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不到半年,就被拉到60千米外的山区野营训练。摸爬滚打一个月后,全团徒步返回营房,我所在的团直属炮连跟着前卫三营走。浩浩荡荡两千多人成两列纵队,沿乡间公路两边开进。
　　刚进6月,鄂北酷暑已露端倪,赤日炎炎,热风燎人,几十公里走下来,汗淌得裤裆都滴水。走在我前面的班长,军装上一片白花花的汗碱。我身后是二炮手大徐,汗流浃背地扛着75毫米无后坐力炮炮筒。这是伴随步兵进攻的直射火器,由炮筒、炮架和光学瞄准具三部分组成。全班8个人,我是一炮手,又叫瞄准手,行军时只背背包和两千克多重的瞄准具。二炮手则要扛两米多长,34千克重的炮筒,是炮班最累的活儿。尽管二炮手都是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主儿,但全班人团结互助,总是轮流替换着帮他扛。一路上,我已替换他六七次了。我最后一次从他肩上接过炮筒,正是傍晚时分,距离营房还有10千米。
　　我扛着炮筒没走出百十米,突然前面传来团长命令:开始武装奔袭!闻令,官兵们跟疯了似的撒腿就跑。两列纵队顿成多列纵队,将十几米宽的乡间公路挤成一条涌动的绿色河流。我压根儿没想到此后事态的严重,浑身躁动着第一次参加武装奔袭的亢奋,迈开步子向暮色深处奔去,脚下踏起一溜扬尘。
　　那会儿我虽然1米77的个头,却精瘦;腰围多少不记得了,反正军裤裤腰总是被皮带勒出一圈褶子。有个战友嘲笑我说:把我身上肉匀二十斤给你,我不显瘦,你也不显胖。这副身板或许有点爆发力,但肯定缺乏耐力。大概跑了里把路,我就有点扛不住了,两眼乱瞅寻找本班的战友。这时我才知道糟了,全团建制都跑乱了,营连不成队,班排不成形,官兵们各自夺路狂奔。我身旁有前卫三营拉下的,也有断后一营撵上来的,就是没看见一个团炮连的人。随着天光越来越暗,周围的面孔渐渐沉入夜色中,模模糊糊的谁也看不清谁,只听见一片杂沓的脚步声。
　　再也不会有人替换我扛炮筒了,我成了人流中一滴孤独的水。背包上只横担杆枪的那帮步兵小子们,黑影一闪一闪地从我旁边蹿过去,噌噌地像群夜间出来觅食的兔子。没人知道队伍中有个新兵需要帮一把,他被炮筒压得肩膀和腰酸麻胀痛,小腿肚也隐隐有些抽筋。我想歇歇,却停不下來,滚滚人流裹挟着我向前。我头重脚轻两腿直打飘,可心底的绝望感与身上的背包、瞄准具和空水壶一起往下坠。我胸闷气短,极度缺氧似地大张着嘴,喘出一连串粗重的喉音。
　　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10千米,趔趔趄趄地总走不到头。
　　周围攒动的人影渐渐稀疏,我知道自己掉队了,肩上34千克的炮筒变得比340千克还沉,压得我胸膛像要炸裂开,血液呼呼往上涌,憋得脑袋嗡嗡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恐惧地想到,再不扔下它我会死的,而且是訇然倒地的猝死。倒地的刹那间,或许还能听见炮筒落下砸断我脊骨的破裂声。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死和死的悲情方式。我歪歪倒倒地挣扎向前,同时也在反复劝说自己,留得青山在……可就在我准备扔下武器,也扔掉一个士兵的荣誉坐以待援的时候,远远看见了营区的灯火。在只有几粒星光的夜晚,那是比节日焰火更灿烂的光亮。在离营区几百米的地方,我遇到前来接我的班长和二炮手。他的一句话让我至今为之得意:咱连你不是最后一个归队的。
　　那天是1973年6月5日。
　　(摘自2010年5月26日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