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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民主的大会、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大会。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党的主要任务，发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号召，对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制度和党代表大会制等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再后延的中共八大
按照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开一次。中共七大是1945年召开的，三年后的1948年，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时期，这时显然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在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巩固，反革命分子的颠覆破坏时有发生，中国人民还要全力进行美国人强加的抗美援朝战争，因此党还没有时间来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通过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社会秩序已经稳定，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且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时，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召开八大的问题。但是，到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这一年又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八大召开的时间又只得后延。
1955年3月，为总结“高饶事件”的教训，按照原定计划，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在3月3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结论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八大有三个议事日程，一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修改党章，三是选举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等工作都要大进一步，为胜利召开八大而斗争。
讲话中，毛泽东还解释了要抓紧时间召开八大的原因。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毛泽东还说：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使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后，大会的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召开八大的各项组织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案草案的说明》。
1955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956年9月召开八大，并且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超额完成。
大会文件的准备
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筹备工作就是准备大会文件。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八大标志我们党前进了一步，而开好这次大会，使党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好的文件。八大的主要文件有大会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二五”计划）建议、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为准备好这些文件，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就组织了三个写作班子：一个是由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等7人组成的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一个是由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谭震林等9人组成的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再一个是由周恩来组织国家计委人员起草“二五”计划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按照事先政治局的决定，八大上刘少奇将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七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陆续听取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汇报。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他连续听了30多个部门的汇报，目的在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写出一个好的政治报告来。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不久，他从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汇报工作，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从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极为紧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只要抽得出时间也参加。各部委在汇报前，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逐渐清晰，他最后将各种矛盾问题归纳为十种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这十大关系是：（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中，贯串一个基本的思想，这就是要“以苏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毛泽东当时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
在此之前，刘少奇指示陈伯达负责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应该说陈伯达对起草这个报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费时一个月，写出了一个初稿，交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看后不满意，便把稿子给胡乔木看了，并问他对稿子有什么意见。胡乔木在认真看过稿子后说，这个稿子不像党中央向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于是，刘少奇对胡乔木说，他写得不行，你来搞一个，转过头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
胡乔木接受任务后，开始了认真的起草工作。胡乔木以毛泽东讲的十大关系为纲，于7月初写了第一稿，题目为《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同时，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在抓紧进行。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互为关联的两件事，主要的负责人都是邓小平。邓小平先抓了修改党章的工作。经过起草委员会5个月的紧张工作，到1955年10月，党章的第一次修改稿，即《中国共产党章程（初稿）》起草出来了。
随后，邓小平对党章初稿从内容到文字，都做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并加写了“人民解放军党组织”一条。后又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1956年4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次修改稿）》。
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有两项，一是听取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二是讨论党章第二次修改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28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专门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党代会的常任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邓小平主持党章修改小组对党章第二次修改稿又做了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加写了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党代表采用常任制。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创造。
在充分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的意见后，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落实中央机构的设置方案，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以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成员包括彭真、彭德怀、董必武等20人。
8月5日，邓小平将专门委员会讨论的中央机构设置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这个方案的内容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和副主席若干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毛泽东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基本没再做什么改动，只是在“副主席若干人”之后，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六个字。至于总书记人选，毛泽东已胸有成竹，那就是邓小平。
在修改党章的基础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在紧张地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是由胡乔木起草的。7月下旬，胡乔木起草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党纲部分进行说明。8月上旬又写了报告的后半部分，内容是对党章中一些重要条文进行的说明。
拿到胡乔木的初稿后，邓小平着手进行修改。他没有对草稿的结构做大的改动，主要是补写了党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党组织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的建设的新任务等内容。随后，邓小平将报告提交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征求意见，由委员会集体修改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有对报告进行大的修改，只是增写了少量的文字。
由于各起草委员会的努力，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随后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并分别对这几个文件草稿逐字逐句进行了重要修改。从1955年8月22日至1956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研究八大事宜的各种会议、约谈、会见达130余次。在这些文件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民主精神。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起草关于“二五”计划建议，起草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从1955年8月开始，周恩来着手组织“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起初提出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大体数字，但年底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各领域各部门都提出要反“右倾保守”思想，使得各项计划指标突破了实际承受的可能，并由此引发了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使国民经济发展有比例失衡的危险。为此，1956年春夏，周恩来、陈云等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并将“二五”计划建议中的高指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并按照反冒进的思想领导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稿）》的起草。7月下旬，建议草稿基本写成。在起草“二五”计划建议的同时，周恩来也组织起草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在这两个文件的初稿中，曾多次提到“多、快、好、省”的问题。对于这个口号，周恩来在最初修改的时候曾给予保留，但又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但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周恩来感到，自从“多、快、好、省”的口号提出后，人们往往只注重“多”与“快”，而忽视“好”与“省”，变成了片面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经过再三考虑，他把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等字句删掉了。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没有再提“多、快、好、省”。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批评反冒进时，这竟成为批评周恩来的一条理由。
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到1956年8月中旬，各项重要文件的起草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及国家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相继举行本地区或本系统的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八大的代表。全党共选出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
1956年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7人、候补中央委员21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42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做了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准备八次大会。第一，有5个文件，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一个是党章报告，一个是经济计划，一个是经济计划报告，请大家讨论修改。第二，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第三，发言问题，准备有80人左右发言，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七次大会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这次大会的基本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凡是不利于这样的方法（团结一切力量）、这样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方针，我们就要批评和反对。这是我们这次大会，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旗帜。
邓小平就有关事项做了说明。在讲到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时，他要求各代表团必须在9月7日前，全都把意见提出来。这时，毛泽东插话道：“政治报告9万字，我现在提议，这个报告有些地方要重写，精简节约，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缩小三分之一，更通达一点，看起来不那么费力，大家还欢迎。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报告。如果中央委员会同意，就请少奇同志作报告。”
对于大会发言，邓小平提出，发言一般不超过20分钟，有20分钟发言的，有3分钟发言的，有5分钟发言的，4分钟发言的，十几分钟发言的，要多样化，活泼一点。无论如何以8000字左右为限度，最多不超过一万字。这次大会发言算起来8天，36小时，争取一百人发言。在邓小平讲话中，毛泽东插话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又说，还可以组织一些书面发言。他还对发言的内容提出要求，认为发言中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也不要呆板，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就根本不许讲，那也不好。
邓小平又对大会的选举工作做了说明。接着，毛泽东就选举问题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是关于常任代表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章草案上有个常任代表制。这是鉴于过去11年没有开会，有各种原因，其中有一种原因，就是惰性。总而言之，战争那么忙是难开的。现在情况改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常任代表。这样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可见，这时的毛泽东是非常注重党内批评和党内民主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央的组成。毛泽东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方便，准备设几道屏障，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当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会，常委会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没有总书记，也没有副主席。为什么要增设这些职务，毛泽东解释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七大和八大间的中央委员会及它的政治局实行的路线对不对。毛泽东对此做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这11年来，虽然工作中也有错误，但路线是正确的。这条路线在同机会主义路线奋斗后产生，是七大所规定的路线，中央执行了七大的路线，而七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的举行
8月30日晚，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946人。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报告，主要说明大会日程、规则、预备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候选人的提名等问题。
在邓小平做完报告后，毛泽东做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第二，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第三，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150到170人，比七届中央委员会的77人增加一倍多一点。毛泽东对此做了肯定，认为这样比较妥当。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
9月10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对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提出的经过做了说明。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分别代表华北、中南、华东代表团做了发言，就这个名单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会上，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搞建设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等问题，做了讲话。对于候选人名单，毛泽东说，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也犯得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按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搞到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有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他还说，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这次也可能有个别的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是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会议通过了候选人名单。9月12日，各代表团对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进行了第一次预选，结果有170人被提名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八大预备会议也就于这天结束。
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再次就大会的文件、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和中央机构的设立等问题做了讲话。他重点讲了选举问题，再次提到了设四个副主席和总书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党的安全。他还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他还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对邓小平和陈云做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他还称赞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未完待续）
一再后延的中共八大
按照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开一次。中共七大是1945年召开的，三年后的1948年，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大决战时期，这时显然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在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巩固，反革命分子的颠覆破坏时有发生，中国人民还要全力进行美国人强加的抗美援朝战争，因此党还没有时间来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通过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社会秩序已经稳定，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且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时，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召开八大的问题。但是，到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这一年又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八大召开的时间又只得后延。
1955年3月，为总结“高饶事件”的教训，按照原定计划，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在3月3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结论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八大有三个议事日程，一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修改党章，三是选举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等工作都要大进一步，为胜利召开八大而斗争。
讲话中，毛泽东还解释了要抓紧时间召开八大的原因。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毛泽东还说：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使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后，大会的筹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筹备召开八大的各项组织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案草案的说明》。
1955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956年9月召开八大，并且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前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超额完成。
大会文件的准备
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筹备工作就是准备大会文件。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八大标志我们党前进了一步，而开好这次大会，使党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好的文件。八大的主要文件有大会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二五”计划）建议、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为准备好这些文件，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就组织了三个写作班子：一个是由王稼祥、刘少奇、陈云、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邓小平等7人组成的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一个是由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胡乔木、马明方、杨尚昆、邓小平、谭震林等9人组成的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再一个是由周恩来组织国家计委人员起草“二五”计划建议和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按照事先政治局的决定，八大上刘少奇将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七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陆续听取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汇报。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一直到1956年3月上旬，他连续听了30多个部门的汇报，目的在于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写出一个好的政治报告来。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不久，他从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汇报工作，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从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43天。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极为紧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只要抽得出时间也参加。各部委在汇报前，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逐渐清晰，他最后将各种矛盾问题归纳为十种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这十大关系是：（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中，贯串一个基本的思想，这就是要“以苏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毛泽东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也是毛泽东当时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
在此之前，刘少奇指示陈伯达负责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应该说陈伯达对起草这个报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费时一个月，写出了一个初稿，交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看后不满意，便把稿子给胡乔木看了，并问他对稿子有什么意见。胡乔木在认真看过稿子后说，这个稿子不像党中央向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于是，刘少奇对胡乔木说，他写得不行，你来搞一个，转过头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
胡乔木接受任务后，开始了认真的起草工作。胡乔木以毛泽东讲的十大关系为纲，于7月初写了第一稿，题目为《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同时，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在抓紧进行。
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互为关联的两件事，主要的负责人都是邓小平。邓小平先抓了修改党章的工作。经过起草委员会5个月的紧张工作，到1955年10月，党章的第一次修改稿，即《中国共产党章程（初稿）》起草出来了。
随后，邓小平对党章初稿从内容到文字，都做了逐字逐句的修改，并加写了“人民解放军党组织”一条。后又经过半年的反复修改，于1956年4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次修改稿）》。
4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有两项，一是听取毛泽东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二是讨论党章第二次修改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28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专门就设几个中央副主席、党代会的常任制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邓小平主持党章修改小组对党章第二次修改稿又做了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加写了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党代表采用常任制。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上的一个重大创造。
在充分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的意见后，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落实中央机构的设置方案，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以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成员包括彭真、彭德怀、董必武等20人。
8月5日，邓小平将专门委员会讨论的中央机构设置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这个方案的内容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和副主席若干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毛泽东对这个方案比较满意，基本没再做什么改动，只是在“副主席若干人”之后，加写了“和总书记一人”六个字。至于总书记人选，毛泽东已胸有成竹，那就是邓小平。
在修改党章的基础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在紧张地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是由胡乔木起草的。7月下旬，胡乔木起草了报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对党纲部分进行说明。8月上旬又写了报告的后半部分，内容是对党章中一些重要条文进行的说明。
拿到胡乔木的初稿后，邓小平着手进行修改。他没有对草稿的结构做大的改动，主要是补写了党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党组织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的建设的新任务等内容。随后，邓小平将报告提交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征求意见，由委员会集体修改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有对报告进行大的修改，只是增写了少量的文字。
由于各起草委员会的努力，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顺利进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随后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并分别对这几个文件草稿逐字逐句进行了重要修改。从1955年8月22日至1956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研究八大事宜的各种会议、约谈、会见达130余次。在这些文件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充分体现出民主精神。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起草关于“二五”计划建议，起草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从1955年8月开始，周恩来着手组织“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起初提出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大体数字，但年底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各领域各部门都提出要反“右倾保守”思想，使得各项计划指标突破了实际承受的可能，并由此引发了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使国民经济发展有比例失衡的危险。为此，1956年春夏，周恩来、陈云等提出了反冒进的主张，并将“二五”计划建议中的高指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并按照反冒进的思想领导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稿）》的起草。7月下旬，建议草稿基本写成。在起草“二五”计划建议的同时，周恩来也组织起草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在这两个文件的初稿中，曾多次提到“多、快、好、省”的问题。对于这个口号，周恩来在最初修改的时候曾给予保留，但又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但在反冒进的过程中，周恩来感到，自从“多、快、好、省”的口号提出后，人们往往只注重“多”与“快”，而忽视“好”与“省”，变成了片面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经过再三考虑，他把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等字句删掉了。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没有再提“多、快、好、省”。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批评反冒进时，这竟成为批评周恩来的一条理由。
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起草、讨论和修改，到1956年8月中旬，各项重要文件的起草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及国家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相继举行本地区或本系统的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出席八大的代表。全党共选出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
1956年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7人、候补中央委员21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42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做了讲话。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准备八次大会。第一，有5个文件，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一个是党章报告，一个是经济计划，一个是经济计划报告，请大家讨论修改。第二，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第三，发言问题，准备有80人左右发言，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七次大会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这次大会的基本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凡是不利于这样的方法（团结一切力量）、这样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方针，我们就要批评和反对。这是我们这次大会，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旗帜。
邓小平就有关事项做了说明。在讲到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时，他要求各代表团必须在9月7日前，全都把意见提出来。这时，毛泽东插话道：“政治报告9万字，我现在提议，这个报告有些地方要重写，精简节约，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缩小三分之一，更通达一点，看起来不那么费力，大家还欢迎。政治局准备公推少奇同志作报告。如果中央委员会同意，就请少奇同志作报告。”
对于大会发言，邓小平提出，发言一般不超过20分钟，有20分钟发言的，有3分钟发言的，有5分钟发言的，4分钟发言的，十几分钟发言的，要多样化，活泼一点。无论如何以8000字左右为限度，最多不超过一万字。这次大会发言算起来8天，36小时，争取一百人发言。在邓小平讲话中，毛泽东插话说：“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又说，还可以组织一些书面发言。他还对发言的内容提出要求，认为发言中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也不要呆板，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就根本不许讲，那也不好。
邓小平又对大会的选举工作做了说明。接着，毛泽东就选举问题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是关于常任代表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章草案上有个常任代表制。这是鉴于过去11年没有开会，有各种原因，其中有一种原因，就是惰性。总而言之，战争那么忙是难开的。现在情况改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常任代表。这样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可见，这时的毛泽东是非常注重党内批评和党内民主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央的组成。毛泽东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方便，准备设几道屏障，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当总书记。想组织一个书记处，这个书记处是一个机关，管日常工作。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会，常委会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还有主席、副主席，过去没有总书记，也没有副主席。为什么要增设这些职务，毛泽东解释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6亿人口，1100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总书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七大和八大间的中央委员会及它的政治局实行的路线对不对。毛泽东对此做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这11年来，虽然工作中也有错误，但路线是正确的。这条路线在同机会主义路线奋斗后产生，是七大所规定的路线，中央执行了七大的路线，而七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的举行
8月30日晚，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946人。毛泽东主持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报告，主要说明大会日程、规则、预备会议期间的工作安排、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候选人的提名等问题。
在邓小平做完报告后，毛泽东做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第二，关于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第三，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150到170人，比七届中央委员会的77人增加一倍多一点。毛泽东对此做了肯定，认为这样比较妥当。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
9月10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二次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对八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和提出的经过做了说明。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分别代表华北、中南、华东代表团做了发言，就这个名单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会上，毛泽东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搞建设要造就知识分子队伍，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等问题，做了讲话。对于候选人名单，毛泽东说，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也犯得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按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搞到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有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他还说，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这次也可能有个别的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是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会议通过了候选人名单。9月12日，各代表团对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进行了第一次预选，结果有170人被提名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八大预备会议也就于这天结束。
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再次就大会的文件、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和中央机构的设立等问题做了讲话。他重点讲了选举问题，再次提到了设四个副主席和总书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党的安全。他还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他还说：“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在讲话中，毛泽东还对邓小平和陈云做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这时，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他还称赞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