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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届政府上任已经一年。一年来,中国外交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可以初步总结出下面四大新特征。
第一,重视新兴国家,推动国际力量格局的平衡发展。传统上,中国外交以大国关系为核心,其中对美外交是关键。可是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初,国家领导人没有选择访问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随后到访南非,参加在那里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两个月后,习近平的第二次出访选择了拉美。随后他又历史性地访问了中亚。总理李克强先去了南亚,随后到访东南亚;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初访南美。不到一年,中国领导人对“金砖国家”(除巴西之外)一概访遍。中国新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更加宏观的全球战略视野,对新兴国家的重视是最大特征。
第二,外交风格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创新。其中,对亚非拉外交的战略和机制创新尤为突出。习近平对亚非拉的访问,不是停留在礼仪层面,往往会宣布和推动重大的战略创新和合作成果。在南非,金砖国家宣布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新兴国家自己的金融互助机制。这是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突破性补充。在访问中亚期间,习近平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的“向西开放”引发巨大的关注。同时中国还宣布推动建立面向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并宣布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创新机制。中国外交在一年多时间内处处出新,展示出超越以往的进取姿态。
第三,在外交方向上,中国更注重东西平衡、两洋平衡。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脅就从传统的北部边疆转向了东部沿海。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又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说,无论在安全还是贸易上,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是以东向的太平洋为中心。
然而,新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开始加速调整外交的地缘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触角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并打通通往中东能源出口地和发达西欧市场的陆上通道,摆脱中国对于海上贸易的单一依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与中亚、西亚等“近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外,中国还开始在“远西”的东欧布局,中国与地处东欧战略核心要地的乌克兰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引发全球媒体热议。
除了向西的大陆通道,中国同时经营向西的海上通道,精心经略印度洋。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为核心,中国在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东非海岸开展了一系列港口建设与货运仓储服务合作,并在陆上建立从中国西部腹地直接通往印度洋港口的油气管线和公路运输线,在印度洋开展舰队护航活动。这都显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正在印度洋打造“郑和珍珠链”。
第四,中国外交开始强调勇于担责,提出新的“义利观”,高度重视公共外交。这一变化意义深刻。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强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中国外交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对于这些基本原则的恪守,使得中国在国际斗争环境复杂多变、自身实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以灵活方式维护和促进了国家利益。
近年来国际权力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被许多国家赋以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在新的局面下,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义利观”的问题。对于发展中世界,中国尤其应该多承担责任,主持公道,在经济合作中强调“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新的方针下,中国外交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形式趋于丰富,内容更加务实。中国还开始以更加积极和独立的姿态对国际热点问题发出声音。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中国不只像以往那样进行原则性表态,还派出特使多次赴相关地区游说,以坚决的姿态表现出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的决心。
此外,公共外交也成为了中国新的外交亮点。习近平多次提到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后又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提出“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这样的话语在中国外交的方针性文件中多年未见。2014年初,中国40多位驻外大使在当地媒体一齐发声,谴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这样大规模地利用西方媒体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是未有先例的。
第一,重视新兴国家,推动国际力量格局的平衡发展。传统上,中国外交以大国关系为核心,其中对美外交是关键。可是在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初,国家领导人没有选择访问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访选择了俄罗斯,随后到访南非,参加在那里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两个月后,习近平的第二次出访选择了拉美。随后他又历史性地访问了中亚。总理李克强先去了南亚,随后到访东南亚;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初访南美。不到一年,中国领导人对“金砖国家”(除巴西之外)一概访遍。中国新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更加宏观的全球战略视野,对新兴国家的重视是最大特征。
第二,外交风格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创新。其中,对亚非拉外交的战略和机制创新尤为突出。习近平对亚非拉的访问,不是停留在礼仪层面,往往会宣布和推动重大的战略创新和合作成果。在南非,金砖国家宣布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新兴国家自己的金融互助机制。这是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突破性补充。在访问中亚期间,习近平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的“向西开放”引发巨大的关注。同时中国还宣布推动建立面向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并宣布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创新机制。中国外交在一年多时间内处处出新,展示出超越以往的进取姿态。
第三,在外交方向上,中国更注重东西平衡、两洋平衡。从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以来,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脅就从传统的北部边疆转向了东部沿海。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又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说,无论在安全还是贸易上,中国对外政策长期是以东向的太平洋为中心。
然而,新政府上任以来,中国开始加速调整外交的地缘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触角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并打通通往中东能源出口地和发达西欧市场的陆上通道,摆脱中国对于海上贸易的单一依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与中亚、西亚等“近西”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以外,中国还开始在“远西”的东欧布局,中国与地处东欧战略核心要地的乌克兰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引发全球媒体热议。
除了向西的大陆通道,中国同时经营向西的海上通道,精心经略印度洋。以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为核心,中国在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东非海岸开展了一系列港口建设与货运仓储服务合作,并在陆上建立从中国西部腹地直接通往印度洋港口的油气管线和公路运输线,在印度洋开展舰队护航活动。这都显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布局。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正在印度洋打造“郑和珍珠链”。
第四,中国外交开始强调勇于担责,提出新的“义利观”,高度重视公共外交。这一变化意义深刻。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强调“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又提出中国外交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对于这些基本原则的恪守,使得中国在国际斗争环境复杂多变、自身实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以灵活方式维护和促进了国家利益。
近年来国际权力格局出现“东升西降”的态势,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被许多国家赋以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在新的局面下,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义利观”的问题。对于发展中世界,中国尤其应该多承担责任,主持公道,在经济合作中强调“多予少取”、“先予后取”,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新的方针下,中国外交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力度,形式趋于丰富,内容更加务实。中国还开始以更加积极和独立的姿态对国际热点问题发出声音。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中国不只像以往那样进行原则性表态,还派出特使多次赴相关地区游说,以坚决的姿态表现出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的决心。
此外,公共外交也成为了中国新的外交亮点。习近平多次提到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后又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提出“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这样的话语在中国外交的方针性文件中多年未见。2014年初,中国40多位驻外大使在当地媒体一齐发声,谴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这样大规模地利用西方媒体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是未有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