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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不容乐观，目前主要经济机构的预期多低于2011年。从债务缠身、复苏缓慢的美欧，到通胀高企、增速放缓的新兴经济体，全球经济似乎同步走到了在震荡减速中寻求转型的一年。
全球增速预期低于4%
至少在2011年二季度，经济学家们对全球经济增速还抱着相对乐观的态度，但在各国统计部门陆续发布二季度GDP之后，人们才发现经济增速差于预期。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增1.30%，同比增1.63%，显著低于一季度的2.24%，照此推算，全年增速不太可能高于2%；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只增0.2%，亦明显低于一季度的0.8%。
至2011年9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2年全球增长的最新预测降至4%，其9月20日发布的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认为，“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正受到两大不利变化的共同影响：一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先进经济体的复苏步伐显著放慢；二是财政和金融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尤其是8月份以来愈加明显。”
IMF认为，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得以控制、美国能在支持经济增长与实施中期财政整顿之间实现适当平衡，并且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会加剧，则发达国家2012年增速将有望达到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将降至6%左右。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主要国家发布的综合领先指标普遍下行，预示着全球经济增速不容乐观，该组织11月28日将全球增长预测从5月份时的4.6%下调至3.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更悲观，为2.6%。该机构12月1日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弱、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缺乏协调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未来两年将继续减速，甚至有可能再度衰退。” 报告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低于2011年的2.8%和2010年的4%。由于不确定性较多，报告认为若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脆弱性、低增长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恶性互动，则可能使欧美在2012年同时陷入新一轮衰退，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到0.5%，当然，这差不多是最悲观的情况。
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也对2012年经济增速做了相对悲观的预期。12月1日，高盛集团发布报告，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从之前预测的3.4%下调到3.2%。12月14日，标普发布2012年经济前景预测报告，认为2012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更加温和。12月下旬，摩根士丹利将2012年全球GDP预测值从3.8%下调到3.5%；穆迪评级公司预测2012年全球GDP只有0.7%；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预测2012年全球GDP增速将降低到3.2%。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国际贸易增速下行，由此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不同的综合影响。过去若干年，发达国家多数维持着经常账户逆差，新兴市场国家则维持着经常账户顺差。由于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甚至有可能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小，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增长，这一速度变化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逆差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顺差同时下降（2008年至2009年危机期间曾出现过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部再平衡”。
但这种“外部再平衡”并非源自双方的经济转型，而是经济增速下行幅度不同所导致，所以一旦未来经济增速抬升，外部失衡状况将会继续甚至加重。
另外，国际贸易增速下降，还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之间贸易争端愈加频繁、新兴市场国家为抢占国际市场份额而竞争性贬值、发达经济体则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复苏而有意识地压低本币以促进出口等等。
美国：经济难比上年更好
2012年的美国经济很难比2011年更好。2011年9月21日，IMF将2012年美国GDP增速预测从4月时的2.7%下调到1.8%。11月28日，OECD将对2012年美国GDP增速的预测从此前的3.1%下调至2.0%。12月1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速为1.3%。标普首席经济学家贝斯安妮•波维诺（Beth Ann Bovino）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速在1.6%左右徘徊，野村证券给出的预测值则是1.8%。虽然世界银行在6月7日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速为2.9%，但是随着情况发生改变，估计世行近期会下调该预测。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投资增速的大趋势下行，只有家庭和机构的投资因基数较低而略呈增速上升，但占比很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随着经济增速一起下降，提升空间有限；目前储蓄率已再次降到3.5%的低位，已没有太多降低储蓄、提高消费和投资的空间；此外房地产继续低迷，信贷同比提升空间有限；企业持有的活期存款和现金均已达到历史高位，表明企业有能力进行投资，但是缺乏投资意愿；居民贷款进行消费和投资的意愿不强，银行放款的意愿也不强，两次量化宽松释放的货币，大量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留存在商业银行手中，美联储不得不进行“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来压低长期利率，提升居民贷款意愿，并通过购买房贷支持证券（MBS）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此外，美国财政紧缩和政府与国会的政治博弈，也将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内部再平衡”，即提升消费和投资意愿，显然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其次是振兴外需。美国政府在2010年3月曾提出“国家出口倡议”，希望重振制造业，用五年时间使出口规模翻一番，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2010年9月，总统领导的“出口促进内阁”提交的《就国家出口倡议致总统书》中，列出了促进出口要实施的重点：再工业化，提升制造业出口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出口，增强其国际竞争力；通过金融和宣传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减少贸易壁垒等。2011年，这些政策加上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导致出口增长较快。
但是，2012年，美国出口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欧债危机可能恶化，导致美元对欧元走强，抑制美国对欧洲出口；新兴市场竞争性贬值，将抑制美国出口增速；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归根结底源于低储蓄和高消费，要想消除逆差，通过净出口拉动GDP，必须提高储蓄率，而这基本上很难实现。所以在2012年，美国要想使经济得到较大的提振，需要继续推行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和出口，而这无疑是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欧洲：整体温和衰退
目前国际机构普遍预期2012年欧洲整体将发生温和的衰退，例如，11月28日，OECD将对欧元区GDP增速的预测从5月的2.0%下调为0.2%。虽然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基准模型预测2012年欧洲GDP增速有0.5%，但是认为在悲观的情况下，这一数值只有-1.6%。12月1日，高盛将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从之前预测的0.1%下调为-0.8%。12月14日，标普认为欧元区很有可能陷入温和衰退。野村证券则预测欧洲GDP增速将是-1%。在欧洲整体温和衰退的同时，德国和法国经济有望保持低速的正增长，同时伴以温和的通货膨胀。英国和大部分欧元区成员国在忍受通胀的同时，很可能陷入衰退，即发生滞胀。
但是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2012年最令他们头疼的或许并非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妥善地把债务“拖延”下去，确保欧元区不解体。
欧债危机的根源是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有限。欧元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某些先天的缺陷，只统一了货币和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各成员国在产业结构、生产效率、经济增速、价格变动、经济政策、语言甚至政治结构、决策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要解决欧债危机，需要做到四点，一是保护好商业银行体系，确保其不被拖垮；二是实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杠杆化，筹措足够的资金来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三是危机国必须紧缩财政，削减开支；四是必须促进并确保经济的长期增长。
目前欧洲各国在第一条上面临重重困难，在第二、三条上相互讨价还价，相互博弈，根本就顾不上第四条。2011年底的欧盟峰会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已达成的财政约束协议着眼于长期，对短期救援毫无用处；各国在对IMF注资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本来计划注资2000亿欧元，最终只筹集到1500亿欧元；EFSF的杠杆化迟迟实现不了，最终规模很可能低于预期；由于德国的反对，不能发行欧元债券，欧央行也不能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目前来看，欧元区很难筹集到化解债务危机所需的全部资金；欧洲央行于12月21日推出的三年期长期融资操作（LTRO）只是把债务危机向后拖延，尚不能治本；另外，《巴塞尔协议III》要求欧洲商业银行必须在2012年6月前达到最低9%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意味着欧元区银行需要增资1147亿欧元，然而这些银行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2012年春天是欧猪五国（PIIGS）债务到期高峰。届时如果意大利或西班牙国债出现局部的、有序的违约，则法国商业银行势必受到拖累，不排除法国被下调主权信用评级的可能，这会导致其融资成本飙升，无力救援其他国家。
因此目前欧元区的前景只有三种可能：
其一，危机国严格紧缩国内财政，降低赤字和国债规模（这意味着要忍受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把危机往后拖，然后通过经济长期增长来化解危机。这正是目前欧洲采取的方式，最终成功的可能性较低。
其二，德国最终被迫同意由欧洲央行充当最终贷款人，向商业银行注入资本，并大量购买国债，这样短期可以化解危机，刺激经济，但会在未来造成严重的通胀。即短期会造成经济虚火和资产（商品）价格泡沫，长期来看还得忍受痛苦的结构调整和转型。
其三，尽力把债务往后拖，到一定的时点，继续救援的成本已经大于救援成功的收益，放弃救援无损政治家们的政治声望，于是放弃救援，欧元区解体，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重启本币，竞争性贬值，利用本国优势产业（例如希腊的旅游）刺激经济增长，并进行经济转型，获得长期增长，以此化解危机。
但是无论哪一种路径，都必须经历痛苦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维持较快增长
2012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货膨胀率将回落，各国将先后放松货币政策以便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速。
过去几年，印度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从2008年开始，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泛滥，加上食品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孕育了高通胀。为了应对通胀，截止2011年10月25日，一共加息13次。
随着利率的提高，国内投资需求疲软，项目施工减少，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印度央行不得不在通胀和经济增速之间进行抉择。2012年1月2日，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让古拉加（C. Rangarajan）称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印度政府担忧的问题，一旦通胀形势有所缓解，印度央行便可能在3月底之前降息。印度央行行长苏巴拉奥（Duvvuri Subbarao）称，尽管2012年通胀风险仍然存在，但是更担心经济增长。
值得指出的是，世界银行在2011年度《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12年印度GDP增速将是8.7%，高于中国的8.4%。
为应对随之而来的通胀，巴西央行持续加息。2011年12月，巴西年度通胀率降至6.56%，高于央行的通胀目标（4.5%上下浮动2%）。但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速成为政府担忧的主要问题，为了“保增长”，巴西央行于2011年8月底、10月、11月三次降息各0.5%。
目前巴西各界对2012年经济形势抱乐观态度。12月22日，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称巴西政府将重点鼓励投资、刺激消费和保护本国工业，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他预测2012年GDP将增长4%至5%，高于2011年的3.2%至3.8%。巴西布拉德斯科银行经济学家马塞洛-托莱多预测2012年每季度GDP增速为1.2%，将远高于2011年。巴西央行在12月30日对大约100名经济学家调查表明，他们预期2012年巴西GDP增速3.3%，高于2011年的预测值2.87%。
总体看，2012年巴西经济增速不降反升，在全球表现突出。
目前经济学家们一致预期2012年俄罗斯CPI将达到7%，PPI将上升到8.5%，GDP增速将从2011年的4.2%放缓到3.2%。经济学家们一致预期2012年初通胀较低，为此俄罗斯央行已经于12月23日宣布将央行再融资年利率从8.25%降至8%。
2012年是俄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其总体关税水平将从10%降到7.8%，这将极大促进俄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只要政策得当，俄罗斯或许将借助外向型经济而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中国：稳住增速力求转型
2012年，欧美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最主要因素。而且影响主要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而非金融领域。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欧美经济增速下滑已开始影响中国出口，此前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频繁双向波动，出现外汇占款减少、资本外流苗头等，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央行已在11月30日微调此前货币紧缩，下调了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2012年中国出口形势仍然严峻，全年出口增速可能低于15%，同比2011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从2011年的1500亿美元下降到700亿美元左右，接近贸易平衡；外汇占款从每年约2.5~3万亿元下降到1.5万亿元左右。由于人民币不完全自由兑换和资本不完全流动，游资的短期撤出对中国的影响相当有限。
受外需不振影响，2012年中国“稳增长”的最佳方法是扩大消费，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
2011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这个总基调下，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围绕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这也是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基于此，预期2012年中国M2增速大约14%，人民币信贷增速大约15%。预测全年GDP增速为8.5%，呈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走势。与此相对应，工业增加值、CPI、PPI、企业盈利也将呈U形走势。
全球风险下的中国政策选择
文/陈玉宇
2012年，国际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增大。
美国经济复苏微弱而步履艰难。IMF估计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失业率虽有所改善，但仍在8.6%的痛苦高位，且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财富骤减与家庭过度负债。这次危机由房地产泡沫崩溃引发，其后果之一是美国的居民财富减少了大约10万亿美元，居民家庭债务沉重，消费需求难振；二是金融体系因遭受重创而过度谨慎。已成惊弓之鸟的金融机构，手里捏着大量的超额储备却不情愿进行借贷活动，对未来增长信心缺乏。
欧洲经济则面临着严重的衰退风险。2010年人们开始议论“希腊会不会违约”，2011年议论“意大利、西班牙等会不会有问题”，现在人们深刻地担心欧盟有无能力处理好债务问题。分析家担心，欧债有可能引发另外一场金融恐慌，进而将全球经济拖入另一场大衰退。
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的背景下，中国面临增速下行、通胀上行与经济转型等短期与长期问题叠加的多重压力。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在二者结合部发力，避免短期调控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割裂开的取向，促使经济走向内生性自主增长。
学界的宏观理论与近年的政策调控实践，往往习惯于将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短期的经济波动区别对待，长期增长是供给问题，主要通过发挥市场力量、优化资源配置、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决；短期波动则是需求面问题，主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事实上，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短期需求波动与诸多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纠结互动的结果，宏观政策不应再重复财政刺激的老路，而更应在稳住增速的基础上，对长期问题精准发力。
改革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加速推进社保、医疗供给能力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既解当下燃眉之急又利长远的切中肯綮之举——结构性减税既能减轻当期企业负担，恢复企业活力，又能优化长远经济和产业结构；加强社保医疗体制建设，短期可以拉动消费，长期则解决了中国发展的基础问题；增加教育基础投入，则短期增加国内需求，长远利于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
同时要注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必须要有非常措施。中小企业代表经济的活力基础，也是未来大企业的胚胎。中小企业的问题，既是短期问题更是长期增长的问题。要从税收、信贷、金融创新、土地制度和基础设施多角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最终减缓收入不平等，增加中间阶层收入比重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经济短期波动与长期问题相纠结是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宏观政策应在两者结合部发力，避免将短期调控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割裂开的政策取向
持续改革再启黄金十年
文/付兵涛
高盛近日发表观点，认为中俄印巴这四个最大新兴市场的最好发展时期已经结束，原因是“新增劳动力供应量减少，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已达到顶峰”。
鉴于十年前正是高盛首度提出“金砖四国”概念，上述观点引发市场关注。
撇开其他三国不谈，仅就中国而论，笔者以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至少还有三个：一是城镇化步伐放缓。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衡量的中国城镇化率，本世纪前10年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目前增速已逐步递减，“十二五”的目标是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二是未来出口增长空间有限。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式宣告了此前“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增长模式破产，随着欧美需求市场持续低迷，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凸显。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的是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与自然环境的明显恶化，这显然也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对上述情况应该说有充分的估计，这也是为什么“十二五”规划设定的GDP平均增速仅为7%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尽管中国未来增长潜力面临新挑战，但只要坚持以改革释放发展动能，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年均8%-9%的增速，开启一个新的黄金十年。
而开启新黄金十年的钥匙，一是劳动力资源潜力；二是城镇化步伐。
先看劳动力的潜力。关于劳动力，发展经济学有两个专业术语，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个概念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人口红利主要指劳动力数量持续增长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刘易斯拐点理论着重分析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
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劳动力资源将在“十二五”期间达到顶点，农村可以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与劳动力相关的经济增长动力确实在减退。但是，上述分析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劳动力逆向流动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前者以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分析基础，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后者则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更开阔的视野、更娴熟的技术、更高远的见识，将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甚至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再看城镇化。2010年末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9.68%，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更关键的，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是一个有水分的城镇化。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亿人，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亿人（绝大部分为农民工），如果考虑这个因素，则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可能不足40%。今后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除了城镇人口会继续增加，更多应该是来自于做实城镇化所衍生出的巨大投资消费需求。有关测算表明，外来打工人员在城市落户，平均每个人需要投入的资金为10万元。目前2.2亿农民工，假设未来10年每年解决2000万人的城市落户问题，则每年需要投入2万亿元，如果再加上这些人在落户之后衍生的消费需求，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将是不可估量的，要知道，2008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总额不过4万亿元。“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根本路径还在城镇化。
能否把上述人口和城镇化方面的潜力发挥出来，关键在于能否贯彻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要求。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主要是每隔一段时间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一次突破性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94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也正基于上述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相信只要拿出足够的决心和魄力，做好顶层设计，在涉及财税、户籍、教育、收入分配、非公经济发展等领域实施全面深入的改革，中国经济再迎来一个新的黄金十年就绝非虚言。
特别需要指出的，如果确实能够实现上述领域改革的突破，新起点上的黄金十年，或许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率仍达不到此前的水平，从而不被高盛等国际资本看好，但将会是更多人受益的包容性增长，其增长模式也将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资深分析师）
全球增速预期低于4%
至少在2011年二季度，经济学家们对全球经济增速还抱着相对乐观的态度，但在各国统计部门陆续发布二季度GDP之后，人们才发现经济增速差于预期。
美国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增1.30%，同比增1.63%，显著低于一季度的2.24%，照此推算，全年增速不太可能高于2%；欧元区二季度GDP环比只增0.2%，亦明显低于一季度的0.8%。
至2011年9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2年全球增长的最新预测降至4%，其9月20日发布的最新版《世界经济展望》认为，“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世界经济正受到两大不利变化的共同影响：一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先进经济体的复苏步伐显著放慢；二是财政和金融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尤其是8月份以来愈加明显。”
IMF认为，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得以控制、美国能在支持经济增长与实施中期财政整顿之间实现适当平衡，并且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不会加剧，则发达国家2012年增速将有望达到2%；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将降至6%左右。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主要国家发布的综合领先指标普遍下行，预示着全球经济增速不容乐观，该组织11月28日将全球增长预测从5月份时的4.6%下调至3.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预测更悲观，为2.6%。该机构12月1日发布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弱、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缺乏协调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未来两年将继续减速，甚至有可能再度衰退。” 报告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低于2011年的2.8%和2010年的4%。由于不确定性较多，报告认为若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脆弱性、低增长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恶性互动，则可能使欧美在2012年同时陷入新一轮衰退，并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到0.5%，当然，这差不多是最悲观的情况。
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也对2012年经济增速做了相对悲观的预期。12月1日，高盛集团发布报告，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从之前预测的3.4%下调到3.2%。12月14日，标普发布2012年经济前景预测报告，认为2012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将更加温和。12月下旬，摩根士丹利将2012年全球GDP预测值从3.8%下调到3.5%；穆迪评级公司预测2012年全球GDP只有0.7%；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Paul Sheard）预测2012年全球GDP增速将降低到3.2%。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将导致国际贸易增速下行，由此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产生不同的综合影响。过去若干年，发达国家多数维持着经常账户逆差，新兴市场国家则维持着经常账户顺差。由于2012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甚至有可能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小，保持一定程度的正增长，这一速度变化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逆差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顺差同时下降（2008年至2009年危机期间曾出现过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部再平衡”。
但这种“外部再平衡”并非源自双方的经济转型，而是经济增速下行幅度不同所导致，所以一旦未来经济增速抬升，外部失衡状况将会继续甚至加重。
另外，国际贸易增速下降，还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之间贸易争端愈加频繁、新兴市场国家为抢占国际市场份额而竞争性贬值、发达经济体则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复苏而有意识地压低本币以促进出口等等。
美国：经济难比上年更好
2012年的美国经济很难比2011年更好。2011年9月21日，IMF将2012年美国GDP增速预测从4月时的2.7%下调到1.8%。11月28日，OECD将对2012年美国GDP增速的预测从此前的3.1%下调至2.0%。12月1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速为1.3%。标普首席经济学家贝斯安妮•波维诺（Beth Ann Bovino）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速在1.6%左右徘徊，野村证券给出的预测值则是1.8%。虽然世界银行在6月7日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速为2.9%，但是随着情况发生改变，估计世行近期会下调该预测。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投资增速的大趋势下行，只有家庭和机构的投资因基数较低而略呈增速上升，但占比很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随着经济增速一起下降，提升空间有限；目前储蓄率已再次降到3.5%的低位，已没有太多降低储蓄、提高消费和投资的空间；此外房地产继续低迷，信贷同比提升空间有限；企业持有的活期存款和现金均已达到历史高位，表明企业有能力进行投资，但是缺乏投资意愿；居民贷款进行消费和投资的意愿不强，银行放款的意愿也不强，两次量化宽松释放的货币，大量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留存在商业银行手中，美联储不得不进行“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来压低长期利率，提升居民贷款意愿，并通过购买房贷支持证券（MBS）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此外，美国财政紧缩和政府与国会的政治博弈，也将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实现“内部再平衡”，即提升消费和投资意愿，显然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其次是振兴外需。美国政府在2010年3月曾提出“国家出口倡议”，希望重振制造业，用五年时间使出口规模翻一番，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2010年9月，总统领导的“出口促进内阁”提交的《就国家出口倡议致总统书》中，列出了促进出口要实施的重点：再工业化，提升制造业出口能力；帮助中小企业扩大对外出口，增强其国际竞争力；通过金融和宣传帮助美国企业锁定、建立和赢得新兴市场；扩大双边与多边贸易谈判，减少贸易壁垒等。2011年，这些政策加上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导致出口增长较快。
但是，2012年，美国出口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欧债危机可能恶化，导致美元对欧元走强，抑制美国对欧洲出口；新兴市场竞争性贬值，将抑制美国出口增速；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不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归根结底源于低储蓄和高消费，要想消除逆差，通过净出口拉动GDP，必须提高储蓄率，而这基本上很难实现。所以在2012年，美国要想使经济得到较大的提振，需要继续推行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和出口，而这无疑是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欧洲：整体温和衰退
目前国际机构普遍预期2012年欧洲整体将发生温和的衰退，例如，11月28日，OECD将对欧元区GDP增速的预测从5月的2.0%下调为0.2%。虽然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基准模型预测2012年欧洲GDP增速有0.5%，但是认为在悲观的情况下，这一数值只有-1.6%。12月1日，高盛将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从之前预测的0.1%下调为-0.8%。12月14日，标普认为欧元区很有可能陷入温和衰退。野村证券则预测欧洲GDP增速将是-1%。在欧洲整体温和衰退的同时，德国和法国经济有望保持低速的正增长，同时伴以温和的通货膨胀。英国和大部分欧元区成员国在忍受通胀的同时，很可能陷入衰退，即发生滞胀。
但是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2012年最令他们头疼的或许并非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妥善地把债务“拖延”下去，确保欧元区不解体。
欧债危机的根源是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有限。欧元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某些先天的缺陷，只统一了货币和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财政政策。各成员国在产业结构、生产效率、经济增速、价格变动、经济政策、语言甚至政治结构、决策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要解决欧债危机，需要做到四点，一是保护好商业银行体系，确保其不被拖垮；二是实现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杠杆化，筹措足够的资金来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三是危机国必须紧缩财政，削减开支；四是必须促进并确保经济的长期增长。
目前欧洲各国在第一条上面临重重困难，在第二、三条上相互讨价还价，相互博弈，根本就顾不上第四条。2011年底的欧盟峰会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已达成的财政约束协议着眼于长期，对短期救援毫无用处；各国在对IMF注资的问题上分歧严重，本来计划注资2000亿欧元，最终只筹集到1500亿欧元；EFSF的杠杆化迟迟实现不了，最终规模很可能低于预期；由于德国的反对，不能发行欧元债券，欧央行也不能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
目前来看，欧元区很难筹集到化解债务危机所需的全部资金；欧洲央行于12月21日推出的三年期长期融资操作（LTRO）只是把债务危机向后拖延，尚不能治本；另外，《巴塞尔协议III》要求欧洲商业银行必须在2012年6月前达到最低9%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意味着欧元区银行需要增资1147亿欧元，然而这些银行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2012年春天是欧猪五国（PIIGS）债务到期高峰。届时如果意大利或西班牙国债出现局部的、有序的违约，则法国商业银行势必受到拖累，不排除法国被下调主权信用评级的可能，这会导致其融资成本飙升，无力救援其他国家。
因此目前欧元区的前景只有三种可能：
其一，危机国严格紧缩国内财政，降低赤字和国债规模（这意味着要忍受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想尽一切办法把危机往后拖，然后通过经济长期增长来化解危机。这正是目前欧洲采取的方式，最终成功的可能性较低。
其二，德国最终被迫同意由欧洲央行充当最终贷款人，向商业银行注入资本，并大量购买国债，这样短期可以化解危机，刺激经济，但会在未来造成严重的通胀。即短期会造成经济虚火和资产（商品）价格泡沫，长期来看还得忍受痛苦的结构调整和转型。
其三，尽力把债务往后拖，到一定的时点，继续救援的成本已经大于救援成功的收益，放弃救援无损政治家们的政治声望，于是放弃救援，欧元区解体，部分国家退出欧元区，重启本币，竞争性贬值，利用本国优势产业（例如希腊的旅游）刺激经济增长，并进行经济转型，获得长期增长，以此化解危机。
但是无论哪一种路径，都必须经历痛苦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新兴经济体：维持较快增长
2012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货膨胀率将回落，各国将先后放松货币政策以便维持较快的经济增速。
过去几年，印度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从2008年开始，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泛滥，加上食品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孕育了高通胀。为了应对通胀，截止2011年10月25日，一共加息13次。
随着利率的提高，国内投资需求疲软，项目施工减少，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印度央行不得不在通胀和经济增速之间进行抉择。2012年1月2日，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让古拉加（C. Rangarajan）称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印度政府担忧的问题，一旦通胀形势有所缓解，印度央行便可能在3月底之前降息。印度央行行长苏巴拉奥（Duvvuri Subbarao）称，尽管2012年通胀风险仍然存在，但是更担心经济增长。
值得指出的是，世界银行在2011年度《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2012年印度GDP增速将是8.7%，高于中国的8.4%。
为应对随之而来的通胀，巴西央行持续加息。2011年12月，巴西年度通胀率降至6.56%，高于央行的通胀目标（4.5%上下浮动2%）。但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增速成为政府担忧的主要问题，为了“保增长”，巴西央行于2011年8月底、10月、11月三次降息各0.5%。
目前巴西各界对2012年经济形势抱乐观态度。12月22日，巴西财长吉多•曼特加（Guido Mantega）称巴西政府将重点鼓励投资、刺激消费和保护本国工业，减轻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他预测2012年GDP将增长4%至5%，高于2011年的3.2%至3.8%。巴西布拉德斯科银行经济学家马塞洛-托莱多预测2012年每季度GDP增速为1.2%，将远高于2011年。巴西央行在12月30日对大约100名经济学家调查表明，他们预期2012年巴西GDP增速3.3%，高于2011年的预测值2.87%。
总体看，2012年巴西经济增速不降反升，在全球表现突出。
目前经济学家们一致预期2012年俄罗斯CPI将达到7%，PPI将上升到8.5%，GDP增速将从2011年的4.2%放缓到3.2%。经济学家们一致预期2012年初通胀较低，为此俄罗斯央行已经于12月23日宣布将央行再融资年利率从8.25%降至8%。
2012年是俄加入WTO后的第一年，其总体关税水平将从10%降到7.8%，这将极大促进俄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只要政策得当，俄罗斯或许将借助外向型经济而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中国：稳住增速力求转型
2012年，欧美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并非最主要因素。而且影响主要通过实体经济传导，而非金融领域。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欧美经济增速下滑已开始影响中国出口，此前稳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频繁双向波动，出现外汇占款减少、资本外流苗头等，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央行已在11月30日微调此前货币紧缩，下调了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2012年中国出口形势仍然严峻，全年出口增速可能低于15%，同比2011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从2011年的1500亿美元下降到700亿美元左右，接近贸易平衡；外汇占款从每年约2.5~3万亿元下降到1.5万亿元左右。由于人民币不完全自由兑换和资本不完全流动，游资的短期撤出对中国的影响相当有限。
受外需不振影响，2012年中国“稳增长”的最佳方法是扩大消费，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迫切需要。
2011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为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这个总基调下，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产业政策都围绕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这也是中国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基于此，预期2012年中国M2增速大约14%，人民币信贷增速大约15%。预测全年GDP增速为8.5%，呈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走势。与此相对应，工业增加值、CPI、PPI、企业盈利也将呈U形走势。
全球风险下的中国政策选择
文/陈玉宇
2012年，国际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增大。
美国经济复苏微弱而步履艰难。IMF估计美国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8%，失业率虽有所改善，但仍在8.6%的痛苦高位，且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财富骤减与家庭过度负债。这次危机由房地产泡沫崩溃引发，其后果之一是美国的居民财富减少了大约10万亿美元，居民家庭债务沉重，消费需求难振；二是金融体系因遭受重创而过度谨慎。已成惊弓之鸟的金融机构，手里捏着大量的超额储备却不情愿进行借贷活动，对未来增长信心缺乏。
欧洲经济则面临着严重的衰退风险。2010年人们开始议论“希腊会不会违约”，2011年议论“意大利、西班牙等会不会有问题”，现在人们深刻地担心欧盟有无能力处理好债务问题。分析家担心，欧债有可能引发另外一场金融恐慌，进而将全球经济拖入另一场大衰退。
在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的背景下，中国面临增速下行、通胀上行与经济转型等短期与长期问题叠加的多重压力。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在二者结合部发力，避免短期调控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割裂开的取向，促使经济走向内生性自主增长。
学界的宏观理论与近年的政策调控实践，往往习惯于将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短期的经济波动区别对待，长期增长是供给问题，主要通过发挥市场力量、优化资源配置、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解决；短期波动则是需求面问题，主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解决。事实上，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短期需求波动与诸多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纠结互动的结果，宏观政策不应再重复财政刺激的老路，而更应在稳住增速的基础上，对长期问题精准发力。
改革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以及加速推进社保、医疗供给能力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既解当下燃眉之急又利长远的切中肯綮之举——结构性减税既能减轻当期企业负担，恢复企业活力，又能优化长远经济和产业结构；加强社保医疗体制建设，短期可以拉动消费，长期则解决了中国发展的基础问题；增加教育基础投入，则短期增加国内需求，长远利于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
同时要注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必须要有非常措施。中小企业代表经济的活力基础，也是未来大企业的胚胎。中小企业的问题，既是短期问题更是长期增长的问题。要从税收、信贷、金融创新、土地制度和基础设施多角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是最终减缓收入不平等，增加中间阶层收入比重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大学莫里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
经济短期波动与长期问题相纠结是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宏观政策应在两者结合部发力，避免将短期调控与长期可持续发展割裂开的政策取向
持续改革再启黄金十年
文/付兵涛
高盛近日发表观点，认为中俄印巴这四个最大新兴市场的最好发展时期已经结束，原因是“新增劳动力供应量减少，经济增长潜力可能已达到顶峰”。
鉴于十年前正是高盛首度提出“金砖四国”概念，上述观点引发市场关注。
撇开其他三国不谈，仅就中国而论，笔者以为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至少还有三个：一是城镇化步伐放缓。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比衡量的中国城镇化率，本世纪前10年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目前增速已逐步递减，“十二五”的目标是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二是未来出口增长空间有限。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式宣告了此前“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增长模式破产，随着欧美需求市场持续低迷，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凸显。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的是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与自然环境的明显恶化，这显然也不可持续。
中国政府对上述情况应该说有充分的估计，这也是为什么“十二五”规划设定的GDP平均增速仅为7%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尽管中国未来增长潜力面临新挑战，但只要坚持以改革释放发展动能，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年均8%-9%的增速，开启一个新的黄金十年。
而开启新黄金十年的钥匙，一是劳动力资源潜力；二是城镇化步伐。
先看劳动力的潜力。关于劳动力，发展经济学有两个专业术语，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个概念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人口红利主要指劳动力数量持续增长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刘易斯拐点理论着重分析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
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劳动力资源将在“十二五”期间达到顶点，农村可以向城市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少，与劳动力相关的经济增长动力确实在减退。但是，上述分析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劳动力逆向流动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前者以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为分析基础，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后者则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更开阔的视野、更娴熟的技术、更高远的见识，将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甚至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再看城镇化。2010年末城镇常住人口的比重为49.68%，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提高空间。更关键的，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是一个有水分的城镇化。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亿人，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亿人（绝大部分为农民工），如果考虑这个因素，则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可能不足40%。今后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除了城镇人口会继续增加，更多应该是来自于做实城镇化所衍生出的巨大投资消费需求。有关测算表明，外来打工人员在城市落户，平均每个人需要投入的资金为10万元。目前2.2亿农民工，假设未来10年每年解决2000万人的城市落户问题，则每年需要投入2万亿元，如果再加上这些人在落户之后衍生的消费需求，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的将是不可估量的，要知道，2008底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总额不过4万亿元。“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根本路径还在城镇化。
能否把上述人口和城镇化方面的潜力发挥出来，关键在于能否贯彻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要求。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之所以一直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主要是每隔一段时间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一次突破性的改革，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94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从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
也正基于上述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相信只要拿出足够的决心和魄力，做好顶层设计，在涉及财税、户籍、教育、收入分配、非公经济发展等领域实施全面深入的改革，中国经济再迎来一个新的黄金十年就绝非虚言。
特别需要指出的，如果确实能够实现上述领域改革的突破，新起点上的黄金十年，或许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率仍达不到此前的水平，从而不被高盛等国际资本看好，但将会是更多人受益的包容性增长，其增长模式也将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资深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