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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今天的楷书去看，“壹”是“一”的大写，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氣”是“气”的繁体字，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但在《说文》中却是意思不相同的字。《说文》中“一”是作为数字的，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壹”是作为专一、统一的意思，秦诏版“歉疑者皆明壹之”，其中的“壹”就是统一的意思。“气”字，《说文》：“云气也，象形。”而“氯”字下注“馈客之刍米也”，同楷书“氤”字，与“气”分明是各不相同的字。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字由少到多、由简单到繁复在发展，又随着文字使用的便捷，进行着由繁而简、由多而少的变化。在文字使用的简化过程中，“壹”与“一”逐渐成了一个字，“气”与“氣”也成了意义相同的字，在汉篆、汉隶中已是如此。在后来的书法篆刻创作中，对于文字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人倾向于要保持古文字学意义上的正确、严谨，有人则立足于艺术创作，采用了从今而权变的方法。
先举几方“一”字的印例。
吴让之“一切惟心造”，用了“壹”的篆法，“一切”意近统一、专一，所以吴让之此印是遵从了《说文》的篆法，并且在章法上用此篆法也非常恰当。叶潞渊所刻“一衣带水”，也用了“壹”字的篆法，此印语中的“一”是数字的意思，所以就悖离了《说文》，但赏读印面，觉得用繁体的“壹”比用“一”视觉效果要好得多，看来作者是站在篆刻艺术立场上来处理这个字的篆法。再举吴昌硕刻“一月安东令”朱文白文各一方。在这个印文中，“一”是数字的意思，而吴昌硕在朱文印中用了“一”、白文印中用了“壹”的篆法。细读印面，两种篆法置于不同的印面章法环境中都非常自然贴切，如试将两方印中这个字的篆法互换，就会使两方印面都难以容纳消化使之浑然一体。看来吴昌硕在选用这个字的篆法时只是考虑篆刻艺术效果，考虑印面的统一协调，而没有去考虑合不合《说文》。
再举几方“气”字的印例。钱瘦铁的“生气勃勃”和齐白石刻“天地正气—两方印。如依《说文》，两方印都应用云气之“气”，而作者都选用了复杂的“氯”。就印面看，觉得齐白石采用“氣”的篆法效果比较好，篆法三轻一重，产生了轻重对应的美，而如试将此印中的“气”换成结构较简的篆法，印面将失去布白的疏密节奏，视觉上会显得平淡无奇。而在钱瘦铁这方印中，我觉得换成云气之“气”的那种结构较简的篆法，视觉效果反而会更好一些，现在印面显得均匀平淡，如“气”字换成简的篆法使之留出空间，印面就会生出疏密对比之势。当然这只是就篆刻艺术进行分析，并没有去考虑必须合于《说文》。
作为一个印人，有如是之说，如果换成一位古文字学者，恐怕会另有一种说辞。
我们研究一下“然”字在篆刻中的应用。“道法自然”是吴昌硕的作品。比较起来，吴昌硕应该算是一位艺术家，不算是一个古文字学家。他在篆刻中的用篆多取艺术原则，而不拘泥于古文字学的原则。前举印例他所刻的一朱一白两方“一月安东令”，其中“一”字分别用了“一”与“壹”两种篆法，只考虑艺术效果，不顾及合不合《说文》，即是例证。但有时他也难免掉一下书袋，展示下学问，此印中的“然”字即是。《说文》中“法”字有繁、简两种篆法，此印中吴昌硕选用了繁者，就印面下半部看，已经有点拥挤了，而印中的“然”字仍选择了《说文》中的正字，加上了一个“口”旁。这样一来，使印面下半部更显得滞塞，全印章法散漫，无布白的疏密变化。看来，吴昌硕选用“然”字是谨遵《说文》，而没有太多考虑艺术效果。《说文》释“嘫”为“语声也”，当是“然而”之“然”，而“然”是“燃烧”的意思，即后来的“燃”字。黄悖刻“自然之变天之道也”，刻得舒和自然，“然”字虽不合《说文》，但在全印中与其他字融合无间，如再加“口”旁，必是蛇足。笔者曾刻过“得于自然”，“然”字不但无“口”，而且省去了“火”，更与《说文》不合此印整体上欲求省简，故对“然”字删繁就简而用之，此皆出于篆刻艺术考虑，没有执著于必合《说文》。然而《说文》之“嘫”源出何处？金文中此字的篆法基本是“然”之形，未见有带“口”旁者：战国简牍中“然而”之“然”有省去下边“火”部者，而未见有加“口”旁者。郭店楚简中有《老子》的“道法自然”四字，“然”字无“口”也无“火”，略同于我所刻“得于自然”中“然”字的篆法。“嘫”字向上找不到源头，向下又发展到哪里去了？也找不到。汉《史晨碑》：“银河摘雒，却揆未然。”汉《张迁碑》：“故史韦萌等，佥然同声。”此二碑文中的“然”都是“然而”之“然”，都未见带“口”旁。上下求索都不见，《说文》中之“嘫”反而成了孤例，而吴昌硕偏偏看上了这个在印面上并不美的《说文》中的篆法。
再举一方吴昌硕所刻“文彬之印”，此印在多种篆刻出版物中都释为“文份之印”，其实小篆中的“份”与今天楷书中份额的“份”是两回事。《说文》释“份”：“文质备也，论语日：‘文质份份’，‘彬’，古文‘份’。”是知小篆中“份”为今“文质彬彬”之“彬”字。在小篆中“份”与“黼”的两种篆形是重出通用的，与后世“份额”之“份”无关。段注又说：“俗‘份’作‘斌’，取文武相伴意。”这样又多出一个“斌”字，使问题更加复杂了，是“文彬之印”或是“文斌之印”弄不清了。这事还得怪吴昌硕太拘泥于《说文》正字。如名字是“文彬”，就应篆作“份”，此篆法《说文》本来就是。如是“文斌”，应篆作“憾”，此篆法虽为《说文》所无，而在汉印中早就有了，如是作篆既有根据，又与今天的楷书相合不会产生歧义。
篆刻用篆有时如同判案，有些特殊的案例完全依律条去判，反而不合情理，篆刻用篆也需法理兼顾，而以篆刻美为根本。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字由少到多、由简单到繁复在发展，又随着文字使用的便捷，进行着由繁而简、由多而少的变化。在文字使用的简化过程中，“壹”与“一”逐渐成了一个字，“气”与“氣”也成了意义相同的字，在汉篆、汉隶中已是如此。在后来的书法篆刻创作中，对于文字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人倾向于要保持古文字学意义上的正确、严谨，有人则立足于艺术创作，采用了从今而权变的方法。
先举几方“一”字的印例。
吴让之“一切惟心造”，用了“壹”的篆法，“一切”意近统一、专一，所以吴让之此印是遵从了《说文》的篆法，并且在章法上用此篆法也非常恰当。叶潞渊所刻“一衣带水”，也用了“壹”字的篆法，此印语中的“一”是数字的意思，所以就悖离了《说文》，但赏读印面，觉得用繁体的“壹”比用“一”视觉效果要好得多，看来作者是站在篆刻艺术立场上来处理这个字的篆法。再举吴昌硕刻“一月安东令”朱文白文各一方。在这个印文中，“一”是数字的意思，而吴昌硕在朱文印中用了“一”、白文印中用了“壹”的篆法。细读印面，两种篆法置于不同的印面章法环境中都非常自然贴切，如试将两方印中这个字的篆法互换，就会使两方印面都难以容纳消化使之浑然一体。看来吴昌硕在选用这个字的篆法时只是考虑篆刻艺术效果，考虑印面的统一协调，而没有去考虑合不合《说文》。
再举几方“气”字的印例。钱瘦铁的“生气勃勃”和齐白石刻“天地正气—两方印。如依《说文》，两方印都应用云气之“气”，而作者都选用了复杂的“氯”。就印面看，觉得齐白石采用“氣”的篆法效果比较好，篆法三轻一重，产生了轻重对应的美，而如试将此印中的“气”换成结构较简的篆法，印面将失去布白的疏密节奏，视觉上会显得平淡无奇。而在钱瘦铁这方印中，我觉得换成云气之“气”的那种结构较简的篆法，视觉效果反而会更好一些，现在印面显得均匀平淡，如“气”字换成简的篆法使之留出空间，印面就会生出疏密对比之势。当然这只是就篆刻艺术进行分析，并没有去考虑必须合于《说文》。
作为一个印人，有如是之说，如果换成一位古文字学者，恐怕会另有一种说辞。
我们研究一下“然”字在篆刻中的应用。“道法自然”是吴昌硕的作品。比较起来，吴昌硕应该算是一位艺术家，不算是一个古文字学家。他在篆刻中的用篆多取艺术原则，而不拘泥于古文字学的原则。前举印例他所刻的一朱一白两方“一月安东令”，其中“一”字分别用了“一”与“壹”两种篆法，只考虑艺术效果，不顾及合不合《说文》，即是例证。但有时他也难免掉一下书袋，展示下学问，此印中的“然”字即是。《说文》中“法”字有繁、简两种篆法，此印中吴昌硕选用了繁者，就印面下半部看，已经有点拥挤了，而印中的“然”字仍选择了《说文》中的正字，加上了一个“口”旁。这样一来，使印面下半部更显得滞塞，全印章法散漫，无布白的疏密变化。看来，吴昌硕选用“然”字是谨遵《说文》，而没有太多考虑艺术效果。《说文》释“嘫”为“语声也”，当是“然而”之“然”，而“然”是“燃烧”的意思，即后来的“燃”字。黄悖刻“自然之变天之道也”，刻得舒和自然，“然”字虽不合《说文》，但在全印中与其他字融合无间，如再加“口”旁，必是蛇足。笔者曾刻过“得于自然”，“然”字不但无“口”，而且省去了“火”，更与《说文》不合此印整体上欲求省简，故对“然”字删繁就简而用之，此皆出于篆刻艺术考虑，没有执著于必合《说文》。然而《说文》之“嘫”源出何处？金文中此字的篆法基本是“然”之形，未见有带“口”旁者：战国简牍中“然而”之“然”有省去下边“火”部者，而未见有加“口”旁者。郭店楚简中有《老子》的“道法自然”四字，“然”字无“口”也无“火”，略同于我所刻“得于自然”中“然”字的篆法。“嘫”字向上找不到源头，向下又发展到哪里去了？也找不到。汉《史晨碑》：“银河摘雒，却揆未然。”汉《张迁碑》：“故史韦萌等，佥然同声。”此二碑文中的“然”都是“然而”之“然”，都未见带“口”旁。上下求索都不见，《说文》中之“嘫”反而成了孤例，而吴昌硕偏偏看上了这个在印面上并不美的《说文》中的篆法。
再举一方吴昌硕所刻“文彬之印”，此印在多种篆刻出版物中都释为“文份之印”，其实小篆中的“份”与今天楷书中份额的“份”是两回事。《说文》释“份”：“文质备也，论语日：‘文质份份’，‘彬’，古文‘份’。”是知小篆中“份”为今“文质彬彬”之“彬”字。在小篆中“份”与“黼”的两种篆形是重出通用的，与后世“份额”之“份”无关。段注又说：“俗‘份’作‘斌’，取文武相伴意。”这样又多出一个“斌”字，使问题更加复杂了，是“文彬之印”或是“文斌之印”弄不清了。这事还得怪吴昌硕太拘泥于《说文》正字。如名字是“文彬”，就应篆作“份”，此篆法《说文》本来就是。如是“文斌”，应篆作“憾”，此篆法虽为《说文》所无，而在汉印中早就有了，如是作篆既有根据，又与今天的楷书相合不会产生歧义。
篆刻用篆有时如同判案，有些特殊的案例完全依律条去判，反而不合情理，篆刻用篆也需法理兼顾，而以篆刻美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