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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外地从一个封存了六七十年之久的历史旧档里,读到了一位革命烈士写给他爱妻“文妹”的36封情书。这些“情书”里每一封都流露着对妻子“文妹”那如火如焰的爱,令人热血沸腾……
细心地拂去历史尘埃,这火一般的情书,原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一飞所写,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好奇:原来职业革命家的内心也有“如岩浆喷射一样的爱情”啊!
他的“文妹”,其妻陆缀雯,是位忠诚的地下党党员,不到20岁就到上海读书,五卅运动中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中共负责人罗亦农出任上海区委书记时,陆缀雯就在区委机关担任机要员。那个时候,王一飞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军委机关还没建立完备,所以王一飞常把一些重要的机要文件交陆缀雯保管。在此期间,年轻的王一飞也悄悄把爱情“存放”在这位秀美端庄的江南女子那里——1926年2月7日,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结婚。在地下斗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的结婚仪式异常简单,没有盛宴,没有喜糖,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王一飞曾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形容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两个人睡到一起,就是一个家……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除了志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后,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作为我党第一批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军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飞与叶挺、聂荣臻等从苏联著名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筹备中央军委机关,并出任军委秘书长。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军阀屠杀爱国学生的血案后,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不能再公开露面了,中央便决定派王一飞前往北方工作。刚过新婚蜜月的王一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并让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一起前往北京。但转眼王一飞又匆匆赶回来,说中央让他马上到武汉。
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离别。
肩负重任的王一飞一方面火速赶往汉口,与先前到达那里的中央领导们会师,一方面又牵挂着独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他思念着新婚妻子,写下了分别后的第一封“情书”——
缀文我爱:
今天是别妹后的第三天了,消磨这几天的光阴,实在困难!请先让我把几件事说一说,然后告诉你“我的胡思乱想”!
一、重民于我走后,必交一“小书”给亦农,你见亦农时,可告以转交弼时,他自然会替我交代清楚。
二、我从前曾托替华办车照,谁知他拆烂污到今!你可关照他一声,车照不要了,钱还退还!(如果没有,也算了!)至于你个人应做的,在我以为:
1.经期间,应十分慎重,切勿隨便“服”“食”“行动”!
2.仍应按期往妇孺院去看病,多费钱是不要紧的,总以身体为重!
3.如果身体好,则每日往石家去一趟,过一二天,往特兄处去一趟;如果身体不好,一切均可托游兄。
4.为防思想上寂寞无聊起见,可温习英文,或看abc,或往德芷家去玩(这一条,必身体好,为条件)。
5.如果你愿回家,趁此时期,便可一行,作为将来说穿此事之预备,亦可!但必:①把地址留给我,②27—28必赶回,因为此时我或者已回。
6.所有新布,均可交裁缝店赶做衣服,可做稍为宽大一点,切勿等时、省钱、把布再藏在箱里!
妹妹,这是我此时所记得的,第一,必定还有许多遗忘的;第二,上面我所说的,也未见得全对。总之,还是要我的爱妹自己决定的!但是我愿爱妹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的意思,愿吾爱有所体会我!
至于我这几天的胡思乱想,其中最主要者,即是“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且深觉很不自然似的!我想,多情如妹,此中别离相思,当比我更甚!妹妹,这完全因为我俩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见也难,何况更久?!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自慰,并愿以此慰我爱!
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做事,俾有以负妹之爱!妹妹,枯燥平庸的我,而得妹之爱的培养,促进我的努力自勉者实大!谁谓恋爱不该哉?!我不禁常背人而吻吾妹玉照矣!
妹妹,要说的话还很多,现在不说了,且等到汉后慢慢的告诉你罢!不过有一句话,让我先在这儿提一笔。妹妹,就是18—19两天的赴宴当中,我因病或事务的关系,对妹妹有太重言的地方,虽然这些有的我已认错,有的妹妹已原谅我,但我事后追想,实深自悔!当此别离中回忆,尤令我深自责备,而深觉吾妹爱我之深切!妹妹,愧我粗鲁,以后决不再敢!!!拉杂乱写,就此告终,请再说我的行踪:
……
22时船由南京开,至晚上7时到芜湖,21日午后2时到安庆,晚上12时到九江,预计明日(22日)晚上10时可到汉口。我想此行如无耽误,大约27—28必可到家矣!
时迟了,船要到埠了,下次再说罢!谨祝妹妹康健,努力!!!
你的“歹”小囡
21/Ⅲ-26
长江船中第一号信
这是一位革命家写给刚刚离别的新婚妻子的信,原汁原味,所以读来感觉确实“情意绵绵”。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的“暗语”,在此不述。
新婚之后的日子,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王一飞真的成了“飞人”,隔三岔五就要离开上海,赴外地执行秘密任务。留在上海的妻子,便成了他除革命工作之外的全部牵挂和思恋之人。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党派王一飞再度赴武汉,筹划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此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已经怀孕,临时住在旅馆里的王一飞,白天忙着党务军事,只有在夜晚,才能遥望东方,思念自己的妻子,并写信向妻子袒露心迹。他道:“如果我们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尤其是男性的我,无予妹妹较好的影响,试问我心安乎?” 8月底,北伐军叶挺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连挫强敌,在攻打武汉之时,王一飞越过火线,与老战友叶挺会合,并出任北伐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这时的蒋介石对王一飞也赞赏有加,并给他送来中将军服,说“我们都是浙江老乡”,意思是想收买他,王一飞则原封不动地把中将军服退回给了“老乡”蒋介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一飞作为中央军委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此次会议一结束,为加强鄂北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王一飞前往该地指导。9月下旬,党中央安排王一飞返回汉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上海后,决定在武汉设立由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王一飞为长江局成员。10月初,党中央致函中共湖南省委,派王一飞、罗亦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新的省委书记。
1928年1月,因党内的叛徒告密,中共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等机关先后被国民党长沙反动当局破坏。一日,王一飞在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开会时被捕。数天后,他和几位革命者英勇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坪。
所有这些事,妻子陆缀雯完全不知。但她接到了爱人盼她和幼儿一起到长沙的信:
文妹:
我仔细想过,你如出来,可以带小孩同来,至于奶妈,……总可有法对付,这是一个办法。但出来须快,迟则年底,甚不便!
或者使小孩断奶,或吃代乳粉,或粉饭等物,至来春二月(阴历)带同小孩出来,因为此间风俗,阴历十二月正月,不便建立公馆,据云不吉利的。这个办法,虽然好一點,简单一点,但须在家再过两月,不知你还能忍受吗?来时,以少带行李为要,除你和小孩用物外,一概可留在三哥处,不必留在家中。至于盘费,可向大姊或昌兄等设法,当能成行也。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路中朋友,一概靠不住的。即颂
近安
你的鹏上 十二月廿四晨
这是王一飞在12月24日凌晨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说在这信邮寄途中,王一飞已经被敌人枪杀。而此时,他的“文妹”,正在上海忙着安排幼子的着落——陆缀雯毕竟也是地下党员,她知道此时的长沙并非“安乐窝”,所以将幼子送回了王一飞的老家浙江上虞。到了武汉后,组织上派邓颖超接待陆缀雯,并希望她将王一飞牺牲的事告诉陆缀雯。可邓超颖没有“完成任务”,她见了陆缀雯,实在不忍将噩耗当面说出来……
“一飞他到底怎么啦?你们快告诉我呀!”陆缀雯问中央机关的同志,谁也不正面回复她,而且躲着她。于是她哭着要到长沙去。大家劝她说现在长沙那边形势紧张,不是去的时候。陆缀雯将信将疑,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最后,大家还是将她劝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陆缀雯先把儿子从上虞接了回来,自己则住到新闸路的罗亦农家,继续盼着爱人王一飞的消息……
她忧郁地来到瞿秋白家打听情况。瞿秋白和杨之华热情地接待了她,然而接下来的时间却是相对无言。
“我吹一段箫吧!”瞿秋白打破尴尬的沉默,取下墙上的洞箫吹了起来。
那抑扬顿挫的箫声,苍凉悠远,悲切凄婉,陆缀雯知道,那是亲爱的同志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一起牵挂她的“飞”——王一飞的牺牲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被敌人枪杀前,昂首挺胸,对天高亢道:“赤条条来去,原是无产者本色。愿天下受苦人得到解放,我虽死也瞑目了!”
爱人为信仰和主义而死,虽死犹荣,虽死犹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同为革命者的陆缀雯,珍藏着爱人写给自己的所有“情书”,平静地在上海滩走完了自己的革命一生。她曾如此深情道:“因为心中装满了爱人的爱,所以我不寂寞,相反很充实。”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革命者》)
细心地拂去历史尘埃,这火一般的情书,原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一飞所写,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好奇:原来职业革命家的内心也有“如岩浆喷射一样的爱情”啊!
他的“文妹”,其妻陆缀雯,是位忠诚的地下党党员,不到20岁就到上海读书,五卅运动中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中共负责人罗亦农出任上海区委书记时,陆缀雯就在区委机关担任机要员。那个时候,王一飞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军委机关还没建立完备,所以王一飞常把一些重要的机要文件交陆缀雯保管。在此期间,年轻的王一飞也悄悄把爱情“存放”在这位秀美端庄的江南女子那里——1926年2月7日,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结婚。在地下斗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的结婚仪式异常简单,没有盛宴,没有喜糖,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王一飞曾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形容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两个人睡到一起,就是一个家……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除了志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后,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作为我党第一批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军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飞与叶挺、聂荣臻等从苏联著名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筹备中央军委机关,并出任军委秘书长。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军阀屠杀爱国学生的血案后,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不能再公开露面了,中央便决定派王一飞前往北方工作。刚过新婚蜜月的王一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并让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一起前往北京。但转眼王一飞又匆匆赶回来,说中央让他马上到武汉。
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离别。
肩负重任的王一飞一方面火速赶往汉口,与先前到达那里的中央领导们会师,一方面又牵挂着独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他思念着新婚妻子,写下了分别后的第一封“情书”——
缀文我爱:
今天是别妹后的第三天了,消磨这几天的光阴,实在困难!请先让我把几件事说一说,然后告诉你“我的胡思乱想”!
一、重民于我走后,必交一“小书”给亦农,你见亦农时,可告以转交弼时,他自然会替我交代清楚。
二、我从前曾托替华办车照,谁知他拆烂污到今!你可关照他一声,车照不要了,钱还退还!(如果没有,也算了!)至于你个人应做的,在我以为:
1.经期间,应十分慎重,切勿隨便“服”“食”“行动”!
2.仍应按期往妇孺院去看病,多费钱是不要紧的,总以身体为重!
3.如果身体好,则每日往石家去一趟,过一二天,往特兄处去一趟;如果身体不好,一切均可托游兄。
4.为防思想上寂寞无聊起见,可温习英文,或看abc,或往德芷家去玩(这一条,必身体好,为条件)。
5.如果你愿回家,趁此时期,便可一行,作为将来说穿此事之预备,亦可!但必:①把地址留给我,②27—28必赶回,因为此时我或者已回。
6.所有新布,均可交裁缝店赶做衣服,可做稍为宽大一点,切勿等时、省钱、把布再藏在箱里!
妹妹,这是我此时所记得的,第一,必定还有许多遗忘的;第二,上面我所说的,也未见得全对。总之,还是要我的爱妹自己决定的!但是我愿爱妹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的意思,愿吾爱有所体会我!
至于我这几天的胡思乱想,其中最主要者,即是“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且深觉很不自然似的!我想,多情如妹,此中别离相思,当比我更甚!妹妹,这完全因为我俩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见也难,何况更久?!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自慰,并愿以此慰我爱!
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做事,俾有以负妹之爱!妹妹,枯燥平庸的我,而得妹之爱的培养,促进我的努力自勉者实大!谁谓恋爱不该哉?!我不禁常背人而吻吾妹玉照矣!
妹妹,要说的话还很多,现在不说了,且等到汉后慢慢的告诉你罢!不过有一句话,让我先在这儿提一笔。妹妹,就是18—19两天的赴宴当中,我因病或事务的关系,对妹妹有太重言的地方,虽然这些有的我已认错,有的妹妹已原谅我,但我事后追想,实深自悔!当此别离中回忆,尤令我深自责备,而深觉吾妹爱我之深切!妹妹,愧我粗鲁,以后决不再敢!!!拉杂乱写,就此告终,请再说我的行踪:
……
22时船由南京开,至晚上7时到芜湖,21日午后2时到安庆,晚上12时到九江,预计明日(22日)晚上10时可到汉口。我想此行如无耽误,大约27—28必可到家矣!
时迟了,船要到埠了,下次再说罢!谨祝妹妹康健,努力!!!
你的“歹”小囡
21/Ⅲ-26
长江船中第一号信
这是一位革命家写给刚刚离别的新婚妻子的信,原汁原味,所以读来感觉确实“情意绵绵”。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的“暗语”,在此不述。
新婚之后的日子,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王一飞真的成了“飞人”,隔三岔五就要离开上海,赴外地执行秘密任务。留在上海的妻子,便成了他除革命工作之外的全部牵挂和思恋之人。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党派王一飞再度赴武汉,筹划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此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已经怀孕,临时住在旅馆里的王一飞,白天忙着党务军事,只有在夜晚,才能遥望东方,思念自己的妻子,并写信向妻子袒露心迹。他道:“如果我们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尤其是男性的我,无予妹妹较好的影响,试问我心安乎?” 8月底,北伐军叶挺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连挫强敌,在攻打武汉之时,王一飞越过火线,与老战友叶挺会合,并出任北伐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这时的蒋介石对王一飞也赞赏有加,并给他送来中将军服,说“我们都是浙江老乡”,意思是想收买他,王一飞则原封不动地把中将军服退回给了“老乡”蒋介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一飞作为中央军委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此次会议一结束,为加强鄂北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王一飞前往该地指导。9月下旬,党中央安排王一飞返回汉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上海后,决定在武汉设立由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王一飞为长江局成员。10月初,党中央致函中共湖南省委,派王一飞、罗亦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新的省委书记。
1928年1月,因党内的叛徒告密,中共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等机关先后被国民党长沙反动当局破坏。一日,王一飞在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开会时被捕。数天后,他和几位革命者英勇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坪。
所有这些事,妻子陆缀雯完全不知。但她接到了爱人盼她和幼儿一起到长沙的信:
文妹:
我仔细想过,你如出来,可以带小孩同来,至于奶妈,……总可有法对付,这是一个办法。但出来须快,迟则年底,甚不便!
或者使小孩断奶,或吃代乳粉,或粉饭等物,至来春二月(阴历)带同小孩出来,因为此间风俗,阴历十二月正月,不便建立公馆,据云不吉利的。这个办法,虽然好一點,简单一点,但须在家再过两月,不知你还能忍受吗?来时,以少带行李为要,除你和小孩用物外,一概可留在三哥处,不必留在家中。至于盘费,可向大姊或昌兄等设法,当能成行也。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路中朋友,一概靠不住的。即颂
近安
你的鹏上 十二月廿四晨
这是王一飞在12月24日凌晨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说在这信邮寄途中,王一飞已经被敌人枪杀。而此时,他的“文妹”,正在上海忙着安排幼子的着落——陆缀雯毕竟也是地下党员,她知道此时的长沙并非“安乐窝”,所以将幼子送回了王一飞的老家浙江上虞。到了武汉后,组织上派邓颖超接待陆缀雯,并希望她将王一飞牺牲的事告诉陆缀雯。可邓超颖没有“完成任务”,她见了陆缀雯,实在不忍将噩耗当面说出来……
“一飞他到底怎么啦?你们快告诉我呀!”陆缀雯问中央机关的同志,谁也不正面回复她,而且躲着她。于是她哭着要到长沙去。大家劝她说现在长沙那边形势紧张,不是去的时候。陆缀雯将信将疑,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最后,大家还是将她劝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陆缀雯先把儿子从上虞接了回来,自己则住到新闸路的罗亦农家,继续盼着爱人王一飞的消息……
她忧郁地来到瞿秋白家打听情况。瞿秋白和杨之华热情地接待了她,然而接下来的时间却是相对无言。
“我吹一段箫吧!”瞿秋白打破尴尬的沉默,取下墙上的洞箫吹了起来。
那抑扬顿挫的箫声,苍凉悠远,悲切凄婉,陆缀雯知道,那是亲爱的同志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一起牵挂她的“飞”——王一飞的牺牲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被敌人枪杀前,昂首挺胸,对天高亢道:“赤条条来去,原是无产者本色。愿天下受苦人得到解放,我虽死也瞑目了!”
爱人为信仰和主义而死,虽死犹荣,虽死犹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同为革命者的陆缀雯,珍藏着爱人写给自己的所有“情书”,平静地在上海滩走完了自己的革命一生。她曾如此深情道:“因为心中装满了爱人的爱,所以我不寂寞,相反很充实。”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