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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的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偷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每到日落时分，老妈就要叫骂
有一年“五一”假期，照顾妈妈的保姆请假回家了，我得全天候地照顾老妈8天。
果然，我发现了老妈也有《聪明的照护者》一书中所说的“日落综合症”。每到日落时分，老妈就陷入糟糕的情绪当中，非发一阵脾气不可。如果你不理她，她就叫骂不止，或者使劲地拍桌子拍床。
记得一天傍晚，当老妈在发作中骂出“什么玩意”时，我难过地哭了。
好在我有点心理学知识，知道这种情绪的变动可能与光线渐暗引起认知症患者内心不安有关，甚至是一种大脑的生化反应，不是她故意要这样。
当老妈第二天又开始发作时，我不再“认领”老妈的辱骂。我情绪稳定了，似乎对她也有某种示范作用，她的叫骂声小了很多，发作时间也短了很多。
我总结了一下去和群里的朋友分享。
第一步，我叫它“心理区隔”，就是在患者发作骂人时，一定不要“认领”，千万别犯傻把他们的气话当真。
第二步，我称之为“物理区隔”，就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离开他/她，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认知症患者感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控制，会有很多挫败感、焦虑感和恐惧感，愤怒其实是由这些感觉转化而来。心理学上有句话，叫“愤怒不是第一感受”，因为愤怒之前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别的。
第三步，就是“积极倾听”。当他/她平静下来，给他们机会去说。
“老太太的袜子这么白，有福气啊！”
我有时也感到委屈，尤其是她拍门、拍床，表达她的不满时。虽然知道这是她病态的表现，但我心里的火苗还是“噌”地点着了。委屈，真的很委屈。不知道哪天，我能修炼到放下自己的委屈，全心全意地给她当好“妈妈”？但我不得不努力扮演好“妈妈”这个角色，像对孩子一样对她，比如哄睡。
在这张她平时睡的单人床上，我选择和她对头躺着，不光是因为床的尺寸小，我还“别有用心”：这样我可以触摸到她的腿，可以轻轻地抚摸和拍打她，好让她感到安心，不会“闹”。
我就这么轻轻地摸着她消瘦的脚踝，每当她发出一些声音表示烦躁时，我就会改为有节奏地拍打，就像女儿小时候哄她入睡时一样，只不过那时候是把女儿抱在怀里。妈妈真的就安静下来，不再出声。我悄悄抬头去看，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我不曾记得妈妈对我有过这样亲密的爱抚。我1岁零9个月的时候，爸妈调进北京外交学院学习。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快5岁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回北京，送进幼儿园。还没等我和他们“混熟”，他们就出国工作了。
我长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样渴望妈妈温情的拥抱和触摸，但内心深处，这份渴望就像长明火一样不曾熄灭。
帮妈妈洗澡，我开始触摸到她的身体。我不知道，命运这样安排，是否是借着病魔来打破母女间僵硬的界限？
一次带妈妈去修脚，完事后师傅和我一起给妈妈穿袜子。师傅拿起妈妈的袜子，感慨了一声：“老太太袜子这么白，有福气啊！”
我好奇地问：“您从袜子中能看到什么吗？”修脚师傅说：“一个老人被照顾得好不好，从袜子就能看出来。有些老人的袜子，就跟泥鳅一样。”
父母在不敢老，这是高龄社会的要求
这两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妈妈，我放下了许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是多么的分裂：在精神上，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活跃，但我的躯体背道而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脚步一天比一天沉重，精力一天比一天衰退。这种分裂令我非常痛苦。我不太在乎衰老，但我真的在乎怎样“活着”，害怕余下的人生成了所谓的“垃圾时间”。所以，当我不得不在生命的天平上，减去能发挥潜能的砝码，将它们放在照顾妈妈一边时，心理难免也会失衡。院子里的老人只看到我照顾妈妈时的“孝顺”，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个孩子。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也过了60岁，不仅要照顾妈妈，也要面对自己的挣扎和病痛，还要照顾其他亲人。
台湾导演杨力州拍了《被遗忘的时光》，这是一部关于认知症老人的纪录片。他说，当初并没有打算拍摄这个题材，但那天，他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来送自己八九十岁的父亲入院，办好手续准备离开时，患认知症的父亲突然明白了什么，对着儿子大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头发斑白的儿子，只好哭着将老父亲带回家。
过去，一个人活到了退休年龄，父母多半不在世了。现在，从职场退休后直接到父母家上班的比比皆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这将是老龄社会最典型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是很温馨，还是也会让人伤感和无奈？
或许有人会说：你妈妈（爸爸）还在，多幸福啊！不过别忘了，除了少数非常健康的高龄老人，大多数高龄老人已经“返老还童”，需要得到很多的照顾，更别说像我妈妈这样的认知症老人了。
因为是照顾自己父母，这里的真实感觉是不能为外人道的。留给外人看的，是孝顺、是幸福，留给自己的，是劳累，是辛苦。
父母在，不敢老，这是高龄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告别，再也不用担心半夜铃声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深夜两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我听到了话筒里急促的声音，我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发生了。
妈妈离世后，我想想就觉得很神奇：从她第一次心梗发作到最后离世，一共10天。她好像就是为了等我回国，从第一次心梗中恢复过来。她给了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把手放在妈妈的额头上轻轻抚摸，她睁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接着嘴里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我撩开被窝，找到她那只没有扎针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
她攥住了我的手。我弯下腰，对着她的耳朵，轻轻地和她说：“妈妈，我是晓娅，我是你的大女儿，我从国外回来了，你能认得我吗？你女儿在你身边，别害怕……”
老妈的大脑里是个什么状况？她的内心还有情感流动吗？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吗？她害怕死亡吗？她希望我们为她做些什么吗……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想知道，却又无法知道！
我轻轻把手抽出来，但分明能感到妈妈不想松手。她虽然没有很大的力气，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拉住我。几天后，妈妈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
送走妈妈，回到家，我决定关上手机睡覺，再不用担心半夜铃声了。
关灯后，爸爸离去的那个夏夜浮现出来。那是1987年7月24日的夜晚，我在妈妈房里陪她睡觉，黑暗中，传来妈妈阵阵哭泣。
还有，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15岁的我即将离开北京去陕北插队。妈妈让我上床睡觉，自己在台灯下为我补一件衬衣。我听到很少表达感情的她，在轻轻地抽泣。
已经半个世纪了。我泪流满面。
杨春一摘自《给妈妈当妈妈》（广西师大出版社）
每到日落时分，老妈就要叫骂
有一年“五一”假期，照顾妈妈的保姆请假回家了，我得全天候地照顾老妈8天。
果然，我发现了老妈也有《聪明的照护者》一书中所说的“日落综合症”。每到日落时分，老妈就陷入糟糕的情绪当中，非发一阵脾气不可。如果你不理她，她就叫骂不止，或者使劲地拍桌子拍床。
记得一天傍晚，当老妈在发作中骂出“什么玩意”时，我难过地哭了。
好在我有点心理学知识，知道这种情绪的变动可能与光线渐暗引起认知症患者内心不安有关，甚至是一种大脑的生化反应，不是她故意要这样。
当老妈第二天又开始发作时，我不再“认领”老妈的辱骂。我情绪稳定了，似乎对她也有某种示范作用，她的叫骂声小了很多，发作时间也短了很多。
我总结了一下去和群里的朋友分享。
第一步，我叫它“心理区隔”，就是在患者发作骂人时，一定不要“认领”，千万别犯傻把他们的气话当真。
第二步，我称之为“物理区隔”，就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离开他/她，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认知症患者感到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控制，会有很多挫败感、焦虑感和恐惧感，愤怒其实是由这些感觉转化而来。心理学上有句话，叫“愤怒不是第一感受”，因为愤怒之前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别的。
第三步，就是“积极倾听”。当他/她平静下来，给他们机会去说。
“老太太的袜子这么白，有福气啊！”
我有时也感到委屈，尤其是她拍门、拍床，表达她的不满时。虽然知道这是她病态的表现，但我心里的火苗还是“噌”地点着了。委屈，真的很委屈。不知道哪天，我能修炼到放下自己的委屈，全心全意地给她当好“妈妈”？但我不得不努力扮演好“妈妈”这个角色，像对孩子一样对她，比如哄睡。
在这张她平时睡的单人床上，我选择和她对头躺着，不光是因为床的尺寸小，我还“别有用心”：这样我可以触摸到她的腿，可以轻轻地抚摸和拍打她，好让她感到安心，不会“闹”。
我就这么轻轻地摸着她消瘦的脚踝，每当她发出一些声音表示烦躁时，我就会改为有节奏地拍打，就像女儿小时候哄她入睡时一样，只不过那时候是把女儿抱在怀里。妈妈真的就安静下来，不再出声。我悄悄抬头去看，发现她已经睡着了。
我不曾记得妈妈对我有过这样亲密的爱抚。我1岁零9个月的时候，爸妈调进北京外交学院学习。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快5岁的时候，父母将我接回北京，送进幼儿园。还没等我和他们“混熟”，他们就出国工作了。
我长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样渴望妈妈温情的拥抱和触摸，但内心深处，这份渴望就像长明火一样不曾熄灭。
帮妈妈洗澡，我开始触摸到她的身体。我不知道，命运这样安排，是否是借着病魔来打破母女间僵硬的界限？
一次带妈妈去修脚，完事后师傅和我一起给妈妈穿袜子。师傅拿起妈妈的袜子，感慨了一声：“老太太袜子这么白，有福气啊！”
我好奇地问：“您从袜子中能看到什么吗？”修脚师傅说：“一个老人被照顾得好不好，从袜子就能看出来。有些老人的袜子，就跟泥鳅一样。”
父母在不敢老，这是高龄社会的要求
这两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妈妈，我放下了许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现在是多么的分裂：在精神上，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活跃，但我的躯体背道而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脚步一天比一天沉重，精力一天比一天衰退。这种分裂令我非常痛苦。我不太在乎衰老，但我真的在乎怎样“活着”，害怕余下的人生成了所谓的“垃圾时间”。所以，当我不得不在生命的天平上，减去能发挥潜能的砝码，将它们放在照顾妈妈一边时，心理难免也会失衡。院子里的老人只看到我照顾妈妈时的“孝顺”，在他们眼里，我仍然是个孩子。他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也过了60岁，不仅要照顾妈妈，也要面对自己的挣扎和病痛，还要照顾其他亲人。
台湾导演杨力州拍了《被遗忘的时光》，这是一部关于认知症老人的纪录片。他说，当初并没有打算拍摄这个题材，但那天，他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来送自己八九十岁的父亲入院，办好手续准备离开时，患认知症的父亲突然明白了什么，对着儿子大吼：“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头发斑白的儿子，只好哭着将老父亲带回家。
过去，一个人活到了退休年龄，父母多半不在世了。现在，从职场退休后直接到父母家上班的比比皆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照顾八九十岁的老人，这将是老龄社会最典型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是很温馨，还是也会让人伤感和无奈？
或许有人会说：你妈妈（爸爸）还在，多幸福啊！不过别忘了，除了少数非常健康的高龄老人，大多数高龄老人已经“返老还童”，需要得到很多的照顾，更别说像我妈妈这样的认知症老人了。
因为是照顾自己父母，这里的真实感觉是不能为外人道的。留给外人看的，是孝顺、是幸福，留给自己的，是劳累，是辛苦。
父母在，不敢老，这是高龄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告别，再也不用担心半夜铃声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深夜两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我听到了话筒里急促的声音，我知道最担心的事情可能发生了。
妈妈离世后，我想想就觉得很神奇：从她第一次心梗发作到最后离世，一共10天。她好像就是为了等我回国，从第一次心梗中恢复过来。她给了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
我把手放在妈妈的额头上轻轻抚摸，她睁开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接着嘴里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我撩开被窝，找到她那只没有扎针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
她攥住了我的手。我弯下腰，对着她的耳朵，轻轻地和她说：“妈妈，我是晓娅，我是你的大女儿，我从国外回来了，你能认得我吗？你女儿在你身边，别害怕……”
老妈的大脑里是个什么状况？她的内心还有情感流动吗？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吗？她害怕死亡吗？她希望我们为她做些什么吗……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想知道，却又无法知道！
我轻轻把手抽出来，但分明能感到妈妈不想松手。她虽然没有很大的力气，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在拉住我。几天后，妈妈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
送走妈妈，回到家，我决定关上手机睡覺，再不用担心半夜铃声了。
关灯后，爸爸离去的那个夏夜浮现出来。那是1987年7月24日的夜晚，我在妈妈房里陪她睡觉，黑暗中，传来妈妈阵阵哭泣。
还有，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15岁的我即将离开北京去陕北插队。妈妈让我上床睡觉，自己在台灯下为我补一件衬衣。我听到很少表达感情的她，在轻轻地抽泣。
已经半个世纪了。我泪流满面。
杨春一摘自《给妈妈当妈妈》（广西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