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要工作是党的重要工作，在我党、我军开创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机要工作都关系着我党、我军生死存亡。
　　我于1951年3月在抚州地委干校学习，不久干校班主任通知我转入江西省机要干部训练班。训练班设在南昌市沿江路一个大院内，有学员一百余人。为保密，机要干部训练班与正在开班的江西省民政干部训练班合挂一块牌子，实行军事化管理，分成若干小组，我是小组组长。我们每天早上5时30分起床，6时出操，7时吃早饭，上午集体听大课，下午分组讨论，晚上7时至9时自学或集体活动。生活待遇是供给制，发给棉质干部服、衬衣、短裤和解放鞋、薄棉被，睡的是上下层的架子床，吃的是粗菜淡饭，每周加一次餐，吃点鱼肉。大家学习从不叫苦，热情很高。
　　1951年11月学习结业，少数学员充实地区机要科，多数学员被分配到县级机要工作班子。我被分配到抚州专署机要科。经过短时间的练习，即正式投入工作。为了迅速、准确地进行机要密码通信，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起早摸黑熟记1000组以上的密码，翻译电报全部靠手工操作。
　　1952年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地專机关开展“三反”运动（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此时机要电报工作量很大。同时，国民党特务不断向东南沿海各地进行渗透、骚扰破坏，中央及中南局，省委、省政府以加急、特急发来的电报大量增加。而地区一级主要接收上级来电，上级来电多是晚间或深夜，我们几乎每天都得加夜班，常常通宵达旦，甚至有时带病工作。我住在3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里，内有6张办公桌，用书橱隔开作为卧室。照明用煤油灯，每人一盏。冬天靠木炭取暖，左手翻密码本，右手握铅笔翻译，冷得手发僵。夏天没有风扇，热得直冒汗，手腕扎条毛巾避免弄湿电报。灯光昏黄，眼花、手麻，中指关节都长起老茧。每天都得擦灯罩、削铅笔。工作虽然非常紧张、辛苦，但我们乐在其中。
　　1953年，江西境内残存的土匪武装和反动地主也蠢蠢欲动。这年春夏之交，在金溪县有一小股土匪经常出没，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省委、省军区决定消灭这最后一股土匪。我受组织指派去协助工作。从抚州到金溪原有一条公路，因战争被废。我们地委机关干部出差到不通汽车的地方一般是骑马，每匹马有一个马夫。我骑着机关的马到金溪向县委书记报到。来时骑的马不老实，总是要把我往田里甩。跟着我的马夫笑着说：“马识主人，你不要怕，用脚夹紧马肚就行，马再不老实你就用鞭子抽它。”马还是几次跑到旱田里企图甩掉我，我狠狠地抽了几鞭子，总算顺利到达金溪县城。
　　1954年春，省委机要处举办全省译电技术比赛。我代表抚州地委机要科参赛，在参赛的30多人中我成绩名列前茅，获“机要技术优秀选手”光荣称号。4月初，中南大区通知召开全大区机要工作会议，同时举行机要技术比赛。我获得优秀奖，奖品是一本笔记本，封面上印有“中南区党政系统机要工作会议赠，1954年4月14日”字样及五角星、镰刀和锤子的标识，这本笔记本我至今还珍藏着。
　　机要工作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从1951年在抚州地委机要科到1954年上调到省委机要处，直到中央号召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时，我随机要处处长到黎川县德胜关工作，才正式离开省委机要处。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如今我已是鬓发皆白的耄耋老人了，但我始终为能从事机要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