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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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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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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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部分的江南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显现出不同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中,江南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江南之异于其他地区的发展道路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江南非中国”论也逐步取代了早期的“江南即中国”论。因此,如何批判性地分析这两种极端化的叙事,辩证地处理江南与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在经济演化道路上的关系,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者不容回避的话题。跳出从江南内部看江南的“内史”框架,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生态史视野,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网络或层层嵌套的“山海生态体系”之中,把历史时期江南地域空间越来越小的变动过程视为中国经济的“江南化”和“非江南化”过程,或可构建“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古今贯通”、“中西互动”、“天人相应”、“形神兼备”的立体化的“新江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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