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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广东农村工业化的基本规律进行了考察，认为广东农村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巨大历史成就的最主要原因与经验：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来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始终以创新的精神来改进农村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体制，始终坚持发挥地缘优势，扩大对外开放等，在思想、制度及地缘等层面上，保证了广东农村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发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工业化广东 乡镇企业
中图分类号：F3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3X(2009)04-0036-05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成就，关键就在于广东的干部群众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并在改革开放中抓住了农村工业化这一经济建设的核心，将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30年来，广东农村工业化走过了艰巨而又辉煌的历程，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农村工业企业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丰富经验客观规律，对于广东今后的改革事业，对于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来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广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在一些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上也超前了一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都还在关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时候，广东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就已经开始把目光放在农村经济生产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来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作为调整的最先的突破口。这种观念首先是从最基层的党委政府在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在当时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逐渐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与广大群众的认可。
1978年9月15日。当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改成东莞太平手袋厂并正式开工时，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尚未全面推行，“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的企业无疑是极具风险的举动。
来自基层的大胆实践，也推动了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层领导对于农村工业企业的重视。早在1980年，广东省委在召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克服经济困难的专题会议上就意识到发展农村工业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途径。在申请和举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就已经形成了发展农村企业的基本思路，并通过各种层次的会议，以讲话形式(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没有形成书面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将思想从过去的“左”倾思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发展农村工业的重要作用与战略意义。
在认识到农村工业化的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广东省积极争取中央在政策上的支持，要求在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上，在长期计划经济和农村经营模式上进行探索。这一要求得到了中央的同意。198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温和，海域辽阔，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有其独特的优越条件，又是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重要基地。要充分发挥两者的特点和优势。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同时，逐步地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多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供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更多地增加经济收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思想意识与战略部署上的问题，是要不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推进广东农村工业化的思想意识问题就是如何把战略上的高度重视，转化为战术上的有力实施。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市场开始由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原来农村工业企业源源不断的订单开始减少，快速增长的农村工业企业产能开始出现了闲置。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地方出现了国有企业限制农村工业企业发展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如何看待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用传统的观念还是用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来看待农村工业化企业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坚持对农村工业化战略地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解放思想，调整了原来农村工业化主要靠发展乡镇企业的做法，把农村工业化放到一个更高的要求上去实施。
广东省于1996年对于全省农村工业企业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调整发展农村工业的思路与政策。就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充分发挥各种产权主体，对于推动农村工业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主要依靠政府与农村集体推动的同时，开始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农村企业建设与经营上来，积极引导农村企业的形式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在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同时，鼓励与引导各种产权形式的企业进入农村工业企业的行列。这种思想观念与对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科学审视，保证了广东农村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广东农村工业化不仅没有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放缓，也没有因为乡镇企业的低迷而困顿。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与影响进一步加深，广东农村工业化面临的形势既有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解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仍然是解放思想，抓住农村工业化的根本问题不放松，在新的条件与宏观背景下，寻找持续推进广东农村工业化的政策与措施。
2003年之后，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调研，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全面审视广东农村工业化30年的成败得失，提出了发挥新优势，寻找自身差距，继续争创新优势，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下，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新经验、闯出新路子的指导思想。省委省政府在认真分析了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研究了广东农村工业化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根据兄弟省份的经验，提出提升农村工业企业的水平，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大对农村工业化的资本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工业企业的引资融资的条件与环境，加快农村工业企业的技术履行投入，最终使农村的工业企业由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现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广东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思想大解放中研究解决农村工业化的新问题，提出新的政策与措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多层次的思想大解放研讨。在省委确定的多个专题调研中，将继续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题来进行讨论和调研。由省委省政府层面组织专题调研小组，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加快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想法与政策措施作作为调研的主要内容，各 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好这些专题的调查研究，要通过解放思想，提出确实可行的真正能够推动本地农村企业发展的思路与方案来。
在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为了适应新时期加快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全省范围对产业布局做出了重大的调整。首先是为了解决农村工业化在地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加快珠三角农村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村工业化出现的资源成本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决定有意识地推动全省范围里的企业转移。就是在农村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低端的一般性的特别是资源消耗较大的企业转移搬迁到农村工业化程度较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也相对较低的粤北山区，并同时转移低端的劳动力群体。这就是所谓的“双转移”，在这一双转移的过程中，确实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将政府的推动与市场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但总体来说，是有利于农村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的。这就是思想大解放的在农村工业化过程的具体成果。
二、始终以创新精神来改进农村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体制
广东农村工业化能够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改革精神，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提升农村工业企业的经营水平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从而在完善企业外部环境与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文革”结束后，中央对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为什么广东的改革开放能够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除了前文所述的地缘优势，得风气之先，广东人民与基层干部面临着极其困难的经济局面，穷则思变，改革的积极性较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有着改革的勇气。在当时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在加快农村工业化的工作上，采取了两个有效的措施：
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将引进外资和技术搞地方建筑材料、农业及农工联合企业、水产捕捞和养殖、地方交通等项目的补偿贸易、合作经营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加工装配业务则全部下放省审批；改变外贸独家经营的体制，给地方一定的经营外贸的权力；把当时对外加工装配工缴费，中央占百分之七十、地方和企业占百分之三十，建议改为对半分成。1984年7月15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4]4号文的若干规定》，针对乡镇企业的结构、布局、供销、管理、利用外资、扶助山区、技术进步、税收等问题作出12项具体规定。其中包括给乡镇企业“松绑”，实行减免税收、税前还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规定各级政府从1985年开始，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扶助资金，这些规定促进了广东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1985年与1978年相比，广东全省乡镇企业从8.09万家增加到68.66万家，增加了748.7％，企业人数从194.56万人，增加到401.95万人，增加了106.59％。
二是将外资型的乡镇企业模式推广到全省。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偿还设备款后，出口产品外汇实行中央和地方对半分成。“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习仲勋同志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乡镇企业产权不明、利益不清、政企不分、制度不健全等弊端日益突现，再加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疲软的影响，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倒闭或转制，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开始从乡镇企业发生转变。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广东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之后，广东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农村企业的发展、规划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在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企业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改革。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中国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在小农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随着农村工业化的不断加快推进，这种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日益显现出来。这就要求农村工业化进入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必须要面对和解决土地制度的约束问题。因而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如《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三化”建设的决定》；《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等。
其次是对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农村企业体系与形式进行改革，扩大农村企业的举办主体的来源，丰富农村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众所周知，农村企业最初主要是乡镇企业，而其前身就是农村集体所办的社队企业。农村工业化的主体当然应该是农村集体，只有依靠农村集体本身不断将农业经济转换为工业经济，农村工业化才能不断推进。特别是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因为除了农村集体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来投入农村工业企业，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当农村工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工业化进程推进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还把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工业企业的唯一形式，把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工业化推进的唯一力量的话，就必然会使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产生瓶颈问题。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无论是资金规模、人才素质还是技术水平，农村集体和乡镇企业本身都无法独自承担这个继续推进的任务，从而使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会受到阻滞。这就需要其他的企业举办主体进入到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之中来，通过这些新的主体，带来更大规模的资金、更高素质的人才和更高水平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农村企业的发展与农村工业化的推进注入新的活力。
再次是将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在产业布局上，有意识地引导以产业制造为依托的城镇建设。在前一个阶段的乡镇企业发展中，广东农村的乡镇企业自然地形成了一些同一行业集中经营的态势。这种同一产业的聚集大多是以一个乡镇为基础。在同一个镇形成了行业相对集中的局面。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和自发状态。但广东省委省政府看到其中的规律，特别是这一规律对于改变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企业分散、规模小、效益低、竞争力弱的缺陷的重要作用，决定以改革的精神引导这种产业的同地域聚集，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提出了加强专业镇建设，以此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如顺德乐从镇过去以农业为主，桑基鱼塘曾是其产业的主要特征。但是今天，乐从镇从没有森林到形成全国最大的家具产业和家具专业市场；从没有钢铁厂和煤炭企业，到形成全国最大的钢铁专业市场；从没有石油化工企业，到形成全国数一数二的塑料专业市场。 乐从镇政府采取了几个关键措施：支持和引导创办专业市场，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并把专业市场和会展业、品牌战略结合起来，确立和巩固了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国内外的龙头地位。
三、始终坚持发挥地缘优势扩大对外开放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与海外的联系，与世界的交往，不仅不是一件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情，反而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当时许多有海外关系的人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广东很多华侨不敢回来，侨属也不敢和他们联系，更不用说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了。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恢复工作刚半年，他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便提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接着他直接过问海外华侨华人普遍关心的国务院侨务机构恢复问题，毅然决定恢复国务院侨办。他还把华侨华人称做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邓小平有关华侨华人的论述彻底推倒了“海外关系复杂论”，为侨务工作拨乱反正扫清了思想障碍，受到了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调动了他们的爱国报国热情。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土地资源等经营成本迅速上升，一些香港加工制造厂商想将其工厂迁至近在咫尺，而经营成本又低得多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其经营人员在珠三角地区找了很多地方，由于当时的左倾观念束缚，没有人敢接受这种产业转移。但他们到了自己的家乡顺德之后，胆子较大的顺德县领导和容奇镇的领导，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香港同胞的这一意向接受下来。1978年，容奇镇与香港“牛仔大王”签订了一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同，建立起大进制衣厂。这是全国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
利用地缘优势，将农村工业化与外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农村工业化的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在东莞市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978年开始，东莞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以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为引擎，而“三来一补”企业的主体也是乡镇企业。从1978年到1988年，东莞实际利用外资1.4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3万台(套)，形成以莞城、石龙、虎门三大镇为中心的加工业群体结构。1987年全市有2500家“三来一补”企业，其中乡镇企业1591家，分布于全市80％以上的乡村，加上合资合作企业18个共1609家，企业人数151245人，引进设备10万台(套)、11655万美元，形成的固定资产占全市“三来一补”企业的80％。
在经济特区建立起来以后，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为了吸收更多的外资进入到广东农村企业的投资领域中来，对以乡镇企业为支柱的农村企业进行资本与技术上的改造，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广东省于1987年颁布了《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该办法对于如何利用广东的区位优势、创造条件、吸引外资进入广东工业企业特别是农村企业，进行了政策与机制上的调整；从经济利益分配、审批条件、日常管理与权利保障等各方面做出了明细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引起了港澳地区企业家的极大的投资兴趣，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对广东的投资热潮。
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广东对外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呈现出新的特征，这就是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开始出现端倪，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联成一体，共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打造国际区域中心的条件开始成熟，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港澳依托内地经济，应对世界经济调整的新挑战方面的积极性更高，主动向广东省寻求合作机会的意愿明显增强。同时由于广东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成为广东甚至是中国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实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参与更高水平国际竞争的实力，无论是港澳地区还是内地兄弟省份，都希望通过广东找到一条通向海外，联结港澳的经济合作桥梁，以提升自身的农村工业化水平。也就是说，广东已经成为港澳向内陆发展，内地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广东的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处在一个更有利的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支持港澳经济的发展，保持港澳地区的经济繁荣，维护一国两制的发展基础，对港澳采取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出台了关于更紧密地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贸易的协议框架，即所谓的CEPA。而CEPA实施的核心地区就在广东，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只有广东才能在关税、物流等方面与港澳地区实行无缝对接，所以中央对于广东在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合作新阶段中地位与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广东省为了深化自身的对外开放，也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以实现自身的农村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提升对外开放的新优势。
当然，广东农村工业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也出现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局面。近30年来，广东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的工业化进程却大滞后；二是广东农村工业化产业结构水平偏低，规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集约壮大的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长期存在，形成了“满天星星，没有月亮”的小而全格局；三是农村工业化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资源型加工企业，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环境代价，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农村工业化发展和前进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与改革中不断加以解决。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人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的精神，在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冲破了思想观念的束缚，克服了制度安排上的障碍，不断解决新问题，保持了农村工业化的又好又快发展，为广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解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村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广东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物质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冯平．广东当代农业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69
[2]卢 荻．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53～15
[3]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侨务[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6
[4]黄涵荪．东莞农业经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134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工业化广东 乡镇企业
中图分类号：F3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3X(2009)04-0036-05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成就，关键就在于广东的干部群众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并在改革开放中抓住了农村工业化这一经济建设的核心，将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30年来，广东农村工业化走过了艰巨而又辉煌的历程，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农村工业企业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总结这一历史进程的丰富经验客观规律，对于广东今后的改革事业，对于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坚持以解放思想来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广东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在一些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上也超前了一步。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都还在关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的时候，广东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就已经开始把目光放在农村经济生产方式转变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来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作为调整的最先的突破口。这种观念首先是从最基层的党委政府在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在当时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逐渐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与广大群众的认可。
1978年9月15日。当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改成东莞太平手袋厂并正式开工时，距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两个多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尚未全面推行，“两个凡是”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下香港的企业无疑是极具风险的举动。
来自基层的大胆实践，也推动了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层领导对于农村工业企业的重视。早在1980年，广东省委在召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克服经济困难的专题会议上就意识到发展农村工业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途径。在申请和举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就已经形成了发展农村企业的基本思路，并通过各种层次的会议，以讲话形式(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思想环境，没有形成书面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将思想从过去的“左”倾思潮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发展农村工业的重要作用与战略意义。
在认识到农村工业化的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广东省积极争取中央在政策上的支持，要求在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上，在长期计划经济和农村经营模式上进行探索。这一要求得到了中央的同意。198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温和，海域辽阔，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有其独特的优越条件，又是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重要基地。要充分发挥两者的特点和优势。在继续抓紧粮食生产，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同时，逐步地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多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供出口的农副土特产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更多地增加经济收入。”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思想意识与战略部署上的问题，是要不要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推进广东农村工业化的思想意识问题就是如何把战略上的高度重视，转化为战术上的有力实施。如前所述。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市场开始由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原来农村工业企业源源不断的订单开始减少，快速增长的农村工业企业产能开始出现了闲置。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地方出现了国有企业限制农村工业企业发展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如何看待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用传统的观念还是用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来看待农村工业化企业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坚持对农村工业化战略地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解放思想，调整了原来农村工业化主要靠发展乡镇企业的做法，把农村工业化放到一个更高的要求上去实施。
广东省于1996年对于全省农村工业企业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调整发展农村工业的思路与政策。就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充分发挥各种产权主体，对于推动农村工业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主要依靠政府与农村集体推动的同时，开始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农村企业建设与经营上来，积极引导农村企业的形式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在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同时，鼓励与引导各种产权形式的企业进入农村工业企业的行列。这种思想观念与对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科学审视，保证了广东农村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广东农村工业化不仅没有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放缓，也没有因为乡镇企业的低迷而困顿。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与影响进一步加深，广东农村工业化面临的形势既有良好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解决问题的前提与基础仍然是解放思想，抓住农村工业化的根本问题不放松，在新的条件与宏观背景下，寻找持续推进广东农村工业化的政策与措施。
2003年之后，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调研，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全面审视广东农村工业化30年的成败得失，提出了发挥新优势，寻找自身差距，继续争创新优势，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要求下，在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新经验、闯出新路子的指导思想。省委省政府在认真分析了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特别是研究了广东农村工业化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根据兄弟省份的经验，提出提升农村工业企业的水平，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大对农村工业化的资本支持力度，改善农村工业企业的引资融资的条件与环境，加快农村工业企业的技术履行投入，最终使农村的工业企业由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现代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广东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在思想大解放中研究解决农村工业化的新问题，提出新的政策与措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广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多层次的思想大解放研讨。在省委确定的多个专题调研中，将继续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题来进行讨论和调研。由省委省政府层面组织专题调研小组，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加快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想法与政策措施作作为调研的主要内容，各 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好这些专题的调查研究，要通过解放思想，提出确实可行的真正能够推动本地农村企业发展的思路与方案来。
在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为了适应新时期加快农村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在全省范围对产业布局做出了重大的调整。首先是为了解决农村工业化在地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加快珠三角农村工业化程度较高地区农村工业化出现的资源成本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决定有意识地推动全省范围里的企业转移。就是在农村工业化发展程度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低端的一般性的特别是资源消耗较大的企业转移搬迁到农村工业化程度较低、土地等资源成本也相对较低的粤北山区，并同时转移低端的劳动力群体。这就是所谓的“双转移”，在这一双转移的过程中，确实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将政府的推动与市场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但总体来说，是有利于农村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的。这就是思想大解放的在农村工业化过程的具体成果。
二、始终以创新精神来改进农村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体制
广东农村工业化能够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始终坚持改革精神，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提升农村工业企业的经营水平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从而在完善企业外部环境与改革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不断发展。
“文革”结束后，中央对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调整。为什么广东的改革开放能够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除了前文所述的地缘优势，得风气之先，广东人民与基层干部面临着极其困难的经济局面，穷则思变，改革的积极性较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有着改革的勇气。在当时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在加快农村工业化的工作上，采取了两个有效的措施：
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将引进外资和技术搞地方建筑材料、农业及农工联合企业、水产捕捞和养殖、地方交通等项目的补偿贸易、合作经营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加工装配业务则全部下放省审批；改变外贸独家经营的体制，给地方一定的经营外贸的权力；把当时对外加工装配工缴费，中央占百分之七十、地方和企业占百分之三十，建议改为对半分成。1984年7月15日，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84]4号文的若干规定》，针对乡镇企业的结构、布局、供销、管理、利用外资、扶助山区、技术进步、税收等问题作出12项具体规定。其中包括给乡镇企业“松绑”，实行减免税收、税前还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规定各级政府从1985年开始，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作为发展乡镇企业的扶助资金，这些规定促进了广东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1985年与1978年相比，广东全省乡镇企业从8.09万家增加到68.66万家，增加了748.7％，企业人数从194.56万人，增加到401.95万人，增加了106.59％。
二是将外资型的乡镇企业模式推广到全省。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偿还设备款后，出口产品外汇实行中央和地方对半分成。“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提出把毗邻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把两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习仲勋同志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乡镇企业产权不明、利益不清、政企不分、制度不健全等弊端日益突现，再加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疲软的影响，大量乡镇企业逐步倒闭或转制，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开始从乡镇企业发生转变。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广东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之后，广东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农村企业的发展、规划农村工业化的推进。在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企业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改革。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中国传统的农村土地制度是在小农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随着农村工业化的不断加快推进，这种土地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日益显现出来。这就要求农村工业化进入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必须要面对和解决土地制度的约束问题。因而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如《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三化”建设的决定》；《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等。
其次是对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农村企业体系与形式进行改革，扩大农村企业的举办主体的来源，丰富农村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众所周知，农村企业最初主要是乡镇企业，而其前身就是农村集体所办的社队企业。农村工业化的主体当然应该是农村集体，只有依靠农村集体本身不断将农业经济转换为工业经济，农村工业化才能不断推进。特别是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因为除了农村集体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来投入农村工业企业，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当农村工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工业化进程推进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还把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工业企业的唯一形式，把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工业化推进的唯一力量的话，就必然会使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产生瓶颈问题。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无论是资金规模、人才素质还是技术水平，农村集体和乡镇企业本身都无法独自承担这个继续推进的任务，从而使乡镇企业本身的发展会受到阻滞。这就需要其他的企业举办主体进入到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之中来，通过这些新的主体，带来更大规模的资金、更高素质的人才和更高水平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农村企业的发展与农村工业化的推进注入新的活力。
再次是将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有机结合，在产业布局上，有意识地引导以产业制造为依托的城镇建设。在前一个阶段的乡镇企业发展中，广东农村的乡镇企业自然地形成了一些同一行业集中经营的态势。这种同一产业的聚集大多是以一个乡镇为基础。在同一个镇形成了行业相对集中的局面。这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和自发状态。但广东省委省政府看到其中的规律，特别是这一规律对于改变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企业分散、规模小、效益低、竞争力弱的缺陷的重要作用，决定以改革的精神引导这种产业的同地域聚集，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提出了加强专业镇建设，以此推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如顺德乐从镇过去以农业为主，桑基鱼塘曾是其产业的主要特征。但是今天，乐从镇从没有森林到形成全国最大的家具产业和家具专业市场；从没有钢铁厂和煤炭企业，到形成全国最大的钢铁专业市场；从没有石油化工企业，到形成全国数一数二的塑料专业市场。 乐从镇政府采取了几个关键措施：支持和引导创办专业市场，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并把专业市场和会展业、品牌战略结合起来，确立和巩固了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国内外的龙头地位。
三、始终坚持发挥地缘优势扩大对外开放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与海外的联系，与世界的交往，不仅不是一件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情，反而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灾难。当时许多有海外关系的人为此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广东很多华侨不敢回来，侨属也不敢和他们联系，更不用说利用境外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了。1977年10月2日，邓小平恢复工作刚半年，他在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夫妇时便提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接着他直接过问海外华侨华人普遍关心的国务院侨务机构恢复问题，毅然决定恢复国务院侨办。他还把华侨华人称做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邓小平有关华侨华人的论述彻底推倒了“海外关系复杂论”，为侨务工作拨乱反正扫清了思想障碍，受到了海外侨胞的拥护支持，极大地增强了海外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调动了他们的爱国报国热情。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土地资源等经营成本迅速上升，一些香港加工制造厂商想将其工厂迁至近在咫尺，而经营成本又低得多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其经营人员在珠三角地区找了很多地方，由于当时的左倾观念束缚，没有人敢接受这种产业转移。但他们到了自己的家乡顺德之后，胆子较大的顺德县领导和容奇镇的领导，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香港同胞的这一意向接受下来。1978年，容奇镇与香港“牛仔大王”签订了一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同，建立起大进制衣厂。这是全国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
利用地缘优势，将农村工业化与外向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农村工业化的超常规发展的模式，在东莞市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1978年开始，东莞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以兴办“三来一补”企业为引擎，而“三来一补”企业的主体也是乡镇企业。从1978年到1988年，东莞实际利用外资1.4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3万台(套)，形成以莞城、石龙、虎门三大镇为中心的加工业群体结构。1987年全市有2500家“三来一补”企业，其中乡镇企业1591家，分布于全市80％以上的乡村，加上合资合作企业18个共1609家，企业人数151245人，引进设备10万台(套)、11655万美元，形成的固定资产占全市“三来一补”企业的80％。
在经济特区建立起来以后，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为了吸收更多的外资进入到广东农村企业的投资领域中来，对以乡镇企业为支柱的农村企业进行资本与技术上的改造，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广东省于1987年颁布了《广东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办法》。该办法对于如何利用广东的区位优势、创造条件、吸引外资进入广东工业企业特别是农村企业，进行了政策与机制上的调整；从经济利益分配、审批条件、日常管理与权利保障等各方面做出了明细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出台，引起了港澳地区企业家的极大的投资兴趣，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新一轮的对广东的投资热潮。
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广东对外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呈现出新的特征，这就是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开始出现端倪，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联成一体，共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打造国际区域中心的条件开始成熟，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港澳依托内地经济，应对世界经济调整的新挑战方面的积极性更高，主动向广东省寻求合作机会的意愿明显增强。同时由于广东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成为广东甚至是中国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实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参与更高水平国际竞争的实力，无论是港澳地区还是内地兄弟省份，都希望通过广东找到一条通向海外，联结港澳的经济合作桥梁，以提升自身的农村工业化水平。也就是说，广东已经成为港澳向内陆发展，内地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广东的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处在一个更有利的时期。中央政府为了支持港澳经济的发展，保持港澳地区的经济繁荣，维护一国两制的发展基础，对港澳采取了一些优惠的政策。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出台了关于更紧密地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贸易的协议框架，即所谓的CEPA。而CEPA实施的核心地区就在广东，因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只有广东才能在关税、物流等方面与港澳地区实行无缝对接，所以中央对于广东在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合作新阶段中地位与作用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广东省为了深化自身的对外开放，也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以实现自身的农村新型工业化道路，并提升对外开放的新优势。
当然，广东农村工业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限制，也出现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局面。近30年来，广东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的工业化进程却大滞后；二是广东农村工业化产业结构水平偏低，规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集约壮大的发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长期存在，形成了“满天星星，没有月亮”的小而全格局；三是农村工业化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资源型加工企业，在取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环境代价，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农村工业化发展和前进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与改革中不断加以解决。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的人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的精神，在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冲破了思想观念的束缚，克服了制度安排上的障碍，不断解决新问题，保持了农村工业化的又好又快发展，为广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解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村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广东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了良好的物质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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