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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辉煌的汉唐石雕体现了东方意象造型手法的精髓，而诗性的语言表述是意象造型手法的基本语言状态，既代表了中国艺术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人格特征和审美取向。诗性的思维产生了“道”与“文”的结合，决定了意象的表达方式，展现了独特的中国艺术之美。诗性的思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当代艺术创作和研究中，传统的中国诗性艺术思维随着艺术观念全球化的形式逐渐淡化，这势必造成艺术创作中国性的丧失以及对于传统艺术遗产的误读。
关键词：诗性；道；文；意象
Abstract:The brilliant sculpture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reflect the essence of the Oriental imagery modeling technique. However, Being the basic expression method of the imagery modeling, the poetic expression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t but also embodies the personalities of Chinese artists and their aesthetic orientation.Poetic thinking produces a combination of Tao and literature and determines the expression method of the image and shows the unique beauty of Chinese art.
Poetic thinking is the basic way of think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and research, the traditional poetic thinking in art is gradually faded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art idea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los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rt creation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art heritage.
Key Words：Poetic， Tao， Literature， Imagery
辉煌的汉唐石雕，形象是模糊的，线条是粗犷的。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些残破的遗产仅仅是文物古迹，而很难成为令人陶醉的艺术品。我们很少从即使是富于文化修养的中国游客的眼中看到艺术带给人的欣喜或是震撼，也缺乏人文层面的理解与感动，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并不代表文化教育的缺失，而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语言传统的淡化。
关于汉唐陵墓的雕刻造像，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作为对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时代艺术遗存的阐释，对于中国古代雕刻的艺术学解读始终不能脱离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宣扬、以及对意象表现手法的解释。但是，这些工作均是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用文献解释文献的方法研究造型艺术本身无疑是一场悲剧，其结果是对于专业的艺术研究者来说，秦始皇兵马俑究竟是具像的还是意象的都成了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也是当代美术学研究始终不能脱离的窠臼。如果说，这些作品的文献价值大于审美价值，其主要功用并非作为艺术品欣赏，那么从古代艺术产生的文化背景来说，没有一种艺术最初是专门被用来欣赏的。生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西方之美其实已经很容易被接受，而真正的中国之美正在灵魂中离我们远去。事实上，如何去欣赏这些外形粗犷艺术品已经成为了问题，即使是受过专业美术教育的人也需要学习如何去欣赏。
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没有人怀疑这些石像都是杰出的艺术品，但是可以被称作艺术品的东西不应只具有文献价值，而必须是可以让人去欣赏的，只不过这种欣赏必须是需要相关文化系统支撑的。例如：如果始终本着西方古典主义的艺术审美态度，不会体味原始粗犷之美，非洲的艺术品至今只是非洲的，不可能是世界的。用同样错位的审美趣味去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则这些艺术品非但不可能成为世界的，还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历史文物而非优秀的艺术品。
如果简单的把中国的汉唐石雕与同时期的西方雕刻做一个横向比较，恐怕在造型艺术达到的高度上无法获得一致的标准，也难以体会共同的审美支点，因为不论具像或者意象的手法，都不能直接说明艺术成就，也不能支配人的欣赏习惯。使用当代人的审美习惯，知识系统和语言思维方式，古代的东方艺术的确是不可欣赏的。只有在语言表述和理解系统相适应的情况下，这种欣赏才有可能性。
仅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或者从东方文化的意象表达手法去解释，那么迟早会走向否定中国的绘画与雕刻是造型艺术这一论断中去。无论如何，形象就是形象，既然创造出了形象，那么无论哪种手法都应具有形象上的可比性，也就是说：不管是米洛岛的阿弗洛狄德，还是乾陵山坡上的石像，在形象的艺术性上都应具有可以比拟的价值，其本质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依据科学的造型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的系统。
尽管我们可以从东西方艺术不同的文化体系来解释大多数艺术作品的不同，但是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阐释，都不能忽略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即语言表达的属性。意象艺术研究的重点不应局限于对它的文化阐释，而应重视艺术表达系统与审美欣赏习惯之间的共同基因：语言表述系统的关注和研究。否则，就好比用哺乳动物的语言去解释鸟类的语言一样词不达意。
作为系统性的研究：一种艺术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政治制度、以及时代风貌固然会决定一种艺术产生的形式以及其他外在或内在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艺术是通过艺术品来表达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表述是决定大部分内容的要件，而作为艺术语言来说，最基本的语素和语法构成通常和作品呈现的规格和艺术风貌有直接的关系，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基因，这种基因既决定了表达形式，也构成了可以被理解和欣赏的语言系统。
一、诗性文化与意象艺术
勿庸讳言，传统的中国艺术是不好理解的，所谓欣赏往往充满功利性的色彩与误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即使对于一个受过很好学校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真正的中国之美也正在变得不可理解。事实上，理解一种艺术的关键在于对产生这种艺术的思维方式的切身体会和实践，而与掌握了多少文史知识和艺术常识并无最直接的关系，持有一种观点在当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对观点的实践和理解程度则决定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真实性。
我们无法用西方式的造型体系以及审美标准去评价周秦汉唐的艺术遗产，更不能简单的将中国古代的艺术成就简单的比肩于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后续的西方文艺复兴文化成就。身处当代社会，从编年史的角度看，东西方的古代造型艺术缺乏直接的可比性：西方造型艺术在视觉领域是充满先进性的，作品的表现力是易于感知的，而中国艺术则很难具备当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语言传统的缺失是造成歧义的主要原因。
对于艺术史和艺术创作的问题，仅仅靠风格学的研究和史学角度的阐释不足以解读东西方艺术存在的差异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无助于提高观者的欣赏能力。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具象的东西是较为容易欣赏的，而意象的作品对于缺乏艺术实践和疏于文化积累的人来说，无论是对词义本身还是具体的作品，都缺少实质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基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使用当代汉语的修辞和逻辑，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看起来都是含混和令人费解的，缺乏激动人心的形象和现实的力度，因为中国的造型艺术从来不是用基于理性的视觉去阐释“形”，而是用诗的意蕴去表达“象”，其作品从来不是为了表达事物本身的特征与属性，而是传达一种意念以阐释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的特性。
在我眼中，中国艺术既是道性的，也是文气的，“道”决定了内容，而“文”则限定了形式，“道”与“文”的结合产生了诗性的表达方式。因此，中国艺术的根基是诗性的，手法是意象的。不论其产生的文化基础还是最辉煌时代的艺术品都是依附于意象形式下的诗性表达，中国的艺术是诗性的“意之象”，而非理性的“眼之形”，这种艺术是为了表明态度，而非讲述实情；是抒发情怀，而非表示物体。
所谓的诗性的文化和意象的艺术是无法用当代语言去阐释的，因为诗性的思维是无法用形式逻辑去论证的，而意象的表现则不具备合乎现实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性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也代表了中国艺术家的人格特征和审美取向。
诗性思维是最初始和潜层的思维方式，也是最能突破感性与理性藩篱的思维方式，它包含了最直接和最通透的思路和表达愿望，而意象的手法是原始而睿智的，是悖理却合理的。在不具备诗性的思维方式和人格情感的情况下，欣赏诗性的艺术，所看到的无非是模糊又失准的造型以及不知所云的陈旧形式，如果不理解诗性的文化与意象的概念，那么商周青铜器就是浮华与凝滞的、汉唐石雕是粗糙和呆板的、魏晋石刻书法是稚拙和难以理解的。就好比用当代语言逻辑不可能去体会和欣赏古代诗歌的意境一样，除非一个人经过反复的学习和体会，已经熟悉了古代诗歌的语言特性以及所依赖的思维方式，否则决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审美。
二、“道”与“文”——诗性艺术的产生
中国的一切文化都充斥着诗性的表述与观感，而所有文化产品都在实践中表现为“道”与“文”的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道”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含义均充斥着诗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几乎无法用当代的语言去描述。在中国文化中，“道”字最早不见于甲骨，而是出现于金文，不管其最初始的意思还是后来在中国文化中的演绎，都是为了描述终极真理、本源、过程、规律、法则、普遍性等等的抽象概念，可见这个字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与文化思维发展的高度相关。而道的含义在中国文化艺术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如此的广泛和根本，以至于成了指导一切行为的核心，评价一切结果的理论依据。
相对于“道”字，“文”这个字更不好解释。《说文解字叙》称：“仓颉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曰文。”又称：“文者，物象之本。”《周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由此派生出的词语如：文质、文章、文明、文化、文科，其词义可指花纹、语言、现象、礼节、掩饰等等看似不太相关且词性不同的内容，所代表的含义更是延伸到极广的范围。
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中，多处出现含义不同的“文”字。而“文”字的含义，不只是让首先翻译此书的西方学者大伤脑筋，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代中国人也颇感疑惑，历史上有许多典籍都对文字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无论如何，这是汉语里使用最早，最广泛，含义最丰富，最不好解释的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文字。
中国式的文道关系充满了诗性思维，很难被哲学化的解释，或许唯有浸淫于诗性思维状态中的人才能凭着敏锐的天性大致的领会其奥义，更不用说所谓天文、人文，地文以及神文的中国人文文化结构。
诗的语言是超乎形式逻辑状态的，诗的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谓诗性思维既非西方文化概念中的理性，也非通常概念中的感性，而是一种表达和思考的方式，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意识流，是脱离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是超越思辩范畴的形而上思维。在中国文化中，描述性的语言经常以诗性的状态存在，而“道”与“文”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式的实践论和方法论。
随着西方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传播和介入，随着汉语言文化的近代化演变，这种诗性思维正在逐渐淡化，而对于诗性艺术的阐释，正在逐步流于毫不相干的理论方法中，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艺术理论的研究和著述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如今试图用科学理性主义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去阐释中国的传统艺术，已经变成极为困难以及难以令人信服的学术。
基于以上原因，当今的学者，可以对许多古代艺术理论作出无穷无尽的解释，但是却无法去实践和体会其根本的要旨。当代的中国艺术，实际上游移在多种文化思维的边缘而难以取舍。
当代中国艺术创作中，这种天性使然的诗性思维正在被西方式的智性（Intellektuelle）思维逐步取代，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精神迟早会有一个明显的割裂点，其文物价值可能会远远高于其艺术价值，如何去理解诗性的艺术，将成为一种高深的学问和爱好，就好比昆曲与京剧一样，逐渐成为少数人的文化奢侈品。
三、“意”与“象”——诗性艺术的表现
意,志也。——《说文》
意，心之所谓。——《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见乃谓之象。又,象也者,像此者也。——《易·系辞》
物生而后有象。——《左传·僖公十五年》
诗,志也。——《说文》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
我们可以通过以上这些文化片段重组“意”，“象”，与诗之间的关系：
意是诗的生发，象是诗的物化。
象是对于形的抽象和重组，是诗化的形，是试图表达意的图形。
象是动态和延伸的图形理念。
象是意义和形式的统一体。
诗性的象经常是失准的，但确实是令人信服的。
象是模糊的，是动态和无常的，当失去诗性的根基而成为一种有意的追求时，其意蕴也随之损失殆尽。
意象手法不追求单一形象的现实性，却讲求整个图像的结构关系以及环境感和通感的延伸。
关于意象的探讨很容易被混淆为具象与意象的对立与分化。
现阶段的许多关于意象表达的探讨中，这种以具象表达方式为对立面的切入点是比较普遍的。但是，用此种切入点去研究意象表达语言的问题，很容易混淆许多模糊概念，产生许多误解。
意象是一种表达语言，而诗性就是意象表达的语法与逻辑。
事实上，试图从文献中获得传统文化中意与象的确切概念都是困难的，因为真正的概念总是附着于由特定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实践经验中。在造型艺术的研究和实践中，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的独特性是极为重要的，它代表了艺术作品的特性品质，同时也决定了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因此，必须具备诗性的思维才可以了解诗性思维下的艺术语言逻辑，才可能理解诗性的艺术和意象的手法。这种思维方式不独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决定着艺术上的作为，也渗透在普遍的思想观念中，决定着艺术的价值取向。
诗性的语言是优美而生动的文字，随性而生又不输文采。而诗性的造型艺术表达则畅意于形和象之间，不苟形象而又恰如其分、直抒性灵。
黄昏时漫步在乾陵的山坡上，一切残破的石像以及风水图式幻化为一首充满中国之美的诗。诗性的思维是不可言转的，意象的艺术是不可解释的，如果一种艺术不得不用理论教人去欣赏，那么它至少已经是落日余晖，诗性思维的缺失就是诗性艺术的黄昏。
牛乐 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戚良德.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M].河南：河
南大学出版社,2005
3 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
4 钟明善,朱正威.中国传统文化精义[M].西
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5 程征.《天性·知性·天性》[C].长安中国画
坛论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6 窦志强.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M].山东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7 孙焱.试论唐陵雕刻艺术精神[C].唐代文学研
究年鉴.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990
关键词：诗性；道；文；意象
Abstract:The brilliant sculptures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reflect the essence of the Oriental imagery modeling technique. However, Being the basic expression method of the imagery modeling, the poetic expression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rt but also embodies the personalities of Chinese artists and their aesthetic orientation.Poetic thinking produces a combination of Tao and literature and determines the expression method of the image and shows the unique beauty of Chinese art.
Poetic thinking is the basic way of thinking of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art creation and research, the traditional poetic thinking in art is gradually faded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art idea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los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rt creation and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art heritage.
Key Words：Poetic， Tao， Literature， Imagery
辉煌的汉唐石雕，形象是模糊的，线条是粗犷的。对于普通游客来说，这些残破的遗产仅仅是文物古迹，而很难成为令人陶醉的艺术品。我们很少从即使是富于文化修养的中国游客的眼中看到艺术带给人的欣喜或是震撼，也缺乏人文层面的理解与感动，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并不代表文化教育的缺失，而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语言传统的淡化。
关于汉唐陵墓的雕刻造像，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作为对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时代艺术遗存的阐释，对于中国古代雕刻的艺术学解读始终不能脱离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宣扬、以及对意象表现手法的解释。但是，这些工作均是建立在文献基础上的，用文献解释文献的方法研究造型艺术本身无疑是一场悲剧，其结果是对于专业的艺术研究者来说，秦始皇兵马俑究竟是具像的还是意象的都成了严肃的学术问题，这也是当代美术学研究始终不能脱离的窠臼。如果说，这些作品的文献价值大于审美价值，其主要功用并非作为艺术品欣赏，那么从古代艺术产生的文化背景来说，没有一种艺术最初是专门被用来欣赏的。生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西方之美其实已经很容易被接受，而真正的中国之美正在灵魂中离我们远去。事实上，如何去欣赏这些外形粗犷艺术品已经成为了问题，即使是受过专业美术教育的人也需要学习如何去欣赏。
毫无疑问的是，今天没有人怀疑这些石像都是杰出的艺术品，但是可以被称作艺术品的东西不应只具有文献价值，而必须是可以让人去欣赏的，只不过这种欣赏必须是需要相关文化系统支撑的。例如：如果始终本着西方古典主义的艺术审美态度，不会体味原始粗犷之美，非洲的艺术品至今只是非洲的，不可能是世界的。用同样错位的审美趣味去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则这些艺术品非但不可能成为世界的，还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历史文物而非优秀的艺术品。
如果简单的把中国的汉唐石雕与同时期的西方雕刻做一个横向比较，恐怕在造型艺术达到的高度上无法获得一致的标准，也难以体会共同的审美支点，因为不论具像或者意象的手法，都不能直接说明艺术成就，也不能支配人的欣赏习惯。使用当代人的审美习惯，知识系统和语言思维方式，古代的东方艺术的确是不可欣赏的。只有在语言表述和理解系统相适应的情况下，这种欣赏才有可能性。
仅仅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或者从东方文化的意象表达手法去解释，那么迟早会走向否定中国的绘画与雕刻是造型艺术这一论断中去。无论如何，形象就是形象，既然创造出了形象，那么无论哪种手法都应具有形象上的可比性，也就是说：不管是米洛岛的阿弗洛狄德，还是乾陵山坡上的石像，在形象的艺术性上都应具有可以比拟的价值，其本质的不同并不在于是否依据科学的造型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的系统。
尽管我们可以从东西方艺术不同的文化体系来解释大多数艺术作品的不同，但是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阐释，都不能忽略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即语言表达的属性。意象艺术研究的重点不应局限于对它的文化阐释，而应重视艺术表达系统与审美欣赏习惯之间的共同基因：语言表述系统的关注和研究。否则，就好比用哺乳动物的语言去解释鸟类的语言一样词不达意。
作为系统性的研究：一种艺术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政治制度、以及时代风貌固然会决定一种艺术产生的形式以及其他外在或内在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艺术是通过艺术品来表达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表述是决定大部分内容的要件，而作为艺术语言来说，最基本的语素和语法构成通常和作品呈现的规格和艺术风貌有直接的关系，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种语言表达方式的基因，这种基因既决定了表达形式，也构成了可以被理解和欣赏的语言系统。
一、诗性文化与意象艺术
勿庸讳言，传统的中国艺术是不好理解的，所谓欣赏往往充满功利性的色彩与误读。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即使对于一个受过很好学校教育的中国人来说，真正的中国之美也正在变得不可理解。事实上，理解一种艺术的关键在于对产生这种艺术的思维方式的切身体会和实践，而与掌握了多少文史知识和艺术常识并无最直接的关系，持有一种观点在当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对观点的实践和理解程度则决定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真实性。
我们无法用西方式的造型体系以及审美标准去评价周秦汉唐的艺术遗产，更不能简单的将中国古代的艺术成就简单的比肩于希腊罗马文化以及后续的西方文艺复兴文化成就。身处当代社会，从编年史的角度看，东西方的古代造型艺术缺乏直接的可比性：西方造型艺术在视觉领域是充满先进性的，作品的表现力是易于感知的，而中国艺术则很难具备当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语言传统的缺失是造成歧义的主要原因。
对于艺术史和艺术创作的问题，仅仅靠风格学的研究和史学角度的阐释不足以解读东西方艺术存在的差异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无助于提高观者的欣赏能力。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具象的东西是较为容易欣赏的，而意象的作品对于缺乏艺术实践和疏于文化积累的人来说，无论是对词义本身还是具体的作品，都缺少实质意义上的理解。
如果基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使用当代汉语的修辞和逻辑，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看起来都是含混和令人费解的，缺乏激动人心的形象和现实的力度，因为中国的造型艺术从来不是用基于理性的视觉去阐释“形”，而是用诗的意蕴去表达“象”，其作品从来不是为了表达事物本身的特征与属性，而是传达一种意念以阐释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的特性。
在我眼中，中国艺术既是道性的，也是文气的，“道”决定了内容，而“文”则限定了形式，“道”与“文”的结合产生了诗性的表达方式。因此，中国艺术的根基是诗性的，手法是意象的。不论其产生的文化基础还是最辉煌时代的艺术品都是依附于意象形式下的诗性表达，中国的艺术是诗性的“意之象”，而非理性的“眼之形”，这种艺术是为了表明态度，而非讲述实情；是抒发情怀，而非表示物体。
所谓的诗性的文化和意象的艺术是无法用当代语言去阐释的，因为诗性的思维是无法用形式逻辑去论证的，而意象的表现则不具备合乎现实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性即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也代表了中国艺术家的人格特征和审美取向。
诗性思维是最初始和潜层的思维方式，也是最能突破感性与理性藩篱的思维方式，它包含了最直接和最通透的思路和表达愿望，而意象的手法是原始而睿智的，是悖理却合理的。在不具备诗性的思维方式和人格情感的情况下，欣赏诗性的艺术，所看到的无非是模糊又失准的造型以及不知所云的陈旧形式，如果不理解诗性的文化与意象的概念，那么商周青铜器就是浮华与凝滞的、汉唐石雕是粗糙和呆板的、魏晋石刻书法是稚拙和难以理解的。就好比用当代语言逻辑不可能去体会和欣赏古代诗歌的意境一样，除非一个人经过反复的学习和体会，已经熟悉了古代诗歌的语言特性以及所依赖的思维方式，否则决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审美。
二、“道”与“文”——诗性艺术的产生
中国的一切文化都充斥着诗性的表述与观感，而所有文化产品都在实践中表现为“道”与“文”的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道”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含义均充斥着诗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几乎无法用当代的语言去描述。在中国文化中，“道”字最早不见于甲骨，而是出现于金文，不管其最初始的意思还是后来在中国文化中的演绎，都是为了描述终极真理、本源、过程、规律、法则、普遍性等等的抽象概念，可见这个字的产生和发展必然与文化思维发展的高度相关。而道的含义在中国文化艺术中所起的作用却是如此的广泛和根本，以至于成了指导一切行为的核心，评价一切结果的理论依据。
相对于“道”字，“文”这个字更不好解释。《说文解字叙》称：“仓颉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曰文。”又称：“文者，物象之本。”《周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由此派生出的词语如：文质、文章、文明、文化、文科，其词义可指花纹、语言、现象、礼节、掩饰等等看似不太相关且词性不同的内容，所代表的含义更是延伸到极广的范围。
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一书中，多处出现含义不同的“文”字。而“文”字的含义，不只是让首先翻译此书的西方学者大伤脑筋，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当代中国人也颇感疑惑，历史上有许多典籍都对文字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无论如何，这是汉语里使用最早，最广泛，含义最丰富，最不好解释的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文字。
中国式的文道关系充满了诗性思维，很难被哲学化的解释，或许唯有浸淫于诗性思维状态中的人才能凭着敏锐的天性大致的领会其奥义，更不用说所谓天文、人文，地文以及神文的中国人文文化结构。
诗的语言是超乎形式逻辑状态的，诗的境界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谓诗性思维既非西方文化概念中的理性，也非通常概念中的感性，而是一种表达和思考的方式，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意识流，是脱离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是超越思辩范畴的形而上思维。在中国文化中，描述性的语言经常以诗性的状态存在，而“道”与“文”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国式的实践论和方法论。
随着西方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传播和介入，随着汉语言文化的近代化演变，这种诗性思维正在逐渐淡化，而对于诗性艺术的阐释，正在逐步流于毫不相干的理论方法中，尽管在中国历史上，艺术理论的研究和著述是极为丰富的，但是如今试图用科学理性主义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去阐释中国的传统艺术，已经变成极为困难以及难以令人信服的学术。
基于以上原因，当今的学者，可以对许多古代艺术理论作出无穷无尽的解释，但是却无法去实践和体会其根本的要旨。当代的中国艺术，实际上游移在多种文化思维的边缘而难以取舍。
当代中国艺术创作中，这种天性使然的诗性思维正在被西方式的智性（Intellektuelle）思维逐步取代，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精神迟早会有一个明显的割裂点，其文物价值可能会远远高于其艺术价值，如何去理解诗性的艺术，将成为一种高深的学问和爱好，就好比昆曲与京剧一样，逐渐成为少数人的文化奢侈品。
三、“意”与“象”——诗性艺术的表现
意,志也。——《说文》
意，心之所谓。——《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见乃谓之象。又,象也者,像此者也。——《易·系辞》
物生而后有象。——《左传·僖公十五年》
诗,志也。——《说文》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
我们可以通过以上这些文化片段重组“意”，“象”，与诗之间的关系：
意是诗的生发，象是诗的物化。
象是对于形的抽象和重组，是诗化的形，是试图表达意的图形。
象是动态和延伸的图形理念。
象是意义和形式的统一体。
诗性的象经常是失准的，但确实是令人信服的。
象是模糊的，是动态和无常的，当失去诗性的根基而成为一种有意的追求时，其意蕴也随之损失殆尽。
意象手法不追求单一形象的现实性，却讲求整个图像的结构关系以及环境感和通感的延伸。
关于意象的探讨很容易被混淆为具象与意象的对立与分化。
现阶段的许多关于意象表达的探讨中，这种以具象表达方式为对立面的切入点是比较普遍的。但是，用此种切入点去研究意象表达语言的问题，很容易混淆许多模糊概念，产生许多误解。
意象是一种表达语言，而诗性就是意象表达的语法与逻辑。
事实上，试图从文献中获得传统文化中意与象的确切概念都是困难的，因为真正的概念总是附着于由特定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实践经验中。在造型艺术的研究和实践中，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的独特性是极为重要的，它代表了艺术作品的特性品质，同时也决定了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因此，必须具备诗性的思维才可以了解诗性思维下的艺术语言逻辑，才可能理解诗性的艺术和意象的手法。这种思维方式不独表现在艺术创作中，决定着艺术上的作为，也渗透在普遍的思想观念中，决定着艺术的价值取向。
诗性的语言是优美而生动的文字，随性而生又不输文采。而诗性的造型艺术表达则畅意于形和象之间，不苟形象而又恰如其分、直抒性灵。
黄昏时漫步在乾陵的山坡上，一切残破的石像以及风水图式幻化为一首充满中国之美的诗。诗性的思维是不可言转的，意象的艺术是不可解释的，如果一种艺术不得不用理论教人去欣赏，那么它至少已经是落日余晖，诗性思维的缺失就是诗性艺术的黄昏。
牛乐 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新华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戚良德.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M].河南：河
南大学出版社,2005
3 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
4 钟明善,朱正威.中国传统文化精义[M].西
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5 程征.《天性·知性·天性》[C].长安中国画
坛论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6 窦志强.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M].山东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7 孙焱.试论唐陵雕刻艺术精神[C].唐代文学研
究年鉴.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