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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梁庄记》临结束的地方，说起村里的不平事，家里人忽然提起一个梁鸿陌生的名字，勾国臣。传说是这样的——吴镇常受水淹，人们辛苦种下的粮食，往往十不得一。落第秀才勾国臣爱打抱不平，听了乡亲们的诉苦，便提笔向玉皇状告河神。玉皇大帝嫌他多管闲事，引他的魂魄到天上，打了四十大板。勾国臣不久过世，去世前，嘱家里人将其葬在河边，如大水淹了他的坟，他就名正言顺去告状。自此之后，虽然还是年年发水，可水始终绕过勾国臣的坟。据梁鸿家人说，这坟一九四几年还在，还能看到刻有“义士勾国臣之墓”的石碑。后来呢，“这坟不知道啥时没有了”。家人说起勾国臣，甚至那个不甚讨人喜欢的玉皇，“就好像他们仍然活着，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人和事”①。
仿佛是为了衔接这个结尾，《神圣家族》十二篇里的首篇，写到了一个清真寺。吴镇少年阿清“走到吴镇北头的清真寺那里，走不动了。他就在清真寺前的石板上躺了下来。他爹吴振中说这个寺有几百年了，比吴镇还早”②。这个置放在倾向于虚构的《神圣家族》里的清真寺，看起来一直都在。实际上，也确实一直都在，因为它是从梁鸿所在的村庄到镇上的必经之地，而自小学五年级，梁鸿就在镇上上学了，“但非常奇怪，我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清真寺里传出的祈祷声，但是我这次一回家就听见了”。有点奇怪不是吗？一个东西长期存在，“可能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它没有进到你心灵里面，所以你就看不见它”③。一个东西忽然被看见，却又不是新的，仿佛它一直就在那里，就像清真寺新被回家的梁鸿看见，却在虚构里变成了阿清少年时就熟悉的情景，清真寺里传出的歌声，“他一句也听不懂，可他喜欢这旋律，那么高，那么远，好像要传到天上的云那里，又好像要钻到他心里，钻到最深的地方”④。
这个奇妙的首尾衔接，似乎预告着梁鸿不再是被确认的非虚构作家，也让她的《神圣家族》来到了一个颇难命名的叙事地带——你无法用虚构或非虚构来轻易指称这个作品，你举出一个确定的例子，相反的例证立刻出现，命名便会在这时显出狼狈的样子。那么，不急着命名如何？让我们从这个首尾衔接处开始，看看这个略显奇特的叙事，带来了哪些新的发现。
一
在梁鸿的“梁庄”系列里，我们看到一个处于倾颓和流散之中的乡村，那里充满破败和衰老的气息；我们看到一群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他们普遍困窘而卑微，没有自己的面目。这个梁庄，提醒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扎根土地或离开家乡的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可是，生活在梁庄内外的人们，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穷苦、挣扎和不一样的命运，也有作者的同情在里面，但多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生活，因而也就看不到他们每个人清晰的纵深背景，差不多是一幅前景和后景交织在一起的画。或者说，他们都孤零零地突出在一个荒凉的背景之上，单纯，明确，坚决，指向一个个极难解决的社会难题。现在，梁鸿用《神圣家族》，把人物连同他们的纵深背景，一起放置在一个混沌得多的世界上。
前面提到的偶然发现的清真寺，《神圣家族》里不时提到的算命打卦、求神问卜、装神弄鬼、各路亡魂、各种禁忌、各样礼数，都如勾国臣和玉皇大帝一样，跟人生活在一起，参与着人的日常决定。例子很多，不多举，就拿镇上的“活囚人”阿花奶奶来说吧。因为年轻时害死了头生儿子，她“就向神发愿，一辈子侍奉他老人家，不穿红戴绿，不吃肉，不和儿女丈夫住一起，自愿把自己囚起来，向神赎罪，做神的传话人”⑤。因为阿花奶奶遵守了自己的誓言，终日一身黑衣，吴镇人都很敬畏她，遇事请她求签解签，当然也不会断了供养。就这样，人的各种行为，都牵连着一个更深更远的世界，由此构成的复杂生活世界里，所有的行为都复合着诸多不可知和被确认为理所当然的因素。这些因素氤氲聚集，跟可见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吵架拌嘴一起，用丰富刻写着吴镇的日常，也纠正着对乡镇只被经济和现代统驭的单向度想象。
这鬼神与人共处的情景，很多人会以为是愚昧或者迷信吧——或许是。卡尔·萨根尽管要破除鬼神的世界，但他的《魔鬼出没的世界》却恰恰反证了一个事实：“鬼神世界从不消失，事情远比我们大白天的常识印象要严重多了，它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秘而不宣地依然存在并活跃，在夜间依然神秘飞翔，并且在某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人虚弱不堪的时候、人欲念超过自身能耐自身努力太多这一类生命时刻，重拾其昔日强大乃至于接近统治性的力量。”⑥对这个世界，你信其为真也好，为妄也罢，为有用也可，总之，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安顿着人的生活，也奇妙地作用到人的良知。
毅志经人撺掇，买了一栋小楼，准备倒腾一下赚点钱。可三年过去，小楼无人问津，周边人的却几乎都搬走了，房子就显得阴森荒凉。不得已找精于算命的老李哥问计，老李哥说房子风水有问题，建议跟吴传友家的交换。经过周密运作，换房成功，毅志意兴扬扬。事有凑巧，吴传友换房之后，到外地打工，却不幸被机器卷了进去，死无完尸。受此震动，毅志“跑到五台山，请了一尊神回来，闲的时候，燃一炷香，插上，拜一拜”⑦。毅志与吴传友换房，本是《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换地一样的阴谋，只是毅志没有白嘉轩那样粗硬的神经，吴传友的死引动了毅志柔弱的良知，炒房之心顿息，还就此添了一桩心病。
人们或许早就明白，“在历史的织体中，只有命运与人的行为交织的线索，绝无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干预进入尘世”⑧。但在《神圣家族》里，这样鬼神参与的人间之事，却所在多有。读过后，我们或许会明白，鬼神存在可以不论，但对鬼神的存在相信与否，在在影响着活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只是由实证的物质层级决定，莫须有的鬼神也一样起着作用，就像列维-施特劳斯所说，影响人生活的，“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⑨。兜兜转转，鬼神落实到了精神和思想层面，实证领域的事影响着精神和思想，精神和思想也影响着实证之事。如此运转起来，乡村的自为空间会稍微阔大一点，容得下更多的成败得失，经得起更大的精神风浪，甚至会有贫苦里的跌宕自喜。 这个容纳了鬼神的精神世界，是《神圣家族》较“梁庄”系列多出的一部分，既显现了乡镇生活里丰富的一面，却也提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涵容了鬼神的精神世界早就在被揭穿之中，与此相关的乡镇风习，也在被逐渐荡平，呈现出较为单一的样式，从而使精神生活有了乡镇和城市的同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阿清看穿阿花奶奶的伎俩，几乎是一个妙笔天成的隐喻。原来，阿花奶奶只是人前肃穆，关上房门，她照样和家人在一起吃肉说笑，请卦的人走了，阿花奶奶“从黑裤子最里面翻出一个小口袋，挑出小口袋里面的钱，把这钱放上去，又仔细数了一遍，才又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把衣服盖好”。鬼神营造的灵晕消失，“阿清浑身发软，只觉得头晕、想吐……那朵一直在他心里移动的云没有了，那光和云梯也找不着了”，“从此，阿清成了一个认真学习、懂事乖巧的好学生”⑩。
有了这样的成人仪式，当然不会再给鬼神留下余地，那个眼看着灵晕消失的阿清，或许就隐喻着整个乡镇里的人们，他们用理智驱逐了鬼神，当然也就“其鬼不神”。就像我不知道牵连着世俗的鬼神世界是不是只会愚弄人，我也不知道这理性的启蒙仪式是否过于决绝了，只是看到，与鬼神被逐渐驱逐的生活世界相伴的，是《神圣家族》中精神生活的城乡同构。在这里，你会看到敌意和戒惧，少年人无端的恶意；你会看到寂寞、无聊、颓废，人默默习惯了孤独；你会看到很多人变得抑郁，自杀形成了示范效应；你会看到倾诉、崩溃和呆滞……这是一个慢慢崩塌的精神世界，并毫无疑问到就是现实。
二
我无法从上面的论述中推断出，城乡精神生活的同构跟鬼神的被驱逐绝对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某些禁忌（taboo）和风习正在转化，人们只欢庆它消失时的自由之感，却忘记了霭理斯的话：“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取消旧的、外加的塔布所施加于我们的克制，必然要求我们创造一种由内在的、自加的塔布构成的新的克制来代替。”11
生而为人所必要禁忌一旦消失，风习的引导又缺少必要的克制（想一想那些展览名车豪宅、以娇嗲充当可爱的影视剧吧），甚而转向了人的私心，便从内里败坏了世界的品质。看多了编造出来的虚假励志、真实虚荣故事，可见可欲之物越来越多，又仿佛得来全不费工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在现实世界偶遇挫折，便不免怨天尤人，郁郁不得志的人日益增多，精神的困顿几乎无法避免。不过，无论怎样单薄吧，新的克制因素仍在形成，比如作品里的圣徒德泉，他构成的某种威慑，不妨看作生成中的新塔布。
母亲在德泉父亲去世后接待不同的男人，导致了德泉的沉默。在第三次高中复读时，因老师大骂老复读生，德泉爆发，足足骂了老师二十分钟，回家后即待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着急的德泉妈拜佛烧香，磕头许愿，却均告无效，于是德泉妈开始信耶稣，也跟相好们断绝了关系。一夜，德泉听到母亲唱出《圣经》里的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若获神启，“德泉的脑子里有了光明。他看到，在黑暗中，光明从他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照亮街道、树木、房屋和万物。”12这个通体光明的德泉，此后便“端然行走于吴镇的大街小巷，河坡草场，收集来自吴镇深处的声音，并去拯救那些被不幸抛置于夜晚的各种境遇的人们。他准备好了随时从天而降。他要做他们的守护者。他不允许有人破坏夜晚的吴镇，他不允许哪怕一丝一毫的强迫、污辱和伤害”13。
或许是因为获得了神启，德泉便不管不顾地去照看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即使自己可怜而无助，他仍然监视着那些欲火焚身的旅人，阻拦着无行的调戏者，把孩子从父亲的暴力中抢夺下来。现在，他要处理的，则是两个年轻人的初吻。正当两个年轻人沉浸其中的时候，德泉从天而降，“顿住、定格。然后，下台阶，一步步朝海红和清飞那边走过去，月光在地上投射出一条长长的阴影，越来越近，罩住正在博弈中的两个人”14，立时惊散。这次“拯救”，却不折不扣成了海红和清飞的困扰，甚至一种禁忌。长大后的海红，“和男人的关系总有点别扭。在最亲密的时刻，她会突然惊惧地扭过头，仿佛那黑色的剪影又站在那里”15；清飞呢，日子过得殷实，也与人为善，可他始终没有结婚。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德泉悖论——他给弱者以扶助，却也要禁绝一切在他看来的过分：你不能穿闪闪发光的衣服，不能发出淫荡放肆的笑声，否则“他会跟上你，直到他抱住你，拯救了你，他才肯放手”16，即便这会给你造成终身阴影。
在新的禁忌未经严格检验，没有内化成人的自然反应，并急切地推行的时候，必然携带着让人忧心的副作用，并且，在一个德泉这样看着灵魂慢慢沉沦下去的人眼中，恶狠狠地给予对方拯救，或许是唯一的方法。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副作用，如果还因为德泉的圣徒心理可以忍受，那么，德泉悖论降落一点，消去其携带的神圣性，则几乎是纯粹的灾难了。
许家亮是孤寡老人，村支书却不肯给他上五保，他便不停告状。吴镇头面人物聚会一处，解决了许家亮的五保问题，并由支书奉上赔礼钱。可支书并不真的尊敬他，只是为了怕他给乡里惹事，才敬之如宾，私下里仍骂他是地老鼠。为了给支书难堪，许家亮开始挖洞，动静越来越大，招来了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支书果然难堪，许家亮气消了，也逐渐适应并开心地在宽阔的地屋里生活。记者又来了，显然不相信许家亮真的开心，于是再次报道——“农民被迫害几近成狂，住地洞如上天堂”。随后，许家亮的地屋被强行拆除，他的家具用品也被放回象征着正常生活的地上房屋。在媒体、支书“帮助”下，许家亮必须过上人们认可的幸福生活。没错，这就是德泉悖论的奇特变形，你必须过上他们定义的幸福生活——如果他们想给你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他们是不是非要把你从安顿的地下拉到地上，从而完成他们的美好愿望而不是你的？
如果许家亮的委屈我们还能够理解，那么，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野蛮人”提出的要求呢：“就算我是在争取苦难的权利……不用说还有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毒、得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权利。”17如果你要求这一切而无人理会，如果人们执意动用德泉悖论，和支书、媒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力量一起抱住你，直到拯救了你，给了你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才肯放手，你将如何呢？ 三
写出德泉悖论的梁鸿，显然有对乡镇过人的熟悉，也就不会过于美化或丑化任何一个具体。《神圣家族》里的人物，往往声口毕肖，有他们各自的样，也有各自复杂的心事。读着读着，你几乎要喜欢上书中的某个人了，却发现他有自己的缺陷；刚刚对一个人心生厌恶，他却又做出让人喜欢的事来。这是一个无法轻易判断断是非对错的所在，你轻易论断了别人，别人就会反过来论断你。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应该多看、多听，多体味其中的无奈、辛酸以及笑容，如此，吴镇，甚至所有大地上的村镇，才不只是一个人实现自己雄心的泥塑木偶，人们也才真的会显露出自己带有纵深的样貌，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蓝伟热心、无私、诚恳、乐于助人、开朗活泼，镇上的人都说他是好人。妻子艳春可不这么认为：“你真的因为心地善良才去帮助别人吗？你不是。你只不过想让别人说你好，想获得别人的承认。你是在表演，你把表演看得比你老婆孩子，比你爹妈重要得多。”18形势急转直下，仿佛戳穿了蓝伟的假面，把他无意的虚荣拷问了出来。可就是这个或许是虚荣的蓝伟，却真的爱着吴镇，爱着这里生活的人们。他在想象中劝说阿清，不要苛责阿花奶奶，“她只想让她儿子快乐、安全。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美的、对的，妥协也是美的”19；他劝毅志不要自责，因为无法确认吴传友的死与他的换房有关，可他也指出，毅志仍然超越了生活的某些界限，心的一角便永远缺了；他让海红原谅作为男人的父亲，并忘掉圣徒德泉，因为他不是有意成为她生活中的阴影……到最后，蓝伟仿佛变成了这本书的作者，写下了“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正是《神圣家族》的第一篇。
这个蓝伟，是不是真的有点像这本书的作者梁鸿？或许是。不过，蓝伟还要等妻子来责备他，“梁庄”系列就写着乡村的梁鸿，早就开始了自我反思：“（我）没有真的参与一个社会形态里面，居住了一段又出来，安然无恙，却写了它，并且得到某种外界的成功，似乎利用了它……虽然从自我意识上，我已经自我定位为一个书写者，但问题是这样的定位就完全够了吗？”20所有有过双重生活体验并反思过的人，大约都不难理解梁鸿这种亏欠的感觉。她永远无法只在一个世界里居停，而是要不断在城、乡两个世界里出入，如果她更少停留的那个地方，恰好又是弱势的一方，这种亏欠的疼痛感就尤其强烈。兴许是为了安顿自己，梁鸿说：“我个人愿意保持这种痛感，被它折磨，我倒能感到轻松一点。”当留在家乡的、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朋友骂她时，她“一方面怕被骂，另一方面，当他骂你时，你觉得自己真是卑劣的，看到自己真实的不堪面目”。这样，她就可以知道自己“永远欠着人，他们一直都在那里，而我在这儿。我欠自己一点东西，这点卑劣感提示了我的赊欠”21。
这样一个自省的写作者，几乎主动承担起了在两个世界里穿梭的责任。不管乡村怎样衰退，精神的转化多么困难，周围的环境多么糟糕，她却不抱怨，不解释，不等待，不以这些为借口退进一个世界过自己的安稳日子，而是忍耐着两个世界的撕扯，做自己能做的，既让自己不断向前，又为未来的某个改善契机积攒着力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神圣家族》的颓败和腐烂、无奈和悲伤之上，能感受到一种隐秘的活力。
为什么会在无奈里感受到活力？为什么能在哀伤里感受安适？是不是略略有些让人生疑？借M.H.艾布拉姆斯在《诗歌的第四维度》里的话来说吧：“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诗中直面最为哀伤的失却，爱儿之死，又将其转化为对于读者而言的一种安适（comfort）——甚至是欣喜（joy）的经验；我们将之称为一种美学欣悦（aesthetic delight）。他做到了这一点，因为经由揣度并使用与哀痛的情境极为切合的语言，他实现（同时也令我们实现）了一种对哀痛的驾驭的模式。他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是经由恢复我们对以下二事的信念：我们并不孤独，且我们借富有洞见的诗作来分享我们关乎人类境况的困惑。”22
没错，梁鸿在《神圣家族》里实现了一种对乡村颓败的驾驭模式。她没把自己所见触发的感伤和伤痛带进文字，那些显见引发感伤或伤痛之物经过了她的精神转化，让我们即使在颓败里，也能感受到向上的力量，那隐秘流淌着的动人活力。梁鸿文字里最让人感奋的，正是这个隐藏甚深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活力。对这样一个写作者，人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小心地保护这活力，别向她索取太多。
【注释】
①梁鸿：《出梁庄记》，298页，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②④⑤⑦⑩12131415161819梁鸿：《神圣家族》，2、3、8、189、12-13、35、37、31、45、47、225、233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③梁鸿、李敬泽：《梁鸿携新书〈神圣家族〉对话李敬泽：城镇人生的荒诞与神圣》，http：//book.ifeng.com/a/20160111/18503_0.shtml。
⑥唐诺：《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⑧R.Schfer语，转引自刘小枫：《罪与欠》，58页，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⑨唐诺：《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吕叔湘：《未晚斋杂览》，1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17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黄津译，20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21袁凌：《梁鸿：不能再像鲁迅那样去写乡村》，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60216A043IE00。
22[美]M.H.艾布拉姆斯：《诗歌的第四维度》，茹恺琦译，载《上海文化》2016年3月号。
（黄德海，《上海文化》编辑部）
仿佛是为了衔接这个结尾，《神圣家族》十二篇里的首篇，写到了一个清真寺。吴镇少年阿清“走到吴镇北头的清真寺那里，走不动了。他就在清真寺前的石板上躺了下来。他爹吴振中说这个寺有几百年了，比吴镇还早”②。这个置放在倾向于虚构的《神圣家族》里的清真寺，看起来一直都在。实际上，也确实一直都在，因为它是从梁鸿所在的村庄到镇上的必经之地，而自小学五年级，梁鸿就在镇上上学了，“但非常奇怪，我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清真寺里传出的祈祷声，但是我这次一回家就听见了”。有点奇怪不是吗？一个东西长期存在，“可能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它没有进到你心灵里面，所以你就看不见它”③。一个东西忽然被看见，却又不是新的，仿佛它一直就在那里，就像清真寺新被回家的梁鸿看见，却在虚构里变成了阿清少年时就熟悉的情景，清真寺里传出的歌声，“他一句也听不懂，可他喜欢这旋律，那么高，那么远，好像要传到天上的云那里，又好像要钻到他心里，钻到最深的地方”④。
这个奇妙的首尾衔接，似乎预告着梁鸿不再是被确认的非虚构作家，也让她的《神圣家族》来到了一个颇难命名的叙事地带——你无法用虚构或非虚构来轻易指称这个作品，你举出一个确定的例子，相反的例证立刻出现，命名便会在这时显出狼狈的样子。那么，不急着命名如何？让我们从这个首尾衔接处开始，看看这个略显奇特的叙事，带来了哪些新的发现。
一
在梁鸿的“梁庄”系列里，我们看到一个处于倾颓和流散之中的乡村，那里充满破败和衰老的气息；我们看到一群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他们普遍困窘而卑微，没有自己的面目。这个梁庄，提醒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扎根土地或离开家乡的大多数人的生存境况，可是，生活在梁庄内外的人们，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穷苦、挣扎和不一样的命运，也有作者的同情在里面，但多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生活，因而也就看不到他们每个人清晰的纵深背景，差不多是一幅前景和后景交织在一起的画。或者说，他们都孤零零地突出在一个荒凉的背景之上，单纯，明确，坚决，指向一个个极难解决的社会难题。现在，梁鸿用《神圣家族》，把人物连同他们的纵深背景，一起放置在一个混沌得多的世界上。
前面提到的偶然发现的清真寺，《神圣家族》里不时提到的算命打卦、求神问卜、装神弄鬼、各路亡魂、各种禁忌、各样礼数，都如勾国臣和玉皇大帝一样，跟人生活在一起，参与着人的日常决定。例子很多，不多举，就拿镇上的“活囚人”阿花奶奶来说吧。因为年轻时害死了头生儿子，她“就向神发愿，一辈子侍奉他老人家，不穿红戴绿，不吃肉，不和儿女丈夫住一起，自愿把自己囚起来，向神赎罪，做神的传话人”⑤。因为阿花奶奶遵守了自己的誓言，终日一身黑衣，吴镇人都很敬畏她，遇事请她求签解签，当然也不会断了供养。就这样，人的各种行为，都牵连着一个更深更远的世界，由此构成的复杂生活世界里，所有的行为都复合着诸多不可知和被确认为理所当然的因素。这些因素氤氲聚集，跟可见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吵架拌嘴一起，用丰富刻写着吴镇的日常，也纠正着对乡镇只被经济和现代统驭的单向度想象。
这鬼神与人共处的情景，很多人会以为是愚昧或者迷信吧——或许是。卡尔·萨根尽管要破除鬼神的世界，但他的《魔鬼出没的世界》却恰恰反证了一个事实：“鬼神世界从不消失，事情远比我们大白天的常识印象要严重多了，它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秘而不宣地依然存在并活跃，在夜间依然神秘飞翔，并且在某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人虚弱不堪的时候、人欲念超过自身能耐自身努力太多这一类生命时刻，重拾其昔日强大乃至于接近统治性的力量。”⑥对这个世界，你信其为真也好，为妄也罢，为有用也可，总之，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安顿着人的生活，也奇妙地作用到人的良知。
毅志经人撺掇，买了一栋小楼，准备倒腾一下赚点钱。可三年过去，小楼无人问津，周边人的却几乎都搬走了，房子就显得阴森荒凉。不得已找精于算命的老李哥问计，老李哥说房子风水有问题，建议跟吴传友家的交换。经过周密运作，换房成功，毅志意兴扬扬。事有凑巧，吴传友换房之后，到外地打工，却不幸被机器卷了进去，死无完尸。受此震动，毅志“跑到五台山，请了一尊神回来，闲的时候，燃一炷香，插上，拜一拜”⑦。毅志与吴传友换房，本是《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子霖换地一样的阴谋，只是毅志没有白嘉轩那样粗硬的神经，吴传友的死引动了毅志柔弱的良知，炒房之心顿息，还就此添了一桩心病。
人们或许早就明白，“在历史的织体中，只有命运与人的行为交织的线索，绝无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干预进入尘世”⑧。但在《神圣家族》里，这样鬼神参与的人间之事，却所在多有。读过后，我们或许会明白，鬼神存在可以不论，但对鬼神的存在相信与否，在在影响着活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只是由实证的物质层级决定，莫须有的鬼神也一样起着作用，就像列维-施特劳斯所说，影响人生活的，“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⑨。兜兜转转，鬼神落实到了精神和思想层面，实证领域的事影响着精神和思想，精神和思想也影响着实证之事。如此运转起来，乡村的自为空间会稍微阔大一点，容得下更多的成败得失，经得起更大的精神风浪，甚至会有贫苦里的跌宕自喜。 这个容纳了鬼神的精神世界，是《神圣家族》较“梁庄”系列多出的一部分，既显现了乡镇生活里丰富的一面，却也提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这一涵容了鬼神的精神世界早就在被揭穿之中，与此相关的乡镇风习，也在被逐渐荡平，呈现出较为单一的样式，从而使精神生活有了乡镇和城市的同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阿清看穿阿花奶奶的伎俩，几乎是一个妙笔天成的隐喻。原来，阿花奶奶只是人前肃穆，关上房门，她照样和家人在一起吃肉说笑，请卦的人走了，阿花奶奶“从黑裤子最里面翻出一个小口袋，挑出小口袋里面的钱，把这钱放上去，又仔细数了一遍，才又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把衣服盖好”。鬼神营造的灵晕消失，“阿清浑身发软，只觉得头晕、想吐……那朵一直在他心里移动的云没有了，那光和云梯也找不着了”，“从此，阿清成了一个认真学习、懂事乖巧的好学生”⑩。
有了这样的成人仪式，当然不会再给鬼神留下余地，那个眼看着灵晕消失的阿清，或许就隐喻着整个乡镇里的人们，他们用理智驱逐了鬼神，当然也就“其鬼不神”。就像我不知道牵连着世俗的鬼神世界是不是只会愚弄人，我也不知道这理性的启蒙仪式是否过于决绝了，只是看到，与鬼神被逐渐驱逐的生活世界相伴的，是《神圣家族》中精神生活的城乡同构。在这里，你会看到敌意和戒惧，少年人无端的恶意；你会看到寂寞、无聊、颓废，人默默习惯了孤独；你会看到很多人变得抑郁，自杀形成了示范效应；你会看到倾诉、崩溃和呆滞……这是一个慢慢崩塌的精神世界，并毫无疑问到就是现实。
二
我无法从上面的论述中推断出，城乡精神生活的同构跟鬼神的被驱逐绝对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某些禁忌（taboo）和风习正在转化，人们只欢庆它消失时的自由之感，却忘记了霭理斯的话：“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取消旧的、外加的塔布所施加于我们的克制，必然要求我们创造一种由内在的、自加的塔布构成的新的克制来代替。”11
生而为人所必要禁忌一旦消失，风习的引导又缺少必要的克制（想一想那些展览名车豪宅、以娇嗲充当可爱的影视剧吧），甚而转向了人的私心，便从内里败坏了世界的品质。看多了编造出来的虚假励志、真实虚荣故事，可见可欲之物越来越多，又仿佛得来全不费工夫，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在现实世界偶遇挫折，便不免怨天尤人，郁郁不得志的人日益增多，精神的困顿几乎无法避免。不过，无论怎样单薄吧，新的克制因素仍在形成，比如作品里的圣徒德泉，他构成的某种威慑，不妨看作生成中的新塔布。
母亲在德泉父亲去世后接待不同的男人，导致了德泉的沉默。在第三次高中复读时，因老师大骂老复读生，德泉爆发，足足骂了老师二十分钟，回家后即待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着急的德泉妈拜佛烧香，磕头许愿，却均告无效，于是德泉妈开始信耶稣，也跟相好们断绝了关系。一夜，德泉听到母亲唱出《圣经》里的话：“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若获神启，“德泉的脑子里有了光明。他看到，在黑暗中，光明从他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照亮街道、树木、房屋和万物。”12这个通体光明的德泉，此后便“端然行走于吴镇的大街小巷，河坡草场，收集来自吴镇深处的声音，并去拯救那些被不幸抛置于夜晚的各种境遇的人们。他准备好了随时从天而降。他要做他们的守护者。他不允许有人破坏夜晚的吴镇，他不允许哪怕一丝一毫的强迫、污辱和伤害”13。
或许是因为获得了神启，德泉便不管不顾地去照看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即使自己可怜而无助，他仍然监视着那些欲火焚身的旅人，阻拦着无行的调戏者，把孩子从父亲的暴力中抢夺下来。现在，他要处理的，则是两个年轻人的初吻。正当两个年轻人沉浸其中的时候，德泉从天而降，“顿住、定格。然后，下台阶，一步步朝海红和清飞那边走过去，月光在地上投射出一条长长的阴影，越来越近，罩住正在博弈中的两个人”14，立时惊散。这次“拯救”，却不折不扣成了海红和清飞的困扰，甚至一种禁忌。长大后的海红，“和男人的关系总有点别扭。在最亲密的时刻，她会突然惊惧地扭过头，仿佛那黑色的剪影又站在那里”15；清飞呢，日子过得殷实，也与人为善，可他始终没有结婚。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德泉悖论——他给弱者以扶助，却也要禁绝一切在他看来的过分：你不能穿闪闪发光的衣服，不能发出淫荡放肆的笑声，否则“他会跟上你，直到他抱住你，拯救了你，他才肯放手”16，即便这会给你造成终身阴影。
在新的禁忌未经严格检验，没有内化成人的自然反应，并急切地推行的时候，必然携带着让人忧心的副作用，并且，在一个德泉这样看着灵魂慢慢沉沦下去的人眼中，恶狠狠地给予对方拯救，或许是唯一的方法。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副作用，如果还因为德泉的圣徒心理可以忍受，那么，德泉悖论降落一点，消去其携带的神圣性，则几乎是纯粹的灾难了。
许家亮是孤寡老人，村支书却不肯给他上五保，他便不停告状。吴镇头面人物聚会一处，解决了许家亮的五保问题，并由支书奉上赔礼钱。可支书并不真的尊敬他，只是为了怕他给乡里惹事，才敬之如宾，私下里仍骂他是地老鼠。为了给支书难堪，许家亮开始挖洞，动静越来越大，招来了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支书果然难堪，许家亮气消了，也逐渐适应并开心地在宽阔的地屋里生活。记者又来了，显然不相信许家亮真的开心，于是再次报道——“农民被迫害几近成狂，住地洞如上天堂”。随后，许家亮的地屋被强行拆除，他的家具用品也被放回象征着正常生活的地上房屋。在媒体、支书“帮助”下，许家亮必须过上人们认可的幸福生活。没错，这就是德泉悖论的奇特变形，你必须过上他们定义的幸福生活——如果他们想给你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他们是不是非要把你从安顿的地下拉到地上，从而完成他们的美好愿望而不是你的？
如果许家亮的委屈我们还能够理解，那么，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野蛮人”提出的要求呢：“就算我是在争取苦难的权利……不用说还有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毒、得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权利。”17如果你要求这一切而无人理会，如果人们执意动用德泉悖论，和支书、媒体以及各种各样的力量一起抱住你，直到拯救了你，给了你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才肯放手，你将如何呢？ 三
写出德泉悖论的梁鸿，显然有对乡镇过人的熟悉，也就不会过于美化或丑化任何一个具体。《神圣家族》里的人物，往往声口毕肖，有他们各自的样，也有各自复杂的心事。读着读着，你几乎要喜欢上书中的某个人了，却发现他有自己的缺陷；刚刚对一个人心生厌恶，他却又做出让人喜欢的事来。这是一个无法轻易判断断是非对错的所在，你轻易论断了别人，别人就会反过来论断你。在这样一个世界，你应该多看、多听，多体味其中的无奈、辛酸以及笑容，如此，吴镇，甚至所有大地上的村镇，才不只是一个人实现自己雄心的泥塑木偶，人们也才真的会显露出自己带有纵深的样貌，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蓝伟热心、无私、诚恳、乐于助人、开朗活泼，镇上的人都说他是好人。妻子艳春可不这么认为：“你真的因为心地善良才去帮助别人吗？你不是。你只不过想让别人说你好，想获得别人的承认。你是在表演，你把表演看得比你老婆孩子，比你爹妈重要得多。”18形势急转直下，仿佛戳穿了蓝伟的假面，把他无意的虚荣拷问了出来。可就是这个或许是虚荣的蓝伟，却真的爱着吴镇，爱着这里生活的人们。他在想象中劝说阿清，不要苛责阿花奶奶，“她只想让她儿子快乐、安全。并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是美的、对的，妥协也是美的”19；他劝毅志不要自责，因为无法确认吴传友的死与他的换房有关，可他也指出，毅志仍然超越了生活的某些界限，心的一角便永远缺了；他让海红原谅作为男人的父亲，并忘掉圣徒德泉，因为他不是有意成为她生活中的阴影……到最后，蓝伟仿佛变成了这本书的作者，写下了“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正是《神圣家族》的第一篇。
这个蓝伟，是不是真的有点像这本书的作者梁鸿？或许是。不过，蓝伟还要等妻子来责备他，“梁庄”系列就写着乡村的梁鸿，早就开始了自我反思：“（我）没有真的参与一个社会形态里面，居住了一段又出来，安然无恙，却写了它，并且得到某种外界的成功，似乎利用了它……虽然从自我意识上，我已经自我定位为一个书写者，但问题是这样的定位就完全够了吗？”20所有有过双重生活体验并反思过的人，大约都不难理解梁鸿这种亏欠的感觉。她永远无法只在一个世界里居停，而是要不断在城、乡两个世界里出入，如果她更少停留的那个地方，恰好又是弱势的一方，这种亏欠的疼痛感就尤其强烈。兴许是为了安顿自己，梁鸿说：“我个人愿意保持这种痛感，被它折磨，我倒能感到轻松一点。”当留在家乡的、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朋友骂她时，她“一方面怕被骂，另一方面，当他骂你时，你觉得自己真是卑劣的，看到自己真实的不堪面目”。这样，她就可以知道自己“永远欠着人，他们一直都在那里，而我在这儿。我欠自己一点东西，这点卑劣感提示了我的赊欠”21。
这样一个自省的写作者，几乎主动承担起了在两个世界里穿梭的责任。不管乡村怎样衰退，精神的转化多么困难，周围的环境多么糟糕，她却不抱怨，不解释，不等待，不以这些为借口退进一个世界过自己的安稳日子，而是忍耐着两个世界的撕扯，做自己能做的，既让自己不断向前，又为未来的某个改善契机积攒着力量。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神圣家族》的颓败和腐烂、无奈和悲伤之上，能感受到一种隐秘的活力。
为什么会在无奈里感受到活力？为什么能在哀伤里感受安适？是不是略略有些让人生疑？借M.H.艾布拉姆斯在《诗歌的第四维度》里的话来说吧：“华兹华斯在他的抒情诗中直面最为哀伤的失却，爱儿之死，又将其转化为对于读者而言的一种安适（comfort）——甚至是欣喜（joy）的经验；我们将之称为一种美学欣悦（aesthetic delight）。他做到了这一点，因为经由揣度并使用与哀痛的情境极为切合的语言，他实现（同时也令我们实现）了一种对哀痛的驾驭的模式。他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是经由恢复我们对以下二事的信念：我们并不孤独，且我们借富有洞见的诗作来分享我们关乎人类境况的困惑。”22
没错，梁鸿在《神圣家族》里实现了一种对乡村颓败的驾驭模式。她没把自己所见触发的感伤和伤痛带进文字，那些显见引发感伤或伤痛之物经过了她的精神转化，让我们即使在颓败里，也能感受到向上的力量，那隐秘流淌着的动人活力。梁鸿文字里最让人感奋的，正是这个隐藏甚深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活力。对这样一个写作者，人们能做的大概就是——小心地保护这活力，别向她索取太多。
【注释】
①梁鸿：《出梁庄记》，298页，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
②④⑤⑦⑩12131415161819梁鸿：《神圣家族》，2、3、8、189、12-13、35、37、31、45、47、225、233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③梁鸿、李敬泽：《梁鸿携新书〈神圣家族〉对话李敬泽：城镇人生的荒诞与神圣》，http：//book.ifeng.com/a/20160111/18503_0.shtml。
⑥唐诺：《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8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⑧R.Sch
⑨唐诺：《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1吕叔湘：《未晚斋杂览》，1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17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黄津译，20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021袁凌：《梁鸿：不能再像鲁迅那样去写乡村》，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60216A043IE00。
22[美]M.H.艾布拉姆斯：《诗歌的第四维度》，茹恺琦译，载《上海文化》2016年3月号。
（黄德海，《上海文化》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