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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有着强烈的血缘氏族特征。随着贫富分化和阶级的出现，氏族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组织体，强有力的权力控制方式出现了。夏商周时代，广大的农业地区仍然维持这一特点。在可考资料最为丰富的周代，所谓的“井田制”就具有拟血缘氏族特征，但西周的实际经济形态更多地具有庄园经济的特点，这标志着氏族制度开始解体。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形态急剧变化。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小自耕农成为国家经济军事的基础，华夏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面临深刻改组。
西周的政治核心是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结构改变了，国家掌控财力、物力、人力的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战争方式改变了，政治制度也经历着深刻的变迁。列国卿大夫队伍的壮大不断吞噬着公室，如同列国疆域的扩大蚕食着西周的版图，似无多少新意。
事实上，在人们习惯了变动的“平静”中，卿大夫的地位却面临着陪臣执政的挑战——封建的社会构架和政治设置在逐渐瓦解，经济社会结构正深刻变化，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模式逐渐成长起来。
一种新型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模式——中央集权的官僚化形态初具雏形。它主要包括：官僚制度的建立与俸禄制的推行；中央集权官僚机构逐步完善，宰相统系的文官，将军统系的武官，与尉、御史统系的监察系统，构成了中央的权力核心；地方管理以郡县制取代了封邑、食邑、采邑制度；从礼乐制度转向刑律制度，即亲统、道统、政统合一的封建宗法制度，正在转向礼法制度；土地私有化等制度的变迁，按亩征税制度的实施，人口登记控制（人口登记与连坐的结合）也就成为重要的制度。军事制度从“国人”执干戈到征兵制与建立常备兵制度；封赏制度则从食邑、采邑转变为封君制度，受封者的地位如同大地主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适应新形势，纷纷实行变革，试图建立新的政治控制模式，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塑造帝国时代以农为本、耕战立国基本格局的时代。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制度最为典型，也最具形塑力。
商鞅变法的细节今天已难以考实，但其政策的关键不难理解，其核心不外乎以强调“耕战结合”来有效地控制人力物力。其主要政策是一方面强调分家析家，“家无二事”，来确保帝国政府直接控制人力物力的郡县制根基，突破了封建贵族对帝国统治的阻滞。另一方面，打击赘婿，使以父系宗族为唯一准则的族制固定下来，这无疑是要加强对丁壮的控制，这与帝国税赋而外的徭役有关。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力图打造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自耕农”。在某种程度上说，帝国时代的自耕农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帝国权力机器精心塑造出来的。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曰“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曰“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商君书·农战》）
将帝国臣民编织在帝国认定的等级当中，并对各等级的生活方式加以严格限定：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这种方式强调耕战结合，以此强化对人力和物力的控制。其着眼点是如何有效控制附着于土地上的人口，从而以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作为帝国控制的手段；从中央出发，在整个帝国推行以郡县制度及什伍相坐为核心的严格管控体系。实际上，秦政府对农业特性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吕氏春秋·上农》说：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一方面是重视农业生产提供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农业生活 “重徙”的特性有利于帝国的管控。商鞅更是将强化农业，培育帝国中产阶级——自耕农的政策发挥到极致，提出一套“上农除末”的政策（《商君书·垦令》）。可以说，商鞅的改革方案，加上秦耕战之策的成功实践，奠定了帝国时代的基本农业形态与乡村世界景观。实际上，秦帝国强调的以帝国垂直管控为原则的规制，在帝国的社会形态中并未最后实现。因为技术与资源的缺乏，帝国王朝时代的农业问题，本质上还是等级伦序与血缘伦理问题。实际上，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所言：
在中国，最早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之后的事情。由此产生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人民被分别统治在君主权力之下。当然，它并不否定地方上豪强势力的存在，但是，国家统治的理想形式正是这种君主对人民的直接统治。官僚制度的确立和郡县制度的实施，是使其成为现实的一种手段。这个体制被汉帝国继承了……在中国的土地制度史上，并不能说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统治的出现伴随了国家的土地立法；君主对人民的统治并不是通过土地作为媒介来掌握人民的，而是通过直接掌握人民得以实现的。
帝国王朝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加强对土地管控能力的努力。总的说来，帝国时代的农业、土地问题，同帝国政府的静态格局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说，帝国时代的土地直接受帝王的支配，只有帝王才是土地甚至于一切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实际支配着土地的地主或自耕农，只不过是土地的使用者而已。从这个角度看，帝国政府的赋税，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地租性质。只有从帝国的等级伦序中才能看清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在帝国的等级伦序中，贯彻着绝对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即是说，“等级优势者——在上者”对“等级劣势者——在下者”是绝对的支配关系——层层等级中的占有关系。用费孝通的话说，地缘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系派生于社会关系。（费孝通《乡土中国》）
地缘本身与等级伦序密不可分，因此传统时代的财产问题，一直被局限于等级伦序中，财产关系唯有通过等级伦序界定；只有在等级伦序中讨论财产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摘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形态急剧变化。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小自耕农成为国家经济军事的基础，华夏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面临深刻改组。
西周的政治核心是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结构改变了，国家掌控财力、物力、人力的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战争方式改变了，政治制度也经历着深刻的变迁。列国卿大夫队伍的壮大不断吞噬着公室，如同列国疆域的扩大蚕食着西周的版图，似无多少新意。
事实上，在人们习惯了变动的“平静”中，卿大夫的地位却面临着陪臣执政的挑战——封建的社会构架和政治设置在逐渐瓦解，经济社会结构正深刻变化，一种新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模式逐渐成长起来。
一种新型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模式——中央集权的官僚化形态初具雏形。它主要包括：官僚制度的建立与俸禄制的推行；中央集权官僚机构逐步完善，宰相统系的文官，将军统系的武官，与尉、御史统系的监察系统，构成了中央的权力核心；地方管理以郡县制取代了封邑、食邑、采邑制度；从礼乐制度转向刑律制度，即亲统、道统、政统合一的封建宗法制度，正在转向礼法制度；土地私有化等制度的变迁，按亩征税制度的实施，人口登记控制（人口登记与连坐的结合）也就成为重要的制度。军事制度从“国人”执干戈到征兵制与建立常备兵制度；封赏制度则从食邑、采邑转变为封君制度，受封者的地位如同大地主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适应新形势，纷纷实行变革，试图建立新的政治控制模式，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可以说，这个时代是塑造帝国时代以农为本、耕战立国基本格局的时代。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制度最为典型，也最具形塑力。
商鞅变法的细节今天已难以考实，但其政策的关键不难理解，其核心不外乎以强调“耕战结合”来有效地控制人力物力。其主要政策是一方面强调分家析家，“家无二事”，来确保帝国政府直接控制人力物力的郡县制根基，突破了封建贵族对帝国统治的阻滞。另一方面，打击赘婿，使以父系宗族为唯一准则的族制固定下来，这无疑是要加强对丁壮的控制，这与帝国税赋而外的徭役有关。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力图打造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自耕农”。在某种程度上说，帝国时代的自耕农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帝国权力机器精心塑造出来的。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曰“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曰“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商君书·农战》）
将帝国臣民编织在帝国认定的等级当中，并对各等级的生活方式加以严格限定：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这种方式强调耕战结合，以此强化对人力和物力的控制。其着眼点是如何有效控制附着于土地上的人口，从而以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作为帝国控制的手段；从中央出发，在整个帝国推行以郡县制度及什伍相坐为核心的严格管控体系。实际上，秦政府对农业特性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吕氏春秋·上农》说：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一方面是重视农业生产提供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农业生活 “重徙”的特性有利于帝国的管控。商鞅更是将强化农业，培育帝国中产阶级——自耕农的政策发挥到极致，提出一套“上农除末”的政策（《商君书·垦令》）。可以说，商鞅的改革方案，加上秦耕战之策的成功实践，奠定了帝国时代的基本农业形态与乡村世界景观。实际上，秦帝国强调的以帝国垂直管控为原则的规制，在帝国的社会形态中并未最后实现。因为技术与资源的缺乏，帝国王朝时代的农业问题，本质上还是等级伦序与血缘伦理问题。实际上，正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所言：
在中国，最早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度之后的事情。由此产生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人民被分别统治在君主权力之下。当然，它并不否定地方上豪强势力的存在，但是，国家统治的理想形式正是这种君主对人民的直接统治。官僚制度的确立和郡县制度的实施，是使其成为现实的一种手段。这个体制被汉帝国继承了……在中国的土地制度史上，并不能说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统治的出现伴随了国家的土地立法；君主对人民的统治并不是通过土地作为媒介来掌握人民的，而是通过直接掌握人民得以实现的。
帝国王朝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加强对土地管控能力的努力。总的说来，帝国时代的农业、土地问题，同帝国政府的静态格局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说，帝国时代的土地直接受帝王的支配，只有帝王才是土地甚至于一切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实际支配着土地的地主或自耕农，只不过是土地的使用者而已。从这个角度看，帝国政府的赋税，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地租性质。只有从帝国的等级伦序中才能看清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在帝国的等级伦序中，贯彻着绝对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等级关系。即是说，“等级优势者——在上者”对“等级劣势者——在下者”是绝对的支配关系——层层等级中的占有关系。用费孝通的话说，地缘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系派生于社会关系。（费孝通《乡土中国》）
地缘本身与等级伦序密不可分，因此传统时代的财产问题，一直被局限于等级伦序中，财产关系唯有通过等级伦序界定；只有在等级伦序中讨论财产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摘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