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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冬，毛泽东年届七十，在各方面的推动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家诗人自身的审时度势，在领导“反修”斗争的日理万机之中仍亲自编辑《毛主席诗词》。之前的1957年和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先后出版过《毛主席诗词讲解》之类的书籍，只是将1957年春《诗刊》创刊时发表的毛的旧体诗词18首，及以后零散发表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作品汇编，并未获得作者的授权，更不用说经由作者校订了。
这一次显然不同，毛泽东亲自改定人民文学出版社送审的出版说明：“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毛泽东极为看重这部总结自己一生诗词创作的选集，主要体现在出版说明所涉及的两个方面：一是精心校订旧作，二是审慎入编“未发表过”的新篇。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协助编辑的田家英，显示出选编新作的审慎：
“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
“小小寰球”一词，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
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
12月6日毛再致田家英，足见为校订旧作所费的苦心：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校订公开发表过的旧作，在艺术方面精益求精，举凡标题的添设和改动，写作时间的确定，乃至标点和句读的斟酌，确实到了反复推敲，务求完美的地步。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诗集竟还是出现了一处完全可以避免的硬伤——《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所附柳亚子原诗有误。柳的原诗应为：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完全可以避免却未能避免，这不是毛泽东作为诗人的疏忽，而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误。《 毛主席诗词》1963年人民文学版的责任编辑刘岚山，在时隔30年后写出《“毛诗案”始末》（载《书城》杂志2011年第2期），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史实。笔者参阅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出现这一硬伤的缘由，以证“并非诗人的疏忽，而是政治家的失误”。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在1957年春的《诗刊》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时，标题为《赠柳亚子先生》，未附原诗。一字之易，涵义不同，但手稿有“奉和”字样。
毛泽东1963年校订时恢复了本真。由于当初发表时未附原诗，臧克家在这年3月所写的解释文字中，对“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在全篇里最关紧要”的两句诗的解释，也只能笼而统之：“‘牢骚’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以推测柳亚子先生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免从个人主义的立脚点出发，心胸显得狭窄些。”
1958年7月，柳亚子病逝；1959年12月，出版《柳亚子诗词选》，内收《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三月二十八日夜作》，此即引发毛泽东“奉和”的原唱。熟谙旧体诗词的臧克家和《毛主席诗词讲解》一书的注释者周振甫在1961年11月出版的第7次印刷本中，对毛诗中的“落花时节读华章”的注释，已明确认定“华章”“当指1949年3月28号柳亚子先生作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事实表明，因着“牢骚太盛”的提示和《柳亚子诗词选》的出版，至迟在1960年代初，读者已明了引发毛泽东“奉和”的柳亚子原诗究系何者。
刘岚山回忆：“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同志收到田家英同志送来的《毛主席诗词》原稿，并明确通知她《和柳亚子先生》的柳亚子原诗是《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刘岚山自谓“对柳诗词不熟悉，没有读过”，故回忆柳诗标题小有讹误，标题应为《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此诗有小序并全篇如下：
是日为马克思大师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余欲敬上尊号，名曰“卡尔圣诞”，而令耶稣避席者是也。适逢毛主席有赐宴之举，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不可无诗，敬呈一律。
卡尔中山两未忘，斯毛并世战玄黄。
生才西德推贤圣，革命中华赖表章。
粤海咸京堪比例，蔣凶托逆漫评量。
腾欢今日新天地，澎湃潮流沸海江。
遵照韦君宜传达的明确意旨，刘岚山即以此诗作为“柳亚子原诗”附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之后发排。刘的回忆颇有意味：
韦君宜同志和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高履芳（王冶秋之妻）都知道柳亚子的原诗是《感事呈毛主席》，不是《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她们共同找到田家英同志，向他说明情况，要求改换，田家英同志同意并立即请示毛泽东同志，但毛泽东同志表示不改，就这样发行。
韦君宜大概是在发排成书之后才确知柳亚子的原诗，否则就不免令人生疑：何以田家英“明确通知”之初不据理力争。王冶秋乃文物管理局领导，因主管事务与康生时相过从。与人民文学版同时问世的，还有文物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书名由康生题签），也许是因着这层关系，这两位有着高干背景（韦的丈夫杨述是中共北京市委成员）的知识女性方有谏言之举。
颇堪玩味的是，田家英有“同意并立即请示”的反应。笔者以为，田既谙熟旧体诗词，又是当年向柳亚子递送毛泽东和诗的当事人，更是毛宴请柳的陪从者，不但清楚唱和事由的来龙去脉，而且对柳亚子的“牢骚”亦有独到的理解，何以失察若是？田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对“主公”（田在几位道义之交如李锐等人面前如此称毛）的性情洞若观火。看来，韦、高两位女士的要求，于田家英而言大概是“正中下怀”，因此才有“同意并立即请示”的表示。
毛泽东坚持不改，“就这样发行”是出于何种考虑呢？刘岚山的推测是：“这事毛泽东同志为了照顾老朋友，有意将《感事呈毛主席》换为《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题取消），而‘感赋’又是将马、斯、毛并列的，毛泽东同志很高兴，于是就以此换彼。”
在笔者看来，“照顾老朋友”似难说通，和诗既有“牢骚太盛”的批评，柳亚子的“负面”形象在当年的语境中便无从避免。试读前引臧克家之释文，虽未知原诗，却有“心胸显得狭窄”之推断。所谓“牢骚”就柳诗而言，主要体现在“无车弹铗怨冯驩”一句。读过《战国策》的不会不知道“冯驩客孟尝君”一节。冯驩以“焚劵市义”显示出深谋远虑，孟尝君虽展现礼贤下士的形象，但在政治智慧上显然不及冯驩。由此推测，对柳诗取舍的关键不在柳的形象而在毛的形象——“‘感赋’又是将马、斯、毛并列的，毛泽东同志很高兴”，这才说到了问题的根本。
柳亚子才气纵横，在接读毛泽东唱和的当天，即赋《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尾联为“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随后又赋《迭韵寄呈毛主席一首》：
昌言吾拜心肝赤，养士君倾醴酒黄。
陈亮陆游饶感慨，杜陵李白富篇章。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
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在5月5日赴宴感赋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柳亚子复依毛诗原韵，吟咏各类题材作品有7首之多。如以接读毛诗当天次韵奉和计，在3个星期时间里总共写了18首之多。事涉“牢骚”，“《离骚》屈子幽兰怨”一首倒还有唱和的疑似之处，但“风度元戎海水量”的称道毕竟与“斯毛并世战玄黄”的歌颂不在一个量级上。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在意和看重的正是这块“通灵宝玉”。
“反修”的一个重要论题便是如何评价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
1956年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按毛泽东当年称道的说法是“揭掉盖子”。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基本倾向产生了重大变化。1957年，毛泽东指责赫氏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说（即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认为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这是对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的否定。正是在这种改头换面的推动下，柯庆施才不失时机地在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之谬论。仅仅两个月之后，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秋，毛泽东开始连续以《读报有感》为题，赋七律刺责赫鲁晓夫。1961年秋，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陵墓中迁出，毛泽东谓之“搬尸焚尸”。作为一个有着历史癖好的政治家，毛泽东从斯大林身后的遭遇所汲取的历史教训是：必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自己身后作“秘密报告”，认定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辩护，也就是为自己倡导个人崇拜排除障碍，也就是出于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考量。
从此，“反对个人崇拜”在中国便成为禁区。笔者手头有一本1957年4月初版，1963年3月上海第12次印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小册子，居然将当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实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反对个人崇拜”挖版，改为“反对个人迷信”。
然而，就连“反对个人迷信”也不能提了。1963年6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内中第20条系批判“反对个人迷信”，认为这是“错误的，有害的”。9月发表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所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檄文中审改最勤，加写最多的一篇。前文所引“搬尸焚尸”、“别有用心”均出自毛之加写，而篇首的整段文字全系毛之手笔：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同样，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辩护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借助诗词以“反修”，如此则借助诗词以推进个人崇拜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同时刊登龙飞凤舞的手迹，规格之高，超乎以往。对比一年前该报转载发表在《诗刊》上的《旧体诗词十八首》，仅仅安排在文艺副刊的第8版上，字号大小与同版其他文字一样，毫不醒目。这也正是时代氛围的写照——1957年1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精神正日渐深入人心；而1958年10月，在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一再推动下，个人崇拜在为领袖“正名”之后得以重登堂奥。
1962年5月，《人民日报》在头版转载《人民文学》发表的毛泽东《词六首》，未刊手迹，字号亦小，规格恰在1957与1958之间。
1963年10月2日，毛泽东致信主管《人民日报》文艺版的袁水拍：
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的字照相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
诗二首即《七律•到韶山》与《七律•登庐山》，是收入正在编辑中的《毛主席诗词》里“另外十首是沒有发表过的”并非以“反修”为主题的作品。也许为的是不冲淡“反修”这个压倒一切的主题，稍后，毛泽东又决定暂缓发表诗二首。
如果不是另有考虑，《人民日报》将重现1958年发表《送瘟神》并同时刊登手迹的版面安排。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大报并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一律在头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以《诗词十首》为题，用大号字体刊载《毛主席诗词》中“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同时刊登作者的大幅近照。规格之高，成了新闻史上的一个典型。这正是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使然。
随着《毛主席诗词》的热销，人们读到了附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之后的“柳亚子原诗”。懵懂如笔者，虽为中学生却并未察觉毛柳唱和中“牛头不对马嘴”的蹊跷，然而泱泱神州识者毕竟大有人在。刘岚山回忆：“《毛主席诗词》发行后，全国各地来了一些信，指出所附原诗不是《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而是《感事呈毛主席》，我将这些信挑选出几封，并经韦君宜同志同意写信给田家英同志，说明情况，并请求他报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经过思考后，决定以《感事呈毛主席》换掉所附原诗。”
何以当初尚未发行之际，韦君宜等人“要求改换”未予采纳，而现今业已热销数十万册却又同意调换？这真是一个谜。笔者以为刘岚山选送的几封信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对毛泽东诗词素有研究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鲁歌，在199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我和〈毛主席诗词〉的两处改动》，详述当年考证毛柳唱和之“原唱”所属，并于1964年写成长信寄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转寄给毛主席”。鲁歌考证最足以促使毛泽东调换“原唱”的事实是：《和柳亚子先生》的墨迹书有“奉和柳先生三月廿八日之作，敬祈教正”的短跋，落款处书有“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的确切写作日期。鲁歌还特别说明，这幅墨迹曾在文学期刊《处女地》1958年第7期以插页形式公开发表过。
按惯例，毛泽东书信之类的墨迹，在发送之前须照相存档。田家英对毛诗墨迹视如拱璧，加意珍藏（毛泽东即兴挥毫书就的“钟山风雨”即因田之收藏得以“加入诗词集”），在协助毛编辑诗词选时不会不予提示。但是毛泽东（包括田家英）不大可能知晓，和柳墨迹早在柳亚子去世之初，即已公开发表于地处西南一隅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期刊上了。虽然《柳亚子诗词选》的公开出版为“原唱”提供了证据，但毕竟并非出自唱和者的直接印证。而毛在知晓和柳墨迹早已公开发表后，除了调换“原唱”，实在别无选择，纵然私心希望“斯毛并世战玄黄”的颂歌能依附于亲手编定的诗词集久远地流传后世。
毛泽东出于政治家的需要，一度坚持“误收”毛柳唱和的“原唱”，又因着真相的披露（即知晓和柳墨迹的公开发表）而不得不无奈改正。
刘岚山《“毛诗案”始末》的结语颇有意味：“毛泽东同志对此并未作任何表示。”——是啊，除了调换，这位政治家诗人对此还能有怎样的表示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一次显然不同，毛泽东亲自改定人民文学出版社送审的出版说明：“本书收入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以前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这次出版时经作者作了校订。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毛泽东极为看重这部总结自己一生诗词创作的选集，主要体现在出版说明所涉及的两个方面：一是精心校订旧作，二是审慎入编“未发表过”的新篇。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协助编辑的田家英，显示出选编新作的审慎：
“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
“小小寰球”一词，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
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
12月6日毛再致田家英，足见为校订旧作所费的苦心：
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在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校订公开发表过的旧作，在艺术方面精益求精，举凡标题的添设和改动，写作时间的确定，乃至标点和句读的斟酌，确实到了反复推敲，务求完美的地步。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部诗集竟还是出现了一处完全可以避免的硬伤——《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所附柳亚子原诗有误。柳的原诗应为：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完全可以避免却未能避免，这不是毛泽东作为诗人的疏忽，而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误。《 毛主席诗词》1963年人民文学版的责任编辑刘岚山，在时隔30年后写出《“毛诗案”始末》（载《书城》杂志2011年第2期），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史实。笔者参阅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出现这一硬伤的缘由，以证“并非诗人的疏忽，而是政治家的失误”。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在1957年春的《诗刊》创刊号上首次发表时，标题为《赠柳亚子先生》，未附原诗。一字之易，涵义不同，但手稿有“奉和”字样。
毛泽东1963年校订时恢复了本真。由于当初发表时未附原诗，臧克家在这年3月所写的解释文字中，对“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在全篇里最关紧要”的两句诗的解释，也只能笼而统之：“‘牢骚’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以推测柳亚子先生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免从个人主义的立脚点出发，心胸显得狭窄些。”
1958年7月，柳亚子病逝；1959年12月，出版《柳亚子诗词选》，内收《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三月二十八日夜作》，此即引发毛泽东“奉和”的原唱。熟谙旧体诗词的臧克家和《毛主席诗词讲解》一书的注释者周振甫在1961年11月出版的第7次印刷本中，对毛诗中的“落花时节读华章”的注释，已明确认定“华章”“当指1949年3月28号柳亚子先生作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事实表明，因着“牢骚太盛”的提示和《柳亚子诗词选》的出版，至迟在1960年代初，读者已明了引发毛泽东“奉和”的柳亚子原诗究系何者。
刘岚山回忆：“韦君宜（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同志收到田家英同志送来的《毛主席诗词》原稿，并明确通知她《和柳亚子先生》的柳亚子原诗是《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刘岚山自谓“对柳诗词不熟悉，没有读过”，故回忆柳诗标题小有讹误，标题应为《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此诗有小序并全篇如下：
是日为马克思大师一百三十周年诞辰，余欲敬上尊号，名曰“卡尔圣诞”，而令耶稣避席者是也。适逢毛主席有赐宴之举，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不可无诗，敬呈一律。
卡尔中山两未忘，斯毛并世战玄黄。
生才西德推贤圣，革命中华赖表章。
粤海咸京堪比例，蔣凶托逆漫评量。
腾欢今日新天地，澎湃潮流沸海江。
遵照韦君宜传达的明确意旨，刘岚山即以此诗作为“柳亚子原诗”附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之后发排。刘的回忆颇有意味：
韦君宜同志和文物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高履芳（王冶秋之妻）都知道柳亚子的原诗是《感事呈毛主席》，不是《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她们共同找到田家英同志，向他说明情况，要求改换，田家英同志同意并立即请示毛泽东同志，但毛泽东同志表示不改，就这样发行。
韦君宜大概是在发排成书之后才确知柳亚子的原诗，否则就不免令人生疑：何以田家英“明确通知”之初不据理力争。王冶秋乃文物管理局领导，因主管事务与康生时相过从。与人民文学版同时问世的，还有文物出版社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书名由康生题签），也许是因着这层关系，这两位有着高干背景（韦的丈夫杨述是中共北京市委成员）的知识女性方有谏言之举。
颇堪玩味的是，田家英有“同意并立即请示”的反应。笔者以为，田既谙熟旧体诗词，又是当年向柳亚子递送毛泽东和诗的当事人，更是毛宴请柳的陪从者，不但清楚唱和事由的来龙去脉，而且对柳亚子的“牢骚”亦有独到的理解，何以失察若是？田作为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对“主公”（田在几位道义之交如李锐等人面前如此称毛）的性情洞若观火。看来，韦、高两位女士的要求，于田家英而言大概是“正中下怀”，因此才有“同意并立即请示”的表示。
毛泽东坚持不改，“就这样发行”是出于何种考虑呢？刘岚山的推测是：“这事毛泽东同志为了照顾老朋友，有意将《感事呈毛主席》换为《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题取消），而‘感赋’又是将马、斯、毛并列的，毛泽东同志很高兴，于是就以此换彼。”
在笔者看来，“照顾老朋友”似难说通，和诗既有“牢骚太盛”的批评，柳亚子的“负面”形象在当年的语境中便无从避免。试读前引臧克家之释文，虽未知原诗，却有“心胸显得狭窄”之推断。所谓“牢骚”就柳诗而言，主要体现在“无车弹铗怨冯驩”一句。读过《战国策》的不会不知道“冯驩客孟尝君”一节。冯驩以“焚劵市义”显示出深谋远虑，孟尝君虽展现礼贤下士的形象，但在政治智慧上显然不及冯驩。由此推测，对柳诗取舍的关键不在柳的形象而在毛的形象——“‘感赋’又是将马、斯、毛并列的，毛泽东同志很高兴”，这才说到了问题的根本。
柳亚子才气纵横，在接读毛泽东唱和的当天，即赋《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尾联为“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随后又赋《迭韵寄呈毛主席一首》：
昌言吾拜心肝赤，养士君倾醴酒黄。
陈亮陆游饶感慨，杜陵李白富篇章。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
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在5月5日赴宴感赋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柳亚子复依毛诗原韵，吟咏各类题材作品有7首之多。如以接读毛诗当天次韵奉和计，在3个星期时间里总共写了18首之多。事涉“牢骚”，“《离骚》屈子幽兰怨”一首倒还有唱和的疑似之处，但“风度元戎海水量”的称道毕竟与“斯毛并世战玄黄”的歌颂不在一个量级上。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在意和看重的正是这块“通灵宝玉”。
“反修”的一个重要论题便是如何评价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
1956年2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按毛泽东当年称道的说法是“揭掉盖子”。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的基本倾向产生了重大变化。1957年，毛泽东指责赫氏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说（即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认为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这是对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的否定。正是在这种改头换面的推动下，柯庆施才不失时机地在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之谬论。仅仅两个月之后，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秋，毛泽东开始连续以《读报有感》为题，赋七律刺责赫鲁晓夫。1961年秋，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陵墓中迁出，毛泽东谓之“搬尸焚尸”。作为一个有着历史癖好的政治家，毛泽东从斯大林身后的遭遇所汲取的历史教训是：必须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自己身后作“秘密报告”，认定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是别有用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辩护，也就是为自己倡导个人崇拜排除障碍，也就是出于为自己“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考量。
从此，“反对个人崇拜”在中国便成为禁区。笔者手头有一本1957年4月初版，1963年3月上海第12次印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小册子，居然将当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实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反对个人崇拜”挖版，改为“反对个人迷信”。
然而，就连“反对个人迷信”也不能提了。1963年6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内中第20条系批判“反对个人迷信”，认为这是“错误的，有害的”。9月发表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所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檄文中审改最勤，加写最多的一篇。前文所引“搬尸焚尸”、“别有用心”均出自毛之加写，而篇首的整段文字全系毛之手笔：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同样，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辩护也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借助诗词以“反修”，如此则借助诗词以推进个人崇拜也就是题中之义了。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同时刊登龙飞凤舞的手迹，规格之高，超乎以往。对比一年前该报转载发表在《诗刊》上的《旧体诗词十八首》，仅仅安排在文艺副刊的第8版上，字号大小与同版其他文字一样，毫不醒目。这也正是时代氛围的写照——1957年1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精神正日渐深入人心；而1958年10月，在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一再推动下，个人崇拜在为领袖“正名”之后得以重登堂奥。
1962年5月，《人民日报》在头版转载《人民文学》发表的毛泽东《词六首》，未刊手迹，字号亦小，规格恰在1957与1958之间。
1963年10月2日，毛泽东致信主管《人民日报》文艺版的袁水拍：
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的字照相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
诗二首即《七律•到韶山》与《七律•登庐山》，是收入正在编辑中的《毛主席诗词》里“另外十首是沒有发表过的”并非以“反修”为主题的作品。也许为的是不冲淡“反修”这个压倒一切的主题，稍后，毛泽东又决定暂缓发表诗二首。
如果不是另有考虑，《人民日报》将重现1958年发表《送瘟神》并同时刊登手迹的版面安排。
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大报并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报，一律在头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以《诗词十首》为题，用大号字体刊载《毛主席诗词》中“另外十首是没有发表过的”作品，同时刊登作者的大幅近照。规格之高，成了新闻史上的一个典型。这正是毛泽东“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使然。
随着《毛主席诗词》的热销，人们读到了附于《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之后的“柳亚子原诗”。懵懂如笔者，虽为中学生却并未察觉毛柳唱和中“牛头不对马嘴”的蹊跷，然而泱泱神州识者毕竟大有人在。刘岚山回忆：“《毛主席诗词》发行后，全国各地来了一些信，指出所附原诗不是《马克思诞辰，毛主席赐宴感赋》，而是《感事呈毛主席》，我将这些信挑选出几封，并经韦君宜同志同意写信给田家英同志，说明情况，并请求他报告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经过思考后，决定以《感事呈毛主席》换掉所附原诗。”
何以当初尚未发行之际，韦君宜等人“要求改换”未予采纳，而现今业已热销数十万册却又同意调换？这真是一个谜。笔者以为刘岚山选送的几封信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对毛泽东诗词素有研究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鲁歌，在1990年代撰写和发表的《我和〈毛主席诗词〉的两处改动》，详述当年考证毛柳唱和之“原唱”所属，并于1964年写成长信寄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转寄给毛主席”。鲁歌考证最足以促使毛泽东调换“原唱”的事实是：《和柳亚子先生》的墨迹书有“奉和柳先生三月廿八日之作，敬祈教正”的短跋，落款处书有“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的确切写作日期。鲁歌还特别说明，这幅墨迹曾在文学期刊《处女地》1958年第7期以插页形式公开发表过。
按惯例，毛泽东书信之类的墨迹，在发送之前须照相存档。田家英对毛诗墨迹视如拱璧，加意珍藏（毛泽东即兴挥毫书就的“钟山风雨”即因田之收藏得以“加入诗词集”），在协助毛编辑诗词选时不会不予提示。但是毛泽东（包括田家英）不大可能知晓，和柳墨迹早在柳亚子去世之初，即已公开发表于地处西南一隅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期刊上了。虽然《柳亚子诗词选》的公开出版为“原唱”提供了证据，但毕竟并非出自唱和者的直接印证。而毛在知晓和柳墨迹早已公开发表后，除了调换“原唱”，实在别无选择，纵然私心希望“斯毛并世战玄黄”的颂歌能依附于亲手编定的诗词集久远地流传后世。
毛泽东出于政治家的需要，一度坚持“误收”毛柳唱和的“原唱”，又因着真相的披露（即知晓和柳墨迹的公开发表）而不得不无奈改正。
刘岚山《“毛诗案”始末》的结语颇有意味：“毛泽东同志对此并未作任何表示。”——是啊，除了调换，这位政治家诗人对此还能有怎样的表示呢？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