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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经历173天的酝酿后，截至2015年4月15日，其“朋友圈”里聚集并确定了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从最初的观望、怀疑到相继参与，这样的结果具有突破性意义，且来之不易。
热闹的“资格赛”后，等待中国与其他创始成员国的又将是一段全新的赛程。
亚投行应该如何定位，又将如何决策、运营？要在新赛道上跑出好成绩，中国跟他的伙伴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扮演什么角色？
亚投行目前的定性，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与世界银行等类似，亚投行在理念上是一个政府间的多边组织，这决定了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它的运营目的。但按照多边银行运营，又决定了它最好不要赔钱，不应该有太多的坏账。这就要求亚投行在真正开始决策运营之前，明确好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既要以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为目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服务方向，又要以经济发展、利润收益为重要立足点。
中国在2013年底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共同体外交”。“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的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更新换代。因此，2014年底计划筹建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任务的亚投行，恰如“一带一路”大棋局中的重要一步，既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与责任担当，也是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钱”进动力。可以说，“服务”是亚投行与生俱来的使命。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多边参与的银行，亚投行能有效吸引亚洲以外的国家加盟，更多是出于经济考量。澳大利亚东亚经济研究局局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彼得·德赖斯代尔说：“相比于亚洲发展银行等其他区域性银行，亚投行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所关注的基建工程将会对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势头，对实现亚洲转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提供动力。”
同时，多方共同参与亚投行，将有助于增加各方共识，有利于亚投行的运作科学合理，提升亚投行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力。
未来十年，亚洲区域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量大约每年在7300亿美元左右，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也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是不可估量。因此，无论是亚投行未来发展的立足点，还是项目决策的标准，都应该更注重各方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
亚投行，如何行？
亚投行在明确了角色与使命之后，紧接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运作的问题。亚投行，如何行？专家学者就此各抒己见，但无非都绕不开组织架构与决策、项目选择、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关系等等问题。就如一个“公司”开了张，要设置几个董事，几个经理，各自的权力有多大？组织架构设置的好坏将影响“公司”运营效率的高低。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这个班级中的新同学，亚投行要如何与其他同学相处，如何跟上班级的步伐，学习与创新必不可少。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也表示，亚投行将是由所有成员国通力合作共创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会广泛代表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做法和经验，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亚投行应该设立三个委员会。第一个是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由各国根据投资额来分配席位和投票权；第二是成员国代表委员会（Representative Council），即不论国家大小和投资额多少，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席位；第三是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uncil），其中应该包括相关地区的劳工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资本市场代表、社会意见领袖代表，甚至于文化环境保护代表。这三个委员共同合作，共同协商。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是重大事宜应当在决策前充分商量、酝酿，力求基本达成一致再进行具体决策。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表示，治理结构是亚投行章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磋商。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
无论是协商式民主的办法，还是世界银行目前赋予美国等一票否决的机制，亚投行都需要在投票决策机制上找到兼顾民主与效率的适宜之策。
在项目运作方面，信用与风险也将成为影响亚投行项目政策与模式的重要因素。从亚投行的核心任务来看，它投资的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无一不是需要长期、巨额投资的项目，且部分投资目标国的信用评级较低，不确定因素较多，这预示亚投行投资项目的风险烈度相对较高，风险结构相对复杂。
为此，中国广州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苏亮瑜认为亚投行需要权责分明地做好损益分配和投资项目的筛选。如在具体项目上采取领投—跟投的众筹机制等策略安排，明晰各方权责和承担损益的比重，避免在损益分担、投资项目筛选等问题上相互扯皮，进而影响亚投行今后的资金来源。
“亚投行预投的项目，一般都要求对项目所在国家政府的财政或相应战略性资源或资产予以担保。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投资风险，从而取得较高且稳定的回报。只要坚持商业化运作和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亚投行的投资风险是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
亚投行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开始，我们期待亚投行经过密切的磋商和缜密的规划，漂亮的出发。
从最初的观望、怀疑到相继参与，这样的结果具有突破性意义，且来之不易。
热闹的“资格赛”后，等待中国与其他创始成员国的又将是一段全新的赛程。
亚投行应该如何定位，又将如何决策、运营？要在新赛道上跑出好成绩，中国跟他的伙伴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扮演什么角色？
亚投行目前的定性，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与世界银行等类似，亚投行在理念上是一个政府间的多边组织，这决定了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不以追求利润为它的运营目的。但按照多边银行运营，又决定了它最好不要赔钱，不应该有太多的坏账。这就要求亚投行在真正开始决策运营之前，明确好自身的角色和定位：既要以支持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为目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等为服务方向，又要以经济发展、利润收益为重要立足点。
中国在2013年底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与沿线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共同体外交”。“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的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更新换代。因此，2014年底计划筹建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任务的亚投行，恰如“一带一路”大棋局中的重要一步，既是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与责任担当，也是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钱”进动力。可以说，“服务”是亚投行与生俱来的使命。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多边参与的银行，亚投行能有效吸引亚洲以外的国家加盟，更多是出于经济考量。澳大利亚东亚经济研究局局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彼得·德赖斯代尔说：“相比于亚洲发展银行等其他区域性银行，亚投行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其所关注的基建工程将会对持续拉动经济增长势头，对实现亚洲转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提供动力。”
同时，多方共同参与亚投行，将有助于增加各方共识，有利于亚投行的运作科学合理，提升亚投行在国际社会的可信力。
未来十年，亚洲区域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量大约每年在7300亿美元左右，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也难以满足这一需求，而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是不可估量。因此，无论是亚投行未来发展的立足点，还是项目决策的标准，都应该更注重各方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
亚投行，如何行？
亚投行在明确了角色与使命之后，紧接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运作的问题。亚投行，如何行？专家学者就此各抒己见，但无非都绕不开组织架构与决策、项目选择、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关系等等问题。就如一个“公司”开了张，要设置几个董事，几个经理，各自的权力有多大？组织架构设置的好坏将影响“公司”运营效率的高低。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这个班级中的新同学，亚投行要如何与其他同学相处，如何跟上班级的步伐，学习与创新必不可少。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也表示，亚投行将是由所有成员国通力合作共创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将会广泛代表各个成员国的利益，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良好做法和经验，同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亚投行应该设立三个委员会。第一个是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由各国根据投资额来分配席位和投票权；第二是成员国代表委员会（Representative Council），即不论国家大小和投资额多少，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席位；第三是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uncil），其中应该包括相关地区的劳工组织代表、企业家代表、资本市场代表、社会意见领袖代表，甚至于文化环境保护代表。这三个委员共同合作，共同协商。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是重大事宜应当在决策前充分商量、酝酿，力求基本达成一致再进行具体决策。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表示，治理结构是亚投行章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目前各方正在进行磋商。亚投行将设立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并将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决策的高效、公开和透明。
无论是协商式民主的办法，还是世界银行目前赋予美国等一票否决的机制，亚投行都需要在投票决策机制上找到兼顾民主与效率的适宜之策。
在项目运作方面，信用与风险也将成为影响亚投行项目政策与模式的重要因素。从亚投行的核心任务来看，它投资的铁路、港口、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无一不是需要长期、巨额投资的项目，且部分投资目标国的信用评级较低，不确定因素较多，这预示亚投行投资项目的风险烈度相对较高，风险结构相对复杂。
为此，中国广州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苏亮瑜认为亚投行需要权责分明地做好损益分配和投资项目的筛选。如在具体项目上采取领投—跟投的众筹机制等策略安排，明晰各方权责和承担损益的比重，避免在损益分担、投资项目筛选等问题上相互扯皮，进而影响亚投行今后的资金来源。
“亚投行预投的项目，一般都要求对项目所在国家政府的财政或相应战略性资源或资产予以担保。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避投资风险，从而取得较高且稳定的回报。只要坚持商业化运作和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亚投行的投资风险是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
亚投行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开始，我们期待亚投行经过密切的磋商和缜密的规划，漂亮的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