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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对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张孝纯先生首倡“大语文教育”，凝聚了他十年的心血与智慧，非常值得语文同行们温故知新。然而，在新课程背景下，课程观、教师观、学生观都被赋予了多彩的时代内涵，“大语文”教学观也需要与时俱进，比如课堂教学内容对树人育才的影响，学生地位与学习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课外阅读读什么，怎么读，课堂教学如何积极有效地和社会生活打通等等。
书院是古代贤达治学传道的场所，它既是师生的生活场所，更是精神圣园。我国书院教学历史悠久，从书院走出的人才更是耀古烁今。梳理、提炼古代的书院教学智慧，对大语文教育的丰富与优化，应该有诸多的启示。
一、大育人观：传道济民，修齐治平，弘扬时代精神
大语文教学试图打破“三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程观造就的狭隘，但是总体而言，更多地着眼于语文能力的提升，对学生作为合格公民、优秀人才的素养关注不够。因为现今时代，教育日益功利化，人文精神消减，社会、家庭甚至学校对人的终极关怀比较淡漠。书院教育也处于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的科举时代，却在德业（人格修养）与举业之间找到了平衡，坚守自己的清流品性，值得探究。
1．书院以“传道济民”为办学宗旨。书院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不同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学、私塾的办学宗旨。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写道：“古昔先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审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学宗旨：“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2．书院传承了修齐治平的时代精神。胡适评价书院精神时称誉的“时代精神”，在书院教学提倡积极“议政”中，尤其在无锡东林书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律中得到最好印证。北宋张载辞官后在关中专心讲学，其学派被称为“关学”，他告诫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此“横渠四句”烛照千古。
教育要帮助被教育者，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善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的进步尽力尽责。但是现在，功利至上的“新科举”教学，给孩子的是抽离了理想、情感、价值观的“压缩饼干”式的教学，不少学生知识丰富了，但缺少精神的脊梁。语文教学如果消解着青春少年的激情、浪漫、理想，必然导致人的功利化、平庸，培养出文化贫血与人格缺钙的“新科举”学子。大语文教学，应该扎根于经典文化中，摒弃短视的世故虚荣，引领远大壮美的理想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发展的内在力量。
二、大教材观：回归经典，消除分科弊端，站在文化平台上培养语文能力
大语文教学主张要“跳出课堂教语文”，宣扬“生活世界就是教材”的理念。但是万紫千红的生活，本就纷繁复杂、泥沙俱下，学生要从功利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学习的材料，坚守引领人生的信仰，并不容易。教学内容的选择深深影响着学生的终极发展，大语文教学“教什么”这一问题上应该进一步优化。
古代书院强调“学有定本”。书院“定本”的核心内容是儒家经典，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学经，是用经典来思考，找寻人生道路；学史是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学习群体的、个人的经验。书院教学并不死搬经典，而是提炼经典的文化意义，养护人的浩然之气，同时，古代的儒家经典包含了“文史哲”等多方面的内容，有利于培养那个时代的“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才。
1．回归经典，用“根文化”营养学生的心灵。朱自清说：“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是民族精神及文化最典型的载体，浓缩了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其中蕴含的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品质，依然是中华民族贯穿千年的文化脊梁。大语文教学，应该整合教材中、生活中最珍贵的经典文化的精华。目前，人教版、苏教版等教材中均在选修教材中开设了经典文化课程，例如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史记选读》《红楼梦选读》等文化选读定本。爱国，爱民族，爱文化，正是经典可以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大爱大德！阅读经典，在文化浸润中“养气”是大语文教学的天职。
2．消除分科弊端，在文化的背景下优化语文素养。以听说读写为核心的语文能力的提高，不能简单从“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机械训练中达成，其中有更重要和复杂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许多大家并没有专修文学，却能谱写出不朽名篇，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而成为文学巨匠的。大语文教学应当致力于整合文、史、哲、科多元的教学资源，力求培养“学富五车”的现代复合型人才。北大“元培”计划指出：“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态，是一个现代学者的基本修养，也能消除由专业单调所诱发的傲慢与偏执……”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导致了各科知识的相互孤立，本来可以立体考虑的问题，可能被分割成一个个平面。组织跨学科的文化论著的专题研讨，能够补救分科教学“一叶障目”的弊端。
三、大课堂观：生徒切磋、首席会讲，奠基兼容并包、独立批判的学术精神
大语文课堂观主张要“跳出课堂教语文”，想方设法将学生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作为课堂的延伸。而书院教学真正实践了“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大课堂理念。
1．传承会讲传道方式。会讲，朱熹认为“会友讲学”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师聚会讲学，学生在下面听讲。会讲制度有两点值得现代课堂学习：一是书院会讲不仅有本院教师主讲，也常聘请社会名流和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主讲，书院生徒求学“无常师”。书院教师能进能出，因而学校流水不腐，具有生机与活力。二是会讲的老师观点不同，相互辩论，学生也可以发问。例如朱熹、张栻的岳麓会讲，历时两个多月，朱熹和张栻两个人对谈，几百人听，门口水池的水都被马喝干了。学术活动，一方面可以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宽眼界，取长补短，另一方面也可以养成学生分析辨别、独立思想的能力。
2．发扬切磋质疑的治学精神。子曰：“诗可以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学生在一起共同探讨，互相辩难，相互砥砺志向，这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书院教学中生徒间的相互讨论切磋有制度的保障：首先，规定“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其次，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如清李颙规定在自修的基础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由学生组合成三五七人等，共同切磋讨论。第三，有“学长”的组织带领。“不惟师，不惟上”，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时比师长的教导更能深入人心。朱熹非常提倡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如果“肄业诸生，鲜启问者”那是“深以为怪，亦复重以为忧”的。这种辩难往往有个往复问答、不断深入的过程，体现了人格的平等、形式的民主、思想的自由。
四、大教师观：以身垂范，亲密融洽，师生“从游”建构美妙的生命互动
教师是最积极的课程资源，其精神决定了课程的内涵，其气度决定了课程的容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精神发育。古代书院的教师学高身正春风化雨，学生如沐春风终身追慕的师生关系令人艳羡不已。
导师学高德正，以身垂范。由于书院的育人方式是“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所以书院注重“道德践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精神承继。江西白鹭州书院创始人江万里勉励再传弟子文天祥“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军渡江，江万里率军顽强抵抗，在襄阳、樊城沦陷之后率子侄二百多口投江自尽。受老师的影响，民族英雄文天祥一腔正气流传千古，其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流芳百世。
梅贻琦说过，师生犹鱼，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样一种“从游”关系，自然会使教学活动成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
（陆锋磊，江苏省天一中学，214101）
书院是古代贤达治学传道的场所，它既是师生的生活场所，更是精神圣园。我国书院教学历史悠久，从书院走出的人才更是耀古烁今。梳理、提炼古代的书院教学智慧，对大语文教育的丰富与优化，应该有诸多的启示。
一、大育人观：传道济民，修齐治平，弘扬时代精神
大语文教学试图打破“三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课程观造就的狭隘，但是总体而言，更多地着眼于语文能力的提升，对学生作为合格公民、优秀人才的素养关注不够。因为现今时代，教育日益功利化，人文精神消减，社会、家庭甚至学校对人的终极关怀比较淡漠。书院教育也处于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的科举时代，却在德业（人格修养）与举业之间找到了平衡，坚守自己的清流品性，值得探究。
1．书院以“传道济民”为办学宗旨。书院自建立之初就确立了不同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学、私塾的办学宗旨。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写道：“古昔先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审视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学宗旨：“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2．书院传承了修齐治平的时代精神。胡适评价书院精神时称誉的“时代精神”，在书院教学提倡积极“议政”中，尤其在无锡东林书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教律中得到最好印证。北宋张载辞官后在关中专心讲学，其学派被称为“关学”，他告诫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此“横渠四句”烛照千古。
教育要帮助被教育者，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善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的进步尽力尽责。但是现在，功利至上的“新科举”教学，给孩子的是抽离了理想、情感、价值观的“压缩饼干”式的教学，不少学生知识丰富了，但缺少精神的脊梁。语文教学如果消解着青春少年的激情、浪漫、理想，必然导致人的功利化、平庸，培养出文化贫血与人格缺钙的“新科举”学子。大语文教学，应该扎根于经典文化中，摒弃短视的世故虚荣，引领远大壮美的理想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发展的内在力量。
二、大教材观：回归经典，消除分科弊端，站在文化平台上培养语文能力
大语文教学主张要“跳出课堂教语文”，宣扬“生活世界就是教材”的理念。但是万紫千红的生活，本就纷繁复杂、泥沙俱下，学生要从功利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学习的材料，坚守引领人生的信仰，并不容易。教学内容的选择深深影响着学生的终极发展，大语文教学“教什么”这一问题上应该进一步优化。
古代书院强调“学有定本”。书院“定本”的核心内容是儒家经典，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学经，是用经典来思考，找寻人生道路；学史是从历史中学习教训，学习群体的、个人的经验。书院教学并不死搬经典，而是提炼经典的文化意义，养护人的浩然之气，同时，古代的儒家经典包含了“文史哲”等多方面的内容，有利于培养那个时代的“文武双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通才。
1．回归经典，用“根文化”营养学生的心灵。朱自清说：“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是民族精神及文化最典型的载体，浓缩了取之不尽的价值资源，其中蕴含的行健不息的生命精神，坚韧不拔的君子人格，积极有为的人生取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品质，依然是中华民族贯穿千年的文化脊梁。大语文教学，应该整合教材中、生活中最珍贵的经典文化的精华。目前，人教版、苏教版等教材中均在选修教材中开设了经典文化课程，例如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史记选读》《红楼梦选读》等文化选读定本。爱国，爱民族，爱文化，正是经典可以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大爱大德！阅读经典，在文化浸润中“养气”是大语文教学的天职。
2．消除分科弊端，在文化的背景下优化语文素养。以听说读写为核心的语文能力的提高，不能简单从“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机械训练中达成，其中有更重要和复杂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许多大家并没有专修文学，却能谱写出不朽名篇，鲁迅、郭沫若都是弃医从文而成为文学巨匠的。大语文教学应当致力于整合文、史、哲、科多元的教学资源，力求培养“学富五车”的现代复合型人才。北大“元培”计划指出：“了解人类知识的总体状态，是一个现代学者的基本修养，也能消除由专业单调所诱发的傲慢与偏执……”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导致了各科知识的相互孤立，本来可以立体考虑的问题，可能被分割成一个个平面。组织跨学科的文化论著的专题研讨，能够补救分科教学“一叶障目”的弊端。
三、大课堂观：生徒切磋、首席会讲，奠基兼容并包、独立批判的学术精神
大语文课堂观主张要“跳出课堂教语文”，想方设法将学生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作为课堂的延伸。而书院教学真正实践了“开窗放入大江来”的大课堂理念。
1．传承会讲传道方式。会讲，朱熹认为“会友讲学”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老师聚会讲学，学生在下面听讲。会讲制度有两点值得现代课堂学习：一是书院会讲不仅有本院教师主讲，也常聘请社会名流和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主讲，书院生徒求学“无常师”。书院教师能进能出，因而学校流水不腐，具有生机与活力。二是会讲的老师观点不同，相互辩论，学生也可以发问。例如朱熹、张栻的岳麓会讲，历时两个多月，朱熹和张栻两个人对谈，几百人听，门口水池的水都被马喝干了。学术活动，一方面可以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拓宽眼界，取长补短，另一方面也可以养成学生分析辨别、独立思想的能力。
2．发扬切磋质疑的治学精神。子曰：“诗可以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学生在一起共同探讨，互相辩难，相互砥砺志向，这是一种教学方法，也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书院教学中生徒间的相互讨论切磋有制度的保障：首先，规定“凡有所疑，专置册记录。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其次，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如清李颙规定在自修的基础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由学生组合成三五七人等，共同切磋讨论。第三，有“学长”的组织带领。“不惟师，不惟上”，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时比师长的教导更能深入人心。朱熹非常提倡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如果“肄业诸生，鲜启问者”那是“深以为怪，亦复重以为忧”的。这种辩难往往有个往复问答、不断深入的过程，体现了人格的平等、形式的民主、思想的自由。
四、大教师观：以身垂范，亲密融洽，师生“从游”建构美妙的生命互动
教师是最积极的课程资源，其精神决定了课程的内涵，其气度决定了课程的容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精神发育。古代书院的教师学高身正春风化雨，学生如沐春风终身追慕的师生关系令人艳羡不已。
导师学高德正，以身垂范。由于书院的育人方式是“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所以书院注重“道德践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精神承继。江西白鹭州书院创始人江万里勉励再传弟子文天祥“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军渡江，江万里率军顽强抵抗，在襄阳、樊城沦陷之后率子侄二百多口投江自尽。受老师的影响，民族英雄文天祥一腔正气流传千古，其绝命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流芳百世。
梅贻琦说过，师生犹鱼，行动犹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样一种“从游”关系，自然会使教学活动成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
（陆锋磊，江苏省天一中学，21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