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日士（1866-1947），山西省寿阳县宗艾镇人。张日士先世为盂县人，其始祖来徙寿阳时，是一担家什挑到宗艾的。今据张日士同族的孙辈族人保存的一份1933年所立的本支系世谱记载，张日士家的宗艾始祖张继华，本为盂县东梁村人氏，约于清康熙初年来徙寿阳宗艾定居，张日士为宗艾张家第八世孙。
　　张继华初来时，依附于宗艾一家任姓财主，为任家做地求生活，后娶妻王氏，在任家居住。任姓当时为宗艾茂族，有连片豪宅和长工院，同时在宗艾开有商铺，产业丰饶。张继华以下三四代人皆为任家常年佣工，后又参与任家的商业活动，并表现出富有经济头脑，因而报酬亦丰，张家亦借此积累自家的资本。另有一种说法，说是张家给任家做地时，从田地中挖出无主藏金，因而发家。晋商们有些不愿意直陈其祖辈艰辛创业的历史，而喜欢编造一些祖先得外财而发家的故事。不过张家的这种可能性倒是也许有，因为光凭做地，也难以聚敛大量资金。张家大约从第五代起，即脱离任家而自立创业，买房置地，达到小康了。到第六代时，已是宗艾的富户了。六世祖张廷槐曾于清道光中为县城的文昌宫大修布施白银三百六十三两。到第七世张澄时，张家开始大兴土木，并大力发展商号。此时他家原先所依附的任家已然逐渐衰落，其大部分房产和土地已都被张家购得，张澄已经是宗艾新兴的富豪阶层中人了。因此世传“张澄起家”，说的就是张家此时的财物家用已经相当殷实了。张家的住宅院落都分布于宗艾东关内的路北，往西一直到原土地庙一带，鳞次栉比，迤逦相望。商铺则分布于宗艾长街，直到西关外的麻河之西。张澄毕其一生的艰辛奋斗，为其子张日士的迅速崛起并创造辉煌的业绩，奠定了必要而坚实的经济基础。张澄同族的弟兄们也都发家了，同族的豪宅大都集中在宗艾村东南的南头一带。东阁以里的南半部就分布有张家大宅院二十来座，占东南头一带大宅院总数的一半还多。

　　关于张澄其人，史料留存的极少。目前仅见有清光绪五年《寿阳县志》刊印时的捐資题名中，有张澄题名。当时这些捐资者大都为寿阳富户，张澄名列第二，第一是赵家。
　　关于张日士的发家，《寿阳县志》1989年版第七章第四节《商业资本家》中有一段对他的评价：“十户之首的张日士，是宗艾的大地主，也是（当时寿阳）最大的商业资本家。1921年（民国十年）后，他的商店发展到二十八九家之多。‘九天’‘十保泰’是其中最大的商号。他的商业和孟家不同，是以向商界放账为主的。他一进入商界就在宗艾办起天锡恩等几家放账铺，继而又开设钱庄、货铺。经过数年，在宗艾占了优势后，便把势力伸展到寿阳城、太谷、获鹿等地，达到了张家商业的极盛时期。”
　　这段话，说明张家极盛时期是从清末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侵入宗艾的这一阶段。同时也说明，张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其主要原因是他经营钱铺、钱行、放账铺，用钱来赚钱，而不是费时费力的用货物赚钱。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发得快”。他抓住发展机遇，用“母鸡下蛋”的办法，利用余资增设或分设钱行，控制了当时宗艾商界的资金运营命脉。从中大赚利润，这一点，我们从他家的“九天”“十保泰”字号中的银钱业比重上也可以得到佐证。他家的字号，目前可知的有31个。这31个字号中，钱铺、钱行、放账铺共有14个，也就是说，张家字号有一半是办理银钱业务的铺子。张家之所以能够迅速做大，看了这个比重，也就觉得不奇怪了。
　　所奇怪的是，在宗艾长街上，在一般老百姓的眼中，是看不到张家的这些银钱业字号的。因为他家的这么多银钱业字号，没有一家是在临街栏柜上营业的。他们的业务全部都在院内房屋中开办。银钱行业所占的房院大都是三进院，也有少数两进院，但临街的门面房一般是住人或者辟为小货铺，经营小百货，或米面布匹等，院内的东西厢房才是办理银钱业务的场所。在钱铺中，一般都有一间是掌柜的寝室，在这间寝室的地下无一例外都建有“地窨子”，字号的银钱都存放在地窨子中。但地窨子的门锁钥匙有专人掌管。这种设计，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与钱行不在临街门面而要在中院的道理一样，也是为了安全起见，这就是张家有一个银钱铺，就要配备一个货铺的原因。事实上，他家的那些与钱行数量相等的小货铺纸铺药铺等等，这些铺子都赚不了多少钱，之所以开设，就是为了装潢门面保护钱庄安全。
　　张家的商号在寿阳十大户中是首屈一指的，当时民间有这样一段顺口溜：
　　寿阳有个富员外家住北乡在宗艾
　　宗艾寿阳开买卖
　　九天两永十保泰
　　我先把这“九天两永十保泰”字号名称列出来，看究竟有些啥。
　　九天：
　　天保泰（钱铺） 天锡恩（放账铺）
　　天和合（钱铺） 天和顺（钱铺）
　　天保源（钱铺） 天锡光（钱铺）
　　天保贞（钱铺） 天锡隆（钱铺）
　　天元和（钱铺）
　　两永：
　　永和义（药铺） 和合永（六陈行）
　　十保泰：
　　保泰兴（花布行）
　　保泰隆（纸铺，与下州聂家合开）
　　保泰贞（杂货） 保泰通（钱铺）
　　保泰丰（粮店） 保泰诚（药铺）
　　保泰义（不详） 保泰和（不详）
　　保泰恒（杂货+钱铺）
　　保泰通（钱行，在太原）
　　此外还有： 　　万和成 永和当
　　保和义（纸铺） 天锡隆（太谷）
　　永和诚（药铺，在太原）
　　聚和玉（药铺） 永和玉（绸缎）
　　天庆德（天津行，在石门）
　　保元信（杂货行，在河曲）
　　天和元（钱庄，与下州阎家合开）
　　以上是目前已知的31个字号，但这并不是张家所有的商号，因为传说张家散落在外地的分号很多，未留下任何文字资料，事隔近百年时间，已经是无法得知了。何况究竟在哪些地方有买卖，也不太清楚。目前只知道在寿阳城、太谷、太原、石家庄、天津和东北这些地方有商号。至于人们传说的在盂县、平山、包头、张家口有买卖，甚至有的人还说在南方也有，这些说法目前都无法证实，因为没有见到任何可以采信的证据。

　　张日士家的银铺业经过二十多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得意岁月，后来却遭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事，结果使张家的银钱庄号出现了不小的挤兑风波，竟导致了钱铺行业塌方一样的衰退。据说某年，张家在太原的宝泰通分号（钱行），存人一个不知是什么军官的三百份钱，每一份钱价值300元现大洋。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某一天，这位军官突然来银铺中要提他的三百份钱。结果，保泰通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现大洋。因为这三百份钱的本钱就是9万元现大洋，加上利息，一共就是10多万元现大洋。要知道，银行的钱是用来周转运营的。只有贷出去才能有利润，银钱是不能放在库里的。保泰通掌柜与这位军官商量说延期几天给他，结果军官不干，不知是他要调走还是什么原因，立马就要提现，银号实在没有办法，无法兑现。军官一上火，带领兵丁一下子就摘了张家二十多块牌匾，张家的买卖立马就瘫痪了一多半。张家随即先在自家钱庄进行融资拆借，抽调现洋。结果风声扩散，引起了存款户的恐慌，形成了一场挤兑风潮，张家钱行的信誉大受影响，从此张家钱行业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这一事件虽然总算过去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蒋冯阎中原大战。当时社会上人心慌乱，生意难做。大战的结果是阎冯战败。阎锡山在战争期间令山西几家银行大印钞票，终致晋钞贬值，最终形成晋钞毛荒，整个山西经济形同瘫痪，张家商铺当然不能幸免。就这样半死不活的，盼望着能等到情况好转。谁知却等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入到寿阳，噩运随之而来。日军不仅大肆掠夺粮食等农副产品为日军所用，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对商品流通严加控制。同时不择手段地打击商号、哄抢商号，甚至采取没收商号的手段。当时在宗艾就有晋源隆、全字号等十三家商铺被日军查封，除部分找关系说情送礼并贿赂日伪军头目被开封外，其余全部被没收，所有商品和财物全部被日军拉走。没被没收的几家，所花费之数额，也和没收差不了多少。这一事件吓得各商户都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张家商号经过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惊吓和摧残后，商铺关闭的关闭，停业的停业，已经是再也无心发展，也不敢发展，其实也有些无力回天了。当时宗艾各商号大都持观望态度，收缩经营，张家也只能是收拾残局，与大家一样苟延残喘。轰轰烈烈的张家商号，几近于销声匿迹了。

　　有关张日士的学历，目前有两种记载，一是廪生，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文昌宫布施题名碑》，碑上大书“经理人”二十一名，内有四家商号，人数实为十七人，张日士名列第十六位，题名为“廪生张日士”。这就说明，张日士是读书人。这点不假，而且还是属于公家补贴食用的廪膳生。这廪膳生是普通生员经过岁考和科考两次考试的一等前列，才能取得廪生资格的，也就是说优等生员才能有幸成为廪膳生的。
　　另一记载是档案中“光绪八年以后各贡生”名单。在这个名单中记载有：“张日士，宗艾人，廪贡生。”我们知道，廪贡生，是调选府、州、县学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成为贡生或廪贡生，意为以人才贡献给朝廷，所以称为贡生。还有一种说法，说张日士的廪贡生是花钱捐来的，但提供不出证据，这就不得而知了。
　　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那么张日士只能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这个时间段内考取贡生，或者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用钱捐买。因为若过了这近三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就废除了，怎么能取得廪贡生呢？
　　关于张日士的家庭经济情况，据新中国成立后知名人士座谈会记录称，张日士家中拥有耕地120亩，蓄有两头骡子，有两辆铁车，两辆轿车，家中雇佣做地的农夫九人，其中有全劳力四人（据说所雇九人为一家人），雇有做饭师傅一人，另有小跑腿小使唤一人，有羊工，养羊14只。规定做地者每年以三七分粮，东家七，做地者三。农忙时，东家的牲口也和别家变工。
　　张日士家有房屋三处，77间（不包含字號用房）。其中有长工院一处，住房院两处。
　　张日士家的商号都各有经理，当时叫“掌柜的”，各负其责。另有总会计。他对商铺一般都不大操心，倒是很在心家务，经常上地看做地的干农活，去看庄稼长势。当时人们还编有顺口溜一段，说张日士：
　　出门坐的轿车的 上地带的火锅的
　　穿绸的来摆缎的 大小老婆一对的
　　张家迁徙宗艾以后的第六代时，共有兄弟四人，各自分立，同时又各有堂名。张澄之父为四门，俗称为四房，四门四房都一样。据传，张澄原是长门中人，因四门无后，因此将张澄过继到四房为嗣。关于他们的堂名，世传有三种说法，至于哪一种为正确，这些不太重要了。我在此一一列出，以飨读者，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研究之。

　　传说之一：
　　张澄时，兄弟四门各自的堂名是：
　　长门为益善堂 二门为二化堂
　　三门为三贤堂 四门为四箴堂
　　以上知名人士座谈会上如是说。
　　这里顺便先插一句话。张日士是张澄之独子，因而张日士也继为四箴堂主人。
　　传说之二：
　　长房大顺堂 二房二德堂
　　三房三贞堂（贞或箴）
　　四房四贤堂
　　张日士为四贤堂主人
　　传说之三：
　　据建国初期寿阳县文化名人任佩玉先生所记，他说张日士家的堂名是聚和堂，其余三门他没有记，但却记载了上峪祁葆元家是亲睦堂。张村李道古家是安仁堂，河底郝世英、郝世成家是宝善堂、敬修堂等等。当时宗艾一带民间流传有一段顺口溜说张家商铺：
　　八个堂名放借贷
　　十几个后柜还在外
　　永和（当）万和（成）和合永
　　外面还有天锡隆（在太谷）
　　这“八个堂名”或许是指张家父一辈四个堂名和子一辈又四个堂名，合称为八个堂名。或者又有他说，那就不得而知了。其实宗艾张家，各家各辈都专有自己的堂名，堂名一般是不延用的。至于所谓“立后柜”，则是当时商业资本家们在其已经开设的字号前柜的流动资金内，再添进一部分资金，另立一柜，是为后柜。这样一来前柜的资金就更多了，人们说多财善贾，资金雄厚，盈利就更多，对东家和掌柜的来说是两有裨益之事。但在当时的寿阳商界，能够立后柜的字号并不是很多，只有像张日士等几家这样家势的才能办得到。
　　到土改时，张日士作为宗艾最有资格的“老地主”，当然是在清算斗争之列。但他却并未遭到太多的批斗，因他当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加之他又较为随和，毫无抗拒之意。他说他自己不管事了，一切都在儿子张英手中。据说经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让他把房屋腾下，出去另住，他就带了些旧的被褥到宗艾东南的戏子沟阎六小院子的土窑内安身。此时的张日士的确已经是万念俱灰，很无奈了。直到死，他再未回到过自己家中。至于家中如何清算，那是他儿子张英的事了。
　　张日士死于1947年仲夏之时。死后只是占了一个面柜。据说他的棺木在战争时期被抬到戏场里时，看到的人们都啧啧称羡。后被运走，是被作为支前物资运走了，有的说是被某战死的军官占用了。他的结发妻子多年因腰部疼痛而驼了背，是先丈夫而死的，占有棺木。而后妻和他一样，没有棺木。
　　张家的祖坟在宗艾村的卢家坪，到第五世时，在宗艾村南任家垴自然村的官地嘴建了新茔，张日士死后葬到任家垴坟茔他父亲张澄的足下。三十多年后，在挖坟毁葬的那个年代，张家坟茔已尽被挖掘。
　　张日士只生有一个独子，名叫张英。据说张英先后娶过三四個老婆，共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名冬花，次女名改花，姐妹俩是同父异母，为前两个妻子所生。张英有一位妻子后来改嫁到米家庄村。他的最后一位妻子是范村袁荣瑞的第四女袁四妮。袁四妮先是嫁给小东岢村的富户史家，并生有一女。不幸史家丈夫因病去世，四妮随带小女改嫁与张英。四妮的小女长成后，嫁给正在宗艾拼搏求生活的陈发仁。陈发仁因娶妻而得张英资助，并以东头一处院落作为陪嫁相赠与新婚夫妇。张英死后，袁女又改嫁沟西村的一个医生吴建基，她在张家没有生养。
　　张英的长女冬花嫁给宗艾财主王素的第三子王文斌，生一子四女;次女改花，先嫁给本村财主王俊士的次子王修德，后离婚，改嫁给阳泉一个煤矿工人，是河北井陉人王连英，生有四子三女。
　　张英很早就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当时宗艾街市上卖毒贩毒之人很多，而吸毒的人更多，尤其是财主家吸毒之人更为普遍。因此那时候，有的人靠贩毒卖毒而发家，更多的人则是因吸毒而败家，张英仅是其中之一。据说他吸毒不付钱，而是指定某一串院落作为他吸毒之资，给了供他吸毒之人。
　　1947年土改中，因阎军水漫寿阳，制造无人区，寿阳北乡群众皆逃难到盂县，张英也随众逃往盂县。1948年某天，张英在盂县驻地，上山砍柴时，突然遭饿狼袭击而死于非命。
　　张英身后无子，族中公议，由族侄张步魁继嗣，寿阳称为“顶门子”。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句经验之谈。宗艾张日士家祖孙三代由盛而衰的经历正应了这句古话。从六世祖张廷槐到七世张澄，打下雄厚的基础，到张日士的发达和辉煌，算是大富而特富了。但到了张英手里以后，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当然有很多客观原因，如兵燹等情况属于不可避免，但作为肩负家族使命重大职责的张英，本该尽职敬业才是。退一步说，他坐享其成，不思进取，即不能创业，至少也应该能守业。但张英做到了吗？我们只从张英的吸毒这一点看，他就十分地不成用了。只要沾染毒品，那就等于是魔鬼上身了。他一心只想着过瘾，其余的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因此说张英败家是必然的。
　　关于张日士家的一些传说：
　　张日士家堂名是“四贤堂”。据说张家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方便货物运输，因此就开辟了宗艾村东的大坡道路。因是四贤堂出资修建的，因此取名为“四贤坡”路。当然，这条道路初开成时较难行走，是经过以后多次整修加工才基本能够通行的。
　　张日士爱抽烟，但从不吸纸烟，只吸老旱烟，也舍不得用火柴，只用茭秆秆点火吸烟。他晚年时，走路已不大方便了，嘴里咬上烟袋，手拿茭秆杆从炕沿旁走到火炉台点火，刚点着烟，回到炕沿时，烟已吸尽火灭了，就又得去火炉台点火，也不嫌麻烦，但也舍不得用一根火柴。他对银钱的看法是，凡是不需要用钱也能办了的事，他就决不用钱。
　　张日士本人十分节俭，给长工们吃得却比较好，但给自己家里人吃得却不如长工们好，早晨就是山药片的酸菜，山药还不让削皮，也不让多加盐油。
　　张日士平素爱吃黄米面饼的，趁热蘸上蜜吃，但也不是常吃。一次，县里召集各财主们支持工程捐款，中午在饭店请饭，但左等右等等不见张日士，后来见他在街上的一家窗外台阶上坐着吃他自己带的干粮，不进去坐席，他不愿意浪费钱财。
　　张日士那么节俭，但眼见其子张英吸毒，大肆挥霍，他虽然心疼，却也无能为力了，只能听之任之。
　　张日士家聚财很多，据说清算了张日士以后，表面的浮财皆已清理完毕，房子空了出来，这时人们可以随便进去游玩参观了。当时有个叫郭秉直的人（是长治一带人，在宗艾钉秤、补锅，张罗铰簸箕各种杂活儿都干）就到张日士家房子中，用一根竹筷子在墙上随便虱打撞击，结果突然一下就将墙皮虱破，里面有现大洋流出来，流下一堆，这郭秉直把现大洋包上出来在街上跌镘镘玩儿，参与赌博。
　　据神山沟村赵锦华（已故，其14岁至20岁时曾在张日士家当长工）的儿子说，张日士家的银元宝，用石槽扣石槽，埋在一个沟中，共有十石槽，人们寻不见。又据张永贵说，清算时，听说从院中花池里挖出柜子，里面全是金条。他家中火炉的炉窝有三层，最下一层是元宝，上面是金刚土，再上一层是砖。他家的房屋山墙上也藏着元宝，都被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