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以前的日记，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下乡支农，和农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比如，1965年10月23日（星期六）的日记写道：带领学生去东垒头劳动4天，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支农，就要和社员打成一片，我要求学生：下地劳动，要不惜力、不惜汗；回村休息，要帮助房东挑水、扫院子……对同学们的表现，群众反映挺好，昨天返校时，干部、社员热烈欢送，亲亲热热，互道祝语。通过“三同”，我对农民有了更多的感情。当时，我在县城中学教导处当干事，每逢农忙季节，都带领学生到地多人少的村庄和社员一起劳动。这次“三同”的全过程，我亲力亲为，耳闻目睹，感触很深，故写下了上述日记。
　　自那之后，我的日记不断有“三同”的内容。1966年春天的几篇日记就说：我被县委抽调下乡，经过一周的“三同”，采写出一个团支书带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典型，领导审阅后，决定抽调我跟刘书记到边村蹲点，另有农业局一名技术员老王。还说刘书记是战争年代的老干部，和蔼可亲，没架子，和干部、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真可谓“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又说：我们成天陪同刘书记，对社员们推广农业技术，组织青年学雷锋、辅导社员学毛著，经常下地耕、种、锄、耪，什么活儿都干，直到那年“5·16”通知下达后，我们才结束了“三同”，被召回县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时隔不久，刘书记就被打成“走资派”，在批斗中“靠边站”了……
　　“文革”一开始，就在“造反”的喧嚣声中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三同”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曾目睹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热闹场面，又亲历了“破（四）旧、立（四）新”，山南海北“大串联”等“创举”，还见证了“文攻武卫”、枪炮乱响的惨烈武斗，也参与了“两派联合”成立县革委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耳闻目睹，都属当时的“新生事物”，而干部下乡搞“三同”的老传统却难觅其踪了。
　　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在县里参加“三大讲”以后，才以文教局副局长的身份，被安排率领“种麦工作组”下乡了。然而这次下乡，与十几年前跟刘书记蹲点截然不同：那次不只是“同吃、同住”，更重在“同劳动”，只要有时间，我们就扛上农具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而这次，只是“同吃、同住”，根本不和社员“同劳动”，因为有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任务，不劳动可以，不搞“除恶务尽”的大批判不行！所以我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写批判稿、抄大字报上，还派人把大字报贴到公社的大院里，署名则是村党支部、工作组。大概我们的批判有理、有据吧，颇能吸引一些人，为此村党支部和工作组被评为大批判先进单位，受到了上级表扬。种麦工作组不到地里实打实地搞种麦，却在屋里虚对虚地搞批判，这不是现代版的搞笑段子么？
　　这个“三同”老传统，远离我们多少年了？过去的，我可以从发黄的日记中看到；现在呢，也可以通过高科技在网上搜寻，可我搜来搜去，却鲜有干部搞“三同”的消息。就是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没见到50年前日记中我们同农民搞“三同”的那种真情实感！
　　现在干部不搞“三同”了，搞什么？很多人是往上跑，跑官、跑關系、跑项目，而不愿向下跑，不要说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到群众家里坐一坐也少而又少，多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发号令……对群众感情淡漠了，与群众关系疏远了，怎能不让群众反感？
　　与群众“三同”，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因为“三同”，可以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能听到真话，能化解社会矛盾，能促进脱贫致富，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热切期盼：久违的“三同”老传统，快快归来！快快复位！
　　【曹开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