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具有乡土主义、特殊主义、实际和狭隘的功利主义、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封闭主义的基本倾向和特征。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型。在社会变迁转型的进程中，中国农民社会心理正发生着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社会心理的变化集中表现为农民心理对市场经济改革适应的长期性，农民的自主性明显增强，土地依赖性减少；农民的竞争意识日益增强，更具开放进取的精神；求知欲增强，农民更加重视知识，渴望科学技术，重视思维方式的变革。并且，这种变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农民的社会心理在嬗变中也存在一些困境和障碍。
一、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
从整体来说，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健康向上和积极进取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农民的社会心理层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客观存在。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涉及到参照群体理论，最早使用“参照群体”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H·海曼。1942年，在《地位心理学》一文中他使用这一概念来表示个体在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与之进行对比的人类群体。参照群体理论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T·纽科姆和斯托夫的经验研究后名闻遐迩，之后人们为了对“只有极少晋升机会的兵种（宪兵）比晋升机会较多的兵种（空军）对晋升有着更强的满足感”这一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时提出了“相对满足”或“相对剥夺”观念，相对剥夺现象揭示了参照群体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影响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贫富差距的显性化和扩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时期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且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和思想观念等。应当指出的是，适度的贫富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人的心理失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由于人们一般不会“向下”或者“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者“向前”选择参照物来判断自己社会地位的升降，因此，农村居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二）集体感的弱化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先从农村地区开始的试点逐渐扩展到城市社区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策略以来，政府吹响了经济建设的号角，同时号召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国家针对农民的一些禁令的解除使农民爆发出很高的致富热情，他们积极的奔走在小康之路上，无暇他顾。另一方面由于封建观念的遗留、致富获利的心理依然存在，并且家庭经济压力挤占了农民关注公共事务的内心空间，以及一部分农民对自我管理注意力的疏远等原因，他们逐渐表现出了只对个人事物的极大关心，个人主义渐渐占据上风，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时，往往把个人利益摆在突出的位置加以考虑。农民在集体利益上的冷漠倾向，致使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为减弱，农民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感趋于弱化。
（三）求富与仇富的双重经济心态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意识也逐渐取代了小农经济思想，并逐渐为农民所接受。当市场经济在我国普遍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宏观背景下，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合作、商品经济意识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接受，以前那种只靠“种地”养家糊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如果把这种旧观念传递给后代，不但个体自我和子孙得不到充足发展，而且终将在“村社”中失去立足根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社区获得了温饱，在此基础上更多的人有了求富的心理要求。当政府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更多收益时，更多的农民走上了进城务工的道路，只有少数人通过结合本地地理优势与政府的政策走上农业深加工致富道路，同时更多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受教育水平等限制，他们在致富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发现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步入富足行列，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最终并没有压倒他们追逐梦想的信念，但是社会转型期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却使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权钱的腐败交易、潜规则现象，更多的农民在这个博弈规则下失去了耐性，他们从前那种与世无争、知足安乐的心理转化成对腐败致富的仇视，面对生活压力，一方面他们仍然奔走在致富未知的路途中，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腐败致富而为富不仁的人却保持着仇视。这样的复杂心理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身上有着很强的表现力。
二、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消解策略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建设农村和諧社会、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当然主角。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困境制约着他们自身发展，而且这样的心理制约着整体国民心理向现代性心理的转变。针对社会变迁时期农民社会心理困境，我们应当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加以引导和调控，才能最终顺利实现社会心理困境的消解。
（一）农民收入的增加是解决中国农民心理困境的有力武器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J·米格代尔的《农民、政治与革命》一书中，在讲到农村现代化时提出了“文化接触”理论，他认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所以只有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和经营上的成功，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才有可能促使农民考虑除了生存以外更多的东西，从而为心理素质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首先结合国家规划政策加强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提高支农资金占GDP 的比重，建立支农资金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第二，因地制宜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各地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三，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外流动。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有利于解决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共同富裕。总之通过完善各种措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我国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解决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二）农村教育的改善是解决中国农民心理困境的根本性举措
教育对于培养农民的完整心性、情感和健全的认知技巧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年限是偏低的。偏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排斥，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冷漠，决定了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的偏差。因此，要广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国家通过对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形成开拓进取，勇于拼搏的观念。
（三）乡村文化的重建是解决农民心理困境的重要途径
个人周边的生存空间和背景知识在人的发展中实际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形成的乡村文化底蕴又经常显现在农民的心理和行为之中，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文化的贫瘠使农民遭遇到了极大的精神迷惘和心理困惑，进而在低俗迷信的文化中寻求心灵的慰籍。这样我们就应当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在农村普及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发行和图书馆等各种文化设施，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要关注农村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部分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的农村“空壳化”现象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四）制度创新是解决农民心理困境的外力机制
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制度或规范的改变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指出制度上的不健全使得農民的许多利益得不到实现，造成农民挫折感，也使农民心理留下了阴影。因此应当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中户籍制度的区别对待，使农民和城市居民有一样的国民待遇。这就要求应该从制度和规范上得到创新，从制度着手，取消二元户籍制度，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使农民有权利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自主就业，保护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享有各项权益等等。
参考文献：
[1]Hyman、H.The psychology of Status[J].Archives of Psychology，1942，（4）：269.
[2]Stonffer、S.A.The American Soldier[M].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49.
[3]王向东.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心理探析[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 （2）：9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一、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
从整体来说，农民的社会心理是健康向上和积极进取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农民的社会心理层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客观存在。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涉及到参照群体理论，最早使用“参照群体”这一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H·海曼。1942年，在《地位心理学》一文中他使用这一概念来表示个体在确定自己的地位时与之进行对比的人类群体。参照群体理论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T·纽科姆和斯托夫的经验研究后名闻遐迩，之后人们为了对“只有极少晋升机会的兵种（宪兵）比晋升机会较多的兵种（空军）对晋升有着更强的满足感”这一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时提出了“相对满足”或“相对剥夺”观念，相对剥夺现象揭示了参照群体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影响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贫富差距的显性化和扩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时期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而且贫富差距的过分扩大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和思想观念等。应当指出的是，适度的贫富差距有利于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人的心理失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由于人们一般不会“向下”或者“向后”寻找参照物，而只会“向上”或者“向前”选择参照物来判断自己社会地位的升降，因此，农村居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对剥夺感。
（二）集体感的弱化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先从农村地区开始的试点逐渐扩展到城市社区的，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战略策略以来，政府吹响了经济建设的号角，同时号召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国家针对农民的一些禁令的解除使农民爆发出很高的致富热情，他们积极的奔走在小康之路上，无暇他顾。另一方面由于封建观念的遗留、致富获利的心理依然存在，并且家庭经济压力挤占了农民关注公共事务的内心空间，以及一部分农民对自我管理注意力的疏远等原因，他们逐渐表现出了只对个人事物的极大关心，个人主义渐渐占据上风，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时，往往把个人利益摆在突出的位置加以考虑。农民在集体利益上的冷漠倾向，致使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为减弱，农民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感趋于弱化。
（三）求富与仇富的双重经济心态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意识也逐渐取代了小农经济思想，并逐渐为农民所接受。当市场经济在我国普遍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宏观背景下，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合作、商品经济意识越来越被大多数人接受，以前那种只靠“种地”养家糊口，“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且如果把这种旧观念传递给后代，不但个体自我和子孙得不到充足发展，而且终将在“村社”中失去立足根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社区获得了温饱，在此基础上更多的人有了求富的心理要求。当政府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获得更多收益时，更多的农民走上了进城务工的道路，只有少数人通过结合本地地理优势与政府的政策走上农业深加工致富道路，同时更多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受教育水平等限制，他们在致富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发现他们始终无法真正步入富足行列，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最终并没有压倒他们追逐梦想的信念，但是社会转型期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却使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权钱的腐败交易、潜规则现象，更多的农民在这个博弈规则下失去了耐性，他们从前那种与世无争、知足安乐的心理转化成对腐败致富的仇视，面对生活压力，一方面他们仍然奔走在致富未知的路途中，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腐败致富而为富不仁的人却保持着仇视。这样的复杂心理在中国农民特别是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民身上有着很强的表现力。
二、社会变迁时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消解策略
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建设农村和諧社会、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当然主角。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困境制约着他们自身发展，而且这样的心理制约着整体国民心理向现代性心理的转变。针对社会变迁时期农民社会心理困境，我们应当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加以引导和调控，才能最终顺利实现社会心理困境的消解。
（一）农民收入的增加是解决中国农民心理困境的有力武器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J·米格代尔的《农民、政治与革命》一书中，在讲到农村现代化时提出了“文化接触”理论，他认为农民在什么条件下由以村庄为基础的谋生型生活转变到持续地参与村外制度的生活，这是现代化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所以只有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和经营上的成功，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才有可能促使农民考虑除了生存以外更多的东西，从而为心理素质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首先结合国家规划政策加强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提高支农资金占GDP 的比重，建立支农资金的长效稳定增长机制。第二，因地制宜制定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各地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三，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向外流动。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有利于解决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共同富裕。总之通过完善各种措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我国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解决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二）农村教育的改善是解决中国农民心理困境的根本性举措
教育对于培养农民的完整心性、情感和健全的认知技巧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农民整体受教育年限是偏低的。偏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对新的生产方式的排斥，对新思想、新观念的冷漠，决定了他们在精神生活上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的偏差。因此，要广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国家通过对农村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有利于形成开拓进取，勇于拼搏的观念。
（三）乡村文化的重建是解决农民心理困境的重要途径
个人周边的生存空间和背景知识在人的发展中实际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农民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形成的乡村文化底蕴又经常显现在农民的心理和行为之中，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文化的贫瘠使农民遭遇到了极大的精神迷惘和心理困惑，进而在低俗迷信的文化中寻求心灵的慰籍。这样我们就应当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在农村普及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发行和图书馆等各种文化设施，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要关注农村青少年的精神文化生活，部分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的农村“空壳化”现象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四）制度创新是解决农民心理困境的外力机制
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制度或规范的改变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指出制度上的不健全使得農民的许多利益得不到实现，造成农民挫折感，也使农民心理留下了阴影。因此应当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中户籍制度的区别对待，使农民和城市居民有一样的国民待遇。这就要求应该从制度和规范上得到创新，从制度着手，取消二元户籍制度，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使农民有权利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自主就业，保护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享有各项权益等等。
参考文献：
[1]Hyman、H.The psychology of Status[J].Archives of Psychology，1942，（4）：269.
[2]Stonffer、S.A.The American Soldier[M].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49.
[3]王向东.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心理探析[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 （2）：9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