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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是中共党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领袖人物。他壮志未酬身先死，33岁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6天后即被当局处决。面对敌人的枪口，彭湃慷慨就义，唯留下一首《绝命词》，虽只寥寥20字，却让人误解至今。
【从大地主家四少爷到彻底的无产者】
彭湃，189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之家。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家里虽然富有，但他目睹国家贫穷落后，农民终年劳苦却饥寒交迫，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于1917年东渡日本，翌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
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回国。1922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农会。开始时，他穿着学生装跟农民接触，农民以为他是来收捐逼债的官吏，都远远躲开。于是，彭湃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路到村间与农民谈家常、交朋友，一边劳动一边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7月，他在海丰建立了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
彭湃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也引起彭家的强烈反对，有的家人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败家子”。彭湃说：当时彭家“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了避免家业被他败掉，彭家兄弟开始分产自立。对于分家析产，彭湃求之不得，他将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到佃户的家中，却无人敢收。1922年11月，彭湃将佃户们召集到自己家中，将田契当众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这位大地主家的四少爷从此成为彻底的无产者。受他的感染，他的三哥、七弟、妻子、侄儿先后参加革命。很快，海丰农会会员激增至两万余户，农会亦很快遍及广东。
1924年春，彭湃成为中共党员，党组织安排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同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并在第二、三、四届农讲所兼任教员。1925年9月14日，彭湃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列入《农民问题丛刊》中，并在序言中指出：彭湃这篇著作及其他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规定为农讲所学员必读教材。
1926年，海丰县农会会员达25万之众，占全县总人口65% 。一年后彭湃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随军南下潮汕，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亲临前线。1927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海丰建立。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先贤有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湃当然也不例外。徐向前元帅对彭湃很钦佩，曾说：“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就吃。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同时又说：“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彭湃在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中确实曾实行一些过“左”的做法，这是无须讳言的历史事实。
为了革命，彭湃一家作出了很大牺牲。彭湃的第一任妻子蔡素屏不幸被捕。敌人用铁丝穿透她的双乳，但她宁死不屈，终被敌人枪决。彭湃的二哥彭达伍、三哥彭汉垣、侄儿彭陆、七弟彭述、夫人和战友许冰等7位家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在“文革”中，彭湃烈士被诬为“叛徒”,亲属及海丰革命群众惨遭迫害。彭湃的母亲一度被监禁，彭湃之子彭洪、侄子彭科、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都被迫害致死。“反彭”分子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彭湃一家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1990年12月17日，胡绳写《海丰》诗二首，追怀彭湃：“农运风开第一声，红旗漫卷海丰城。蚍蜉撼树谈何易，彭湃千秋不朽名。”
上述是历史的悲剧，另当别论。还是看看本文所要讨论的《绝命词》产生的背景吧。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不料白鑫叛变告密，下午4时许，彭湃等5人被拘捕。当局害怕夜长梦多，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龙华。临刑前，彭湃赋《绝命词》一首：“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
【彭湃临刑前有民众围观么？】
对彭湃的这首《绝命词》，人们一直有误解。
邵燕祥先生在《比死亡更悲哀》一文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最近读到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绝命词》，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据解释，1929年，彭湃就义前，被押解游街示众，一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彭湃遂作《绝命词》’云云。烈士心情，正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吧。”“鲁迅当年的《药》，就是写了这样的悲哀，可悲的不仅是芸芸众生的麻木、自私和苟活，可悲的还有为芸芸众生赴死者的不被理解的孤独。”文章末尾，作者感叹：“在有革命者、思想者受难的场合，能否不以围观为快，能否不讪笑诅咒，能否不跟着起哄，更不用说，能否不暗中期望分得一个半个蘸着人血的馒头？我这样自省，也自勉。”
当然，邵燕祥先生也是援引他人的见解。照此说来，彭湃的这首《绝命词》是因为他在“游街示众”时听到一些讪笑声而抒发的感慨之词。不少人都与邵先生一样，为那些围观、讪笑烈士就义的芸芸众生们的麻木、苟活以及烈士的不被理解而深感悲哀。
对这种见解，笔者不敢苟同。为了弄清烈士就义时的详情和彭湃《绝命词》的寓意，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后，发现上述解释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是对烈士绝命词的误读。彭湃的这首《绝命词》蕴涵深邃。
当下，有关彭湃《绝命词》的史料很少。所幸的是，周恩来在彭湃就义后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于1930年8月30日彭湃等牺牲一周年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1980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又把此文编入《周恩来选集》。这篇文章对彭湃就义时的经过乃至细节作了详细、真切的记述，为探知彭湃《绝命词》产生的背景、蕴含的深意以及对当时党内开展对陈独秀“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提供了真实、权威的历史依据。
彭湃等人从8月24日被捕至8月30日就义，满打满算不过7天。根据周恩来文章的记述，彭湃等人在这7天中的经过可逐日排列如下：
8月24日：下午4时许，反动当局根据白鑫的告密，派出爪牙“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处”将彭湃等5人拘捕。“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25日：“二十五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彭湃等人被关在捕房。
26日：法院开审，“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
27日：下午复审，“审问历四五(个)小时”。“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28至30日：28日清晨转解至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作者注）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当局只顾追查刺蒋嫌犯，“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彭湃等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在狱中开展革命宣传，“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队歌，士兵和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
由于彭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名声很大的革命领袖，所以反动当局“如临大敌”，“深惧有意外”。在这7日之中，从第一天拘捕彭湃等人到其后的“引渡”、转移都是用封闭式的钢甲车或铁甲车。“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法院开审时也严加封锁，“不许人旁听”。28至30日连续3天都“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 “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即使在烈士牺牲后，反动当局仍怕得要死，“司令部又秘密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加之当时又发生蒋介石被刺事件，敌人更加紧张。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周恩来不仅详述了彭湃诸人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从被捕到就义的经过，而且两次指出彭湃诸人是在敌人的“阴谋计算”下遭到的“暗杀”。既然是“暗杀”，谈何“游街示众”？既然没有“游街示众”，谈何“看热闹的人群”及“不时爆发出的讪笑声”？退一步说，即使“游街示众”了，彭湃作为一位刚强果敢、乐观豁达、富有远见的革命领袖，在即将告别人世走向刑场的最后时刻，他将会考虑如何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号召民众，怎会为几人轻薄的“讪笑声”而发出悲观消沉的怨尤和伤感之词呢？这也与他在狱中的不屈表现不吻合。
另外，猜测彭湃以《绝命词》的形式为自己平生不得意事抒发感叹的可能亦应排除。因为，彭湃投身革命后，不像王明等人那样，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唯斯大林之命是从，夸夸其谈，不联系中国实际，以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相反，彭湃不务虚名，在革命第一线摸爬滚打，正因为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革命家，所以陈独秀在位时对他颇为器重，刚过30岁的彭湃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下台后，党的新任领导对他也很器重。在八七会议上被提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组织营救。牺牲后，周恩来当晚便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公告，通知各地党组织哀悼英魂。应该说，彭湃在党内的路还是平坦顺畅的，不像陈独秀那样大起大落，也没有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月便被撤销此职的坎坷经历。彭湃与党之间不存在什么误会、冲突和“不解”，可以说是无冤无怨。
那么，彭湃《绝命词》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绝命词》蕴涵的寓意是为当时党内愈演愈烈的左倾路线深感忧虑，对舍生忘死为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殊勋的陈独秀遭遇的不公深感不平，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建议党中央反思并调整对陈独秀等“反对派”无情打击的方针，期望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笔者提出此说的依据是：
一、彭湃对当时的“左”倾路线深感忧虑。
1927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后，新的领导并没有在云谲波诡的恶劣环境中高瞻远瞩，冷静把握中国革命的航船，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倾错误。不管陈独秀怎么呐喊“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些诤言不但没有人听，反而成了加于他头上的新罪状。左倾路线愈演愈烈，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陈独秀右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正如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目睹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痛感“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使大批忠诚于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极其严厉的整肃，面对创建了党并连任一至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仅黯然下台，而且更加险恶的命运正在向他逼近……始终对党忠心耿耿的彭湃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怎能不为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深感忧虑呢？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怎能不剖开肝胆向党作最后一次的进言呢？
二、遗嘱信内容是理解《绝命词》的关键。
彭湃作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中国革命的全局与形势、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与错误、党内斗争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党中央新老领导者的功过是非，是了然于心的。此时，他多么渴望能与党中央领导人作一次剖露肝胆的促膝长谈，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忧虑等所有心里话一吐为快。然而，敌人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了。他在狱中已预感此次被捕必死无疑。所以，他在就义前夕秘密传出的书信实乃遗嘱。“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周恩来选集》）
彭湃有许多话要说，但由于情势所迫，不可能长篇大论，只能极为简要地传出几句话。然而，就在这寥寥数言中，彭湃专门提到“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足见彭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
当时中共党内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按照联共（布）“肃托”的套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彭湃是一清二楚的。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彭湃当然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和过于直白，只能笼统地通称为“反对派”，连陈独秀的名字都不便明说。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为陈独秀说话的。彭湃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只能以建议、希望的口吻提示，可谓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句忠言并不是彭湃一个人的意见，也是彭、杨、颜、邢等人的共识。在这牺牲的四人中，彭、杨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于1928年11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颜昌颐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这封遗嘱信是党的几位重要干部临刑前最后一次商谈党内大事后，从监狱秘密传出的共同心声，是他们贡献给党的最后一席忠言。
彭湃虽然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革命家，但他毕生在革命第一线奋斗，干得多，写得少，除《海丰农民运动》外，存世的著作不多。至于文学作品就更少了。他虽然有《诗六首》存世，但这些都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当地方言写的通俗易懂的宣传之作，诸如《起义歌》、《田仔骂田公》之类。像《绝命词》这样匠心独运、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五言绝句，仅此一首。
《绝命词》开篇气魄宏大，“急雨过江东，狂风入大海”，寥寥两笔便展现出当时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政治形势。接着笔锋一转，突然以委婉、含蓄的“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作结，意境和风格与前两句形成鲜明的反差，的确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这首《绝命词》与从狱中传出的遗嘱信是密不可分的姊妹篇。彭湃从被捕到就义仅7天，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极为紧迫，他所要说的话全部浓缩在简短的遗嘱信和《绝命词》中。他将“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明确地写入遗嘱信中，似乎仍不放心，于是又在《绝命词》中采用“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的文学语言，对最牵挂、最忧虑的关于党内对陈独秀“反对派”的方针政策问题再次进行委婉的暗示，字里行间蕴涵着他对陈独秀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牵挂，希望党能冷静把握，正确处理。
三、《绝命词》的意境与陈独秀的经历和情感息息相通。
彭湃与陈独秀早就相识，两人的经历也有共同之处，如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陈独秀也曾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和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留学。彭湃于1917年夏东渡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和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这样说来，彭与陈还算是这两个学校的校友。
根据《彭湃年谱》记载，早在1921年8月中旬，26岁的彭湃就在广州会见了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1923年7月26日和8月5曰，海陆丰两次遭强台风袭击，彭湃原应陈独秀之约准备前往广州议事，因领导农民救灾未能成行。彭湃于8月l6日(农历七月初五)组织发动了“七五农潮”。
1927年4月29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在谈到农民运动时，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最后说：“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专门表扬一位同志的工作，这是不多见的，至少说明陈独秀对彭湃的好感和肯定。彭湃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是如此。
彭湃投身革命后一直在陈独秀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彭湃时说：“中共同志中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的思想影响之下，于1921年首先在孤独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什么土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动，日渐发展起来。”（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内部版）由于彭湃对陈独秀深为了解，所以，对陈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是可以理解的。《绝命词》所要表达的主旨是“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其笔触温婉细腻，意境深邃苍凉，与陈独秀的坎坷经历息息相通。
建党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苦苦探索，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刀光剑影，一夕数惊，可说是拎着脑袋在刀尖上与敌人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建党之后，国民党对陈独秀的追捕和迫害变本加厉，仅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陈独秀在上海就被捕两次。然而他赤心不改，矢志不渝。这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生死总为君”吗？
遥想当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和艰难险恶的国内环境中，陈独秀带领幼年的党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其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断送了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劳”的陈独秀的政治生命，党内对他批判、撤职，国民党对他关押、审判——真是左右开弓，内外夹击。尽管如此，这个硬骨头始终坚守着“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片赤诚，一而再、再而三地伏案疾书、大声呐喊。
然而，陈独秀的所有努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他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彭湃慷慨就义仅过两个半月，11月15日，陈独秀就被他亲手创建的党开除了。陈独秀的困惑、迷茫、悲愤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那“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慨叹，难道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可怜君不解”吗？
以上新解，仅系笔者的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期盼方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谬。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从大地主家四少爷到彻底的无产者】
彭湃，189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之家。他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家里虽然富有，但他目睹国家贫穷落后，农民终年劳苦却饥寒交迫，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于1917年东渡日本，翌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
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回国。1922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创建农会。开始时，他穿着学生装跟农民接触，农民以为他是来收捐逼债的官吏，都远远躲开。于是，彭湃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路到村间与农民谈家常、交朋友，一边劳动一边宣传革命道理。1922年7月，他在海丰建立了第一个农会——六人农会。
彭湃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也引起彭家的强烈反对，有的家人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败家子”。彭湃说：当时彭家“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了避免家业被他败掉，彭家兄弟开始分产自立。对于分家析产，彭湃求之不得，他将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到佃户的家中，却无人敢收。1922年11月，彭湃将佃户们召集到自己家中，将田契当众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这位大地主家的四少爷从此成为彻底的无产者。受他的感染，他的三哥、七弟、妻子、侄儿先后参加革命。很快，海丰农会会员激增至两万余户，农会亦很快遍及广东。
1924年春，彭湃成为中共党员，党组织安排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同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并在第二、三、四届农讲所兼任教员。1925年9月14日，彭湃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列入《农民问题丛刊》中，并在序言中指出：彭湃这篇著作及其他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规定为农讲所学员必读教材。
1926年，海丰县农会会员达25万之众，占全县总人口65% 。一年后彭湃作为中央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随军南下潮汕，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亲临前线。1927年11月21日，中国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在海丰建立。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先贤有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湃当然也不例外。徐向前元帅对彭湃很钦佩，曾说：“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就吃。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同时又说：“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彭湃在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中确实曾实行一些过“左”的做法，这是无须讳言的历史事实。
为了革命，彭湃一家作出了很大牺牲。彭湃的第一任妻子蔡素屏不幸被捕。敌人用铁丝穿透她的双乳，但她宁死不屈，终被敌人枪决。彭湃的二哥彭达伍、三哥彭汉垣、侄儿彭陆、七弟彭述、夫人和战友许冰等7位家人为革命献出生命。
在“文革”中，彭湃烈士被诬为“叛徒”,亲属及海丰革命群众惨遭迫害。彭湃的母亲一度被监禁，彭湃之子彭洪、侄子彭科、堂弟彭劲、堂侄彭株等都被迫害致死。“反彭”分子在海丰制造了血腥镇压和长达半月的“围剿”，100多名干部群众被杀害，800多人被打成残废或重伤，3000多人被打伤。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彭湃一家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1990年12月17日，胡绳写《海丰》诗二首，追怀彭湃：“农运风开第一声，红旗漫卷海丰城。蚍蜉撼树谈何易，彭湃千秋不朽名。”
上述是历史的悲剧，另当别论。还是看看本文所要讨论的《绝命词》产生的背景吧。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人，在上海新闸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住处开军委会议。不料白鑫叛变告密，下午4时许，彭湃等5人被拘捕。当局害怕夜长梦多，30日便将彭、杨、颜、邢4人屠杀于上海龙华。临刑前，彭湃赋《绝命词》一首：“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
【彭湃临刑前有民众围观么？】
对彭湃的这首《绝命词》，人们一直有误解。
邵燕祥先生在《比死亡更悲哀》一文中提到这件事时说：“最近读到海陆丰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绝命词》，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据解释，1929年，彭湃就义前，被押解游街示众，一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彭湃遂作《绝命词》’云云。烈士心情，正该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吧。”“鲁迅当年的《药》，就是写了这样的悲哀，可悲的不仅是芸芸众生的麻木、自私和苟活，可悲的还有为芸芸众生赴死者的不被理解的孤独。”文章末尾，作者感叹：“在有革命者、思想者受难的场合，能否不以围观为快，能否不讪笑诅咒，能否不跟着起哄，更不用说，能否不暗中期望分得一个半个蘸着人血的馒头？我这样自省，也自勉。”
当然，邵燕祥先生也是援引他人的见解。照此说来，彭湃的这首《绝命词》是因为他在“游街示众”时听到一些讪笑声而抒发的感慨之词。不少人都与邵先生一样，为那些围观、讪笑烈士就义的芸芸众生们的麻木、苟活以及烈士的不被理解而深感悲哀。
对这种见解，笔者不敢苟同。为了弄清烈士就义时的详情和彭湃《绝命词》的寓意，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后，发现上述解释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是对烈士绝命词的误读。彭湃的这首《绝命词》蕴涵深邃。
当下，有关彭湃《绝命词》的史料很少。所幸的是，周恩来在彭湃就义后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于1930年8月30日彭湃等牺牲一周年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1980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又把此文编入《周恩来选集》。这篇文章对彭湃就义时的经过乃至细节作了详细、真切的记述，为探知彭湃《绝命词》产生的背景、蕴含的深意以及对当时党内开展对陈独秀“反对派”斗争的反应提供了真实、权威的历史依据。
彭湃等人从8月24日被捕至8月30日就义，满打满算不过7天。根据周恩来文章的记述，彭湃等人在这7天中的经过可逐日排列如下：
8月24日：下午4时许，反动当局根据白鑫的告密，派出爪牙“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处”将彭湃等5人拘捕。“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25日：“二十五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彭湃等人被关在捕房。
26日：法院开审，“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
27日：下午复审，“审问历四五(个)小时”。“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28至30日：28日清晨转解至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作者注）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当局只顾追查刺蒋嫌犯，“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当，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彭湃等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在狱中开展革命宣传，“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队歌，士兵和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
由于彭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名声很大的革命领袖，所以反动当局“如临大敌”，“深惧有意外”。在这7日之中，从第一天拘捕彭湃等人到其后的“引渡”、转移都是用封闭式的钢甲车或铁甲车。“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法院开审时也严加封锁，“不许人旁听”。28至30日连续3天都“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 “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即使在烈士牺牲后，反动当局仍怕得要死，“司令部又秘密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加之当时又发生蒋介石被刺事件，敌人更加紧张。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周恩来不仅详述了彭湃诸人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从被捕到就义的经过，而且两次指出彭湃诸人是在敌人的“阴谋计算”下遭到的“暗杀”。既然是“暗杀”，谈何“游街示众”？既然没有“游街示众”，谈何“看热闹的人群”及“不时爆发出的讪笑声”？退一步说，即使“游街示众”了，彭湃作为一位刚强果敢、乐观豁达、富有远见的革命领袖，在即将告别人世走向刑场的最后时刻，他将会考虑如何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号召民众，怎会为几人轻薄的“讪笑声”而发出悲观消沉的怨尤和伤感之词呢？这也与他在狱中的不屈表现不吻合。
另外，猜测彭湃以《绝命词》的形式为自己平生不得意事抒发感叹的可能亦应排除。因为，彭湃投身革命后，不像王明等人那样，以共产国际为靠山，唯斯大林之命是从，夸夸其谈，不联系中国实际，以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相反，彭湃不务虚名，在革命第一线摸爬滚打，正因为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革命家，所以陈独秀在位时对他颇为器重，刚过30岁的彭湃在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下台后，党的新任领导对他也很器重。在八七会议上被提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党千方百计组织营救。牺牲后，周恩来当晚便代表党中央起草了公告，通知各地党组织哀悼英魂。应该说，彭湃在党内的路还是平坦顺畅的，不像陈独秀那样大起大落，也没有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三个月便被撤销此职的坎坷经历。彭湃与党之间不存在什么误会、冲突和“不解”，可以说是无冤无怨。
那么，彭湃《绝命词》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绝命词》蕴涵的寓意是为当时党内愈演愈烈的左倾路线深感忧虑，对舍生忘死为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殊勋的陈独秀遭遇的不公深感不平，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建议党中央反思并调整对陈独秀等“反对派”无情打击的方针，期望全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笔者提出此说的依据是：
一、彭湃对当时的“左”倾路线深感忧虑。
1927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离开党中央的领导岗位后，新的领导并没有在云谲波诡的恶劣环境中高瞻远瞩，冷静把握中国革命的航船，而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批判右倾错误的同时却滋长了左倾错误。不管陈独秀怎么呐喊“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些诤言不但没有人听，反而成了加于他头上的新罪状。左倾路线愈演愈烈，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陈独秀右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正如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目睹左倾错误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痛感“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使大批忠诚于党的优秀领导干部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极其严厉的整肃，面对创建了党并连任一至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不仅黯然下台，而且更加险恶的命运正在向他逼近……始终对党忠心耿耿的彭湃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怎能不为党的前途和命运而深感忧虑呢？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刻，怎能不剖开肝胆向党作最后一次的进言呢？
二、遗嘱信内容是理解《绝命词》的关键。
彭湃作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中国革命的全局与形势、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与错误、党内斗争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党中央新老领导者的功过是非，是了然于心的。此时，他多么渴望能与党中央领导人作一次剖露肝胆的促膝长谈，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忧虑等所有心里话一吐为快。然而，敌人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了。他在狱中已预感此次被捕必死无疑。所以，他在就义前夕秘密传出的书信实乃遗嘱。“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周恩来选集》）
彭湃有许多话要说，但由于情势所迫，不可能长篇大论，只能极为简要地传出几句话。然而，就在这寥寥数言中，彭湃专门提到“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足见彭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
当时中共党内开展对反对派的斗争，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按照联共（布）“肃托”的套路。其中的前因后果和是非曲直，彭湃是一清二楚的。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彭湃当然不能说得十分详细和过于直白，只能笼统地通称为“反对派”，连陈独秀的名字都不便明说。但是，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主要是为陈独秀说话的。彭湃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也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只能以建议、希望的口吻提示，可谓用心良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句忠言并不是彭湃一个人的意见，也是彭、杨、颜、邢等人的共识。在这牺牲的四人中，彭、杨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殷于1928年11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颜昌颐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这封遗嘱信是党的几位重要干部临刑前最后一次商谈党内大事后，从监狱秘密传出的共同心声，是他们贡献给党的最后一席忠言。
彭湃虽然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革命家，但他毕生在革命第一线奋斗，干得多，写得少，除《海丰农民运动》外，存世的著作不多。至于文学作品就更少了。他虽然有《诗六首》存世，但这些都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当地方言写的通俗易懂的宣传之作，诸如《起义歌》、《田仔骂田公》之类。像《绝命词》这样匠心独运、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五言绝句，仅此一首。
《绝命词》开篇气魄宏大，“急雨过江东，狂风入大海”，寥寥两笔便展现出当时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政治形势。接着笔锋一转，突然以委婉、含蓄的“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作结，意境和风格与前两句形成鲜明的反差，的确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这首《绝命词》与从狱中传出的遗嘱信是密不可分的姊妹篇。彭湃从被捕到就义仅7天，敌人留给他的时间极为紧迫，他所要说的话全部浓缩在简短的遗嘱信和《绝命词》中。他将“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明确地写入遗嘱信中，似乎仍不放心，于是又在《绝命词》中采用“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的文学语言，对最牵挂、最忧虑的关于党内对陈独秀“反对派”的方针政策问题再次进行委婉的暗示，字里行间蕴涵着他对陈独秀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牵挂，希望党能冷静把握，正确处理。
三、《绝命词》的意境与陈独秀的经历和情感息息相通。
彭湃与陈独秀早就相识，两人的经历也有共同之处，如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陈独秀也曾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和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留学。彭湃于1917年夏东渡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和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这样说来，彭与陈还算是这两个学校的校友。
根据《彭湃年谱》记载，早在1921年8月中旬，26岁的彭湃就在广州会见了刚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1923年7月26日和8月5曰，海陆丰两次遭强台风袭击，彭湃原应陈独秀之约准备前往广州议事，因领导农民救灾未能成行。彭湃于8月l6日(农历七月初五)组织发动了“七五农潮”。
1927年4月29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在谈到农民运动时，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最后说：“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专门表扬一位同志的工作，这是不多见的，至少说明陈独秀对彭湃的好感和肯定。彭湃对陈独秀的态度也是如此。
彭湃投身革命后一直在陈独秀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谈到彭湃时说：“中共同志中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的思想影响之下，于1921年首先在孤独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什么土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动，日渐发展起来。”（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内部版）由于彭湃对陈独秀深为了解，所以，对陈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是可以理解的。《绝命词》所要表达的主旨是“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其笔触温婉细腻，意境深邃苍凉，与陈独秀的坎坷经历息息相通。
建党之初，陈独秀等先驱苦苦探索，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刀光剑影，一夕数惊，可说是拎着脑袋在刀尖上与敌人周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建党之后，国民党对陈独秀的追捕和迫害变本加厉，仅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陈独秀在上海就被捕两次。然而他赤心不改，矢志不渝。这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生死总为君”吗？
遥想当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和艰难险恶的国内环境中，陈独秀带领幼年的党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其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断送了被毛泽东誉为“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劳”的陈独秀的政治生命，党内对他批判、撤职，国民党对他关押、审判——真是左右开弓，内外夹击。尽管如此，这个硬骨头始终坚守着“我见到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的一片赤诚，一而再、再而三地伏案疾书、大声呐喊。
然而，陈独秀的所有努力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他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彭湃慷慨就义仅过两个半月，11月15日，陈独秀就被他亲手创建的党开除了。陈独秀的困惑、迷茫、悲愤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他那“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慨叹，难道不正是彭湃《绝命词》中所说的“可怜君不解”吗？
以上新解，仅系笔者的一孔之见、一家之言，期盼方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谬。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