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期，《芳草》杂志二○一六大别山采风笔会在湖北罗田薄金峰下的一个小山村里举行，著名评论家贺绍俊、朱小如，新锐批评家李遇春、周新民、刘波及作家晓苏、普玄、剑南等三十余人出席会议。围绕“美丽乡愁，锦绣山河”这个主题，以中国当代农村的发展变化为题材，认知乡土中国新常态，交流文学切入社会生活的新路径。作家和评论家们探访了罗田县精准扶贫重点项目——锦秀林牧专业合作社黑山羊养殖基地，就“锦秀林牧合作社”主人公刘锦秀的成长经历，进行了充分展现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的现场对话。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人类有两种创造，一种是创造物质世界，另一种是创造虚拟的现实世界——就是文学。只要人类存在，就要创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并驾齐驱，丰富了我们的现代文明。
作家们在创造虚拟的现实世界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思想发现。发现新时代的新元素，将之不断发酵，变成一个伟大的精神性的作品，而不是满足于去表现共性思想。刘锦秀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人物，通过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思想发现？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新世纪的新的农民形象，和五○年代、八○年代的农民形象不一样。
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中，作家直面现实，通过腐败去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军人形象，写腐败，却又不仅仅写腐败，仍让人感觉到希望的存在。小说的次要人物——夏忧，他很有思想，对军队的腐败问题、制度问题看得很透，他忧国忧民，他经常会发表一些很不中听的言论，因此受到排挤，勉强求存。作家陶纯自己评价说“这是军人当中的精神贵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思想发现。假如他抓住这个独到的思想发现去发酵，去写作，也许是一个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晓苏的小说《三个乞丐》构思也非常精巧。我很认同洪治纲对它的点评：“……三个倏然而至的乞丐，成为一面镜子，照亮了当下乡村的人性图景，或者说像一把利刃，剖开了乡村农民的精神肌理。”
对于虚拟的现实世界的创造还体现在语言表达上。从这个角度说，我很欣赏《芳草》的定位——“汉语神韵”。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塑造虚拟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是通过文学来铸造自己的语言，不断地赋予其丰富的表达力和审美情韵。当下小说作家对叙事能力的锻炼不被重视，语言的丰富性不够，这不能体现出文学的魅力来。作家要追求独特的语言表达，这样的文学才能有更持久的魅力。
朱小如（《文学报》评论部原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小说逻辑和小说所提供的生活逻辑对大众有所引领，大家从中能读到新东西因此得到欢迎。新世纪再读，感觉却大有不同。为什么？先锋文学以后，小说的逻辑走到了生活的逻辑反面，这个时代过去了。到了今天，我们面对像刘锦绣这种人物，就感受到小说还没有生活精彩。那么，小说的地位又怎么跟以前比？又如何如拥有市场、拥有读者？如何去应对网络文学的冲击？
小说要向生活靠拢。比如说，普玄的“有江湖气”的小说，晓苏的那种原生态的叙述方式，都让我觉得耳目一新。我们的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是真的高于生活吗？我们带着生活的观点去看生活本身，如果你对生活有足够的尊重、足够的体验，那么你能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已属不易，要“高于生活”可能就有些夸张了。文学是虚构的。文学最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虚构，他能引领生活。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作品、经典作品都对生活有所引领。对于创作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看创作者的心胸和格局。一个作家，如果你自己心胸不伟大，你就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人类发展史的每一次思想突破都是以经验作为尺度。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础不是当时大行其道的神学。尼采说上帝死了，也是以当时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现代化的中国，无法用西方国家所孵化的现代性理论来阐释。这既有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历史传统问题，也有汇入现代化的时代差异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轮番轰炸的现代性理论，哪一种能和中国的现代化遭遇无缝对接呢？这些年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又有哪一部作品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创作完成的呢？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作品，无不是个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表现；而他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无一不是对新世纪社会生活的“经验”表现。去年，路遥的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再次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热潮，其原因和路遥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获取的经验有关。路遥写《人生》时，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纸，按照时间顺序一天一天阅读，他还到煤矿去体验生活，去获得鲜活的经验。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这是鲜活的，是我们创作应该把握的东西。作家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时，格外要珍惜自己的生活经验，格外要注重开发经验。至于作家如何依托经验去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刘 波（三峡大学副教授）：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但它的方式可以是叙事的，叙事能恒久地让诗歌保持终极抒情性。很多纯粹抒情的诗歌，如果将那些华丽的修辞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语言的虚饰没法支撑起诗歌的肌理和骨架，而叙事有时很难从诗歌里被拆解，它虽然让诗无法形成过多的格言警句，但如果叙事处理得到位，诗的整体美感会自然地透显出来，继而给人带来长久的震撼。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小说应该向诗歌学习语言的创造和那种飞翔之感，而诗歌必须向小说学习叙事。虽然两者属于不同的文体，但它们之间应该是有互通性的。那么，诗歌如何向小说学习叙事？我甚至觉得，这是诗歌保持先锋精神和现代性的正大一途。除开题材之外，当诗人们面对世俗生活时，如何将日常写得更富新意和诗性，精准的叙事或许能够为他提供一些答案。那天和哨兵兄聊天，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位诗人将《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写成了一首诗。我很期待去读这首诗，我很好奇诗人是怎样对小说进行重新转化，从而将自我的审美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想他一定在写作中运用了其独特的叙事手法。
对于诗人来说，跨界的阅读也很重要。诗人不能仅局限于读诗歌，更应该从诗歌以外的地方汲取营养，比如多读小说和理论著作，甚至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书籍。诗歌写到一定程度和境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也是人和世界的问题，是更广博的美学与人学问题。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做文学评论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我们不一定依附在作家的创作上，像寄生物一样存在。写作一定是自己的某种意愿，是一种言说之妙。评论家应该向作家们学习，阅读他们的作品，吸纳精华，为自己构建一个文学评论的王国。通过不断的汇集与交错，评论家不断地丰富自己，以取得作家的信任和肯定，而评论家在得到作家的赏识的同时，也为作家的创作灌注了新的血液和思想。这也为作家和评论家之间构建了平等的对话基础。
参观刘锦绣的农业合作化基地，让我感觉到一种轮回感。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的合作化，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然后是最近这三十年。文学经常以复古的方式来进行革新。现在很多地方用合作化的概念，看起来依然新鲜，有冲击力。
今后的中国当代乡土文学肯定会有一种新的变化，因为现实中已经发生了。那么，当代的作家怎么样来传达我们新的中国经验？怎样才能不再把我们的乡村写得那么的苦难？怎么样在创作中去发现和书写这种轮回感？如果哪个作家能在这方面写出大作品来，那么，他将赢得未来的中国——当代中国文学第三个三十年的天下。这是我的直觉。
晓 苏（作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这次采风，迫使我不能不对我以前的写作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以前，我写了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要么是批评，要么是哀怨，要么是凭吊，呈现的都是灰暗的乡村景象。我笔下的乡村人，也大都是灰暗的，不是扭曲就是变态，很少出现积极的、阳光的、正面的形象。现在看来，我以前的写作是严重脱离生活的，基本上是闭门造车。见到刘锦绣，我发现乡村已不是我臆想中的乡村，乡村在变革，村民在变化，涌现出很多新的东西。因此，我的写作也要调整，也要跟进，也要转型。
文学不单是文学，它与时代，与政治，与社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作者们不能只一味地关注自我，还应该把我们所处的现实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写作才能在现实中听到回声。
舒飞廉（作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除了在通俗文学与流行小说一块作业之外，我也写一点乡土题材的散文与短篇小说。看了刘绵绣的合作社，特别震动。这几年，我一直在读生态批评与美国自然文学方面的作品，也常回家乡孝感去看，思考着中国的乡村往何处去，美丽中国是否可能。刘绵绣义勇十足的行动，让我们这些由乡下出来的同龄人羞愧，也给了我这个“乡土作家”特别的启发。城镇化的运动，会让乡村人口越来越少，一部分乡土会变成“荒野”，自然环境得以修复，生物的多样性增加，这不是坏事；另外一方面，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刘绵绣“重新进入”乡土，整合留在家乡的民众，建立起“新公社”。“荒野修复”与“重新进入”，可能会产生出新的生态意义上的桃花源。我注意到绵绣的同事们，喊她“社长”，而不是总经理，也不是董事长，觉得特别可贵。刘锦绣社长的实践，让我对散文与小说写作中“重建乡土”的主题更有信心。
张慧兰（作家）：
我想讲两个关键词。一是坚守。参观刘锦绣的锦绣林牧黑山羊养殖基地后，结合文学，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每个人必须要学会坚守，一生只做一件事，一辈子只把一件事做好，这就是成功。我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诱惑，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自我提醒。以前，我的小说创作都是自发的，怡情养性，净化心灵，收获快乐。可现在，我觉得我的创作开始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结合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还是要有一定的担当，要努力创作出为这个时代所需要，为人民所需要的好作品。尽管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但我仍旧愿意有所承担。
二是困惑。现在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面对这些海量的信息，我们该如何过滤和筛选？我们又如何从众多的题材中挑选到最合适、最有价值的小说题材？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与我一样的写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解决的首要问题。
剑 南（诗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芳草》杂志给了诗人很高的荣誉，有三次将诗人的诗歌置于杂志的头条，我也曾有幸获得这一荣誉。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个诗歌的国度，它曾经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而且也是人际之间一种非常精致的交流方式。但随着多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小说、散文对诗歌中古老叙事领域的侵占等，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人再坚持认为诗歌仍具有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诗人们也不得不接受它在大众心中日益旁落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时代坚持诗歌写作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曾经有人问我，你还在写诗吗？你都写什么样的诗歌？我总是羞于回答。所有的写作都源于表达的欲望，但我最怕他们从我的诗歌中问出他们想要的情感、思想和生活。在我看来，诗歌不是一种正在经历着的现实，而是以静观的方式看到的，在新的冲突下再创造出来的新生活。我的诗歌只是我个人强烈感受生活的结果，从不是生活的复制品。我无法满足读者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对故事的猎奇和对个人隐私的窥伺欲。诗歌作为诗人的一种自我指认方式，它是诗人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以及审美等的一种诗性的揭示，是诗人对人类、社会、自然、历史及自身生命等的真切关照，但很难说诗歌怎样满足大众的趣味。或许，我们只有在诗歌中才能理解诗歌。
普 玄（作家）：
写作是我和宇宙交换能量的一种方式。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炼金术。我用这种方式，在凡俗的生活中寻找黄金。
舒辉波（作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仅仅因为一个短篇《荞麦花开》而受《芳草》邀请，我很感动。尽管我从不曾妄自菲薄。但这能看到《芳草》的情怀。今天坐在这里，让我更清楚地知道，现在我距离要去的地方还有多遥远。
曾经我写过少量的成人文学和影视剧本，目前主要是写儿童文学——这是一种容易被误解的写作。如果我说“我是写儿童文学的”，别人往往不屑一顾。但我想，既然儿童文学有“文学”二字，那么，衡量文学的尺度就应该是一致的。不管是温室里的花，还是悬崖上的树，都脚踩坚实大地，向着天空生发，最终还是我们自己的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写作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与这个人的气度和格局相关，与这个人的胸襟和视野相关，与这个人的心灵和情怀相关。我意志坚定，向着自己要去的方向，风雨兼程。 章国梅（作家）：
六年前，我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我的生活经历简单，毕业后就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直到现在。二○一五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变故。这一年，我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约定携手白头的人生命一天天衰竭，离我而去。任凭我如何努力也不能多挽留他一天。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原来是如此无奈，生命原来如此脆弱。
在医院工作，经常会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也偶尔会直面死亡。新生命的到来会让我喜悦，陨落则让我伤感。但这些和生活本身给我的苦难的触动远不能比。他走后我每天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我想写一篇怀念他的小说，可一直无法动笔。很快到了中元节。中元节是在世的人思念逝去亲人的节日，我希望他能回来，与我相聚。明知不可能，却仍心心念念。我坚信，他的灵魂始终存在，甚至一直伴随着我。就在那一日，我突然明白自己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完成这篇小说。我开始以他的视角——死亡视角开始。我将自己从里面抽离出来，尽量冷静、舒缓地叙述这段苦难。让读者去体会我那份深沉的痛苦以及我们之间因为永生分离的不舍。这就是我的那篇《鱼的记忆》。有人说，苦难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生活给我的苦难，我没法改变，那么我就感谢这苦难，让我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生死，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将不辜负生活给我的苦难。
宋离人（作家）：
近三十年来，我与文学保持着“一只脚在门内一只脚在门外”的若离若即的关系，这让我或多或少有着足够的清醒和自省。我爱文学，爱写作，但也知道文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业余写作的这些年，文学在给我心灵的安慰和寄托外，还让我衣袋渐宽，形销骨立。可是，我依旧难以割舍。十年前，我是文学青年，如今，我是文学中年，十年后，就是文学老年了。我没有后悔过。
我没有什么写作经验。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就是自娱自乐。三十年前，我十七岁，第一次参加笔会，是胡世全老师组织的大老岭笔会。我告诉了我的母亲，她很高兴。临走的那天，她特意为我煮了几个茶叶蛋，嘱咐我路上吃。后来，我带着这些蛋风尘仆仆地参会了。三十年后，我出差路过老家时，接到了《芳草》笔会的通知。我又跟母亲说我要赶回去开会。母亲已是一头白发了。她再次为我煮了茶叶蛋。我又带着这些蛋来了。三十年的两端，竟如此相似，都与文学相关，我很知足。我的恪守终于让我有了一次面对大家的机会。我知道这是文学的力量。我珍惜这份力量。
郭正卿（作家）：
参访刘锦绣创办的黑山羊养殖合作社，让人印象深刻。刘锦绣对苦难豁达的态度，刘锦绣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她的坚韧，她心怀大众的境界，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新型农民的面貌，一个非凡女人的震撼力，也激发了我的思索。
我在电台工作，做过多年的广播剧编导。目前，我国的广播剧因为还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市场化道路，几乎成了一个专为评奖而存在的艺术品种。为了迎合评奖的标准，大家一窝蜂地去做所谓正能量的东西。从刘锦绣带给我们的感动上面，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写诗，还是写小说、散文，如果我们把刘锦绣作为素材，我们怎样才能使产生出来的作品具有文学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不管是从人性的，还是社会的、自然的角度，必须要有独到的发现，必须要有独到的视角、独到的切入点，才能创作出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吕先觉（作家）：
一直以来，我对文学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并随着岁月的磨砺与洗礼不断地由心理需要升华为日常需要。而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迷茫，感到困惑，不知道今后究竟写什么，究竟怎么写，不知道今后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写、值得写。所幸的是，这次笔会为我提醒并提供了十分肯定的答案，它让我较为清晰地触摸到了今后小说创作的方向性与可行性。我生于长于鄂西北大山深处，多年坚持创作乡村题材小说，自诩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者了如指掌，但这次见闻过“牧羊女”刘锦秀的故事后，我深深震撼，也暗暗惊喜。我由此断定，乡村题材并不过时，过时的只有手法，永不过时的唯有内涵，刘锦秀的“黑山羊”应该成为一个永不过时文学符号。如此，我感觉我们今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不畏文学浮云遮望眼，坚持做一棵扎根于乡村这片文学沃土上的本分的大树，贪婪地吸纳生活，缜密地过滤生活，不断咀嚼，不断酝酿，最终使之涅槃再生，努力赋予作品圣果般的外延与内涵。
华 杉（作家）：
当一名作家是我儿时的梦想，《芳草》是我订阅的第一份杂志，并成为我和女友谈情说爱的纽带。我的小说处女作《小妹》是醒龙老师编发在由他主编的《赤壁》上的，刘老师请我到他当时任职的黄冈地区群艺馆拿样刊，为我办理了加入黄冈作协的手续，鼓励我一定要坚持写下去。二○一二年，团风县政府设立了“秦兆阳文学奖”，醒龙老师作为颁奖嘉宾接受了邀请。再次与醒龙老师相遇，我的创作热情被重新激发出来，小说频频见诸刊物。
这次，参观采访罗田锦秀林牧专业合作社，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农家女刘锦秀，使我们在平凡世界里发现美丽与崇高。在平凡世界里发现美丽、崇高，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情画意。我认为，这是小说创作的根本问题。作家要在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情画意，就是要做到“三贴近”，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在平凡世界里发现美丽崇高，才能获得创作的源泉。
袁 磊（诗人）：
对于诗歌，我关心的，是如何掏出内心的泥土、荷花来安放语言和词根，困惑也在于此：如何寻到适合当下的语言和特有的表陈方式，如何用个人独有的语言、节奏和气韵去处理诗歌叙事的问题，如古高士面壁苦修得道，甩拂尘而去达到虚无——我困惑的，正是当代汉诗在处理庸常中，如何达到这种虚无，目击成诗、一招必中。倒不是觉得自己无法把握住日常，相反，我倒觉得自己在处理日常事物时有一种“神力”，但写来写去就是那几个词汇、那几个意象，表达的也无非是那几种情绪，这让我感到很惶恐，这样应付一两年可以，长了便觉吃力、匮乏，找不到存在感。所以我总在失败和气馁间完成一首诗的现实主义，这种不自信让我对人世及万物充满了敬畏和自我的悲悯，让我能在始终无法把握、长存的陌生感和不断的探索中寻到汉语新的表现形式，这让我激动而又不安。 李鲁平（武汉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在座的作家当中，有的人写作风格比较灵动轻盈，有的比较有质感、有力度，有的比较鲜活、贴近生活和时代，有的机智一些，智慧一些，这些不同的面貌丰富了杂志的面貌，也丰富了文学的面貌。这都是大家的艺术特色和文学成就。
无论写乡村、都市还是写现在的城镇化，我们的叙述都呈现了我们所写的人物的生活。我们从作品里看出来“人生就是如此”，那么，如果人生仅仅就是就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写呢？庸常的人生、日常的人生是脆弱的，犹如草木，也是短暂的，有很多困难的。如果我们的写作无非是扩大了其他人的经验和感受，让其他人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真实和客观，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肯定在这样一种人生背后还有没有说出来的一种宏伟。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每个人在他的平凡的人生背后必然有一种没有被说出来的宏伟。
王新民（诗人、评论家）：
去刘锦绣的基地，我的感触也非常深。刘锦绣昨天讲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毫不经意地轻轻带过，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七○后这代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很多作家写苦难，写疼痛。然而她的人生，却是在超越苦难，超越疼痛。
现在读文学的越来越少，我想为这些年轻的或者不再年轻的作者写点东西。基层文学、底层文学未能引起关注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武汉作家协会关注业余作者的成长，想为他们的作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刘醒龙（《芳草》杂志主编、作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浸泡在历史与现实的苦水之中，近百年来，苦难几乎成了中国文学无以摆脱的主旨。一九七九年出生的刘锦秀，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同步生长，既亲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也创造了外人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的青春光彩，刘锦秀的出类拔萃象征着乡土中国真正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时候创作出二十一世纪特征的新的文学形象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应该融入新的中国元素，表现新的中国经验，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我们抒写美丽乡愁，是为着描绘锦绣河山。
朱小如说过，真正的诗可以“捧读”，“捧读”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境界，更实际一点地说，它也是一种方法。贺绍俊讲“思想发现”，在文学当中，思想发现也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想的状态。思想的过程比直接说出这种思想的结果更重要。如果你不具备这些，那么你可能就不具备伟大的胸怀，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显得小家子气。
晓苏在面对新的事物、新的文学元素的时候，能够及时地进行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我写《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的时候，还在群艺馆工作，写作都是谈笑之间。而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是在离此地不远的胜利镇。整整四十天，我没有见过一个人，成了当地的“身份可疑者”。那次写作，在方法和状态上是一种改变。写作可以是在谈笑之间，也可以是在寂寞安宁之间。大家的写作的方法和状态不仅相同，希望大家能够像李遇春教授说的那样，抓住我们“文学的新三十年”的新东西。
（责任编辑：李娟）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人类有两种创造，一种是创造物质世界，另一种是创造虚拟的现实世界——就是文学。只要人类存在，就要创造一个虚拟的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并驾齐驱，丰富了我们的现代文明。
作家们在创造虚拟的现实世界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思想发现。发现新时代的新元素，将之不断发酵，变成一个伟大的精神性的作品，而不是满足于去表现共性思想。刘锦秀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人物，通过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思想发现？这个人物形象，应该是新世纪的新的农民形象，和五○年代、八○年代的农民形象不一样。
长篇小说《一座营盘》中，作家直面现实，通过腐败去塑造了一个理想中的军人形象，写腐败，却又不仅仅写腐败，仍让人感觉到希望的存在。小说的次要人物——夏忧，他很有思想，对军队的腐败问题、制度问题看得很透，他忧国忧民，他经常会发表一些很不中听的言论，因此受到排挤，勉强求存。作家陶纯自己评价说“这是军人当中的精神贵族”。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思想发现。假如他抓住这个独到的思想发现去发酵，去写作，也许是一个更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晓苏的小说《三个乞丐》构思也非常精巧。我很认同洪治纲对它的点评：“……三个倏然而至的乞丐，成为一面镜子，照亮了当下乡村的人性图景，或者说像一把利刃，剖开了乡村农民的精神肌理。”
对于虚拟的现实世界的创造还体现在语言表达上。从这个角度说，我很欣赏《芳草》的定位——“汉语神韵”。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塑造虚拟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是通过文学来铸造自己的语言，不断地赋予其丰富的表达力和审美情韵。当下小说作家对叙事能力的锻炼不被重视，语言的丰富性不够，这不能体现出文学的魅力来。作家要追求独特的语言表达，这样的文学才能有更持久的魅力。
朱小如（《文学报》评论部原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小说逻辑和小说所提供的生活逻辑对大众有所引领，大家从中能读到新东西因此得到欢迎。新世纪再读，感觉却大有不同。为什么？先锋文学以后，小说的逻辑走到了生活的逻辑反面，这个时代过去了。到了今天，我们面对像刘锦绣这种人物，就感受到小说还没有生活精彩。那么，小说的地位又怎么跟以前比？又如何如拥有市场、拥有读者？如何去应对网络文学的冲击？
小说要向生活靠拢。比如说，普玄的“有江湖气”的小说，晓苏的那种原生态的叙述方式，都让我觉得耳目一新。我们的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是真的高于生活吗？我们带着生活的观点去看生活本身，如果你对生活有足够的尊重、足够的体验，那么你能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已属不易，要“高于生活”可能就有些夸张了。文学是虚构的。文学最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虚构，他能引领生活。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作品、经典作品都对生活有所引领。对于创作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看创作者的心胸和格局。一个作家，如果你自己心胸不伟大，你就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人类发展史的每一次思想突破都是以经验作为尺度。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础不是当时大行其道的神学。尼采说上帝死了，也是以当时的生活经验作为判断标准。现代化的中国，无法用西方国家所孵化的现代性理论来阐释。这既有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历史传统问题，也有汇入现代化的时代差异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轮番轰炸的现代性理论，哪一种能和中国的现代化遭遇无缝对接呢？这些年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又有哪一部作品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创作完成的呢？刘醒龙的《凤凰琴》、《分享艰难》等作品，无不是个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表现；而他在新世纪的文学创作，无一不是对新世纪社会生活的“经验”表现。去年，路遥的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再次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热潮，其原因和路遥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获取的经验有关。路遥写《人生》时，把改革开放以后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等报纸，按照时间顺序一天一天阅读，他还到煤矿去体验生活，去获得鲜活的经验。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获得丰富的经验，这是鲜活的，是我们创作应该把握的东西。作家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时，格外要珍惜自己的生活经验，格外要注重开发经验。至于作家如何依托经验去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刘 波（三峡大学副教授）：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但它的方式可以是叙事的，叙事能恒久地让诗歌保持终极抒情性。很多纯粹抒情的诗歌，如果将那些华丽的修辞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语言的虚饰没法支撑起诗歌的肌理和骨架，而叙事有时很难从诗歌里被拆解，它虽然让诗无法形成过多的格言警句，但如果叙事处理得到位，诗的整体美感会自然地透显出来，继而给人带来长久的震撼。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小说应该向诗歌学习语言的创造和那种飞翔之感，而诗歌必须向小说学习叙事。虽然两者属于不同的文体，但它们之间应该是有互通性的。那么，诗歌如何向小说学习叙事？我甚至觉得，这是诗歌保持先锋精神和现代性的正大一途。除开题材之外，当诗人们面对世俗生活时，如何将日常写得更富新意和诗性，精准的叙事或许能够为他提供一些答案。那天和哨兵兄聊天，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位诗人将《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写成了一首诗。我很期待去读这首诗，我很好奇诗人是怎样对小说进行重新转化，从而将自我的审美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我想他一定在写作中运用了其独特的叙事手法。
对于诗人来说，跨界的阅读也很重要。诗人不能仅局限于读诗歌，更应该从诗歌以外的地方汲取营养，比如多读小说和理论著作，甚至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书籍。诗歌写到一定程度和境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也是人和世界的问题，是更广博的美学与人学问题。 李遇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做文学评论的过程中，我时常感到，我们不一定依附在作家的创作上，像寄生物一样存在。写作一定是自己的某种意愿，是一种言说之妙。评论家应该向作家们学习，阅读他们的作品，吸纳精华，为自己构建一个文学评论的王国。通过不断的汇集与交错，评论家不断地丰富自己，以取得作家的信任和肯定，而评论家在得到作家的赏识的同时，也为作家的创作灌注了新的血液和思想。这也为作家和评论家之间构建了平等的对话基础。
参观刘锦绣的农业合作化基地，让我感觉到一种轮回感。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的合作化，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然后是最近这三十年。文学经常以复古的方式来进行革新。现在很多地方用合作化的概念，看起来依然新鲜，有冲击力。
今后的中国当代乡土文学肯定会有一种新的变化，因为现实中已经发生了。那么，当代的作家怎么样来传达我们新的中国经验？怎样才能不再把我们的乡村写得那么的苦难？怎么样在创作中去发现和书写这种轮回感？如果哪个作家能在这方面写出大作品来，那么，他将赢得未来的中国——当代中国文学第三个三十年的天下。这是我的直觉。
晓 苏（作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这次采风，迫使我不能不对我以前的写作进行一些必要的反思。以前，我写了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要么是批评，要么是哀怨，要么是凭吊，呈现的都是灰暗的乡村景象。我笔下的乡村人，也大都是灰暗的，不是扭曲就是变态，很少出现积极的、阳光的、正面的形象。现在看来，我以前的写作是严重脱离生活的，基本上是闭门造车。见到刘锦绣，我发现乡村已不是我臆想中的乡村，乡村在变革，村民在变化，涌现出很多新的东西。因此，我的写作也要调整，也要跟进，也要转型。
文学不单是文学，它与时代，与政治，与社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作者们不能只一味地关注自我，还应该把我们所处的现实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我们的写作才能在现实中听到回声。
舒飞廉（作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除了在通俗文学与流行小说一块作业之外，我也写一点乡土题材的散文与短篇小说。看了刘绵绣的合作社，特别震动。这几年，我一直在读生态批评与美国自然文学方面的作品，也常回家乡孝感去看，思考着中国的乡村往何处去，美丽中国是否可能。刘绵绣义勇十足的行动，让我们这些由乡下出来的同龄人羞愧，也给了我这个“乡土作家”特别的启发。城镇化的运动，会让乡村人口越来越少，一部分乡土会变成“荒野”，自然环境得以修复，生物的多样性增加，这不是坏事；另外一方面，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刘绵绣“重新进入”乡土，整合留在家乡的民众，建立起“新公社”。“荒野修复”与“重新进入”，可能会产生出新的生态意义上的桃花源。我注意到绵绣的同事们，喊她“社长”，而不是总经理，也不是董事长，觉得特别可贵。刘锦绣社长的实践，让我对散文与小说写作中“重建乡土”的主题更有信心。
张慧兰（作家）：
我想讲两个关键词。一是坚守。参观刘锦绣的锦绣林牧黑山羊养殖基地后，结合文学，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每个人必须要学会坚守，一生只做一件事，一辈子只把一件事做好，这就是成功。我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诱惑，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自我提醒。以前，我的小说创作都是自发的，怡情养性，净化心灵，收获快乐。可现在，我觉得我的创作开始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结合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还是要有一定的担当，要努力创作出为这个时代所需要，为人民所需要的好作品。尽管个人的力量很微薄，但我仍旧愿意有所承担。
二是困惑。现在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知识大爆炸的时代。面对这些海量的信息，我们该如何过滤和筛选？我们又如何从众多的题材中挑选到最合适、最有价值的小说题材？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与我一样的写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智慧来解决的首要问题。
剑 南（诗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芳草》杂志给了诗人很高的荣誉，有三次将诗人的诗歌置于杂志的头条，我也曾有幸获得这一荣誉。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个诗歌的国度，它曾经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而且也是人际之间一种非常精致的交流方式。但随着多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小说、散文对诗歌中古老叙事领域的侵占等，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没有人再坚持认为诗歌仍具有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诗人们也不得不接受它在大众心中日益旁落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时代坚持诗歌写作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曾经有人问我，你还在写诗吗？你都写什么样的诗歌？我总是羞于回答。所有的写作都源于表达的欲望，但我最怕他们从我的诗歌中问出他们想要的情感、思想和生活。在我看来，诗歌不是一种正在经历着的现实，而是以静观的方式看到的，在新的冲突下再创造出来的新生活。我的诗歌只是我个人强烈感受生活的结果，从不是生活的复制品。我无法满足读者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对故事的猎奇和对个人隐私的窥伺欲。诗歌作为诗人的一种自我指认方式，它是诗人的信仰、价值、尊严、情感以及审美等的一种诗性的揭示，是诗人对人类、社会、自然、历史及自身生命等的真切关照，但很难说诗歌怎样满足大众的趣味。或许，我们只有在诗歌中才能理解诗歌。
普 玄（作家）：
写作是我和宇宙交换能量的一种方式。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炼金术。我用这种方式，在凡俗的生活中寻找黄金。
舒辉波（作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
仅仅因为一个短篇《荞麦花开》而受《芳草》邀请，我很感动。尽管我从不曾妄自菲薄。但这能看到《芳草》的情怀。今天坐在这里，让我更清楚地知道，现在我距离要去的地方还有多遥远。
曾经我写过少量的成人文学和影视剧本，目前主要是写儿童文学——这是一种容易被误解的写作。如果我说“我是写儿童文学的”，别人往往不屑一顾。但我想，既然儿童文学有“文学”二字，那么，衡量文学的尺度就应该是一致的。不管是温室里的花，还是悬崖上的树，都脚踩坚实大地，向着天空生发，最终还是我们自己的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写作最终能够达到的高度，与这个人的气度和格局相关，与这个人的胸襟和视野相关，与这个人的心灵和情怀相关。我意志坚定，向着自己要去的方向，风雨兼程。 章国梅（作家）：
六年前，我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我的生活经历简单，毕业后就在医院从事护理工作，直到现在。二○一五年，我的生活发生了变故。这一年，我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约定携手白头的人生命一天天衰竭，离我而去。任凭我如何努力也不能多挽留他一天。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原来是如此无奈，生命原来如此脆弱。
在医院工作，经常会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也偶尔会直面死亡。新生命的到来会让我喜悦，陨落则让我伤感。但这些和生活本身给我的苦难的触动远不能比。他走后我每天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我想写一篇怀念他的小说，可一直无法动笔。很快到了中元节。中元节是在世的人思念逝去亲人的节日，我希望他能回来，与我相聚。明知不可能，却仍心心念念。我坚信，他的灵魂始终存在，甚至一直伴随着我。就在那一日，我突然明白自己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完成这篇小说。我开始以他的视角——死亡视角开始。我将自己从里面抽离出来，尽量冷静、舒缓地叙述这段苦难。让读者去体会我那份深沉的痛苦以及我们之间因为永生分离的不舍。这就是我的那篇《鱼的记忆》。有人说，苦难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生活给我的苦难，我没法改变，那么我就感谢这苦难，让我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了生死，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我将不辜负生活给我的苦难。
宋离人（作家）：
近三十年来，我与文学保持着“一只脚在门内一只脚在门外”的若离若即的关系，这让我或多或少有着足够的清醒和自省。我爱文学，爱写作，但也知道文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业余写作的这些年，文学在给我心灵的安慰和寄托外，还让我衣袋渐宽，形销骨立。可是，我依旧难以割舍。十年前，我是文学青年，如今，我是文学中年，十年后，就是文学老年了。我没有后悔过。
我没有什么写作经验。我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就是自娱自乐。三十年前，我十七岁，第一次参加笔会，是胡世全老师组织的大老岭笔会。我告诉了我的母亲，她很高兴。临走的那天，她特意为我煮了几个茶叶蛋，嘱咐我路上吃。后来，我带着这些蛋风尘仆仆地参会了。三十年后，我出差路过老家时，接到了《芳草》笔会的通知。我又跟母亲说我要赶回去开会。母亲已是一头白发了。她再次为我煮了茶叶蛋。我又带着这些蛋来了。三十年的两端，竟如此相似，都与文学相关，我很知足。我的恪守终于让我有了一次面对大家的机会。我知道这是文学的力量。我珍惜这份力量。
郭正卿（作家）：
参访刘锦绣创办的黑山羊养殖合作社，让人印象深刻。刘锦绣对苦难豁达的态度，刘锦绣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她的坚韧，她心怀大众的境界，给我们呈现出一个新型农民的面貌，一个非凡女人的震撼力，也激发了我的思索。
我在电台工作，做过多年的广播剧编导。目前，我国的广播剧因为还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市场化道路，几乎成了一个专为评奖而存在的艺术品种。为了迎合评奖的标准，大家一窝蜂地去做所谓正能量的东西。从刘锦绣带给我们的感动上面，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无论是写诗，还是写小说、散文，如果我们把刘锦绣作为素材，我们怎样才能使产生出来的作品具有文学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不管是从人性的，还是社会的、自然的角度，必须要有独到的发现，必须要有独到的视角、独到的切入点，才能创作出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吕先觉（作家）：
一直以来，我对文学怀有宗教般的虔诚，并随着岁月的磨砺与洗礼不断地由心理需要升华为日常需要。而正因为如此，我越来越感到迷茫，感到困惑，不知道今后究竟写什么，究竟怎么写，不知道今后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写、值得写。所幸的是，这次笔会为我提醒并提供了十分肯定的答案，它让我较为清晰地触摸到了今后小说创作的方向性与可行性。我生于长于鄂西北大山深处，多年坚持创作乡村题材小说，自诩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者了如指掌，但这次见闻过“牧羊女”刘锦秀的故事后，我深深震撼，也暗暗惊喜。我由此断定，乡村题材并不过时，过时的只有手法，永不过时的唯有内涵，刘锦秀的“黑山羊”应该成为一个永不过时文学符号。如此，我感觉我们今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不畏文学浮云遮望眼，坚持做一棵扎根于乡村这片文学沃土上的本分的大树，贪婪地吸纳生活，缜密地过滤生活，不断咀嚼，不断酝酿，最终使之涅槃再生，努力赋予作品圣果般的外延与内涵。
华 杉（作家）：
当一名作家是我儿时的梦想，《芳草》是我订阅的第一份杂志，并成为我和女友谈情说爱的纽带。我的小说处女作《小妹》是醒龙老师编发在由他主编的《赤壁》上的，刘老师请我到他当时任职的黄冈地区群艺馆拿样刊，为我办理了加入黄冈作协的手续，鼓励我一定要坚持写下去。二○一二年，团风县政府设立了“秦兆阳文学奖”，醒龙老师作为颁奖嘉宾接受了邀请。再次与醒龙老师相遇，我的创作热情被重新激发出来，小说频频见诸刊物。
这次，参观采访罗田锦秀林牧专业合作社，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农家女刘锦秀，使我们在平凡世界里发现美丽与崇高。在平凡世界里发现美丽、崇高，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情画意。我认为，这是小说创作的根本问题。作家要在日常生活中开掘诗情画意，就是要做到“三贴近”，扎根基层，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在平凡世界里发现美丽崇高，才能获得创作的源泉。
袁 磊（诗人）：
对于诗歌，我关心的，是如何掏出内心的泥土、荷花来安放语言和词根，困惑也在于此：如何寻到适合当下的语言和特有的表陈方式，如何用个人独有的语言、节奏和气韵去处理诗歌叙事的问题，如古高士面壁苦修得道，甩拂尘而去达到虚无——我困惑的，正是当代汉诗在处理庸常中，如何达到这种虚无，目击成诗、一招必中。倒不是觉得自己无法把握住日常，相反，我倒觉得自己在处理日常事物时有一种“神力”，但写来写去就是那几个词汇、那几个意象，表达的也无非是那几种情绪，这让我感到很惶恐，这样应付一两年可以，长了便觉吃力、匮乏，找不到存在感。所以我总在失败和气馁间完成一首诗的现实主义，这种不自信让我对人世及万物充满了敬畏和自我的悲悯，让我能在始终无法把握、长存的陌生感和不断的探索中寻到汉语新的表现形式，这让我激动而又不安。 李鲁平（武汉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
在座的作家当中，有的人写作风格比较灵动轻盈，有的比较有质感、有力度，有的比较鲜活、贴近生活和时代，有的机智一些，智慧一些，这些不同的面貌丰富了杂志的面貌，也丰富了文学的面貌。这都是大家的艺术特色和文学成就。
无论写乡村、都市还是写现在的城镇化，我们的叙述都呈现了我们所写的人物的生活。我们从作品里看出来“人生就是如此”，那么，如果人生仅仅就是就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写呢？庸常的人生、日常的人生是脆弱的，犹如草木，也是短暂的，有很多困难的。如果我们的写作无非是扩大了其他人的经验和感受，让其他人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真实和客观，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要肯定在这样一种人生背后还有没有说出来的一种宏伟。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每个人在他的平凡的人生背后必然有一种没有被说出来的宏伟。
王新民（诗人、评论家）：
去刘锦绣的基地，我的感触也非常深。刘锦绣昨天讲她自己的人生经历，毫不经意地轻轻带过，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七○后这代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很多作家写苦难，写疼痛。然而她的人生，却是在超越苦难，超越疼痛。
现在读文学的越来越少，我想为这些年轻的或者不再年轻的作者写点东西。基层文学、底层文学未能引起关注是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们武汉作家协会关注业余作者的成长，想为他们的作品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刘醒龙（《芳草》杂志主编、作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浸泡在历史与现实的苦水之中，近百年来，苦难几乎成了中国文学无以摆脱的主旨。一九七九年出生的刘锦秀，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同步生长，既亲历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也创造了外人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的青春光彩，刘锦秀的出类拔萃象征着乡土中国真正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时候创作出二十一世纪特征的新的文学形象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创作应该融入新的中国元素，表现新的中国经验，讲述新的中国故事。我们抒写美丽乡愁，是为着描绘锦绣河山。
朱小如说过，真正的诗可以“捧读”，“捧读”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境界，更实际一点地说，它也是一种方法。贺绍俊讲“思想发现”，在文学当中，思想发现也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想的状态。思想的过程比直接说出这种思想的结果更重要。如果你不具备这些，那么你可能就不具备伟大的胸怀，写出来的东西就会显得小家子气。
晓苏在面对新的事物、新的文学元素的时候，能够及时地进行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正确的，也是唯一的方法。我写《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的时候，还在群艺馆工作，写作都是谈笑之间。而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是在离此地不远的胜利镇。整整四十天，我没有见过一个人，成了当地的“身份可疑者”。那次写作，在方法和状态上是一种改变。写作可以是在谈笑之间，也可以是在寂寞安宁之间。大家的写作的方法和状态不仅相同，希望大家能够像李遇春教授说的那样，抓住我们“文学的新三十年”的新东西。
（责任编辑：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