纂的时代，这种转变尚未最终完成，因而该书记载的收支项目仍是货币与实物并列。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本篇以当时通用的白银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为各种物品确定了适当的折银标准，从而为全面把握晚明的财政总量和结构、深入剖析明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开辟了一条科学的途径。正是在对各种财政项目进行货币化计算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非常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新观点，认为晚明财政结构变化与财政体系的转型，实质上是中国从古代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上2000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