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年轻的朋友建议我写写余华，我这才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余华的作品了。现在想来，最后一次读余华作品，应该还是《兄弟》的上部。如此说来，现在的我其实没有写余华的资格。
　　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位朋友的建议。这似乎有点冒险，但潜意识里，我对余华的现状显然还是有点好奇的。为了取得写余华的资格，我想，余华的书则不能不读。然而，我又不是要作一篇余华论，我也没有这样的野心，因此，我便选了相对讨巧的办法，只读他近期出版的散文随笔集，由此获得一些他近期的印象。
　　我查了一下，近期出版的余华的散文随笔集大致有以下几种：《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于是我决定就读这几种。不过，这几本书所收集的余华作品，并非都是他近年的新作，其中包括了他自八十年代以来所作的大部分文论、随笔、散文、演讲和报告，虽有零乱驳杂之感，但也从多方面展现了他的创作经历、思想演变和生活状态，读后感想总还是有一些的。
　　这四本书读下来，最突出的印象，是余华作品在世界上传播之广，非我辈所能想象。按照他自己在2017年的统计，他的小说当时已“有三十五种语言，覆盖三十八个国家（后增至四十六个）”。除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以及日语、韩语等常人容易想到的语种，还有加泰罗尼亚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等稀见的语种。我不知道在当代作家中有没有超过他的，也许获过诺贝尔奖的莫言能胜他一筹，也未可知，我没调查过，不敢乱说。但无论如何，成就如此非凡，固有其道理在。
　　经常有人会说，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的影响其实很小，没有人知道他们写了什么。这种说法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属实的。中国当代文学要在世界文学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也改变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处境。这么说很多人是会不高兴的，但没有办法，说与不说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不过，这里没有要否认中国当代作家中也有人写过很优秀作品的意思。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能否进入世界市场，除了自身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还要看读者的态度，无论如何，出版社不会出赔钱的书。对此，余华看得非常清楚，他说：“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他说得没错。在这个链条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可能是读者。常有这种情况，有人译了某位作家的作品，却找不到愿意出版的机构，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或存在硬盘里。我们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出版人，如果读者不买账，他们自然不肯冒赔钱的风险。余华试图用自己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年，他到法国拜访那家曾出版过《活着》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闲谈中提到正在写的《许三观卖血记》，便询问这部小说能否继续在这里出版。这位编辑则用奇怪的表情看着他说：“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这句话的潜台词自然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余华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
　　他还讲到其作品在韩国、日本的遭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活着》是他在日本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第一版印了八千册，几年以后才卖完，书店没有再加印。他们也是看中了张艺谋的影片在日本院线上映，才做这本书的，本来指望电影可以带动小说，结果并不理想。《兄弟》是又一个失败的例子，最初，出版社对此书寄予厚望，用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大本钱，想大卖的，结果只售出了两万套。后来他总结其中的奥妙，认为《活着》和《兄弟》的命运，“应该是自由成长的命运，不应该是拔苗助长的命运”。
　　自由成长或许比拔苗助长更符合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培育市场的规律，因为读者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尤其是非本国作家、作品的认知，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非一蹴而就所能奏效。这就需要一个前提，即这位作家一定要找到心甘情愿陪伴自己自由成长的出版社，余华称之为“自己的出版社”，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这样才能保证作品在数年间不会因市场反应冷淡而遭到出版社的拒绝。在这方面余华无疑是幸运的，这些年来，他遇到的“自己的出版社”不止一家，“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亦不止一个，而这恰恰是余华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余华”的关键。
　　这么说不是否认余华自己的努力，这次读余华的另一重要感受，即看到了这些年他游走于世界时的辛苦，也证实了多年前朋友间的传言，有人问在哪里可以找到余华？回答是在飞往各地的飞机上。书中确实收集了他在国外各种场合的发言和演讲。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余华为与外面读者建立互信关系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终于说到读者了。这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当然可以说，在文学面前，国外读者与国内读者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但也得承认，外国文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与中国文学在外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自有其历史的根源。我们知道，中国近二百年来的现代化转型一直笼罩在西方的影响下，西方提供了让老大中国脱胎换骨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全部经验和方式。事实上，中国是把西方当作老师来供奉的，虽然学生总是被老师欺负。因而，引进、介绍西方文化给国人，才被视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知先觉，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分子，犹如盗取天火，造福人类的普罗米修斯。
　　这其中一定包含了文学。自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随之而来的不仅有洋货、洋教，还有西学和文学。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西洋小说译著，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申报》創刊不久刊载的《谈瀛小录》的片段，此后还刊出过一部较为完整的《昕夕闲谈》。而真正在社会上引起较为广泛影响的，却是二十二年后林琴南“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有人讲到读此书时的感受：“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莹然凝栏干。”至少，这是西洋文学在中国读者中引起的一种反应。而此时，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志士，更借变法图强的理由，把西洋小说大规模地推到国人面前。随之而来的，便是翻译出版西洋小说的热潮。据说，自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之前，综观这二十年来小说界的状况，译作在数量上是明显多于创作的，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对西洋小说的兴趣似乎更多一些。而随着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西洋小说艺术特点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有人甚至明确提出了以西洋小说来改造中国小说的主张。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第一部自觉地用西洋小说叙述方式创作的中国小说。 　　说这么多其实是想表明，中国人接受西洋小说固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但毕竟从一开始就抱着欣赏、痴迷、乐此不疲的态度，经历了几代人的自惭形秽与耿耿于怀，西洋文学早已内化为中国人对文学价值、精神信仰、文化品味的一种认知和不懈的追求。鉴于国内当代文学创作不能令人们满意，有些人便宣称，他们只看外国文学，不看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比较极端的态度，并不足取。不过，我们看余华在谈到他和文学的关系时，处处都是他和外国文学的关系，至于他和中国文学发生过怎样的关系，我们一时还不大看得出来。也许，“世界的余华”所以能够成功，恰恰是对“余华的世界”有限性的一種补偿。当然，这种有限性不该完全怪罪于余华。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谓“余华的世界”，特指他视野中的文学的世界，并不涉及其他方面。我们从他的自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文学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小说、西方音乐，也即西方文化构成的。
　　中国的这种文学接受经历在世界阅读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接受，实在不能与中国读者对西方文学的认知和接受相提并论。虽然个别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就开始翻译中国古典小说，但与中国翻译西洋小说的数量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在中西文学的引进与输出这件事上，中国始终是“逆差”，引进多而输出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西方读者缺少阅读中国小说的意愿和动力。这显然增加了余华成为“世界的余华”的难度。这些年，余华是知难而上，积极地与国外读者接触、沟通，让他们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小说，了解中国文学。
　　然而，说到底，文学所表达的应该是人类的普遍情感、普世价值，除了语言这个巴别塔之喻，国界、族别绝非文学交流的障碍。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也能打动西方读者，就像中国读者常常被发生在西方的故事所感动一样。这里面深深地隐含着一个普遍主义的原则，简而言之，也就是人类有没有共同的东西，例如普遍的人性，对人以及个人的尊重，承认个体的价值，尊重个人的选择等等。余华看来是深谙此道的，他讲自己的故事，介绍、分析自己的小说，很少强调其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不是没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但他在讲述中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回避这种特殊性和差异性。他的策略是从某位著名作家谈起，经常提到的作家有川端康成、卡夫卡、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等，有欧美作家，也有南美和日本作家。古典作家中蒙田、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他所喜欢的。他还有一本专门解读音乐作品的书《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集中讲述他从西方古典音乐中体会到的文学叙事的方式方法。这样讲的结果，是很容易在西方读者的认知与他的作品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并产生共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余华展示给我们的“余华的世界”，为什么会是一个西方的文学世界，我相信，他的世界还有更多的方面没有展示出来，而那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