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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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戒毒康复人员社会救助”暨禁毒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研讨会在深圳召开。研讨会广邀禁毒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社工及其他戒毒领域人士100余人,就“戒毒康复人员社会救助”、“禁毒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等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共同探讨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分享了各地区禁毒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 吸毒者回归社会遇尴尬 阿刚在戒毒所里待了半年,没等来一个家人的探望,也没等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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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戒毒康复人员社会救助”暨禁毒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研讨会在深圳召开。研讨会广邀禁毒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学者、社工及其他戒毒领域人士100余人,就“戒毒康复人员社会救助”、“禁毒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等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共同探讨我国禁毒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分享了各地区禁毒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
吸毒者回归社会遇尴尬
阿刚在戒毒所里待了半年,没等来一个家人的探望,也没等来一个问候的电话。终于走出戒毒所大门的时候,他觉得双腿重如千斤,不知迈向何方?在“深圳戒毒康复人员社会救助暨禁毒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研讨会”上,来自深港两地的资深社工都表示,要实现“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救助”之间的无缝接轨,帮助戒毒人员回归家庭、找到工作、寻回自我价值,才能让他们真正地重获新生。
38岁的阿亮(化名)在17岁时就开始吸食海洛因,20年的吸毒史中,有近10年是在强制戒毒所里度过的。他对温馨社工服务中心的帮扶社工黄楠说:“在戒毒所里的生活比外面更加快乐”。据了解,许多吸毒人员从强制戒毒所出来后无法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家人的放弃,社会的歧视都给他们重新开始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阿亮并非一直自暴自弃,2009年初为人父的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憧憬着开始新的人生。阿亮卖力地工作赢得了主管的认可,一年以后主管打算为其购买社保,没想到身份证一交上去就暴露了曾经被强制戒毒的案底,阿亮立马被辞退了。因曾经吸毒而被歧视的打击让阿亮更加消沉。
黄楠告诉记者,公安系统对吸毒人员的“动态管控系统”给不少戒毒康复人员重新就业带来困难。黄楠介绍,曾经有一个吸毒康复人员自学了计算机技术,前往一家公司面试时要先刷身份证进行登记,结果当他刚上楼开始面试时,公安已经赶到现场,并将他带回派出所进行尿检。“虽然尿检的结果显示他没有再吸毒,但面试的工作早已黄了。”
深港两地帮扶差距颇大
社会的歧视与不接纳是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的重要障碍。已有15年禁毒社会工作经验的香港社工吴雪琴介绍,传统观念中大家都认为吸毒是个人的错误,对吸毒者产生标签化的印象,随着医疗模式等新理论逐渐出现,会从生理学角度解读成瘾行为,不会将所有的错误都指向吸毒者本身,而是站在帮助他的角度。“就像一个人患有心脏病,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可以控制病情慢慢康复。”
传统的强制隔离戒毒主要以帮助吸毒者摆脱生理依赖为主,但想要吸毒者真正摆脱毒品的心理依赖、开始新的生活,需要心理辅导、就业援助等一系列的帮扶。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开展禁毒社工已有4年多时间,累计服务了200多戒毒人员,其中真正成功就业的人员只有十多个。而在香港,吴雪琴介绍,由于有许多商界和非政府机构合作提供职业训练以及就业安排等,基本上戒毒人员只要自己有意愿工作,都能实现再就业。
吴雪琴介绍,在香港的强迫戒毒所、滥药者辅导中心、自愿性戒毒中心等机构都为戒毒者安排有职业技能培训,教育局还专门为18岁以下的青少年吸毒者开办教育课程,以及协助他们在结业后实现就业。香港还设有专门的禁毒基金,加强非政府机构为戒毒人士提供更贴身的职业训练计划。
政策、救助应“无缝接轨”
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企业吸纳戒毒康复人员?目前基本上靠企业的自觉。李晓凤介绍,在珠三角地区,目前在珠海市设立了两家专门面向吸毒康复人员的庇护工场,吸毒康复人员可以在那里工作,享有和普通员工同工同酬的待遇。而目前在深圳尚没有这样的社会企业。
李晓凤认为,以追逐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很难主动吸纳有吸毒史的员工,应该用一些政策标准去引导他们。“例如国际通用的企业责任标准SA8000,就是对企业社会应尽责任的一个具体要求,如果没有达到企业将会面临取消订单、罚款等处罚。”
黄楠也建议,政府可以利用减免税收等政策鼓励企业招收戒毒康复者。“如果企业担心员工会复吸,可以引入社工服务,社工可以对这些员工进行全程跟踪、定期复检。”吴雪琴表示,由于有社工的跟踪以及情绪辅导等,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后的稳定性比普通员工更高,在香港,很多发廊、宠物店、美容店甚至更愿意接纳戒毒康复人员。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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