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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是个老行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启动，发展迄今已半世纪。它关乎金融渠道的普及性与使用情况，涉及贷款、现金管理、转账、支付、储蓄、保险、租赁等服务，但无论类别，相关金额均微，故英文常以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称之。普惠金融的客户，有个人，亦有企业，但无论类别，皆属社经金字塔的中下层，面临金融渠道不足的问题。
普惠金融受到高度瞩目，系因它蕴含了扶贫、金融赋权、两性平权等社会关切，且被认为能强化生产力、推动创新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故对经济发展至为重要。普惠金融更被列为新兴国家的发展重点，不仅成为峰会主题，且获政府支持与资金补助。譬如，2010年G20的首尔峰会，启动了“普惠金融全球伙伴”，而领导人到了2017年又重申其重要性，把普惠金融与联合国的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连，认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关键要素。
尽管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受到肯定，但实际上，全球未获正规金融服务者，迄今仍不在少数。依知名普惠金融数据库Global Findex的统计，全球被摒除在正规金融渠道之外的成年人，2017年还有17亿，分布在非、亚等地的新兴国家，及欧美工业国家的贫民区。当这些人需要金融服务时，会诉诸风险高、价格高、透明度低的非正规渠道，譬如高利贷借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诺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几乎是普惠金融的标志性代言人。1979年代他于孟加拉国创办了葛拉敏银行，利用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紧密的特质，针对欠缺抵押品的穷人，发展出一套贷款筛选及还款监督模式，以控制违约风险。这套人力密集的放款模式，曾盛行南亚，且于199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引入国内。不过，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大数据的兴起，实质抵押品可由信息取代，大数据亦可对风险提供更好的控制，而普惠金融传统的线下放款模式，逐渐被速度快、效率高的线上模式所超越。因此，葛拉敏银行的光环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新创组织，如美国的Acorn、中国的蚂蚁金服等。
不过，无论透过线上或线下模式，还是涉及高科技与否，我们都必须检视普惠金融是否真正具有社会效益。特别是，除被宣称具有精准扶贫、推动经济发展、强化两性平权等光明面外，普惠金融也多次被关联于经济效果不明、造成贷款人过度负债、恶化社会阶级制度等阴暗面。
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除贫行动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就指出，以普惠金融来除贫是一剂昂贵而药效极低的解药。又如，学者对南美洲熟人放款模式的研究，发现在既存的社会阶级区分下，信贷渠道会恶化现有阶级，不仅贷款过程中发生了操纵、胁迫等违反个人自由意志的负面行为，还扩大了当地的所得不均，让弱势者受到更多伤害。
支持普惠金融者，固会强调其正面效果，例如大规模除贫、使女性翻身等。但从普惠金融的历史看，它也有负面效果，例如危及金融稳定性或大规模违约等，而这些负面效果会被反对者强调。不过，普惠金融毕竟历经半世纪发展，已扩及上百国家，包含多种商品与服务，也为许多学者所研究，而相关研究正可对其正负效果提供客观而平实的证据。
以下即分由两个命题简要进行说明。第一个命题：扩大金融渠道是否有可观的正面效果？这关乎普惠金融的光明面。第二个命题：普惠金融商品是否有负面的社会效果？这关乎普惠金融的阴暗面。
针对第一个命题，学者使用间接数据与直接数据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在此，间接者系指不直接属于普惠金融的总体经济数据，譬如关乎金融发展及民间收入者。学者基于这类数据，进行了不少普惠金融的效果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确能使家户收入增加，但对贫穷人口的影响明显超过富裕人口，而这种不成比例的正效果，无疑可降低社会所得不均的问题。
不过，总体数据之外，当学者以更直接的普惠金融数据，针对扩大金融渠道的结果进行检测时，却发现其效果正负参半，迄今欠缺明确答案。
详言之，就第一个命题，学者分别从小贷、储蓄、支付等不同的金融渠道进行成效检测，发现其成效差异甚大。小贷是普惠金融的先驱产品，早在1990年代，开发金融机构及葛拉敏银行曾基于观察型数据，做了一些成效评估，得出小贷是良好发展工具的结论，认为它既可除贫，又可赋权女性，也形成社会上对小贷通俗看法的基础。但对这些早期研究，后来学者却质疑其有效性，认为有严重的方法学问题，而正是研究样本涉及选择偏颇，才对小贷导出正面结果。换言之，针对千挑万选才找到、有强烈向上诱因的贷款人放款，其结果自是生意规模成长，迅速脱离贫穷，并能按时偿还贷款。
当学者以严谨的统计方法（如随机化的控制样本，RCT）检测第一个命题后，对小贷成效的看法就并不正面。更具体地，研究结果指出，对于先前已启动生意但资金渠道不足者，小贷才会产生持续的正面效果，而反映于商家生意的扩规、收入的增加。相比之下，对于尚未进场者，小贷不能驱动新生意，也不能吸引生产力低的商家进场。因此，从小贷渠道的增加看第一个命题，这种金融渠道至多只能略微改善现况，但不具扭转乾坤的效果，不能大规模除贫，也不能大规模平权！
不过，并非所有研究的结果都这么悲观。对贷款较正面的研究发现，来自于仿真实验，特别是当政府启动某项新政策，要求现有银行增设分行或新放款专项，以扩及先前服务不足的地区时。这种外生的政策冲击，形成一个半天然的实验场景，让学者得以检测后果。这类仿真实验的数目不多，新兴国家及已开发国家都有，而学者莫不掌握研究机会，其中包括印度政府所推动的大型普惠金融专项、非洲卢旺达所设立的社区信用合作社网络，以及美国政府所松绑的禁设跨州分行法规。
譬如，印度的大型普惠金融JDY专项，造成2.5亿先前未获正规金融服务的人口，得以在银行开户。研究发现，当家户从非正规金融转向正规金融时，他们能以更低廉、更透明的价格获得金融服务，而新渠道更促成家户储蓄。储蓄有缓冲效果，给家户带来更稳定的消费模式。学者对卢旺达的研究，得出与印度类似的结论。至于美国对禁设跨州分行的法規松绑，学者以1994年至2010年这段松绑期间为场景，检测银行供给增加对低收入户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供给侧的改善提高了低收入户的资产累积及金融安全，进而强化其经济条件。 从普惠金融的历史看，小贷是最古老的商品，也是葛拉敏银行的实验基础。当以小贷检测第一个命题而得不出正面结果时，若另以微额储蓄、支付等其他商品检测，结果又如何呢？
针对扩大储蓄渠道的效果，学者以RCT进行多项研究，结果均相当乐观：正规储蓄有预防效果，能强化一般家庭在遭逢经济冲击时的抵抗力，且对家庭收入、人力资本投资及实质投资支出，都发挥了正面功能。譬如，一篇以便捷的科技储蓄渠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证实了这种新渠道足以提高民众的生活福祉，包括父母储蓄会强化子女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整体而言，微额储蓄比小贷更能扭转乾坤，更具有变革性的影响力。这些发现相当有趣，不仅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还点出了这项被普惠金融长期忽视之产品的潜力。有效的、便捷的、安全的零售支付系统及服务，近十年才崛起于世界。惯于以智能手机使用支付宝的国内民众，俨然把支付工具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各种原因造成这种普惠金融渠道尚未能普及世界各国，其中甚至包括科技先进的美国。
以印度为对象的研究发现，数位支付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政府社保项目效率、遏制贪腐贿赂等多种功能，故对普惠金融形成关键。以非洲奈及利亚小农为对象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数位支付能大幅降低官僚贪污：当政府农业部透过移动支付平台发放补助，让小农直接从当地商家领到种子及肥料时，则可顺利达成预期补助的89%。相比之下，在这类app未推出前，该国农业补助因管理不当及贪腐而流失的比例，竟然高达九成。
另外，学者针对支付服务所做的研究也发现，民众在这类服务之初，常面临信息限制及行政成本，而移除注册及信息障碍则有利于企业采纳电子支付科技。
以上所言关乎普惠金融的光明面，而各研究结果取决于使用的方法学、涉及的金融商品等，某些商品（如储蓄）的实质效果会比另一些商品（如贷款）更明确，但整体上仍未有定论。
除了光明面外，普惠金融还有阴暗面，而这正是第二个命题的关注点。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有大量学术研究以阴暗面为题展开金融研究，发现当它“过多”与“太快”来临时，会种下金融危机的种子。这结论适用于一般金融，也适用于普惠金融；对已开发国家成立，对新兴国家也成立。事实上，2006年到2010年期间发生的全球小贷危机，就反映过多金融形成的灾害，其中尤以2010年印度安德拉邦的小贷禁令而闻名于世。
安德拉邦是印度小贷的发源地，微型金融氛围浓厚，也有强烈的市场需求。但当花旗集团等知名的微型金融投资中介，在两三年间持续把大量国际资金源源导入安德拉邦时，资金供给已远超当地小贷机构所能吸收，迫使它们以积极营销来消化急速涌入的资金。银行过度放贷，造成当地民众承担了超出偿还能力的债务；过度负债造成贷款违约率上升，而催收员以不当方法胁迫还款，导致多起自杀事件，且经《华尔街日报》报道而全球瞩目。最后印度政府因事态严重而对小贷下了紧急禁令，但贷款供给侧的大幅紧缩却带给劳动力市场与民生消费极负面的影响。
事实上，全球小贷危机牵涉的地区很广，安德拉邦只是其中之一，而非洲的摩洛哥与加纳，亚洲的巴基斯坦，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与波利维亚，中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国，都面临同样问题。以危机发生国为对象的研究都指出，过多资金急速涌入是肇事主因，而针对这种未能顾及小贷客户福祉的微型金融，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还以“负责的普惠金融投资原则”为名，特别启动了一套具有警世意义的指南。
去年以印度普惠金融专项JDY所做研究，也发现虽有上亿人口因它而获正规金融渠道，但暴露在JDY服务地区的民众，其贷款违约率明显上升，反映出金融溢流的端倪。
除此之外，近年国内的P2P网贷行业可能也引发了金融溢流，带来不稳定。这类平台于十一二年前兴起，以拓展普惠金融为诉求，对民众予以小额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P2P网贷行业来势汹汹，增长极快，但平台质量良莠不齐，又缺乏监管，以致跑路、倒闭、提现困难等现象层出不穷，而目前尚存者仅占注册平台数的两成，对消费者及投资人都造成极大伤害。透过国内P2P贷款，研究金融太多所形成的灾害，应值得一试。
从普惠金融的阴暗面看，金融普及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抵让，太快的、过多的普惠金融蕴含了不稳定因子，倘使不能在未发之机就予以调整，则终会酿成大害，让投资人、消费者及实体经济都蒙受损失。因此，如何在金融普及性与稳定性之间求取平衡，是普惠金融的重要课题，也是各项研究应努力的方向。我们期待有更多学者投入，在健全的理论基础上，利用能形成互补的多方来源数据进行研究，包括行政型及观察型数据，以及更严谨的RCT数据。研究议题上，我们期待学者能针对攸关重大者，诸如普惠金融的金融效果及实质效果、金融科技带给普惠金融的利弊得失等。学术研究上客观而明确的结果，能对普惠金融的政策及实践提供更明智的指引，帮它们做出知情决定，以极大化微型金融的实质效果。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全职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金融伦理学、可持续性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
普惠金融受到高度瞩目，系因它蕴含了扶贫、金融赋权、两性平权等社会关切，且被认为能强化生产力、推动创新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故对经济发展至为重要。普惠金融更被列为新兴国家的发展重点，不仅成为峰会主题，且获政府支持与资金补助。譬如，2010年G20的首尔峰会，启动了“普惠金融全球伙伴”，而领导人到了2017年又重申其重要性，把普惠金融与联合国的十七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连，认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关键要素。
尽管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受到肯定，但实际上，全球未获正规金融服务者，迄今仍不在少数。依知名普惠金融数据库Global Findex的统计，全球被摒除在正规金融渠道之外的成年人，2017年还有17亿，分布在非、亚等地的新兴国家，及欧美工业国家的贫民区。当这些人需要金融服务时，会诉诸风险高、价格高、透明度低的非正规渠道，譬如高利贷借款。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诺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几乎是普惠金融的标志性代言人。1979年代他于孟加拉国创办了葛拉敏银行，利用农业社会人际关系紧密的特质，针对欠缺抵押品的穷人，发展出一套贷款筛选及还款监督模式，以控制违约风险。这套人力密集的放款模式，曾盛行南亚，且于1990年代由中国社科院引入国内。不过，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大数据的兴起，实质抵押品可由信息取代，大数据亦可对风险提供更好的控制，而普惠金融传统的线下放款模式，逐渐被速度快、效率高的线上模式所超越。因此，葛拉敏银行的光环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新创组织，如美国的Acorn、中国的蚂蚁金服等。
不过，无论透过线上或线下模式，还是涉及高科技与否，我们都必须检视普惠金融是否真正具有社会效益。特别是，除被宣称具有精准扶贫、推动经济发展、强化两性平权等光明面外，普惠金融也多次被关联于经济效果不明、造成贷款人过度负债、恶化社会阶级制度等阴暗面。
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除贫行动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就指出，以普惠金融来除贫是一剂昂贵而药效极低的解药。又如，学者对南美洲熟人放款模式的研究，发现在既存的社会阶级区分下，信贷渠道会恶化现有阶级，不仅贷款过程中发生了操纵、胁迫等违反个人自由意志的负面行为，还扩大了当地的所得不均，让弱势者受到更多伤害。
支持普惠金融者，固会强调其正面效果，例如大规模除贫、使女性翻身等。但从普惠金融的历史看，它也有负面效果，例如危及金融稳定性或大规模违约等，而这些负面效果会被反对者强调。不过，普惠金融毕竟历经半世纪发展，已扩及上百国家，包含多种商品与服务，也为许多学者所研究，而相关研究正可对其正负效果提供客观而平实的证据。
以下即分由两个命题简要进行说明。第一个命题：扩大金融渠道是否有可观的正面效果？这关乎普惠金融的光明面。第二个命题：普惠金融商品是否有负面的社会效果？这关乎普惠金融的阴暗面。
针对第一个命题，学者使用间接数据与直接数据得出的结果并不一致。在此，间接者系指不直接属于普惠金融的总体经济数据，譬如关乎金融发展及民间收入者。学者基于这类数据，进行了不少普惠金融的效果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确能使家户收入增加，但对贫穷人口的影响明显超过富裕人口，而这种不成比例的正效果，无疑可降低社会所得不均的问题。
不过，总体数据之外，当学者以更直接的普惠金融数据，针对扩大金融渠道的结果进行检测时，却发现其效果正负参半，迄今欠缺明确答案。
详言之，就第一个命题，学者分别从小贷、储蓄、支付等不同的金融渠道进行成效检测，发现其成效差异甚大。小贷是普惠金融的先驱产品，早在1990年代，开发金融机构及葛拉敏银行曾基于观察型数据，做了一些成效评估，得出小贷是良好发展工具的结论，认为它既可除贫，又可赋权女性，也形成社会上对小贷通俗看法的基础。但对这些早期研究，后来学者却质疑其有效性，认为有严重的方法学问题，而正是研究样本涉及选择偏颇，才对小贷导出正面结果。换言之，针对千挑万选才找到、有强烈向上诱因的贷款人放款，其结果自是生意规模成长，迅速脱离贫穷，并能按时偿还贷款。
当学者以严谨的统计方法（如随机化的控制样本，RCT）检测第一个命题后，对小贷成效的看法就并不正面。更具体地，研究结果指出，对于先前已启动生意但资金渠道不足者，小贷才会产生持续的正面效果，而反映于商家生意的扩规、收入的增加。相比之下，对于尚未进场者，小贷不能驱动新生意，也不能吸引生产力低的商家进场。因此，从小贷渠道的增加看第一个命题，这种金融渠道至多只能略微改善现况，但不具扭转乾坤的效果，不能大规模除贫，也不能大规模平权！
不过，并非所有研究的结果都这么悲观。对贷款较正面的研究发现，来自于仿真实验，特别是当政府启动某项新政策，要求现有银行增设分行或新放款专项，以扩及先前服务不足的地区时。这种外生的政策冲击，形成一个半天然的实验场景，让学者得以检测后果。这类仿真实验的数目不多，新兴国家及已开发国家都有，而学者莫不掌握研究机会，其中包括印度政府所推动的大型普惠金融专项、非洲卢旺达所设立的社区信用合作社网络，以及美国政府所松绑的禁设跨州分行法规。
譬如，印度的大型普惠金融JDY专项，造成2.5亿先前未获正规金融服务的人口，得以在银行开户。研究发现，当家户从非正规金融转向正规金融时，他们能以更低廉、更透明的价格获得金融服务，而新渠道更促成家户储蓄。储蓄有缓冲效果，给家户带来更稳定的消费模式。学者对卢旺达的研究，得出与印度类似的结论。至于美国对禁设跨州分行的法規松绑，学者以1994年至2010年这段松绑期间为场景，检测银行供给增加对低收入户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供给侧的改善提高了低收入户的资产累积及金融安全，进而强化其经济条件。 从普惠金融的历史看，小贷是最古老的商品，也是葛拉敏银行的实验基础。当以小贷检测第一个命题而得不出正面结果时，若另以微额储蓄、支付等其他商品检测，结果又如何呢？
针对扩大储蓄渠道的效果，学者以RCT进行多项研究，结果均相当乐观：正规储蓄有预防效果，能强化一般家庭在遭逢经济冲击时的抵抗力，且对家庭收入、人力资本投资及实质投资支出，都发挥了正面功能。譬如，一篇以便捷的科技储蓄渠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证实了这种新渠道足以提高民众的生活福祉，包括父母储蓄会强化子女受高中教育的机会。整体而言，微额储蓄比小贷更能扭转乾坤，更具有变革性的影响力。这些发现相当有趣，不仅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还点出了这项被普惠金融长期忽视之产品的潜力。有效的、便捷的、安全的零售支付系统及服务，近十年才崛起于世界。惯于以智能手机使用支付宝的国内民众，俨然把支付工具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各种原因造成这种普惠金融渠道尚未能普及世界各国，其中甚至包括科技先进的美国。
以印度为对象的研究发现，数位支付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政府社保项目效率、遏制贪腐贿赂等多种功能，故对普惠金融形成关键。以非洲奈及利亚小农为对象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数位支付能大幅降低官僚贪污：当政府农业部透过移动支付平台发放补助，让小农直接从当地商家领到种子及肥料时，则可顺利达成预期补助的89%。相比之下，在这类app未推出前，该国农业补助因管理不当及贪腐而流失的比例，竟然高达九成。
另外，学者针对支付服务所做的研究也发现，民众在这类服务之初，常面临信息限制及行政成本，而移除注册及信息障碍则有利于企业采纳电子支付科技。
以上所言关乎普惠金融的光明面，而各研究结果取决于使用的方法学、涉及的金融商品等，某些商品（如储蓄）的实质效果会比另一些商品（如贷款）更明确，但整体上仍未有定论。
除了光明面外，普惠金融还有阴暗面，而这正是第二个命题的关注点。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有大量学术研究以阴暗面为题展开金融研究，发现当它“过多”与“太快”来临时，会种下金融危机的种子。这结论适用于一般金融，也适用于普惠金融；对已开发国家成立，对新兴国家也成立。事实上，2006年到2010年期间发生的全球小贷危机，就反映过多金融形成的灾害，其中尤以2010年印度安德拉邦的小贷禁令而闻名于世。
安德拉邦是印度小贷的发源地，微型金融氛围浓厚，也有强烈的市场需求。但当花旗集团等知名的微型金融投资中介，在两三年间持续把大量国际资金源源导入安德拉邦时，资金供给已远超当地小贷机构所能吸收，迫使它们以积极营销来消化急速涌入的资金。银行过度放贷，造成当地民众承担了超出偿还能力的债务；过度负债造成贷款违约率上升，而催收员以不当方法胁迫还款，导致多起自杀事件，且经《华尔街日报》报道而全球瞩目。最后印度政府因事态严重而对小贷下了紧急禁令，但贷款供给侧的大幅紧缩却带给劳动力市场与民生消费极负面的影响。
事实上，全球小贷危机牵涉的地区很广，安德拉邦只是其中之一，而非洲的摩洛哥与加纳，亚洲的巴基斯坦，中南美洲的尼加拉瓜与波利维亚，中亚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国，都面临同样问题。以危机发生国为对象的研究都指出，过多资金急速涌入是肇事主因，而针对这种未能顾及小贷客户福祉的微型金融，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还以“负责的普惠金融投资原则”为名，特别启动了一套具有警世意义的指南。
去年以印度普惠金融专项JDY所做研究，也发现虽有上亿人口因它而获正规金融渠道，但暴露在JDY服务地区的民众，其贷款违约率明显上升，反映出金融溢流的端倪。
除此之外，近年国内的P2P网贷行业可能也引发了金融溢流，带来不稳定。这类平台于十一二年前兴起，以拓展普惠金融为诉求，对民众予以小额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P2P网贷行业来势汹汹，增长极快，但平台质量良莠不齐，又缺乏监管，以致跑路、倒闭、提现困难等现象层出不穷，而目前尚存者仅占注册平台数的两成，对消费者及投资人都造成极大伤害。透过国内P2P贷款，研究金融太多所形成的灾害，应值得一试。
从普惠金融的阴暗面看，金融普及性与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抵让，太快的、过多的普惠金融蕴含了不稳定因子，倘使不能在未发之机就予以调整，则终会酿成大害，让投资人、消费者及实体经济都蒙受损失。因此，如何在金融普及性与稳定性之间求取平衡，是普惠金融的重要课题，也是各项研究应努力的方向。我们期待有更多学者投入，在健全的理论基础上，利用能形成互补的多方来源数据进行研究，包括行政型及观察型数据，以及更严谨的RCT数据。研究议题上，我们期待学者能针对攸关重大者，诸如普惠金融的金融效果及实质效果、金融科技带给普惠金融的利弊得失等。学术研究上客观而明确的结果，能对普惠金融的政策及实践提供更明智的指引，帮它们做出知情决定，以极大化微型金融的实质效果。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全职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专业领域为金融伦理学、可持续性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微型金融、企业社会责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