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王”陈济棠平生的最大乐事就是以咸鱼下饭。广东天气炎热，粤人不吃隔餐剩鱼，陈济棠吃剩了却舍不得丢，总要留到下一餐接着吃，传为佳话。
　　广东人爱吃咸鱼，是因为那时的海鲜都要腌制。中国传统渔船没有冷藏设备，出海捞得渔货，无法新鲜运回，只能用大量盐巴腌藏。去内脏后，抹盐入桶，腌成整条咸鱼，称为“盐藏”;去鳞、去脏，以盐水洗涤，晒成干鱼，称为“盐干”。从一担叫价白银廿两的名贵石斑，到普罗大众廉价买来下饭的东莞池鱼，只要是从海里捞上来的，全是咸鱼，千年不变。
　　直到民国初年，欧美日以冷冻法保鲜，海味才出现鲜鱼。中国造不出冷藏设备，只好因陋就简。上海与香港出现由传统帆船改造的“冰鲜鱼船”，冰鲜船不捕鱼，只带大量冰块直奔渔场，向已经打到鱼的渔船买鱼冰冻，火速回港，赶上清晨三点鱼市。然而，广东人吃不惯冰鲜，只爱咸鱼。直到今日，仍有不少海鱼以咸为贵。汕尾惠阳的名贵“鰽白”，肉质细嫩，粤人不肯鲜吃。先盐藏，再盐干，晒成“霉香鰽白”，在香港上市，1斤近港币500元，鲜鱼反而卖不出好价钱。然而，正是广东人热爱的咸鱼，曾造成中国渔业史上最荒谬的苛政。
　　陈济棠爱吃咸鱼，也重视渔业。他主政岭南时，雄心勃勃开创新式渔业，却惨遭失败。摧垮改革大业的“头号战犯”，居然是腌鱼用的盐巴。

广东渔业敬陪末座

　　民国初年的广东渔业很憋屈。广东海岸线长达2400余哩（英里），港湾曲折，岛屿林立，形成潮汕、珠江口、南路与琼崖等四大近海渔区，面积广达6万平方浬（约为19万平方公里）。更有富藏无限的辽阔南海，远洋渔业潜力无穷。然而，当时中国沿海七省，广东的渔获量敬陪末座。据1934年统计，第一名辽宁省的年均渔获量460万担，其次江苏250万担，浙江200万担，山东173.2万担，福建100万担，河北62.4万担，广东只有50万担。
　　区区50万担咸鱼，无法满足本地需求，广东必须进口大量洋咸鱼。越南扁鱼、泰国黄花鱼，大宗进口年年不衰。但最受欢迎的还是来自遥远大西洋的沙丁鱼。粤人称沙丁鱼为“青鳞鱼”，主要来自加拿大，虽然远渡重洋，但价廉物美，在不靠海的粤北山区，是老百姓餐桌常备的平价食品，粤海关平均每年进口洋咸鱼价值300万～400万海关两，约折46万担左右。另有由山东江浙运来的咸鱼，平均每年约3万余担。换言之，广东一省每年消费100万担咸鱼，一半来自外购。
　　专家研讨广东渔业积弱的成因，问题首在渔民。岭南渔民俗称“疍户”亦称“疍民”或“蜑户”），以船为家，千年籍属贱民，科举不得应试，上岸不得通婚。民国肇建人人平等，但疍民不重知识，社会地位卑微如故。据1930年代调查，解脱贱籍20年后，疍家虽有少数子弟读书，但程度只到“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做生意能够记账”。广东百万渔民基本不识字，时人鄙称为“大懵仔”。
　　疍家的捕鱼技术数百年不变。海洋渔业以拖网为主，一张大网由两艘风帆拖船合拖，如竹筛滤水，俗称“篸罾拖”，大型拖网渔船称为“拖船”，小型则有“横拖”“鸡毛鸟”与“虾九”。拖网之外还有围网。数只小扒艇围绕放网，四面收紧，称为“索罟”。也有不用鱼网、放长线钓礁岩底名贵鱼种的钓艇，一排“钓纲”下钩90口，一艘钓艇最多可准备500排钓纲。风帆渔船也能深入远洋。能跑远洋的大型三桅风帆拖船，船长达60尺，下南洋，闯黄海，捕鱼范围北到日本长崎，南到泰国越南。
　　20世纪初，燃煤机动渔船迅速风行欧美日。1911年，日本第一艘新式机动渔轮“凑丸”制造成功，一年间增造50艘，飞速进入机轮渔业新时代，风帆渔船顿时落伍。日本出现资本雄厚的大型渔公司，更加快换装机动渔轮的速度。1931年，日本全国各型渔船36万艘，已有4.54万艘“汽船渔轮”。制式机动渔轮航速11哩，速度是帆船的三倍，不受风向限制，续航力可达2000海哩，日本各渔场迅速捕捞一空。日本政府紧急制定《汽船底曳网渔业取缔规则》，限定捕捞力量惊人的曳网渔轮不得在日本沿海捕鱼，于是大批先进机动渔轮闯进中国海域滥捕滥捞。1930年，国民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渔船在中国靠岸出售渔货，但香港是法外之地，日本渔船在中国沿海捕得渔货，到香港出售，转口倾销内地，廣东首当其冲，成为日本渔业侵略的重灾区。
　　一月池鱼、二月马鲛、四月鰽白、七月黄花鱼、九月三犂（鳃鱼）、十月红杉、十一月石斑、十二月大海乌……沿海鱼汛一到，本地帆船还来不及开到鱼场，以香港为基地的日本渔轮已来回三趟。中国帆船下网最深60英寻（1英寻约为1.8米），日本渔轮能下网到百余英寻深海。中国大拖船捕捞量一船至多500担，日本渔轮一船可捞1000担，将鱼群一网打尽。大量“日本咸鱼”在香港与广东内地低价出售，使鱼价大跌，姗姗返航的中国渔船惨遭压制，渔获卖不出好价格，常被迫卖船转业。
　　早年的“日本咸鱼”是由日本运来的桂鱼、沙鳖、鳝仔与子嘉鱼，尚有日本风味。但在1930年代，广东市面上的“日本咸鱼”已是本国鱼场捕来的，日货与国货鱼种相同，就连腌制方法与色泽都是一模一样，无法分辨。
　　沿海鱼场利权被夺，南洋鱼场更是鞭长莫及。传统远洋风帆大拖船下南洋，随风航行，乘十月东北季风南下，等五月西南风起回航，一趟往返就是大半年。因此下南海的渔船，主要捕捉高濑贝、海参与海龟等高价海产，捞鱼是副业。但日本的机动渔轮不受风向限制，又有冷藏设备储存鱼货，再加装船用无线电与香港基地通联，掌握市场行情与天气状况，就能于南海尽情捕捞。
　　内有日本渔轮抢捞倾销，外有全球经济大萧条，省港咸鱼价格暴跌。1928年石斑鱼1担价格白银40.12两，其后随着“日本咸鱼”渐增而缓步下降，1934年降至33.29两，1935年崩跌，只有23.63两。广东的海洋渔业眼看就要毁于日本的变相侵略。 　　在这绝望时刻，最爱咸鱼的陈济棠挺身而出，提出宏大计划拯救海洋渔业。

建立新渔业

　　新式渔业的成功关键在于使用机械渔轮，但机械渔轮的造价与营运成本十分昂贵，一般渔民无力负担。一对（两艘）中国传统的远洋对网大拖，造价约3000大洋，而1艘日本制造的二手40吨小型机械渔轮，售价却达1万大洋。渔轮还要增加燃煤费，每次出航燃料费约1000大洋，操作成本非常惊人。
　　在渔业领先的山东与江浙，企业家合资成立公司，筹足经营机械渔轮的高昂成本，引进新技术，渔获量大增。在山东，1934年已有渔轮百余艘，大多以公司行号名义经营。机械渔轮大多只是10～40吨的小船，不够格登记为轮船，只能算是“发动机船”。全省最大的发动机渔船“久安号”，排水量只有52吨，但这些小型机动船的捕捞力量却远超传统大帆船。
　　资本与知识是建立新渔业的关键。但广东的疍民却很难出现有见识、有资金的企业家，只能靠政府扶助。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提出《三年施政计划》，其中的《渔业区建设计划》规模宏举，为广东渔业的发展点清方向：
　　吾粤港湾曲折，海岸线长达二千四百余哩，百噚（英寻）海面积有二万四千平方哩，水产物之丰富，为沿海各省冠，故鱼介类本该非常充足。然据海关报告，每年从外国输入吾粤之海味，平均竟在一千万两以上，殊骇听闻。考其所以致此者，为吾国渔民墨守旧法，不知改良。政府对于渔民之保护及指导，尚未得宜所致。
　　扶助渔民，首先得突破资金难关。渔民向渔栏借高利贷，利息高达60%。日本咸鱼”冲击市场，咸鱼价格暴跌，渔民连现有的帆船上的高利贷都付不起，纷纷卖船，换用机械渔轮实在是有心无力。
　　为了建立渔业升级的资本，陈济棠决心筹措200万现洋，设立“渔业银行”，提供渔民购买机械渔轮。此外，又依照当时非常流行的合作社理念，成立消费、生产、信用与贩卖四大合作社，将渔民组织起来。消费合作社供应廉价渔具设备，生产合作社促进合作捕鱼，信用合作社提供小额低利渔贷，贩卖合作社则合作向中盘鱼商论价，突破鱼市奸商垄断。
　　攻克了资本难关，全面的渔业改革蓄势待发。陈济棠计划筹款大洋112.2万元，兴建新式的上川岛渔港，港内设立制冰厂与罐头工场，突破千百年来海味只能吃咸鱼的技术困境，又在港口设置冷藏库，在供过于求时贮存鲜鱼调剂市场。广东一向只有江防浅水小军舰，他开征造舰捐，赶建远洋缉私舰，要以武力驱逐日本渔轮。他更鼓励远洋渔业，提倡制造配备无线电的新式渔轮，使远洋渔船能安全开发浩瀚南海。
　　提升了船只设备，陈济棠进而由根本着手，提升渔民竞争力。他计划推动强制渔民教育，成年渔民利用工作闲暇接受职业补习教育，儿童则一律送入平民小学免费就读。此外，他还要兴办模范渔村，终结疍户不得上岸的歧视陋俗。
　　设置共同住宅、医院、市场、浴室、饭堂、合作社、平民学校、公共娱乐场及保健卫生等之设备，以改进渔村，而示模范。
　　千百年来，疍户是不准登陆居住的贱民，模范渔村将迅速扭转渔民的社会地位。
　　《三年施政计划》范围广及各业，资金却非常有限，渔业改良缺乏经费，进展缓慢。但陈济棠不灰心，他倚为心腹的农林局局长冯锐设定奇谋，与渔业大国挪威谈定开发新渔场合作案，换取挪威负责供应大量渔船与设备。在洽谈阶段，新式机动渔船的推广也已火速展开。陈济棠于珠海香洲成立水产专业学校，训练新技术骨干。1934年，广东省建设厅购买两艘约100吨的日本手操网机器渔轮，交给水产学校。两艘机器渔轮合成一对，拖网效率堪比十艘大对拖船，象征着广东渔业欣欣向荣的前景。
　　陈济棠豪情激越，将这对担任新渔业示范的机器渔轮命名为“海鹰”与“海鸥”。但不到三年，“海鹰”与“海鸥”却被搁置，随意搁浅海滩。广东渔业改革的雄伟大计束之高阁。

毁于“渔盐”的改革

　　广东渔业改革的失败表面上是因为陈济棠兵败下野，政策后继无人。但实际上，陈济棠的改革注定无法成功，因为他没有改善“渔盐”。
　　渔船腌制咸鱼，需用大量盐巴，而盐是官府垄断的重税物资，若强迫渔民按照食盐税率买昂贵官盐，渔业将立即崩毁。因此，历代对渔业用盐一向网开一面，听任渔民自购私盐。1913年袁世凯善后大借款，以盐税收入为抵押，为便利欧日银行团监督，北洋政府成立盐务稽核总所，由洋员充任总办。洋人掌握盐务，一心增加税收，无视百姓疾苦，于是渔业用盐也要开征盐税，是为“渔盐”。
　　征收渔盐是异常吃力的。當时100斤食盐征税大洋2.2元，渔船用盐动辄上千斤。若按照一般食盐税率卖盐，渔民实在负担不起。因此，各地渔盐税大多为100斤征2～3角，仅为一般食盐的1/10。
　　然而，盐价有差异，必然滋生弊端，领到便宜渔盐的渔民，将渔盐转做食盐出售，转手就是暴利。因此，推行渔盐，又要确保渔盐不会流入食盐市场。于是，盐务机关必须设计一套异常复杂的售盐法。在广东，渔船必须先领取名为“渔票”的牌照，取得购买渔盐的资格。船分六等，最大的一等船用盐限定6000斤，最小的六等船限定300斤。每次出海前，再提出“水程路照”，呈报这次捕鱼预计需要的渔盐数量，才能买盐，取得税单。渔船出海，海关缉私舰随时临检，按税单上的盐斛表查核，只要发现船上渔盐数量与盐斛表略有出入，立即罚款。回航返港，再查一次，若斤两不符合，轻则罚款，重则连船带货一起没收。
　　开征鱼盐税后，原本与渔业没有关连的盐务机关，取得宰割渔民的无限制大权，盐卡税吏稍一挑刺，就能连船带货全部没收。无限的权力带来无限的腐败，各个环节异常复杂的渔盐，迅速演变出千变万化的苛捐杂税。每年换领一次的“渔票”，先扒渔民一层皮，能跑远洋的一等大船需缴交大洋133.32元，只能捞虾的六等小船也得缴33.36元。申请配盐时，渔盐税更是随意加征，粤东渔盐每担征税大洋3.45角，粤东以外直接征大洋1元。好不容易配到盐巴，税吏还要上船检验，再扒三层皮。第一层是发给“渔船用盐凭证”时收手续费3块大洋，第二层是税吏下船查验每次收取1元2毫查验费。检查完毕，第三层再收“验票费”6块大洋。 　　一位在船上地位仅次于船主的“大工”（等同于副船长的高级渔工），每月的工资也就6块大洋。林林总总的苛捐杂税算下来，相当于两三个“大工”的工资。但渔盐对广东渔民的盘剥，只是刚开始。
　　在山东、江苏、浙江各省，渔船办好用盐凭证后，直接到盐场买盐纳税，剥削到此为止。但广东征税一向流行“包税制”，政府将税收发包给商人征收，不设征税机关。只要缴足额定税款，多征的税就是商人利润。包下渔盐的“饷盐公司”，征税手段无法无天。广东盐场直接配售的渔盐，每担价格约3至4毫，饷盐公司却喊价7～8块大洋，价格足足上翻20倍，还要设置重重陷阱，滥收罚款。
　　1935年，海南岛渔村莺歌咀爆发渔民抗盐暴动。当地的饷盐公司将渔盐最低起售量提高到远超过一船所需的数量，只能联合数艘渔船一起买盐。多艘渔船合买一批盐，饷盐公司却只发一张税单，交给其中一艘渔船收执。帆船出港捕鱼，跑一趟就是三四个月，一起买盐的渔船，不可能约定同一天回航返港，因此回港的渔船大多没有税单。待到归期，饷盐公司守在港边，见一艘抓一艘，诬指无税单即为私盐，要求补税。而回港渔船的盐，都已经在大桶中腌鱼，饷盐公司过秤，竟连鱼带水一起称重，算出巨额罚款。如此离谱的勒索激出民变，暴怒的渔民砸毁饷盐公司，击毙4名盐警，轰动一时。
　　在珠江口与粤东作业的渔船，则发明内销转外销的“奇招”。由香港、澳门向内地进口的咸鱼，每担收关税8角，但没有盐税负担。而本地经饷盐公司宰割的渔货，平均要负担每担8元以上盐款。于是渔民避开饷盐公司，暗地买私盐，在船上腌好咸鱼，直航港澳脱手，再转卖进口内地。1935年，广东省政府检讨咸鱼进口，发现香港、澳门是进口咸鱼的最大来源。换言之，缴纳关税进口的“洋鱼”，很大一部分其实是逃避渔盐的国产渔货。
　　渔业改革的首要之务，是废止扼杀渔业的渔盐。但渔盐是盐务稽核总所增加中国还债能力的“得意杰作”，攸关国家债信，难以废止。退而求其次，广东省政府有意严格整顿“垄断操纵，高抬盐价”的饷盐公司。只是，对广东当局而言，包税制实在太方便，不愿轻废。陈济棠最终仍维持包税制，广东渔民继续出逃港澳，渔业改革惨遭失败。
　　抗战胜利后，中国渔业重新起步。担任新渔业示范的美援V.D.式機轮单拖网渔船有完善的冷藏设备，引发冷藏鲜鱼时潮，出海打鱼逐渐以冷冻为主，不再腌成咸鱼，渔盐渐成历史。今日，国人已难想象，那不起眼的盐巴竟有扼杀渔业的威力。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