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一位年轻的女摄影师紧握相机，不断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赶紧换，生怕耽误任何重要的镜头。为了抓取最好的角度，她将身体探到城楼护栏的外边。
她就是著名“红墙摄影师”、有“红色世纪波”之誉的女摄影家侯波。这张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成为她的代表作，而“开国大典上唯一女摄影师”则成为与她相伴一生的头衔。
2017年11月26日，侯波与她所眷恋的世界，与她所投身大半个世纪的摄影事业，永远地诀别了。所幸数年前，笔者曾采访过她，听她讲述了这张举世闻名的照片背后的故事。
一张合影
“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当当、当当”两声清脆的铃声过后，门开了，一个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手扶着门，正待发问，笔者赶紧自报家门。“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老头子，来客人了！”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侯波。
进了客厅，顿感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霎时，把夏日的炎热关在了门外。侯波的老伴——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站在靠阳台的一张小桌旁，桌上堆满了书、纸，看得出来他正在写着什么。他笑着对笔者说：“侯波早就把空调开大了，怕你们一来热得受不了！”原來如此，笔者暗想，侯老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坐到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里的简朴沙发上，笔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接到10月1日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后，我们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记者证，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上下城楼了。他负责拍摄电影，我则负责照片的拍摄。”生前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我是在开国大典那天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记者，拍下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当时经济条件很困难，侯波平时用的相机都很旧，有的还是缴获的战利品。开国大典当天，侯波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那时候胶卷都是从香港购买，非常稀缺，当天也只带了8个胶卷。面对举国同庆的历史时刻，她却“舍不得”拍了。“我很珍惜，每摁一张，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三个半胶卷，舍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当时我的照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为了拍好照片，侯波在上午不到10点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可是连午饭都没吃的侯波，要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下午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侯波说，最主要的是，苏联记者是中国方面请来拍摄纪录影片的，最佳的拍摄位置当然要先满足他们。
快门按下
她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队奏响《东方红》……侯波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一边拍一边往后退。“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和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但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摄影记者只有陈正青、杨振亚和侯波。侯波记得在广场上的还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青、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青的那张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135整整一卷。”那天，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忙乎着拍新闻电影纪录片。
25岁的侯波，此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那天，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曾经多次在纪录片中听到的那熟悉声音，此时仿佛一下子回旋在耳畔，激荡在心里。照片再现了历史瞬间，摄影真不愧为一门收藏历史的艺术，而摄影师则是收藏历史的收藏家。
看到笔者的钦慕之态，侯波马上表白：“这张照片，是我最得意的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一张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侯波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显然是激动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侯波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城楼下30万欢腾群众的情绪高昂。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此起彼伏，非常感人。”侯波在晚年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
侯波也激动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她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侯波异常激动，按下快门，抢拍历史性镜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跟着拍照。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十分有限，她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拍完后，侯波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也需要把身体伸向护栏外。陈云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在拍毛泽东回应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呼时，侯波不顾一切地侧身向护栏外抓拍毛泽东精神焕发的笑容和激动的神情。在旁边的彭德怀也曾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小心！”这温暖的一幕幕让侯波永生难忘。 篮子里的纸条
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系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
那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元勋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据侯波回忆：“我当时在城楼上拍照时总蹲在围墙下，有人不理解。因为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系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写着‘你们挡着我们看不着主席，你们快离开吧’等。还有直接在城楼下喊叫的。所以我们摄影的同志都是尽量蹲着，只有拍照的时候才站起来。”
据说，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中看，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即可以看出。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驶上前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据侯波回忆，开国大典上，当新建成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至于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根本不知道累，直到深夜回到家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但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之后的十余年间，在五一、國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离休后，我又多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你们不知道，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由于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台阶有的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一年比一年漂亮了，看起来也特别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侯波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成了记录历史的重大文献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影像。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前的一天，山西摄影家武普敖提议侯波夫妇在天安门金水桥再跟毛主席像合影。侯波当即同意，并非常激动。次日一早就赶到金水桥，武普敖用禄莱6008摄下了特殊的“合影”，还了二位老人再跟主席合影的心愿。
（摘自1月16日《北京日报》）
她就是著名“红墙摄影师”、有“红色世纪波”之誉的女摄影家侯波。这张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成为她的代表作，而“开国大典上唯一女摄影师”则成为与她相伴一生的头衔。
2017年11月26日，侯波与她所眷恋的世界，与她所投身大半个世纪的摄影事业，永远地诀别了。所幸数年前，笔者曾采访过她，听她讲述了这张举世闻名的照片背后的故事。
一张合影
“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
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我这一生很有福气，亲历了开国大典，也看到祖国富强。”侯波很健谈，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到激动处，眼角溢出泪花。
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笔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当当、当当”两声清脆的铃声过后，门开了，一个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手扶着门，正待发问，笔者赶紧自报家门。“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老头子，来客人了！”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侯波。
进了客厅，顿感一阵凉风扑面而来，霎时，把夏日的炎热关在了门外。侯波的老伴——著名摄影家徐肖冰站在靠阳台的一张小桌旁，桌上堆满了书、纸，看得出来他正在写着什么。他笑着对笔者说：“侯波早就把空调开大了，怕你们一来热得受不了！”原來如此，笔者暗想，侯老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坐到这对著名摄影伉俪家里的简朴沙发上，笔者下意识地环顾客厅四周的摆设——出乎意料，并不见摄影作品的展示，古朴的展示柜中反倒是陈列着许多小工艺品，如泥塑小人、茶具等。唯独客厅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这张合影顿时吸引了笔者的眼球。于是，我们的开场白就从这张合影开始了。
“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接到10月1日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后，我们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记者证，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上下城楼了。他负责拍摄电影，我则负责照片的拍摄。”生前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我是在开国大典那天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记者，拍下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当时经济条件很困难，侯波平时用的相机都很旧，有的还是缴获的战利品。开国大典当天，侯波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那时候胶卷都是从香港购买，非常稀缺，当天也只带了8个胶卷。面对举国同庆的历史时刻，她却“舍不得”拍了。“我很珍惜，每摁一张，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只用了三个半胶卷，舍不得啊！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当时我的照相机只有标准镜头，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和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它有特殊的意义。”为了拍好照片，侯波在上午不到10点就先到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都纷纷就位。可是连午饭都没吃的侯波，要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已齐聚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
“下午2点半多拍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再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城楼。等我上去一看，好位置都被他们拍纪录片的摄制组占了。那天有两个摄制组拍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黑白纪录片的，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十人。”侯波说，最主要的是，苏联记者是中国方面请来拍摄纪录影片的，最佳的拍摄位置当然要先满足他们。
快门按下
她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
大概下午2点50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岚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队奏响《东方红》……侯波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一边拍一边往后退。“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为了能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和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和摄影师。但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摄影记者只有陈正青、杨振亚和侯波。侯波记得在广场上的还有吴群、林杨、孟昭瑞等，总共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青、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青的那张使用次数最多、流传最广，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135整整一卷。”那天，徐肖冰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忙乎着拍新闻电影纪录片。
25岁的侯波，此前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候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覆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拍照。有时为了能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按快门，可是即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没有任何矫饰的。”
“那天，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十分传神、真实。曾经多次在纪录片中听到的那熟悉声音，此时仿佛一下子回旋在耳畔，激荡在心里。照片再现了历史瞬间，摄影真不愧为一门收藏历史的艺术，而摄影师则是收藏历史的收藏家。
看到笔者的钦慕之态，侯波马上表白：“这张照片，是我最得意的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一张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侯波觉得主席讲话的声音比平常有点变调，显然是激动了。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流着眼泪，侯波也感动得流了眼泪。“在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城楼下30万欢腾群众的情绪高昂。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此起彼伏，非常感人。”侯波在晚年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
侯波也激动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她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侯波异常激动，按下快门，抢拍历史性镜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跟着拍照。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由于空间十分有限，她只能冒着危险将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撤身子，但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她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拍完后，侯波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一个位置，也需要把身体伸向护栏外。陈云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在拍毛泽东回应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呼时，侯波不顾一切地侧身向护栏外抓拍毛泽东精神焕发的笑容和激动的神情。在旁边的彭德怀也曾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小心！”这温暖的一幕幕让侯波永生难忘。 篮子里的纸条
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系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
那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将这些开国元勋们的精神风貌、神采，定格在胶片上。
据侯波回忆：“我当时在城楼上拍照时总蹲在围墙下，有人不理解。因为当天城楼上下是靠一条挂着一个篮子的绳子来联系的。下面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问题就拉那个绳子，篮子就提上来了。据说篮子里面不少是骂我们记者的纸条，写着‘你们挡着我们看不着主席，你们快离开吧’等。还有直接在城楼下喊叫的。所以我们摄影的同志都是尽量蹲着，只有拍照的时候才站起来。”
据说，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中看，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即可以看出。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还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驶上前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据侯波回忆，开国大典上，当新建成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至于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根本不知道累，直到深夜回到家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但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之后的十余年间，在五一、國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离休后，我又多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你们不知道，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由于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台阶有的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一年比一年漂亮了，看起来也特别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侯波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成了记录历史的重大文献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影像。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前的一天，山西摄影家武普敖提议侯波夫妇在天安门金水桥再跟毛主席像合影。侯波当即同意，并非常激动。次日一早就赶到金水桥，武普敖用禄莱6008摄下了特殊的“合影”，还了二位老人再跟主席合影的心愿。
（摘自1月16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