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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外地从一个封存了六七十年之久的历史旧档里，读到了一位革命烈士写给他爱妻“文妹”的36封情书。这些“情书”里每一封都流露着对妻子“文妹”那如火如焰的爱，令人热血沸腾……
细心地拂去历史尘埃，这火一般的情书，原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一飞所写，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好奇：原来职业革命家的内心也有“如岩浆喷射一样的爱情”啊！
他的“文妹”，其妻陆缀雯，是位忠诚的地下党党员，不到20岁就到上海读书，五卅运动中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中共负责人罗亦农出任上海区委书记时，陆缀雯就在区委机关担任机要员。那个时候，王一飞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军委机关还没建立完备，所以王一飞常把一些重要的机要文件交陆缀雯保管。在此期间，年轻的王一飞也悄悄把爱情“存放”在这位秀美端庄的江南女子那里——1926年2月7日，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结婚。在地下斗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的结婚仪式异常简单，没有盛宴，没有喜糖，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王一飞曾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形容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两个人睡到一起，就是一个家……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除了志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后，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作为我党第一批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军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飞与叶挺、聂荣臻等从苏联著名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筹备中央军委机关，并出任军委秘书长。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军阀屠杀爱国学生的血案后，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不能再公开露面了，中央便决定派王一飞前往北方工作。刚过新婚蜜月的王一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并让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一起前往北京。但转眼王一飞又匆匆赶回来，说中央让他马上到武汉。
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离别。
肩负重任的王一飞一方面火速赶往汉口，与先前到达那里的中央领导们会师，一方面又牵挂着独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他思念着新婚妻子，写下了分别后的第一封“情书”——
缀文我爱：
今天是别妹后的第三天了，消磨这几天的光阴，实在困难！请先让我把几件事说一说，然后告诉你“我的胡思乱想”！
一、重民于我走后，必交一“小书”给亦农，你见亦农时，可告以转交弼时，他自然会替我交代清楚。
二、我从前曾托替华办车照，谁知他拆烂污到今！你可关照他一声，车照不要了，钱还退还！（如果没有，也算了！）至于你个人应做的，在我以为：
1.经期间，应十分慎重，切勿隨便“服”“食”“行动”！
2.仍应按期往妇孺院去看病，多费钱是不要紧的，总以身体为重！
3.如果身体好，则每日往石家去一趟，过一二天，往特兄处去一趟;如果身体不好，一切均可托游兄。
4.为防思想上寂寞无聊起见，可温习英文，或看abc，或往德芷家去玩（这一条，必身体好，为条件）。
5.如果你愿回家，趁此时期，便可一行，作为将来说穿此事之预备，亦可！但必：①把地址留给我，②27—28必赶回，因为此时我或者已回。
6.所有新布，均可交裁缝店赶做衣服，可做稍为宽大一点，切勿等时、省钱、把布再藏在箱里！
妹妹，这是我此时所记得的，第一，必定还有许多遗忘的;第二，上面我所说的，也未见得全对。总之，还是要我的爱妹自己决定的！但是我愿爱妹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的意思，愿吾爱有所体会我！
至于我这几天的胡思乱想，其中最主要者，即是“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且深觉很不自然似的！我想，多情如妹，此中别离相思，当比我更甚！妹妹，这完全因为我俩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见也难，何况更久？！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自慰，并愿以此慰我爱！
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做事，俾有以负妹之爱！妹妹，枯燥平庸的我，而得妹之爱的培养，促进我的努力自勉者实大！谁谓恋爱不该哉？！我不禁常背人而吻吾妹玉照矣！
妹妹，要说的话还很多，现在不说了，且等到汉后慢慢的告诉你罢！不过有一句话，让我先在这儿提一笔。妹妹，就是18—19两天的赴宴当中，我因病或事务的关系，对妹妹有太重言的地方，虽然这些有的我已认错，有的妹妹已原谅我，但我事后追想，实深自悔！当此别离中回忆，尤令我深自责备，而深觉吾妹爱我之深切！妹妹，愧我粗鲁，以后决不再敢！！！拉杂乱写，就此告终，请再说我的行踪：
……
22时船由南京开，至晚上7时到芜湖，21日午后2时到安庆，晚上12时到九江，预计明日（22日）晚上10时可到汉口。我想此行如无耽误，大约27—28必可到家矣！
时迟了，船要到埠了，下次再说罢！谨祝妹妹康健，努力！！！
你的“歹”小囡
21/Ⅲ-26
长江船中第一号信
这是一位革命家写给刚刚离别的新婚妻子的信，原汁原味，所以读来感觉确实“情意绵绵”。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的“暗语”，在此不述。
新婚之后的日子，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王一飞真的成了“飞人”，隔三岔五就要离开上海，赴外地执行秘密任务。留在上海的妻子，便成了他除革命工作之外的全部牵挂和思恋之人。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党派王一飞再度赴武汉，筹划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此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已经怀孕，临时住在旅馆里的王一飞，白天忙着党务军事，只有在夜晚，才能遥望东方，思念自己的妻子，并写信向妻子袒露心迹。他道：“如果我们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尤其是男性的我，无予妹妹较好的影响，试问我心安乎？” 8月底，北伐军叶挺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连挫强敌，在攻打武汉之时，王一飞越过火线，与老战友叶挺会合，并出任北伐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这时的蒋介石对王一飞也赞赏有加，并给他送来中将军服，说“我们都是浙江老乡”，意思是想收买他，王一飞则原封不动地把中将军服退回给了“老乡”蒋介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一飞作为中央军委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此次会议一结束，为加强鄂北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王一飞前往该地指导。9月下旬，党中央安排王一飞返回汉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上海后，决定在武汉设立由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王一飞为长江局成员。10月初，党中央致函中共湖南省委，派王一飞、罗亦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新的省委书记。
1928年1月，因党内的叛徒告密，中共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等机关先后被国民党长沙反动当局破坏。一日，王一飞在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开会时被捕。数天后，他和几位革命者英勇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坪。
所有这些事，妻子陆缀雯完全不知。但她接到了爱人盼她和幼儿一起到长沙的信：
文妹：
我仔细想过，你如出来，可以带小孩同来，至于奶妈，……总可有法对付，这是一个办法。但出来须快，迟则年底，甚不便！
或者使小孩断奶，或吃代乳粉，或粉饭等物，至来春二月（阴历）带同小孩出来，因为此间风俗，阴历十二月正月，不便建立公馆，据云不吉利的。这个办法，虽然好一點，简单一点，但须在家再过两月，不知你还能忍受吗？来时，以少带行李为要，除你和小孩用物外，一概可留在三哥处，不必留在家中。至于盘费，可向大姊或昌兄等设法，当能成行也。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路中朋友，一概靠不住的。即颂
近安
你的鹏上 十二月廿四晨
这是王一飞在12月24日凌晨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说在这信邮寄途中，王一飞已经被敌人枪杀。而此时，他的“文妹”，正在上海忙着安排幼子的着落——陆缀雯毕竟也是地下党员，她知道此时的长沙并非“安乐窝”，所以将幼子送回了王一飞的老家浙江上虞。到了武汉后，组织上派邓颖超接待陆缀雯，并希望她将王一飞牺牲的事告诉陆缀雯。可邓超颖没有“完成任务”，她见了陆缀雯，实在不忍将噩耗当面说出来……
“一飞他到底怎么啦？你们快告诉我呀！”陆缀雯问中央机关的同志，谁也不正面回复她，而且躲着她。于是她哭着要到长沙去。大家劝她说现在长沙那边形势紧张，不是去的时候。陆缀雯将信将疑，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最后，大家还是将她劝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陆缀雯先把儿子从上虞接了回来，自己则住到新闸路的罗亦农家，继续盼着爱人王一飞的消息……
她忧郁地来到瞿秋白家打听情况。瞿秋白和杨之华热情地接待了她，然而接下来的时间却是相对无言。
“我吹一段箫吧！”瞿秋白打破尴尬的沉默，取下墙上的洞箫吹了起来。
那抑扬顿挫的箫声，苍凉悠远，悲切凄婉，陆缀雯知道，那是亲爱的同志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一起牵挂她的“飞”——王一飞的牺牲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被敌人枪杀前，昂首挺胸，对天高亢道：“赤条条来去，原是无产者本色。愿天下受苦人得到解放，我虽死也瞑目了！”
爱人为信仰和主义而死，虽死犹荣，虽死犹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同为革命者的陆缀雯，珍藏着爱人写给自己的所有“情书”，平静地在上海滩走完了自己的革命一生。她曾如此深情道：“因为心中装满了爱人的爱，所以我不寂寞，相反很充实。”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革命者》）
细心地拂去历史尘埃，这火一般的情书，原来是中共重要领导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一飞所写，我感到无比震惊和好奇：原来职业革命家的内心也有“如岩浆喷射一样的爱情”啊！
他的“文妹”，其妻陆缀雯，是位忠诚的地下党党员，不到20岁就到上海读书，五卅运动中一直站在学生运动的前列。中共负责人罗亦农出任上海区委书记时，陆缀雯就在区委机关担任机要员。那个时候，王一飞是中央军委秘书长，由于军委机关还没建立完备，所以王一飞常把一些重要的机要文件交陆缀雯保管。在此期间，年轻的王一飞也悄悄把爱情“存放”在这位秀美端庄的江南女子那里——1926年2月7日，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在上海结婚。在地下斗争的特殊环境下，他们的结婚仪式异常简单，没有盛宴，没有喜糖，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王一飞曾在一封家书中如此形容他们这些革命者的婚姻：“一桌，一椅，一张单人床，两个人睡到一起，就是一个家……两个共产党员的结合，除了志同道合，就不需要其他理由。之后，就可能是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分分合合，分比合要多得多！”
作为我党第一批被派往国外学习的军事人才，1925年2月，王一飞与叶挺、聂荣臻等从苏联著名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被党中央留在上海筹备中央军委机关，并出任军委秘书长。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军阀屠杀爱国学生的血案后，党的负责人李大钊不能再公开露面了，中央便决定派王一飞前往北方工作。刚过新婚蜜月的王一飞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并让其赶紧收拾行李，准备一起前往北京。但转眼王一飞又匆匆赶回来，说中央让他马上到武汉。
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离别。
肩负重任的王一飞一方面火速赶往汉口，与先前到达那里的中央领导们会师，一方面又牵挂着独自留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他思念着新婚妻子，写下了分别后的第一封“情书”——
缀文我爱：
今天是别妹后的第三天了，消磨这几天的光阴，实在困难！请先让我把几件事说一说，然后告诉你“我的胡思乱想”！
一、重民于我走后，必交一“小书”给亦农，你见亦农时，可告以转交弼时，他自然会替我交代清楚。
二、我从前曾托替华办车照，谁知他拆烂污到今！你可关照他一声，车照不要了，钱还退还！（如果没有，也算了！）至于你个人应做的，在我以为：
1.经期间，应十分慎重，切勿隨便“服”“食”“行动”！
2.仍应按期往妇孺院去看病，多费钱是不要紧的，总以身体为重！
3.如果身体好，则每日往石家去一趟，过一二天，往特兄处去一趟;如果身体不好，一切均可托游兄。
4.为防思想上寂寞无聊起见，可温习英文，或看abc，或往德芷家去玩（这一条，必身体好，为条件）。
5.如果你愿回家，趁此时期，便可一行，作为将来说穿此事之预备，亦可！但必：①把地址留给我，②27—28必赶回，因为此时我或者已回。
6.所有新布，均可交裁缝店赶做衣服，可做稍为宽大一点，切勿等时、省钱、把布再藏在箱里！
妹妹，这是我此时所记得的，第一，必定还有许多遗忘的;第二，上面我所说的，也未见得全对。总之，还是要我的爱妹自己决定的！但是我愿爱妹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是“千言万语并作一句话”的意思，愿吾爱有所体会我！
至于我这几天的胡思乱想，其中最主要者，即是“骤然离开我爱”，忽忽“如有所失”似的！虽然，此次因校事而自动的自愿的且有理智的别离，但终不能打消我私心的难受，且深觉很不自然似的！我想，多情如妹，此中别离相思，当比我更甚！妹妹，这完全因为我俩平日的生活，已完全打成一片，一日不见也难，何况更久？！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牖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亦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遇！我以此自慰，并愿以此慰我爱！
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为校做事，俾有以负妹之爱！妹妹，枯燥平庸的我，而得妹之爱的培养，促进我的努力自勉者实大！谁谓恋爱不该哉？！我不禁常背人而吻吾妹玉照矣！
妹妹，要说的话还很多，现在不说了，且等到汉后慢慢的告诉你罢！不过有一句话，让我先在这儿提一笔。妹妹，就是18—19两天的赴宴当中，我因病或事务的关系，对妹妹有太重言的地方，虽然这些有的我已认错，有的妹妹已原谅我，但我事后追想，实深自悔！当此别离中回忆，尤令我深自责备，而深觉吾妹爱我之深切！妹妹，愧我粗鲁，以后决不再敢！！！拉杂乱写，就此告终，请再说我的行踪：
……
22时船由南京开，至晚上7时到芜湖，21日午后2时到安庆，晚上12时到九江，预计明日（22日）晚上10时可到汉口。我想此行如无耽误，大约27—28必可到家矣！
时迟了，船要到埠了，下次再说罢！谨祝妹妹康健，努力！！！
你的“歹”小囡
21/Ⅲ-26
长江船中第一号信
这是一位革命家写给刚刚离别的新婚妻子的信，原汁原味，所以读来感觉确实“情意绵绵”。里面有许多地下工作的“暗语”，在此不述。
新婚之后的日子，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王一飞真的成了“飞人”，隔三岔五就要离开上海，赴外地执行秘密任务。留在上海的妻子，便成了他除革命工作之外的全部牵挂和思恋之人。
1926年7月，北伐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党派王一飞再度赴武汉，筹划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此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已经怀孕，临时住在旅馆里的王一飞，白天忙着党务军事，只有在夜晚，才能遥望东方，思念自己的妻子，并写信向妻子袒露心迹。他道：“如果我们的爱情，不能在学问事业上互相勉励上进，总是抱歉的。尤其是男性的我，无予妹妹较好的影响，试问我心安乎？” 8月底，北伐军叶挺的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连挫强敌，在攻打武汉之时，王一飞越过火线，与老战友叶挺会合，并出任北伐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翻译。这时的蒋介石对王一飞也赞赏有加，并给他送来中将军服，说“我们都是浙江老乡”，意思是想收买他，王一飞则原封不动地把中将军服退回给了“老乡”蒋介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王一飞作为中央军委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此次会议一结束，为加强鄂北秋收起义的领导，中央派王一飞前往该地指导。9月下旬，党中央安排王一飞返回汉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陆续迁上海后，决定在武汉设立由罗亦农负责的长江局，王一飞为长江局成员。10月初，党中央致函中共湖南省委，派王一飞、罗亦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任命王一飞为新的省委书记。
1928年1月，因党内的叛徒告密，中共湖南省委及长沙市委等机关先后被国民党长沙反动当局破坏。一日，王一飞在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开会时被捕。数天后，他和几位革命者英勇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坪。
所有这些事，妻子陆缀雯完全不知。但她接到了爱人盼她和幼儿一起到长沙的信：
文妹：
我仔细想过，你如出来，可以带小孩同来，至于奶妈，……总可有法对付，这是一个办法。但出来须快，迟则年底，甚不便！
或者使小孩断奶，或吃代乳粉，或粉饭等物，至来春二月（阴历）带同小孩出来，因为此间风俗，阴历十二月正月，不便建立公馆，据云不吉利的。这个办法，虽然好一點，简单一点，但须在家再过两月，不知你还能忍受吗？来时，以少带行李为要，除你和小孩用物外，一概可留在三哥处，不必留在家中。至于盘费，可向大姊或昌兄等设法，当能成行也。现在年底将近，行路甚为不便，你在路中，务须自己小心，总以“沉静”“少与人谈”为要。路中朋友，一概靠不住的。即颂
近安
你的鹏上 十二月廿四晨
这是王一飞在12月24日凌晨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就是说在这信邮寄途中，王一飞已经被敌人枪杀。而此时，他的“文妹”，正在上海忙着安排幼子的着落——陆缀雯毕竟也是地下党员，她知道此时的长沙并非“安乐窝”，所以将幼子送回了王一飞的老家浙江上虞。到了武汉后，组织上派邓颖超接待陆缀雯，并希望她将王一飞牺牲的事告诉陆缀雯。可邓超颖没有“完成任务”，她见了陆缀雯，实在不忍将噩耗当面说出来……
“一飞他到底怎么啦？你们快告诉我呀！”陆缀雯问中央机关的同志，谁也不正面回复她，而且躲着她。于是她哭着要到长沙去。大家劝她说现在长沙那边形势紧张，不是去的时候。陆缀雯将信将疑，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最后，大家还是将她劝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陆缀雯先把儿子从上虞接了回来，自己则住到新闸路的罗亦农家，继续盼着爱人王一飞的消息……
她忧郁地来到瞿秋白家打听情况。瞿秋白和杨之华热情地接待了她，然而接下来的时间却是相对无言。
“我吹一段箫吧！”瞿秋白打破尴尬的沉默，取下墙上的洞箫吹了起来。
那抑扬顿挫的箫声，苍凉悠远，悲切凄婉，陆缀雯知道，那是亲爱的同志们在用另一种方式，一起牵挂她的“飞”——王一飞的牺牲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被敌人枪杀前，昂首挺胸，对天高亢道：“赤条条来去，原是无产者本色。愿天下受苦人得到解放，我虽死也瞑目了！”
爱人为信仰和主义而死，虽死犹荣，虽死犹生。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同为革命者的陆缀雯，珍藏着爱人写给自己的所有“情书”，平静地在上海滩走完了自己的革命一生。她曾如此深情道：“因为心中装满了爱人的爱，所以我不寂寞，相反很充实。”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