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还乡者
　　异乡人打马、乘车路过南阳盆地
　　总能听到、看到玉镯玉佩摇荡 所形成的风声天光
　　 ——《南阳》
　　2017年8月7日，我启程去西藏旅行。半月后，从高原折返故乡，途径南阳，想起汗漫早期的代表作《南阳》。作为异乡客，我随身带着汗漫新近出版的随笔集《一卷星辰》，途经其故乡。火车驶入南阳站，像是潜入一段历史。山川锦绣、三省通衢的千年小城，令人想起“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葛亮。而伏牛、桐柏、秦岭、武当围合而成的坦荡平原，正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它所孕育的优秀诗人汗漫，在异乡、在汉语中，重建一个永远不会被剥夺的故乡。他的写作是纯粹汉语和解构诗学的双重实践，带有浓重的抒情特色，具备独特的诗学价值。
　　时代之下的异乡人，时刻经历着现代生活冲蚀。对于涉世尚浅的青年来说，怀乡病近似无病。起初，我带着怀疑的态度，进入汗漫的诗歌。毕竟，写到他这般程度的诗人，多数都比较华丽，或曲致深幽、或平实自然、或悲悯大爱……，而汗漫的写作，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我的乡情缺口，犹似“笼开一曲故乡音，归去来兮抱膝吟。”他创作于2018年的部分诗歌，回环于乡情纵深处，折射出都市生活的驳杂镜像。
　　多年后，在上海理发店的皮椅上
　　審视镜中河流般的反光。
　　理发师在头顶忙碌修剪，像盖草房。
　　但我头发灰白，早已丧失新麦秸的气息。
　　 ——《盖草房的人》
　　
　　2000年，诗人从河南迁居上海，生活与创作都进入一种江声浩荡的中年状态。在上海生活20年，其镜像中满是童年及故乡的回忆。“用我满身的皱纹作为一卷童年地图 / 谁能认出其中一条小路还乡。”这位赤诚的诗人，在《在夏夜冲洗》中提及父亲，幼时情形历历在目，“那被热爱的事物又怎能置我于死地”。爱是永恒的存在。即使时空隔离，那又何妨呢？写母亲的诗，亦是记忆与现实交织，芳华与病痛共存。
　　“夫还乡者心务见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汗漫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乡土背景的诗歌创作。定居上海后，时空与往事的阻隔，反倒让故乡的意义在其心灵中越发彰显、重大。在光阴的逼迫下，他用文字追溯乡情之源，并最终归为一种宿命。即使这宿命，带有反讽现实的虚无精神，但“倦游还乡”侧重的是还乡者对异乡生活和行旅漂泊的厌倦后的心理回归，而支撑这种心理回归的是自由灵魂面临的逼仄。
　　为了缓解一个出走者、背离者的不安和焦虑，
　　他在异乡反复赞美故乡。
　　在异地，搬动躯体、荣辱和冲动
　　却又以疑虑苛责的目光
　　审视周遭被快感所操纵的景象——
　　他是一个尖刻的家伙、一枚鱼刺？
　　使异地喉咙般的街巷隐痛
　　产生酒吧霓虹灯一类的炎症？
　　 ——《为何在异地赞美故乡》
　　
　　显然，汗漫不再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诗人”、“意象诗人”。他像狄兰·托马斯一样赞美自己的故乡，但不是忘情的赞美，而是将都市生活与生命情感融合，于“不安”和“焦虑”中，写出当代中国人的“乡愁”。诗人将自己比作“一枚脱离了幼年时光这条活泼大鱼的鱼刺”，令人读后“如鲠在喉”，隐约感到城乡变迁背景下的心灵蜕变。
　　于是，他有一幅自画像：“我有木椅，四条腿假装保持草原立场。 / 我有地毯，像青草和马粪绵延无迹。 / 我有电脑模仿远山，废纸篓 / 像不准确的词语失足的深渊。/ 我有书房，四壁像隔离带和边境线。/ 我有衣架，帽子和大衣重组为新人—— / 放弃头部和肉欲， / 一双空鞋子能把他带向哪里？”
　　从此幻象中的虚设，可探出一个故乡出走者的心境与立场。“假装式”、“模仿式”的生活，让一个人的生命立场在动摇。现代生活与乡情记忆碰撞;喧嚣世态与孤独心灵的融合，人们生活在兰波所描述的“喧嚣与幻想”中，并丧失了爱与抒情的能力。如此现实，赋予了汗漫还乡的意义，他有些偏执的抒情恰恰显现出锐利的锋芒，恰恰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校正;他繁复的句法，正是多维度追溯本质的路径。正如《我爱你》一诗中所阐释的“我”的维度、“爱”的维度、“你”的维度，既广阔，又细致入微，彰显了解构诗学的本质。
　　二、解构诗学
　　法国德里达认为，解构即消解解构。这源自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有分解、瓦解之意。揭露看似单纯、和谐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内在矛盾、冲突、倒置、颠覆，推翻形而上的等级和秩序。
　　于此，绝非是为汗漫的诗歌创作寻找西方文艺理论做支撑。汗漫在随笔集《一卷星辰》中进行的东西方诗学比较，对汉诗的正名很有价值。恢复汉语的光辉，是每一个汉语继承者的使命。
　　汗漫的诗作深入语言内部，具备十足的耐心。他不是雕虫人，而是对事物的表层诗意进行解构，继而焕发出隐蔽的诗性。
　　在《午后的街道》一诗中，诗人从“总是汽车”写起，到“总是不安”结束，中间一连串的“总是”，是诗人对都市人精神状态的解构。如此焦灼，如此细节，暗藏诗人对世界的态度——“一个擅长用隐喻辨认世界的人 / 因暗疾的阻止而沉默了。/ 握他的手，握得像句号、凉句号。”
　　汗漫擅长在沉默处停顿、冥想。在他2018年创作的部分诗作中，《静安宾馆》一诗，技艺尤显成熟。
　　前廊下，门童接过行李
　　拾阶而上，像陪伴客人到西班牙去。
　　他可能不知道洛尔迦的谣曲——
　　马在山间，船在海上。
　　宾馆在客愁里。每次路过
　　想起远方和友人，我的心就安静下来。
　　——《静安宾馆》
　　
　　这样独到醒目的句子，是诗人穿越时空的偶得。诗人立足“静安宾馆”，思绪与“洛尔迦谣曲”共鸣。他解构而后重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静安宾馆”，又激发出读者的相关经验，使人身临其境又飘然物外。 　　汗漫诗中反复寄怀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像博尔赫斯所写的“雨中的父亲”，没有亡故，只是无意中的一次走失，永远出现在诗人的作品里。父亲意象，就我所看到的汗漫诗作，有《在父亲墓前》《父亲：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夏夜里冲洗》等等。“父亲把一桶井水浇在少年头顶 / 像高大的雨天”，多年后，“父亲移居野地。/ 少年已经老了。/ 夏夜里在淋浴室冲洗， / 他依然会抬头看看高处有没有父亲”。动人的细节，别致的表达，在汗漫笔下比比皆是。他在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永恒世界，而这正是语言的功能与使命。汗漫，一个执着与固守的写作者，并未移目于更宽泛的其他题材领域，而是立足于自身经验，开掘，层层除去冗俗的认知与表达，呈现事物深处的本质——那是一种深情，也是一种智慧。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奠定的“诗学”概念认为，诗歌不是处理感情与自然的关系，而是把诗归为理性的一种能力。地理、人事、记忆等等维度的组合，令汗漫的诗歌充满想象力和痛感。中年以后写作技术的娴熟老道，也使其诗作的理性质地日益彰显。他擅长用“在场主义”表现自己对世界的观感，并乐此不疲地创作出大量的“记”体诗歌。
　　除部分山水游记外，汗漫的“记”体诗歌多数属于“人事记录”。诸如《搬家记》《春分日小记》《祭父记》《一个乳腺科大夫的手记》《一个针灸科大夫的手记》等等。
　　
　　那赤裸的胸或脊背，插满银针
　　像建筑物插满避雷针——
　　反对雷击，拒绝成为废墟。
　　银针与穴位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诗人必须把准确的句子
　　放在惊心动魄的位置。
　　 ——《一个针灸科大夫的手记》
　　汗漫供职于一家医药制造企业，并非乳腺科或针灸科大夫。借另外一种身份，来表达对生活“病灶与治愈”这一主题的认知，是一种慧心与会心。他是在以词语作为手段，来辨认疼痛、治疗暗伤，正如其在文中提及的阿米亥的观点：诗人在疼痛中学会说话。当身体和内心处于困境，汗漫向语言求助，“在语言组成的寺庙——诗——之内祈祷，点燃笔尖这一炷香，获得庇护和宁静”。
　　人到中年，汗漫在一次次丧失、遗失、错失中，找到“准确的句子”，并像一位出色的针灸科大夫一样，放在精神之疾的“穴位”上;而对于拙劣炫技，他选择“切除”，直抵本质。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差别性和区别性的系统。避开公共性的泛化表达，是好诗人写出好作品的必由之路。汗漫的写作卓有建树，源于他日常生活经验的深厚，以及中原、江南两种文化的汇合与冲突。他跨越异乡与故土的边界，弥合散文和诗歌之间的鸿沟——在解构中重构一种充满汗漫个人辨识度的面目。
　　三、修辞幻象
　　评论家耿占春认为：“汗漫的想象力指向某种古朴的经验。在他的修辞学梦想中，死亡可以变成新婚，哀痛可以化为祝福。在《早春，为祖父祖母合墓》中，棺材变成了‘船’，死亡之躯在修辞幻象中变成了‘莲子’，没有想象力，我们就会失去梦想，是梦想使我们得以转换难以承受的经验。汗漫，以诗人的想象力和修辞幻象，维系着更真切的爱。”
　　汗漫诗歌的想象力，并非天马行空，他的准确与浪漫建立在现象透视之中。近年来，汗漫的创作精力主要集中在散文，并凭借《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获得赞誉，但汗漫的本质始终是一个诗人，在散文写作中秉承了诗性的准确、独到，而散文的开阔、浩大、自由精神，又反哺于诗歌，从而形成一种双向的滋养和校正。可以说，经验、博识、才华，一并支持汗漫的写作呈现出博大的气象。
　　汗漫的诗歌语言中，简朴而陌生的力量，充盈弥漫。
　　瓦檐薄嘴唇，淅淅沥沥
　　叙述一部南方秘史。
　　我不懂。青蛙扑通扑通跃动于池塘
　　像戏剧情节转折处的几声锣鼓
　　让往事和幽灵为之一振——
　　我有没有资格成为其中一滴雨、
　　一个词？流年急景。
　　雨初歇，水路宽——
　　鱼群将在天黑前抵达下游某朵落花
　　转世而成的灯火。
　　——《南方山雨》
　　
　　如此俯拾皆是的修辞幻象，在汗漫诗中屡屡可现。诗人将无穷大的想象与极细微的事物融合，产生的令人陌生的张力。汗漫的作品中，南方是一个宏大而湿润的空间概念。《南方山雨》一诗，以“瓦檐薄嘴唇”开篇，语面极为陌生。细细推敲，却有味道。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雨天看瓦檐滴水，冬日看瓦檐冻结冰凌，应懂得“薄嘴唇”的形象。“南方秘史”则是超然想象，让人超脱于描写现实之外。青蛙的“扑通”声，让诗歌的语言产生了“听觉”效应，而在《南方山雨》中，诗人回归内心，找到一位失落于雨声中的游荡之魂。正印证了诗人自己的那句话：“身体流亡，有助于精神的跨界。”
　　毫无疑问，汗漫擅长修辞，并制造相应的幻象。读其诗，可感内部结构的曲直与疏朗。常有惊人之处，并非繁复，而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上的的比照。如果你要阐释其语言的精妙之处，必须寻找到合理的参照物，并进行对比。汗漫就是将纯正的古典汉语与系统的西方诗歌理论比对融合，从而建立自己的诗歌美学。
　　2016年冬月，汗漫在美国旅行，创作了组诗《冬日美国札记》，记述了自己在美国的见闻所感——一个彻头彻尾的异乡人，在儿子的护佑下游历美国。在地铁车站，他想起庞德，继而写成《地铁车站，致庞德》：“你爱唐代中国，把李白的长衫翻译为西装 / 裹紧沉醉和惆怅，就是裹紧春风和月光 / 意就是象。”一语道破庞德诗歌的精粹——意就是象。王弼的“言生于象，象生于语”，《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孔夫子的“巧言”与“美言”，大抵说的就是如此。
　　又如《蒙顿街44号，致布罗茨基》：诗人寻访蒙顿街44号，他想到的更多是“苏州园林”。“请允许一个苏州小园林，向你黑暗中的舊居 / 归还一笔尖中国的灯火和月色……”诗人把自己的创作喻为“苏州小园林”，异常贴切——胸中丘壑、假山池沼、亭台轩榭、隔而未隔，界而未界、象由意出;而布罗茨基的旧居，则承载着《论悲伤与理智》《小于一》的知性，更带有即景观感的感性。诗人与布罗茨基一样，找到了文学创作的要诀——“坚持冬天般的诚实。” 　　诗人能将一些对峙之思融注在语言中，切近而又反制世俗，正如其所言：“在世俗生活中反抗庸俗，以脱俗的文字引导还俗的身体，有助于使语言保持诚意和张力。”
　　四、汉语容器
　　被利玛窦称为“万能的象形结构”的汉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庞大的象征体系。汉语在音节、结构、语法、词汇、象形、修辞等方面有着源远流长的优势。新诗百年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受西方诗歌影响甚大，如何找到当代汉诗的着力点，恢复汉语的光辉，迫在眉睫。
　　范尼洛萨说，汉诗的思维能将最大量的意义压进一个句子，使它孕育、充电、自内发光。汗漫就是这样的一个探索者。他以汉语和中国思维方式写诗，做到了万象归一、物我相通。
　　在《零下七度，北海公园游记》中，他将湖面比喻为“镜子”，并不鲜见，但将“溜冰者”比作“掩饰镜中瑕疵”的手，就一下子见出新意与深意，将思绪延伸到记忆与自我深处，“沿湖走一周，像围着零下的遗体走一周。/ 沉默是合适的告别辞 / 我必须节约汉语中的悲哀”，怵目惊心。而结尾处“再次来，须选择夏季，收集满湖荷花， / 作为穷途末路上的灯火”同样震撼人心。
　　2016年11月30日，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古老智慧，自古以来有无数诗人为之吟咏。汗漫的部分诗作，受到司空图创作的《二十四诗品》影响，传承了“感时应物”的诗学智慧，例如以下这首《芒种后无日不雨偶得数句》：
　　绿意重，燕归迟，暮年寂。
　　想想女人假睫毛上的光芒
　　读读寒山、陆游，翻翻账单、广告词。
　　经旬无日不雨，哗啦啦或淅沥沥
　　于植物生发意义，于我则是反讽——
　　书桌如小平原，充满干旱歉收的危险。
　　这是勤劳者的“自我敦促”，是写作者焦灼状态的呈现。芒种，在雨量充沛的南方，诗人无时无刻不在自我警醒：保持与大地、节气的共生关系。
　　《春分日小记》和《秋分日过河》，这两首写作时间相差数年的诗，无意中形成一种回环呼应。“春分日，在一张废合同背面写下的句子 / 像微弱的水声，向一次青春，若干分别致歉致敬。”到了秋分日，诗人仍在寻找某种困境的突破路径，“在秋分日过河，我没有拆这座桥—— / 必须假装还能原路返回旧生活。/ 当一首诗完成，也不宜把笔折断—— / 假装这些词还能原路返回内心的欢悲。”笔力简劲，返归到诗人悲欣交集的内心。
　　纵观汗漫绵延数十年的开阔诗路，创作于1998年并获得《星星诗刊》大奖的《水之书：黄河》，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里程碑之作，磅礴的生命之势、母语之力融成“泥沙俱下”的这一诗篇，可谓当代汉诗中不可多得的长诗佳作。自此之后，他移居上海，人生与写作不断蝉蜕蝶变。
　　评论家燎原说：“汗漫以汉赋排律式的诗歌长行，呈现着一种在当代诗坛消失已久的大道阔步的气质。在汗漫以‘祖国——祖先的国度’这种情怀的关照中，结集在他胸中的，是以《汉乐府》所象征着的家国式的堂皇、大度与硬朗以及来自中原大地的由稼穑、歌谣所汇聚的地气。这因而养育了乡间士子式的充沛与浩荡，并以此纵驰在地理与人民组合的大野景色中。这种歌咏性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呼唤——唤回并确认现今平庸的土地，与曾经由它造就的灿烂文化之间的血脉联系，使大地上的物质性的劳碌，恢复《汉乐府》时代的诗意与健壮。”索引这一大段，只因燎原对汗漫的解读和评价非常准确。
　　十多年过去了，汗漫写作日趋沉潜，他的诗歌写作尽管数量下降，但诗质的广度、纯度、密度、速度依旧，他沉潜、开掘于事物内部，揭示被遮蔽的经验和世界，总是给阅读者带来启示、喜悦和感动。
　　五、一卷星辰
　　某日，文友相聚饮酒。席间，学者于能严肃地说，像老庄、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卡尔维诺、卡夫卡那样的人，一定不是俗世凡胎，肯定被外星人进行了分类点拨，才能如此出类拔萃。此语看似经不起推敲，却是一个藏书万卷的星辰仰慕者的真情流露。的确，有些智者似乎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范畴，他们的著作正是他们对人类精神世界做出创造性贡献的明证。
　　好在，人类是运用工具的高手。先贤们将自己的智慧与创造写入书中，传递后世，肉体的局限与精神的永恒相互砥砺。回望历史，渺远无边际，仿佛“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幸而有精神的接力打破时空界限、文化差异，让孤独而脆弱的人，在璀璨的星空下得到安慰，捕获那些移居外星球的智者们的专属来信。
　　汗漫2017年出版的随笔集《一卷星辰》，在诗人群体中产生很大影响力。书中，他以空灵的思维、博学的知识、学贯中西的视野、更有于简澈的词语中见神悟的特色，对汉语写作的秘密进行勘探，合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之道。
　　其中，《汉英之间：在野外》，是一篇在《世界文学》杂志首发后即引起众多高层次读者关注的长文。汗漫将中国诗人王维、寒山、陶渊明、张枣、苇岸，与西方诗人勃莱、默温、沃伦、弗罗斯特、斯蒂文斯、斯奈德以及梭罗互为观照，与在这些智者的精神世界及其置身其中的大自然，相遇像辨别，从而获得恬淡的人生态度和文字品格。在我看来，“在野外”是中隐隐于市，正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汗漫的写作情绪以及写作基底孤独而寂寞，他远离文坛喧嚣，自觉选择“人迹稀少的一途”（弗罗斯特）。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严肃论辩的学者方式，用轻松自由、散淡兼容的诗意笔调，将中西诗人的精神创造连成一脉。令我惊叹的是：汗漫的阅读与写作，依旧属中国抒情传统的赓续，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学滋养的同时，维护汉语的荣光与尊严。他同样是一个星辰仰慕者——他头上的天空开阔而深邃。
　　在《有慢船来自巴黎》中，汗漫从中国诗人胡冬的诗作《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写起，对里尔克、萨特、加缪、波伏娃、策兰、圣琼·佩斯、本雅明、罗兰·巴特，玛格麗特·杜拉斯等诗人、小说家与巴黎之间的关系进行勾勒，并与其内心互动映发。巴黎的确是一座文学艺术之都。汗漫在书中凝眸于这些伟大的写作者，向他们凌空振羽的丰富想象力、天真无邪的抒情传统、独立静寂的诗人品格致敬，并别具慧眼地在《包法利夫人》和《金瓶梅》之间、在巴黎与上海之间，发生某种隐秘地互文关系。 　　显然，汗漫是一个有文化自信的写作者。这自信不仅源自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更有中国文人的务实态度和自成高格。他以书为媒，将个人体验与大家文本相融合，体贴前贤、温情之至;或引或评，深入浅出，娓娓而谈，语调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以阅读引荐阅读，像是爱书之人互相推荐，先贤引路，去粗取精，让迷失在信息时代的读者，找到阅读的灯塔。
　　思想随笔在世纪交接时颇为盛行。在我的读书生涯中，对许多好书的认知得益于此类的随笔。最早看摩罗的《耻辱者手记》，惊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还从摩罗的著作里接触到刘小枫，他们对世界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的研究与发现，显然影响到了一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书随笔这一文体被淡化了。汗漫的《一卷星辰》横空出世，有可能改变读书随笔写作的沉寂状态和陈俗模式。关键是，汗漫的写作时不卑不亢的汉语写作，对东西方的先贤大家，都怀持敬重之心，而不妄自菲薄。或许，只有诗人以诗的准确与独到，才能辨认出那些星光灿烂的灵魂。
　　汗漫还为他所钟情的博尔赫斯、弗朗茨·卡夫卡、特朗斯特罗姆等32位西方文学大家造像，更在庄子、杜甫、苏东坡、张岱、李渔、王国维、汪曾祺等大师身上，寄托了自己对汉语传统的敬意与温情，建立起“以情怀为中，伦理与趣味兼备”的创作标准。比如，他选择了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其知名度显然不算太高。但汗漫对段成式“散怀抱、无拘束、残丛小语，湛然天然”的美学追求，会心而推崇——《一卷星辰》的行文皆有散怀抱的自然流畅之味。汗漫大段引述了“月球修理者”这一故事和卡尔维诺的“到月球上舀牛奶”的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不得不惊叹那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月球修理者的故事比卡尔维诺的故事要早上一千多年，中国古人的想象力和精神自由度可见一斑。
　　汗漫在书中多次提到“狂喜与尊严”，既指阅读、写作，更指向被阅读、被写作的语言。在书中捡拾散落在历史长河里的珍珠，仰望布满天空的群星，使阅读者与作者各自孤单的心灵，得以慰藉，彼此温暖，从此长夜不冷。正如杨绛先生谈到做人当穿“隐身衣”、读书当似“隐身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别请高明。
　　以诗人身份同时成为散文家，例子多多，异国有叶芝、博尔赫斯、布罗茨基、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古有韩愈、苏东坡、陆游，当代有周涛、于坚、邹静之、张锐锋、沈苇、雷平阳、黑陶、庞余亮等等。汗漫在新世纪之初，开始参与散文文体革命，并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诗人越界到散文中来，并非诗歌的损失，而恰恰体现出诗歌的光荣——用诗性的力量激活散文这一文体，赋予其活力与现代性。汗漫散文创作的行文如太极，充满了东方式的阴阳幻变，万物因此发生联系。他的文学创作，维护汉语的狂喜与尊严，是当下写作者的典范。
　　我一直喜欢并感动于汗漫的一句话：“在汉语中，就是在人间。”
　　六、深刻的南方与汉语的混血
　　谈了谈儿女朋友以及
　　他的湖州、新疆，我的南阳、上海。
　　两个移居中年边境的人
　　看静安寺在二十米外金黄，走神三秒，
　　想了想语言之寺和诗。
　　
　　在这不安静的时代里，
　　诗人以素纸为僧衣，推敲月下门。
　　南京西路的车潮和人流考验着
　　静安寺内莲花的清新度、木鱼的泳姿。
　　寺门前，石狮子沉郁顿挫如老杜甫
　　——《在静安公园与诗人沈苇喝茶》
　　这两节诗，描绘了两位客居者相遇于上海的情形，他们谈论“个人地图”、“中年边境”以及眼下的“星辰与灯火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许也聊到汗漫于2018年出版的散文集《南方云集》，那一部切肤入心之作，同样也是一首漂泊者的心灵史诗。中年以后，汗漫他在散文与诗歌两种文体的写作间切换，始终坚守语言的纯粹与精准。如果说，他的散文像“二十米外的金黄”，那么诗歌就是“走神三秒”。相对来说，前者需要丰富、细节，后者则更需要节制、准确。
　　这《南方云集》部书中，有两篇重要的散文，携带了汗漫最深刻的个人经验和时代阵痛，从而具有震撼力和生命力。在《直起身子，看见船帆和大海》这一篇中，他记叙了当时供职的一家药物研究机构的历史与当下，文题取自米沃什的《礼物》，日常凡俗事物中的人性光辉，被汗漫叙述得广阔、动人。另一篇，《妇科病区，或一种艺术》，则以妻子的一次手术为切入点，延展至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中年心绪诉至笔端，沉痛而深情，正因此，这一篇佳作获得了2014年度“人民文學奖”。
　　一个来自北方的移居者，一个越界进入散文文体的诗人，使汗漫的散文创作，充满了混血的色彩和力量。他笔下的“上海”“南方”，不同于陈东东、邹汉明、黑陶笔下的上海和南方，具有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南方多云多雨多旧事前欢，与我故乡中原的干燥和沉默，形成冲突和谅解”。
　　汗漫的创作紧贴“现代汉语”命脉，在2019年出版了又一部随笔集《居于幽暗之地》，承续《一卷星辰》的气韵与力量，将中西方诗歌的价值取向和表达技巧杂糅，将西方诗人的精神谱系梳理、贯通。最终的落脚点，依旧在于现代汉语的生长与成熟。现代汉语根植于古代汉语，宋元以来“白话”写作，对官话进一步解放，到五四时代，“白话文运动”彻底撼动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于是，现代汉语才真正产生。
　　诗歌，以及以诗歌为隐秘核心的散文文体实验，正为现代汉语的美感与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仅有百年历史的现代汉语，仍然年轻，一定会走向成熟的壮年。汗漫有这种自信。他在《越界与混血》一文中写到：“我爱苏东坡和布罗茨基。两位诗人背景的散文家，身体流亡，有助于精神的越界和语言的混血？一个异代的人，一个异域的人，秉承诗歌写作的基本伦理，即：词语的准确和精神的自治，为当下中国散文文体探索提供了参照和标高。” 　　一个人的写作要走向成熟，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吸附力;一种语言，要抵达文明的高峰、彰显人类的智慧，必须兼容并发展符号系统的表情达意功能。
　　汗漫所神追手摹的汉语写作，是建立在博古通今、中西合璧基础上的混血般的境界。他的诗歌、散文创作，暗合了这一认知与追求，就必然有大气象、大格局呈现。
　　七、马，向远方
　　汗漫似乎特别钟情于“马”这种剽悍、俊美、带有自由精神的动物。就我视野里的汗漫诗作，“马”字出现了311次之多。而以马作为主要意象的诗歌，则集中在两个组诗《伊犁谣曲 》《马匹穿过的诗篇》 。
　　在诗人看来，天地之间一匹马，写意着远方、风云、山河。他在南方的梅雨季节，想起并写下与马相关的诗歌。现代都市生活，则异化出世俗的、不自然的“马”——“在上海爱一匹马，多么虚幻—— / 宝马、人头马、爱马仕、马董事长…… / 与马的关系多么可疑。/ 没有草原的人爱一匹马，多么伤感。”
　　在《伊犁谣曲》中，诗人短暂地移居天空，在新月、繁星间生活，又用十三种方式观察伊犁的马。其实汗漫笔下的马，又何止十三种情态呢？
　　多次写到马——雨中的马、黄昏的马、
　　河边饮水的马、马头琴上的马、
　　布景为草原的马戏团里的马、
　　骨骼像排比句一样汹涌向前的马——
　　一切的马，带来风、宽阔、激动……
　　——《一匹马或属马的女子》
　　像庄子笔下“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汗漫撷取的种种与马有关的意象，一概指向心灵的自由奔放，正所谓“立象以尽意”。《易经》有言：“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刚柔并济，简繁有道，正是汗漫诗歌的张力所在。他钟情的马意象，既蕴涵道德内涵，指向温厚、勤勉、踏实、笃定，又涵蕴天地之大德，化生万物，生生不息——汗漫，其实就是一匹纵身于汉语深幽处的马。
　　借种种的马之意象，我追索汗漫创作坐标系中地理和情感的方位。雖然，凭借我浅薄的见识与经验，尚不能精准定位出他的写作走向。但我相信：汗漫是一个有鲜明风格、伟大追求的写作者——此非虚言。我认为每一位写作者都应该朝向伟大这一终极。对汉语葆有的温情和敬意，必将驱使汗漫创作出更加杰出的诗篇。
　　作者简介
　　尤佑，1983年秋生于江西都昌。作品见于《星星》《诗潮》《江南诗》《草堂》《野草》等刊物，出版《莫妮卡与兰花》《归于书》《汉语容器》等诗文集。2019入选浙江省“新荷十家”。现居浙江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