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具备构建自己独特话语体系的其他一切条件，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传统文化的话语也随着国家崛起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但我们缺乏的往往是自信心。由于近代以来曾经长期积贫积弱却不断挨打，国人的文化自卑情结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被文化自卑情结所主导，也就谈不上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所以，自信心显得尤为宝贵。当然，自信心来自于国际比较，而非盲目自大。在
　　当前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找到中国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由于制度是否优越关键看在这种制度下所走的发展道路的绩效，而理论是与发展道路相对应的，是对道路的指引也是对道路的总结，所以，“道路自信”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主心骨。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怀有“道路自信”呢？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可以给我们答案。从历史比较来看，就如有舆论已经指出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早已经超越了汉唐盛世。汉唐盛世只是在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中取得了强势国家地位，而今天的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成长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了。虽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离真正的世界大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只要坚持有效的“中国道路”，这一天的到来不是梦。
　　从国际比较来看，曾经的欧洲列强现在基本上沦为了世界二流国家，日本在冷战后的发展“失去十年”之后，又在新世纪延续着“失去二十年”的势头，美国作为冷战后的唯一霸权国家也难以阻止相对衰落的态势，但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仅解决了近代以来“挨打”、“挨饿”的问题，而且以几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维持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一二十年内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发展繁荣的景象。虽然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但是“中国道路”的比较优势已至为明显。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中国道路”怀有充分的信心呢？


　　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就要以我们的“道路自信”为基础，用发展成就的事实阐述我们的制度合法性、政策正当性和发展有效性，以及崛起中国的国际义务承担与“和谐世界”哲学。鉴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多有质疑和贬损，往往混淆视听，中国人自己应该明白，再好的西方话语对于我们也可能包含陷阱，只有以中国自己的“道路自信”为基础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才是对中国崛起合法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最好说明，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最好指导，也才是中国为世界作出理论、思想和话语贡献的最好载体。
　　（二）
　　我们强调要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并不是奉行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中国特色只有在世界视野和国际比较中才有意义，中国话语体系也只有吸纳包括西方话语合理成分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的优秀思想成果和理论成就，才能成其大，也才能获得世界认同。
　　一方面，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古代中国的话语体系自成一统，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色，这构成了当今时代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文化底色。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既体现在古代先进制度上和价值观念上，也体现在独具一格的话语上。作为优秀思想文化和独特思维方式的结晶，中国传统话语中有无数的内容仍然是今天我们民族的身份识别标志。如儒家文化讲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伦理，和合的哲学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之道，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社会治理思想，佛家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墨家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主张，以及“天下无外”的大国气度，“天下为公”的共享意识，“达则兼济天下”的济世责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友爱精神，如此等等，无不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精髓所在，这些话语可以作为当今中国构建新的话语体系的基底。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有过近代之后遭受沉重打击和一度衰落的教训，即使中国重新崛起了，文化复古主义和闭关主义也并不可取。毕竟，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对应的是古代的农业文明生产和生活方式，但历史已经演进到了一个现代性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时代的主流，中国的目标则是要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成为弄潮儿，而非顾影自怜的孤立主义者，这就需要吸纳以西方主流文化价值为核心的新话语。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思想理论成果来更新中国的原有话语，可以使统摄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变得更有吸引力和包容度。由于外来话语包含着价值观，以中国原有的话语为根基吸纳外来的现代性话语，也可促使国人走出一百多年来不断被提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迷思。至于两者之间如何融合与兼顾，使中国话语体系既具中国特色又开放融通，需要我们有高度的国家发展战略认知、时代判断和操作智慧。但只要大方向无误，构建中国新的话语体系就可以稳步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