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一说是儒家在死后是否有灵魂这个问题上的不可知论态度的概括。但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知死”可以理解为“了解死亡，知道一个人终究会死去”。生与死，一阳一阴，乃是事物的两面。人们岂可只知道或重视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和忘记它的另一面？不知死，怎会珍惜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又怎会珍视在世的亲人、友人和与他们相处的时间？“生，寄也；死，归也”（明代学者徐昌国语），这才是富有哲学思考的生死两面观。
　　那么，作为“民族魂”的鲁迅，荷戟彷徨、铸剑奋战的一生是如何诠释和体现他的生死观？笔者从其生平中寻找事例、从其诗文中揣摩论据，解读一番他的生死观。
　　太多无法忘却的死亡，深深影响着鲁迅的心理
　　鲁迅一生中目睹过太多让他无法忘却的死亡。家族中或因病早逝，或抽大烟、赌博败家后毙命路边，或精神失常而自杀，他大舅甚至全家先后殒命。鲁迅在这些死者的身上既看到了现实的可憎可恶，更看到了生命的可悲可怜。
　　尤其是亲人鲜活生命的相继逝去，对他的心理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痛楚伤害。如：7岁时，不满周岁的妹妹因天花夭折，令他在角隅哭泣不已。此时，年幼的鲁迅已体悟到死亡带给人的悲伤；13岁，小姑产后发热去世，与她感情甚笃的鲁迅曾作文诘问：“神明为何不使好人有寿？”16岁，父亲病故，庸医误命的教训使得他终生对中医抱有成见；17岁，6岁的弟弟又因肺炎死亡，他的绵绵哀伤在20年后的小说《在酒楼上》中仍一览无余。
　　由亲睹族人、家人的各类死亡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自然使得鲁迅透过生命的无常看清人性的卑劣及社会的黑暗，并随之对生死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有位朋友的妻子怀孕后怀疑患了肺病，鲁迅告之“不可存疑，一定要去医院确诊，倘系肺不好，则应即将胎儿取下”。在得知日本友人增田涉的祖母去世，鲁迅致函：“令祖母逝世是令人悲痛的事。但她已88岁，确实高寿，即使在世生活将是够困难的罢。”晚年，孱弱多病的鲁迅时常对友人坦然地说：“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似的，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这自是彰显着一位斗士“赶快做”的奋进精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是他经历心理伤痛后所产生的遗绪么？
　　个人的生存体验，隐藏着他对生命的悲剧意识
　　在我看来，鲁迅对人生的态度，不可讳言地存在着他对生命的悲剧意识，这与他的个人生存体验攸关。
　　年轻时由于体弱多病，鲁迅一直预料自己活不长。他赴日学医乃是一种对待生命的理性投入。在日本学医时，他曾研究过灵魂的有无、死亡是否苦痛。这种对死的预料又演变成一种等待，“后来预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只有理解这种一直在等待死亡而死亡却遥遥无期的无聊，人们方能理解1912—1918年期间，时代有着巨变，而鲁迅却远离喧嚣，淡定地埋首绍兴会馆抄古碑，任岁月黯然流逝的心境。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这种“麻醉自己的灵魂”归结为“思想者的寂寞”，但不也透露出其对生存无所谓的底色吗？尤其是鲁迅后来在文章中多次谈及绍兴会馆槐树下缢死的不知名女人，仿佛让人们依稀感觉到：在社会批判的叙事背后，掩盖着他对生命的悲剧意识———对不朽的渴望与虚妄。
　　在1919年的《生命的路》一文中，鲁迅如此感慨：“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滅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这里的“生命”似指涉人类群体，而个人生命，在鲁迅看来，在人类群体面前是微不足道的。鲁迅用进化论来解释群体生命的不朽，却又将个体生命的消亡看得这般冷漠，这般不屑，这般无意义，究其义，旨在解脱人生痛苦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鲁迅说这番生死感言时正值“五四”运动，委实有些奇异而悖时，但，恰如鲁迅自云：“这是人的话！”
　　对生命充满悲悯，是鲁迅生死观的一抹亮色
　　鲁迅的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和悲愤，风雨如磐的社会夺走了他的战友、同仁、学生的宝贵生命，他写下了诸多诗文寄托哀思，在充满激愤的字里行间也流贯着对生命的悲悯之情，它成为鲁迅生死观的一抹亮色。
　　辛亥革命前后，徐锡麟、秋瑾、王金发众多反清志士被杀，鲁迅从他们的悲壮中看到了大众对他们的不理解（小说《药》中“人血馒头”极具象征意义），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半截子革命”的弊端。到了北京后，范爱农、陈师曾、陶元庆、韦素园等好友的英年早逝，鲁迅都在“第一时间”写下悼文，惋惜之余，更多的是对生命无常的一种由衷感慨。至于那些“寄予人类未来希望”的青年被反动当局杀戮，更令鲁迅拍案而起，也使得他悲悯之情难以平复：在北京，刘和珍等学生为军阀所杀；在广州，毕磊受严刑后被装进麻袋扔入珠江；在上海，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喋血龙华。《为了忘却的纪念》等诗文，在剑指黑暗势力的同时，也自然流露了对“新生力量过早泯灭”的悲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与鲁迅结下了深厚情谊，鲁迅视之为“知己”。新近有史料披露，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营救，眼看就要成功时却被叛徒指认而营救失败，鲁迅得知后，沉默了半晌，极度悲痛。瞿秋白罹难给晚年的鲁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鲁迅书信集》中至少有12封提及此事，其中有一段话锥心刺骨：“令人心悲之事自然也不少，但也悲不了许多。”鲁迅还在“艰于起坐”的情形下扶病编辑瞿秋白遗稿《海上述林》（上、下卷）。
　　下面所列的一事，很能佐证鲁迅对生命具有的强烈悲悯———
　　1933年，傅东华在《文学》月刊上无端攻击鲁迅，以致鲁迅在《文学》上发表公开信予以抗议，并从此拒绝投稿《文学》。然而，1935年9月，傅东华的儿子患重病，生命垂危，当他无奈向鲁迅求助时，鲁迅不计前嫌，毅然亲自带着他在灼热的阳光下四处奔波，直到晚上才将一切安顿妥当，之后他又多次到医院探视。 　　“硬骨头”的鲁迅，对死亡有一种安之若素的淡然和豁达
　　早年的鲁迅曾深受尼采的影响，确立起“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人生观，并且终身未渝。他一生最憎恶的两个东西就是：权威与奴性，因为这二者都与他的“立人”思想相悖。鲁迅曾如此谈论叶赛宁之死：“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鲁迅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毫无畏惧“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硬骨头”鲁迅堪称“中国的脊梁”！新近出版的日本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魯迅》一书中有两段情节颇能证实鲁迅对生命的豁达：一、鲁迅得知杨杏佛被杀时，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视死如归，把钥匙都留在了家中；二、鲁迅不止一次地拒绝他的学生帮助其取消国民政府的逮捕令。内山完造写道：“鲁迅多次说，担心中国将来会变成阿拉伯一样的沙漠，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我）必须战斗。”
　　鲁迅是一个生活于人间的战士而并不是超然于“人间烟火”之外的神明。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到购买、服用鱼肝油和名为“散拿吐瑾”的德国产补脑健胃药，可见，他也很注重自己身体的保养。然而，鲁迅也有常人所共有的脆弱甚至“自制力”薄弱的一面，如吸烟。鲁迅的疾病大多有肺病症状，学过医的他理应知晓这是长期吸烟所致，但是，他活着的时候，放不下读书写作，也离不开香烟陪伴。据许广平回忆：直到逝世的前一天1936年10月18日，他还在吸烟。
　　大凡人之将终，比较常见的是说几句善言，诸如嘱咐儿孙如何如何，或遗产如何处理之类。像鲁迅在去世前一个月写下的《死》，委实罕见。对《死》的解读，我认为，不能止于体认其“死后一个也不宽恕”的极言（它自是昭彰了鲁迅的韧性性格），《死》更多的是体现鲁迅对死亡有着一种安之若素的淡然和豁达。如《死》中表示：希望自己死后，活着的人将他“赶紧收殓，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还有一段话更值得人们体悟：“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认真。”且不说青壮年时期，就以晚暮临终而言，他确实对生死“随随便便”：大病初愈，尚未完全康复便勤奋写作；在去世前十余天，还拖着病躯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去世前两天又冒着大风去看望日本友人。鲁迅说过：“在生命的生死、健康、意义方面，我最看重意义。”这也许就是他对生死取“随随便便”态度的要义。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倘若能用仅有的一次生命换得一个群体的崛起、信仰的升腾，那么，这一死便是生命中的大智和大爱。———我想，鲁迅的死具有这般意义，这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