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江南——生态史视域下的江南空间与话语

来源 :历史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jx542398964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空间越来越小的变动过程视为中国经济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过程,或可构建“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的立体化的“新江南史”。
其他文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南五口,粤海关一口通商的体制被打破。1843-1854年间,粤海关为应对变局,进行了以下调整:在机构与人事方面,改设、添设了一些税口,增加了百余名书役,但清政府中枢与广东地方当局纠缠于添设书役等细节,未能在海关监督人选和中枢层面进行大的调整;在夷税政策方面,制定了统一的税则、税率和关期,但未能进一步建立统一的夷税收支机构;在夷税收入方面,粤海关起伏较大,江海关收入急剧上升,除贸易重心转移外,这背后还涉及巨额走私,而江海关贸易地位的上升也预示着以粤海关为主的税务体系将难以持
度量衡划一关乎民众生活、市场拓展,又于政权统一和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国民政府鼎立南京后立即启动度量衡改制,以商会为主体的商入团体也积极参与其中,充分表达了商界对新制的期盼及诉求,并广泛宣传改制的重要性和参与检查新制实施状况,调解因使用新制而产生的纠纷;劝导涉外商号和租界华商改用新制,推动了海关和租界两处的改制。但在新制与旧习、商人惯用的外国度量衡之间发生冲突时,商会往往代表商界与政府交涉,要求暂缓改制,或依习惯对新制进行修正,少数地方商人和商会甚至不惜暴力抗拒。这也是改制时商界、学界与政府不得不面
《突厥语大词典》记录的古地名Qatun Sini“可敦墓”位于哈密东,纬度与哈密相同,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探讨QatunSini“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将昭君墓视作可敦墓,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将《突厥语大词典》所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QatunSini“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携手青海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将于2020年8月12—14日(暂定)在青海西宁举办第七届青年史学家论坛。现面向学界公开征稿,欢迎广大青年学者踊跃投稿。
《[侜?貝]匜》是西周后期的重要彝文,多被认定为一件司法判决书。该文虽然涉及争讼,但其性质并非法律判决,而是周代权贵基于诉讼行为而对于“委质为臣”者(牧牛)的训斥。牧牛遭受重罚,并非无“理”,而是违背了“委质为臣”者所应遵守之“礼”。此铭对于认识西周后期的法律观念以及礼法关系演变有重要价值。
15世纪中叶以降,江南开发重心向高乡转移,区域市镇化加速,“主姓市”现象突出。伴随明代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从财富导向向科举导向的转变,一部分市镇“主姓”成功完成向士绅阶层的转型,继续着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并表现出与市镇紧密的关系状态,其地方保护意识与相关行为,影响和反映着市镇的自我认同。晚明各市镇中权势“主姓”的“畛域之见”,影响到州县日常的行政管理,甚至一度冲击传统基层区划组织结构。这表明,市镇与其区域内权势大族的关系,对基层地域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早期五四纪念经历了个体自主参与到党团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共创立前,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谭平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着力推动五四纪念,并为其增添了民众动员的新语义。中共建党初期,随着时局恶化及革命诉求增强,除倡导“到民间去”、“打倒军阀”的纪念话语外,还将其付诸实践,以青年团领导学生发动民众,从事救国运动。至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在国共合作背景下,进一步充实五四纪念话语,积极宣传“国民运动”、“民族运动”,开展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中共早期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与纪念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五四阐释的基
美国历史学家引入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吸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滋养,并受社会史、文化史和跨国史等学术潮流的推动,对政治史研究进行改造,逐渐发展出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路径,形成一套相应的方法论,尤其是明确界定了文化和心理在政治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把非理性因素纳入政治史考察的范围,强化语境主义的意识和技艺,还在因果模式之外开拓了理解和阐释的途径。在此基础上,美国政治史家对精英政治文化、大众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等加以探究,并结合新文化史、跨国史和情感史等开掘新的研究课题。美国政治文化史兴起和发展的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