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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司马迁创作《史记》时，继承了许多已有的文体，其中包括多种儒家经典与解经文献中的文体，尤其是“传”体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至为深远。《史记》“传”体继承了解经“传”体的阐释性和记事性，具有义理与史事两种途径。在继承之外，司马迁又为“传”文体加入了情感变数和体例变数。“传”这个由解经而来，跨界到史学、文学中的文体，在司马迁手上完成了关键性的拓展。
关键词：《史记》 传 文体 解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司马迁将写作《史记》的追求总结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看起来是强调独创，其实也受到经学家法的影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可以自经典中看出其渊源。后来的《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都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史”与“经”，有着莫大的渊源。司马迁创作《史记》，并没有脱离经学的背景，但是，他却在经学的领地里打开了史学的独立天空。这一点，我们从“传”，这个在经学和史学中都非常重要的文体，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继承和创建。《史记》的文体构成，受到解经文体的影响很深。《本纪》与《世家》《列传》之间的关系，与《春秋》经与传之间的关系并无不同，但是司马迁又极有创新，他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文体皆单独排列，突出了每一种文体的独特价值，可以看作是将传与经在文体意义上放置到了同等地位。
一 《史记》对经学文体的广泛继承
《史记》中的各个文体，体现着司马迁强大的创造性，也体现着他对先前文体良好的继承眼光。他继承了许多已有的文体，其中，儒家经典与解经文献中的文体，是主要部分。顾荩臣先生在《经史子集概要》中曾经对《史记》诸体的承传做过总结，他认为“本纪”继承自《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中的“纪”。所谓“纪”者，是说用以纲纪庶品、网罗万物。“世家”和“本纪”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要使诸侯异于天子，故另起名称而为“世家”。“列传”与“本纪”相配合，“‘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记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述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年表”源于古书的“谱牒”。“书志”盖出于“三礼”。“太史公《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傳’、‘书’、‘表’等，都能‘本之于经’而自创为‘体例’的”。除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这诸多体式，还有“序”。方苞《又书太史公自序后》将《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与《毛诗》中的大、小《序》相比照，认为《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两部分，“‘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言，犹《诗》之有《小序》也。”这种类比也很有道理。
而其中与两汉主要的解经文体特别相关，又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至为深远的，是“传”体。司马迁《史记》并不是解经之作，但是它采用的传体与解经的传体关联甚强。传体在司马迁的手上，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一次脱离，使得传体从解经之文体转移到了一种出入于经、史之间的文体，并开始具有独立的文学文体的价值。
二 《史记》“传”体与解经“传”体的关联
《史记》“传”体与解经“传”体的关联，首先在于它的阐释性。“纪”即是一种编年的纲目，“传”是对于事状的记述，虽然年月与事件的整合排列方式不同，但是《史记》中“纪”与“传”的关系与《春秋》和它传记的关系非常相似。在《史记》中，“纪”的部分就如同经，“传”的部分就如同解经，这种对应关系与儒家经典与解经文献之间的关系是同质的。
其次在于它的记事性。两汉时期，传体在解经著作中的采用非常广泛，又有内传、外传之分。内传之体以义理讲论为主，外传之体以征引史事为主。而在先汉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的《春秋》三传中，也存在着义理与史事两途之分，《公羊传》《 梁传》主义理，《左传》主史事。《史记》的传体篇章，主要是承接《左传》与外传之体而来，其中也不乏发明义理的内传之体。朱东润先生就认为史传文体来自于解经之传，但是在司马迁的手上完成了向文学性文体的转化。他举了《史记·项羽本纪》为例，认为“在创作的时候，司马迁想把楚汉之间五年的故事有所系属，和其余的本纪一样‘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但是因为作者对于项羽的热情，借着他底文学的天才，完全透露，这篇文章便成为不朽的名作。《项羽本纪》如此，许多列传更如此。写作底动机尽管止是一种训释底工作，其结果则成为独立的篇幅，并且在文学上开创了传叙底体裁。”
后世的史传文体，是以记事、记人为主，但《史记》中之列传并不全然是叙事为主的，看来好似是变体，但是，这是以后世的史传体来范围《史记》，孰不知在司马迁的时代，“传”这个文体承接解经而来，是有义理与史事两途的。司马迁正是仿效解经的传体，用这些以“传”命名的篇章，来解释、阐发、补充“纪”部分的纲领。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就是一篇以发明义理为主的传。
《伯夷列传》之中，只有“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至“遂饿死于首阳山”这一段两百余字，是记事的部分。其余的部分，皆是以议论性文字而入传，是司马迁对天道与人世的悲愤诘问。解经之传体，记叙性与议论性的文字往往会根据义例寻求编排，而司马迁的夹叙夹议，则更加随意，依据文气而流走。在这一点上，它是比较疏远了对“纪”的解释对照，而是更加接近于将传文看作独立的文章而营造。
三 《史记》“传”体的情感变数
从《伯夷列传》中，不仅可以看出《史记》列传的义理与记事兼及的体裁，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传”体文字，与解经的“传”体文字有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差异，那就是司马迁大胆地在“传”体文章中，渗入了许多个人情感。解经之传中虽亦不乏对原文的断章取义，但无论如何解读，都很难看到作传之人与个体遭际相关的个体情感，但司马迁却将这一点广泛地置入了《史记》的传文里。他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记录，似乎都是拿自己的生命与之对话，传中人物的客体人生，与作传笔者的主体人生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往往带着司马迁的观点，有着司马迁的影子，以至于整个一部《史记》，不仅历数了上古至汉武帝时代的众多人生，而且这些人生的记录合并在一起，分明烘托出一个司马迁的生命、性格形象。这里的伯夷叔齐的故事，表面上，是替伯夷叔齐发出的诘问，实际上，是司马迁基于自己的人生遭遇，有感而发的。 司马迁对“传”文体，加入了“个人情感”这个变数。这与他写作《史记》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表明自己发愤著书的态度，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异其趣，这种写作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史记》的文体与材料大量继承前人的成果，但是司马迁本人的个体性情还是无法阻挡地在《史记》文本中喷薄而出。经之传情感隐，迁之传情感显，两传体之别于此而分。
四 《史记》“传”体的体例变数
除了情感上的变数，司马迁在传体体例上的变数更是直接为“传”这个体裁打开了大片天空。《史记》中“纪”与“传”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继承经与传之间的训释关系而来，但是却在司马迁体大思精的整部书的体例设计中有了变革。尽管在汉人看来，《史记》依旧可以归属于《春秋》类，但是《史记》与《春秋》和它的传记的体例已经有了显著差异。“纪”的部分，与《春秋》相比照，皆是以时间顺序排下，历数主要史事。但是，《春秋》以一国之历为纲，《史记》则是为各国、诸君分别作纪。这样，统一的时代，纪是唯一的，而政权分立的时代里，同一个历史阶段，被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历数。这从历史的叙事角度上，大大扩展了《春秋》式史书的空间。本来，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是历时性的，但是司马迁这种写法，为线性发展的历史拉开了垂直方向的网格，从体例建设上充分打开了历史中共时性认识的书写空间。在这样的“纪”的结构里，“传”也如鱼得水，在历时与共时的网络里纵横捭阖，上古至汉武帝的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的笔下，或独立、或联合、或群体，或为同时之人，亦可跨越多年，皆可以并为一传，突出特点。
例如，《游侠列传》的开篇，并不即进入叙事，而是相当篇幅的议论。司马迁引用《韩非子·五蠹》里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驳论开篇，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篇文章的写法，是先用论说语为游侠群体立像，然后再叙写两位代表性人物朱家和郭解的事迹。在立像的过程中，司马迁又写到游侠的一种特别意义：得道仁人尚且常会遇到许多危急之事，何况是没有什么特别才能的普通人呢！身处乱世，或是遭逢灾难，在这个时候，谁能来解救他们呢？有力量的人常不讲道义，讲道义的人常没有力量，将力量与道义集合于一身的侠客们，寄托着人们脱离困境的企望。联系司马迁曾经遭遇的人生困厄，竟无人可伸出援手，《游侠列传》之中的这一段缓急之论，是太史公呕心沥血道出的辛酸语。
《史记》之中为这些“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立传，这种选择亦是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所形成。可见，在驾驭“传”的写作之时，对传主的选择与组合，司马迁注入了强烈的个性色彩。行文至此，司马迁又将暴虐的豪强与游侠区别开来，那些结党营私、仗势欺人的豪强，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可惜世俗之人不能明察其中的区别，而错误地把他们看作同类加以嘲笑。在将游侠的特点和意义从多个角度架构起来之后，司马迁方才进入史事记录的部分。这篇《游侠列传》，因为他的题材和观点，在史书中显得很特殊，班固甚至批评司马迁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不过，虽然题材特殊，但是《游侠列传》的写法，却是《史记》传体篇章中所常见，有鲜明的观点，还有对此观点的论证，论说与叙事，这两种传文体中的主要语体，都在司马迁的手上得到广泛运用。相对于“经”的“纪”部分和相对于“解经”的“传”部分的安排，都体现着司马迁的体例创新意识。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正史的固定体裁，在后来的发展史上，“传”文体甚至脱离出经与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文体，在这个过程里，司马迁对由解经而来的“传”文体的改造，有一种导源性的影响。
《史记》对解经文体的借鉴，既有这样显性的体式继承，也有隐性的文笔上的影响。司马迁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攒聚，而是进行了文辞的改造。这种改造的方法，多是以当代语翻译古代语，以浅易语代替繁难语，这个过程，正如同一个训诂、转受的过程。将原文中的古字、难字进行训释，将原文难明的意义进行转述，这是在解经工作的重要方面，是解经文献的主要组成方法。司马迁在寫作史书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了对史料的处理中，可见，解经“传”体对史籍“传”体的影响，是从结构到文辞全方面的。
司马迁撰著《史记》，宏大的志愿是继承家族的事业和《春秋》的传统，以史记来记录事实、明辨是非。所以，《史记》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对《春秋》等经典的继承。但是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又在固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创造，体现出了著作者鲜明的个人性情和卓越的文体革新意识。作为中国史学的早期经典，“传”这个由解经而来，跨界到史学、文学中的文体，是这条经脉中的桥梁，甚至是康庄大道，一直通往后世传文体的众多辉煌篇章。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汉代解经文体类型研究”（项目编号：ZY20110218）；防灾科技学院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古典文学‘年谱式’教学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12B14）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 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5]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作者简介：唐元，女，1983—，河北邢台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北京东燕郊防灾科技学院。
关键词：《史记》 传 文体 解经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司马迁将写作《史记》的追求总结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看起来是强调独创，其实也受到经学家法的影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可以自经典中看出其渊源。后来的《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都附于“六艺略”中的“春秋”类，“史”与“经”，有着莫大的渊源。司马迁创作《史记》，并没有脱离经学的背景，但是，他却在经学的领地里打开了史学的独立天空。这一点，我们从“传”，这个在经学和史学中都非常重要的文体，就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继承和创建。《史记》的文体构成，受到解经文体的影响很深。《本纪》与《世家》《列传》之间的关系，与《春秋》经与传之间的关系并无不同，但是司马迁又极有创新，他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文体皆单独排列，突出了每一种文体的独特价值，可以看作是将传与经在文体意义上放置到了同等地位。
一 《史记》对经学文体的广泛继承
《史记》中的各个文体，体现着司马迁强大的创造性，也体现着他对先前文体良好的继承眼光。他继承了许多已有的文体，其中，儒家经典与解经文献中的文体，是主要部分。顾荩臣先生在《经史子集概要》中曾经对《史记》诸体的承传做过总结，他认为“本纪”继承自《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中的“纪”。所谓“纪”者，是说用以纲纪庶品、网罗万物。“世家”和“本纪”没有什么差别，不过要使诸侯异于天子，故另起名称而为“世家”。“列传”与“本纪”相配合，“‘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记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述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年表”源于古书的“谱牒”。“书志”盖出于“三礼”。“太史公《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傳’、‘书’、‘表’等，都能‘本之于经’而自创为‘体例’的”。除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这诸多体式，还有“序”。方苞《又书太史公自序后》将《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与《毛诗》中的大、小《序》相比照，认为《太史公自序》可分为两部分，“‘自黄帝始’以上，通论其大体，犹《诗》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数言，犹《诗》之有《小序》也。”这种类比也很有道理。
而其中与两汉主要的解经文体特别相关，又体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性，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至为深远的，是“传”体。司马迁《史记》并不是解经之作，但是它采用的传体与解经的传体关联甚强。传体在司马迁的手上，完成了前所未有的一次脱离，使得传体从解经之文体转移到了一种出入于经、史之间的文体，并开始具有独立的文学文体的价值。
二 《史记》“传”体与解经“传”体的关联
《史记》“传”体与解经“传”体的关联，首先在于它的阐释性。“纪”即是一种编年的纲目，“传”是对于事状的记述，虽然年月与事件的整合排列方式不同，但是《史记》中“纪”与“传”的关系与《春秋》和它传记的关系非常相似。在《史记》中，“纪”的部分就如同经，“传”的部分就如同解经，这种对应关系与儒家经典与解经文献之间的关系是同质的。
其次在于它的记事性。两汉时期，传体在解经著作中的采用非常广泛，又有内传、外传之分。内传之体以义理讲论为主，外传之体以征引史事为主。而在先汉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的《春秋》三传中，也存在着义理与史事两途之分，《公羊传》《 梁传》主义理，《左传》主史事。《史记》的传体篇章，主要是承接《左传》与外传之体而来，其中也不乏发明义理的内传之体。朱东润先生就认为史传文体来自于解经之传，但是在司马迁的手上完成了向文学性文体的转化。他举了《史记·项羽本纪》为例，认为“在创作的时候，司马迁想把楚汉之间五年的故事有所系属，和其余的本纪一样‘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但是因为作者对于项羽的热情，借着他底文学的天才，完全透露，这篇文章便成为不朽的名作。《项羽本纪》如此，许多列传更如此。写作底动机尽管止是一种训释底工作，其结果则成为独立的篇幅，并且在文学上开创了传叙底体裁。”
后世的史传文体，是以记事、记人为主，但《史记》中之列传并不全然是叙事为主的，看来好似是变体，但是，这是以后世的史传体来范围《史记》，孰不知在司马迁的时代，“传”这个文体承接解经而来，是有义理与史事两途的。司马迁正是仿效解经的传体，用这些以“传”命名的篇章，来解释、阐发、补充“纪”部分的纲领。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就是一篇以发明义理为主的传。
《伯夷列传》之中，只有“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至“遂饿死于首阳山”这一段两百余字，是记事的部分。其余的部分，皆是以议论性文字而入传，是司马迁对天道与人世的悲愤诘问。解经之传体，记叙性与议论性的文字往往会根据义例寻求编排，而司马迁的夹叙夹议，则更加随意，依据文气而流走。在这一点上，它是比较疏远了对“纪”的解释对照，而是更加接近于将传文看作独立的文章而营造。
三 《史记》“传”体的情感变数
从《伯夷列传》中，不仅可以看出《史记》列传的义理与记事兼及的体裁，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传”体文字，与解经的“传”体文字有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差异，那就是司马迁大胆地在“传”体文章中，渗入了许多个人情感。解经之传中虽亦不乏对原文的断章取义，但无论如何解读，都很难看到作传之人与个体遭际相关的个体情感，但司马迁却将这一点广泛地置入了《史记》的传文里。他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记录，似乎都是拿自己的生命与之对话，传中人物的客体人生，与作传笔者的主体人生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往往带着司马迁的观点，有着司马迁的影子，以至于整个一部《史记》，不仅历数了上古至汉武帝时代的众多人生，而且这些人生的记录合并在一起，分明烘托出一个司马迁的生命、性格形象。这里的伯夷叔齐的故事，表面上，是替伯夷叔齐发出的诘问，实际上，是司马迁基于自己的人生遭遇，有感而发的。 司马迁对“传”文体，加入了“个人情感”这个变数。这与他写作《史记》的背景有很大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表明自己发愤著书的态度，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异其趣，这种写作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史记》的文体与材料大量继承前人的成果，但是司马迁本人的个体性情还是无法阻挡地在《史记》文本中喷薄而出。经之传情感隐，迁之传情感显，两传体之别于此而分。
四 《史记》“传”体的体例变数
除了情感上的变数，司马迁在传体体例上的变数更是直接为“传”这个体裁打开了大片天空。《史记》中“纪”与“传”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继承经与传之间的训释关系而来，但是却在司马迁体大思精的整部书的体例设计中有了变革。尽管在汉人看来，《史记》依旧可以归属于《春秋》类，但是《史记》与《春秋》和它的传记的体例已经有了显著差异。“纪”的部分，与《春秋》相比照，皆是以时间顺序排下，历数主要史事。但是，《春秋》以一国之历为纲，《史记》则是为各国、诸君分别作纪。这样，统一的时代，纪是唯一的，而政权分立的时代里，同一个历史阶段，被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历数。这从历史的叙事角度上，大大扩展了《春秋》式史书的空间。本来，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是历时性的，但是司马迁这种写法，为线性发展的历史拉开了垂直方向的网格，从体例建设上充分打开了历史中共时性认识的书写空间。在这样的“纪”的结构里，“传”也如鱼得水，在历时与共时的网络里纵横捭阖，上古至汉武帝的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的笔下，或独立、或联合、或群体，或为同时之人，亦可跨越多年，皆可以并为一传，突出特点。
例如，《游侠列传》的开篇，并不即进入叙事，而是相当篇幅的议论。司马迁引用《韩非子·五蠹》里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驳论开篇，继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篇文章的写法，是先用论说语为游侠群体立像，然后再叙写两位代表性人物朱家和郭解的事迹。在立像的过程中，司马迁又写到游侠的一种特别意义：得道仁人尚且常会遇到许多危急之事，何况是没有什么特别才能的普通人呢！身处乱世，或是遭逢灾难，在这个时候，谁能来解救他们呢？有力量的人常不讲道义，讲道义的人常没有力量，将力量与道义集合于一身的侠客们，寄托着人们脱离困境的企望。联系司马迁曾经遭遇的人生困厄，竟无人可伸出援手，《游侠列传》之中的这一段缓急之论，是太史公呕心沥血道出的辛酸语。
《史记》之中为这些“儒、墨皆排摈不载”的布衣之侠立传，这种选择亦是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所形成。可见，在驾驭“传”的写作之时，对传主的选择与组合，司马迁注入了强烈的个性色彩。行文至此，司马迁又将暴虐的豪强与游侠区别开来，那些结党营私、仗势欺人的豪强，是游侠之士认为可耻的。可惜世俗之人不能明察其中的区别，而错误地把他们看作同类加以嘲笑。在将游侠的特点和意义从多个角度架构起来之后，司马迁方才进入史事记录的部分。这篇《游侠列传》，因为他的题材和观点，在史书中显得很特殊，班固甚至批评司马迁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不过，虽然题材特殊，但是《游侠列传》的写法，却是《史记》传体篇章中所常见，有鲜明的观点，还有对此观点的论证，论说与叙事，这两种传文体中的主要语体，都在司马迁的手上得到广泛运用。相对于“经”的“纪”部分和相对于“解经”的“传”部分的安排，都体现着司马迁的体例创新意识。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中国纪传体正史的固定体裁，在后来的发展史上，“传”文体甚至脱离出经与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文体，在这个过程里，司马迁对由解经而来的“传”文体的改造，有一种导源性的影响。
《史记》对解经文体的借鉴，既有这样显性的体式继承，也有隐性的文笔上的影响。司马迁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攒聚，而是进行了文辞的改造。这种改造的方法，多是以当代语翻译古代语，以浅易语代替繁难语，这个过程，正如同一个训诂、转受的过程。将原文中的古字、难字进行训释，将原文难明的意义进行转述，这是在解经工作的重要方面，是解经文献的主要组成方法。司马迁在寫作史书时，将这种方法运用到了对史料的处理中，可见，解经“传”体对史籍“传”体的影响，是从结构到文辞全方面的。
司马迁撰著《史记》，宏大的志愿是继承家族的事业和《春秋》的传统，以史记来记录事实、明辨是非。所以，《史记》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对《春秋》等经典的继承。但是他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又在固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创造，体现出了著作者鲜明的个人性情和卓越的文体革新意识。作为中国史学的早期经典，“传”这个由解经而来，跨界到史学、文学中的文体，是这条经脉中的桥梁，甚至是康庄大道，一直通往后世传文体的众多辉煌篇章。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汉代解经文体类型研究”（项目编号：ZY20110218）；防灾科技学院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古典文学‘年谱式’教学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012B14）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顾荩臣：《经史子集概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方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 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5]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作者简介：唐元，女，1983—，河北邢台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北京东燕郊防灾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