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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费的暴力式征收嚴重违背了法制的准线，侵犯了公众的权利。这种方式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生了新的问题，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维持。
从今年5月中旬起，河南省南阳市众多沿街商户频频遭遇垃圾堵门，许多身份不明的青年和其他人集结在一起将整车垃圾倾倒在许多商户门口，阻拦商户正常经营。其原因是因为商户拒交标准过高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经过《中国青年报》报道之后，6月4日，南阳市政府召开会议，紧急宣布对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进行部分下调，有关官员也向广大商户公开道歉。
尽管这一事件已经结束，但是留给我们的反思却是很深远的，我们很少见到如此极端的收取垃圾处理费的行为，所以称其为非典型案例毫不为过。那么。这一非典型案例的非典型性何在呢?我们从对它的非典型诊断中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解析】
变味的垃圾处理费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南阳垃圾堵门事件的缘起是由于垃圾处理费。垃圾处理是每个城市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才能够做好的事情。所以，垃圾处理的成本问题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到底谁来买单?按照“谁消费、谁买单”的逻辑，垃圾处理费理应由制造垃圾的人来买单，因此，让每个制造垃圾的住户、商户、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乃至个人来交付一定的垃圾处理费就属于正当的了。在许多地方，公民所缴纳的税费中就含有一定的垃圾处理费，或者叫卫生费。这些费用被政府转给环保部门，用于每天的垃圾处理，保障了城市的卫生和整洁。按照这样的逻辑，有关垃圾处理费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争执。
然而，为何在南阳会出现有关垃圾处理费的严重争执，甚至延伸转化为后来的垃圾堵门事件呢?这里就可以看出南阳市政府的非典型性特征所在。首先，据媒体报道，南阳的垃圾处理费标准过高。“南阳市物价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南阳2005年制定的收费标准，目前来看确实高于全国很多大中城市。以沿街门店垃圾费一项来说，南阳的标准是河南省会郑州市的5倍，是同为河南省辖市洛阳市的6倍、开封市的10倍”。有些单位今年上交的垃圾处理费比往年要多8倍。
那么，为何南阳的垃圾处理费这么高呢?据该市物价局副局长吕秀成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没有可参照的城市，导致标准比较粗；建设总投资8750万元的综合性垃圾处理厂导致成本提高；垃圾处理资金存在1800多万元的缺口。没有参照标准，投资建设的垃圾厂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过时的垃圾处理核算数据导致垃圾处理费标准计算的随意性和高估性。这就是标准过高的原因。
另外，在垃圾处理费的确定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机关从上到下强制性的任务也是垃圾处理费过高的重要原因。从2007年起，南阳市对环卫体制进行改革，市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南阳市环卫体制实行市区分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每年由市环卫处和市财政局等部门核定下达征收计划任务，三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由街道办事处及其社区居委会按照统一的收费标准征收。在各个区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2008年南阳市向三个区下达的总征收任务为650万元，其中，宛城区的任务为231.4万元。但是，宛城区人民政府向各个办事处分解的2008年度征收任务则是581.0172万元，比市里的征收计划高出550万元。按照该市的规定，“多收全留”，这些多收的费用，，都将全部返还给区里使用。可以说，垃圾处理费已经成为市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其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还有，在计算垃圾处理费的过程中，计费过程的技巧也是导致费用上涨的重要原因。一些计费员千方百计钻政策的空子，用尽心机来扩增居民和单位的垃圾处理费数额。例如一个卖袜子、内衣裤小店不足10平方米，如按经营面积计算，每月每平方米3元，一年只需缴纳560元。但征收人员却以“零星摊点每日每个5元”的标准对其计算，一年需缴费变成了1080元，是上一种算法的3倍。从上到下，政府机构层层加码，用尽快来扩增垃圾处理费，居民成为政府争相蚕食的对象。垃圾处理费蜕变成政府征收费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垃圾堵门的非典型思维
为了征收层层加码的垃圾处理费，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并利用这一机会来扩增各级政府的自留收入。如何利用最有效的途径来征收垃圾处理费则是摆在南阳官方面前的难题。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传统的方式不管用，不论是说服，还是委派女性收费员，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征收对象的冷待、谩骂甚至暴力威胁。而上级政府习惯地使用下压的方式，任务下派，完成任务则奖励，不完成任务则要求各级政府自己掏钱来填补缺少的亏空，领导干部甚至要受到处分。这样层层下压，收取垃圾费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然而，居民们并不是完全接受这些凭空增加的垃圾费用，他们采用各种方式，要么拒绝缴纳，要么拖延，于是在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一种互相不安协的张力关系。
对此，政府机构开始采取特殊手段，层层分解任务，到了街道办和居委会层次，他们则招收了一批人来担当收费员的角色，这批人大多是社会闲散和无业人员，甚至是一些带有流氓习气的小青年。这样，在政府的强制命令和任务的压力下，收费队伍从原来市环卫处征收大队的专业人员，变成了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人员，甚至是他们雇用的身份不明的社会人员，收费队伍从正规军变成了杂牌军、游击队。这一批人进入收费队伍以后，以前的说服方法就不再采用，而是使用社会上流行的手段。他们聚众前往某地，丈量面积，算出垃圾处理费用，勒令居民和商户在短时间内上交所有费用。延期不交，他们就从其他地方拖来垃圾，整车堵住商户的大门。
南阳市政府的这种非典型收费方式已经转变了其性质，作为公共机构代行其公共职责，本应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在垃圾处理中则表现为如何将垃圾处理好。可是在这里却转变为将垃圾堵塞商户大门，用垃圾来坑害商户的行为。垃圾成为了危害百姓的工具。其公共机构的性质消失殆尽。
政府的行为尽管是打着为公众服务的旗号，但是却常常容易被误用或者被盗用，成为部分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垃圾处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却成为政府征收巨额费用，滋扰百姓的工具，让百姓不仅得不到照顾，反而深受其害。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收费是享有法定权限的机构才能够行使的权力，但是在这里，权力被层层转让，最终转让到社会身份不明的无业人员手中，权力的权威性和公共性消失殆尽，成为欺压百姓的私人用器。这是公共权力的堕落。
【路径】
政策执行的“经济人”缺陷
熊俊(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阳垃圾堵门事件，从表面上来看是其不合理的收费标准和野蛮的执法方式造成的，然而最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政策执行者的“经济人”缺陷所造成的。政治科学
从今年5月中旬起，河南省南阳市众多沿街商户频频遭遇垃圾堵门，许多身份不明的青年和其他人集结在一起将整车垃圾倾倒在许多商户门口，阻拦商户正常经营。其原因是因为商户拒交标准过高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经过《中国青年报》报道之后，6月4日，南阳市政府召开会议，紧急宣布对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进行部分下调，有关官员也向广大商户公开道歉。
尽管这一事件已经结束，但是留给我们的反思却是很深远的，我们很少见到如此极端的收取垃圾处理费的行为，所以称其为非典型案例毫不为过。那么。这一非典型案例的非典型性何在呢?我们从对它的非典型诊断中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解析】
变味的垃圾处理费
刘圣中(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南阳垃圾堵门事件的缘起是由于垃圾处理费。垃圾处理是每个城市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才能够做好的事情。所以，垃圾处理的成本问题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到底谁来买单?按照“谁消费、谁买单”的逻辑，垃圾处理费理应由制造垃圾的人来买单，因此，让每个制造垃圾的住户、商户、企业、学校、医院等单位乃至个人来交付一定的垃圾处理费就属于正当的了。在许多地方，公民所缴纳的税费中就含有一定的垃圾处理费，或者叫卫生费。这些费用被政府转给环保部门，用于每天的垃圾处理，保障了城市的卫生和整洁。按照这样的逻辑，有关垃圾处理费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争执。
然而，为何在南阳会出现有关垃圾处理费的严重争执，甚至延伸转化为后来的垃圾堵门事件呢?这里就可以看出南阳市政府的非典型性特征所在。首先，据媒体报道，南阳的垃圾处理费标准过高。“南阳市物价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南阳2005年制定的收费标准，目前来看确实高于全国很多大中城市。以沿街门店垃圾费一项来说，南阳的标准是河南省会郑州市的5倍，是同为河南省辖市洛阳市的6倍、开封市的10倍”。有些单位今年上交的垃圾处理费比往年要多8倍。
那么，为何南阳的垃圾处理费这么高呢?据该市物价局副局长吕秀成的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没有可参照的城市，导致标准比较粗；建设总投资8750万元的综合性垃圾处理厂导致成本提高；垃圾处理资金存在1800多万元的缺口。没有参照标准，投资建设的垃圾厂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过时的垃圾处理核算数据导致垃圾处理费标准计算的随意性和高估性。这就是标准过高的原因。
另外，在垃圾处理费的确定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机关从上到下强制性的任务也是垃圾处理费过高的重要原因。从2007年起，南阳市对环卫体制进行改革，市政府下发《关于印发南阳市环卫体制实行市区分级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每年由市环卫处和市财政局等部门核定下达征收计划任务，三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由街道办事处及其社区居委会按照统一的收费标准征收。在各个区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加码的现象，2008年南阳市向三个区下达的总征收任务为650万元，其中，宛城区的任务为231.4万元。但是，宛城区人民政府向各个办事处分解的2008年度征收任务则是581.0172万元，比市里的征收计划高出550万元。按照该市的规定，“多收全留”，这些多收的费用，，都将全部返还给区里使用。可以说，垃圾处理费已经成为市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其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
还有，在计算垃圾处理费的过程中，计费过程的技巧也是导致费用上涨的重要原因。一些计费员千方百计钻政策的空子，用尽心机来扩增居民和单位的垃圾处理费数额。例如一个卖袜子、内衣裤小店不足10平方米，如按经营面积计算，每月每平方米3元，一年只需缴纳560元。但征收人员却以“零星摊点每日每个5元”的标准对其计算，一年需缴费变成了1080元，是上一种算法的3倍。从上到下，政府机构层层加码，用尽快来扩增垃圾处理费，居民成为政府争相蚕食的对象。垃圾处理费蜕变成政府征收费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垃圾堵门的非典型思维
为了征收层层加码的垃圾处理费，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并利用这一机会来扩增各级政府的自留收入。如何利用最有效的途径来征收垃圾处理费则是摆在南阳官方面前的难题。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传统的方式不管用，不论是说服，还是委派女性收费员，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征收对象的冷待、谩骂甚至暴力威胁。而上级政府习惯地使用下压的方式，任务下派，完成任务则奖励，不完成任务则要求各级政府自己掏钱来填补缺少的亏空，领导干部甚至要受到处分。这样层层下压，收取垃圾费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然而，居民们并不是完全接受这些凭空增加的垃圾费用，他们采用各种方式，要么拒绝缴纳，要么拖延，于是在两者之间就出现了一种互相不安协的张力关系。
对此，政府机构开始采取特殊手段，层层分解任务，到了街道办和居委会层次，他们则招收了一批人来担当收费员的角色，这批人大多是社会闲散和无业人员，甚至是一些带有流氓习气的小青年。这样，在政府的强制命令和任务的压力下，收费队伍从原来市环卫处征收大队的专业人员，变成了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人员，甚至是他们雇用的身份不明的社会人员，收费队伍从正规军变成了杂牌军、游击队。这一批人进入收费队伍以后，以前的说服方法就不再采用，而是使用社会上流行的手段。他们聚众前往某地，丈量面积，算出垃圾处理费用，勒令居民和商户在短时间内上交所有费用。延期不交，他们就从其他地方拖来垃圾，整车堵住商户的大门。
南阳市政府的这种非典型收费方式已经转变了其性质，作为公共机构代行其公共职责，本应以服务大众为目的，在垃圾处理中则表现为如何将垃圾处理好。可是在这里却转变为将垃圾堵塞商户大门，用垃圾来坑害商户的行为。垃圾成为了危害百姓的工具。其公共机构的性质消失殆尽。
政府的行为尽管是打着为公众服务的旗号，但是却常常容易被误用或者被盗用，成为部分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垃圾处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却成为政府征收巨额费用，滋扰百姓的工具，让百姓不仅得不到照顾，反而深受其害。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收费是享有法定权限的机构才能够行使的权力，但是在这里，权力被层层转让，最终转让到社会身份不明的无业人员手中，权力的权威性和公共性消失殆尽，成为欺压百姓的私人用器。这是公共权力的堕落。
【路径】
政策执行的“经济人”缺陷
熊俊(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阳垃圾堵门事件，从表面上来看是其不合理的收费标准和野蛮的执法方式造成的，然而最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政策执行者的“经济人”缺陷所造成的。政治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