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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走西口”运动使大量汉族人民进入漠南蒙古地区，笔者主要探究蒙汉两族在交往中产生的民族问题，望对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略尽绵力。
关键词：“走西口”；漠南蒙古；民族问题
作者简介：张涛（1993.12-），女，汉族，巴彦淖尔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在就读于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史专业。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1
（一）民族问题
所谓“民族问题”只限于民族之间的矛盾，更明确地说，即是由民族关系和民族差别所产生的矛盾的总和。民族的差异性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前提。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接触中也产生了摩擦、纠纷。
（二）“走西口”移民运动
“走西口”的移民主要以山西、陕西人为主，晋、陕等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咸丰元年，已到无土不垦，无田可耕的地步，当地人只好去土壤肥沃、地广人稀的口外谋生。清政府放垦政策的施行也促使了内地汉族民众向口外的迁移。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内地民人在口外蒙古“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汉族移民逐渐定居在口外，开垦耕种，三五成村。大量流入的汉民，与漠南蒙古的蒙古族构成了蒙汉民族关系的主体。
民人口外农垦，形成农业区，改变了蒙古人过去的游牧生活，他们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除此之外，汉人在居住、语言及礼仪等诸方面也“染蒙古习俗”。 “走西口”为蒙汉民族共同生产实践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文化习俗的互相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西口文化。
（三）蒙汉民族问题
蒙汉两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由于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体，他们的利益受到外族侵犯时，就会引起双方的关系紧张。
农牧业交锋牧民被迫迁徙、务农。汉族移民初到蒙古，受雇于地主劳作，随着移民的增多，多水草利便之区变成农耕地，使草地面积日益减少。1743年，“归化城土默特两旗蒙古人全部户口地共有75048顷，其中牧场地有14268顷有余。”[2]大多数牧场已变为农田，牧场地只占19%。盲目开垦、不合理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草场逐渐退化、荒漠化。面对农田挤占草场的情况，部分蒙古人无奈选择了务农。“土默特和伊克昭盟有大部分蒙民，都成为‘道地’的农民了”[3]。蒙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牧民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双重身份。
蒙古王公对汉民的剥削压迫。清政府蒙古王公进行大量封赏，赐予王公私有土地，土地私有在蒙古社会开始出现。蒙地的私有激发了蒙古王公贪腐敛财的欲望，他们不断上奏朝廷，请求准许招徕沿边农民出口垦种，以求获利。康熙三十六年和雍正十年鄂尔多斯上层就奏请准与内地民人合伙种地，清政府“听其自尝自便”。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历地租为赡养[4]。农业兴起后，旗扎萨克以及一般的王公贵族、寺院和活佛等，依仗特权，大量圈占草场，租给汉族地户开垦，收取地租，成为其剥削来源。他们提高地租、夺地另佃，甚至用动武的方法驱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移民被迫走上为匪抢劫的道路。蒙古上层人士对汉民的欺压和剥削也导致了蒙汉民族问题的出现。
旅蒙商对蒙民的无情搜刮。旅蒙商是旅蒙行商的简称，又称边商。他们活动于囊括中国北疆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带，经营种类“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蒙古族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物质享受，及按时缴纳清廷纳贡，向旅蒙商大量“赊取货物，借贷银钱”，数额惊人，动辄以白银万两计，牧民却成为最后的还款人，饱经多方摧残[5]。但高利贷者往往采取“驴打滚”利息计算法，使其祖孙数代难以偿清债务。在封建商业高利贷的盘剥下，加速了广大蒙古族牧民的贫困化，有些牧民最终倾家荡产，或卖身为奴，或栖身牧主门下，或逃旗以为他生。因此，随着商品经济在蒙古族地区的不断发展，加深了高利贷者与蒙古族牧民之间的矛盾。
其他。内地民人出塞耕种，而蒙古私索租价，常有争端。汉族垦民中的地痞无赖，时而毁坏牧场、盗窃牲畜，使蒙民“不敢夜牧”。蒙古族当中的桀骜者，则经常“纠合三五，持刀骑马，闯入汉族人家，坐索酒肉钱财，笞辱妇男”引起汉民怨愤，致使蒙地波澜横生。
汉民“走西口”进入口外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接触中，产生的摩擦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时期漠南蒙古地区蒙汉民族问题。
注释：
[1]清圣祖实录[M]，卷二三0。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乾隆八年八月辛亥朔，1986年。
[3]王建革.定居与近代蒙古族农业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5-42页。
[4]张鹏一.河套图志[O].山草堂铅印本， 卷4，屯耕，1917年。
[5]卢明辉.清代蒙古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9页。
参考文献：
[1]江立華，孙洪涛.中国流民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2]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4]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5]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乾隆八年八月辛亥朔，1986年.
[6]肖瑞玲.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关键词：“走西口”；漠南蒙古；民族问题
作者简介：张涛（1993.12-），女，汉族，巴彦淖尔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在就读于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史专业。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1
（一）民族问题
所谓“民族问题”只限于民族之间的矛盾，更明确地说，即是由民族关系和民族差别所产生的矛盾的总和。民族的差异性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前提。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接触中也产生了摩擦、纠纷。
（二）“走西口”移民运动
“走西口”的移民主要以山西、陕西人为主，晋、陕等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咸丰元年，已到无土不垦，无田可耕的地步，当地人只好去土壤肥沃、地广人稀的口外谋生。清政府放垦政策的施行也促使了内地汉族民众向口外的迁移。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内地民人在口外蒙古“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汉族移民逐渐定居在口外，开垦耕种，三五成村。大量流入的汉民，与漠南蒙古的蒙古族构成了蒙汉民族关系的主体。
民人口外农垦，形成农业区，改变了蒙古人过去的游牧生活，他们建造房屋、演听戏曲等。除此之外，汉人在居住、语言及礼仪等诸方面也“染蒙古习俗”。 “走西口”为蒙汉民族共同生产实践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文化习俗的互相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西口文化。
（三）蒙汉民族问题
蒙汉两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主要是由于作为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体，他们的利益受到外族侵犯时，就会引起双方的关系紧张。
农牧业交锋牧民被迫迁徙、务农。汉族移民初到蒙古，受雇于地主劳作，随着移民的增多，多水草利便之区变成农耕地，使草地面积日益减少。1743年，“归化城土默特两旗蒙古人全部户口地共有75048顷，其中牧场地有14268顷有余。”[2]大多数牧场已变为农田，牧场地只占19%。盲目开垦、不合理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草场逐渐退化、荒漠化。面对农田挤占草场的情况，部分蒙古人无奈选择了务农。“土默特和伊克昭盟有大部分蒙民，都成为‘道地’的农民了”[3]。蒙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由传统牧民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双重身份。
蒙古王公对汉民的剥削压迫。清政府蒙古王公进行大量封赏，赐予王公私有土地，土地私有在蒙古社会开始出现。蒙地的私有激发了蒙古王公贪腐敛财的欲望，他们不断上奏朝廷，请求准许招徕沿边农民出口垦种，以求获利。康熙三十六年和雍正十年鄂尔多斯上层就奏请准与内地民人合伙种地，清政府“听其自尝自便”。从此内地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亦资历地租为赡养[4]。农业兴起后，旗扎萨克以及一般的王公贵族、寺院和活佛等，依仗特权，大量圈占草场，租给汉族地户开垦，收取地租，成为其剥削来源。他们提高地租、夺地另佃，甚至用动武的方法驱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移民被迫走上为匪抢劫的道路。蒙古上层人士对汉民的欺压和剥削也导致了蒙汉民族问题的出现。
旅蒙商对蒙民的无情搜刮。旅蒙商是旅蒙行商的简称，又称边商。他们活动于囊括中国北疆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带，经营种类“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蒙古族王公贵族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物质享受，及按时缴纳清廷纳贡，向旅蒙商大量“赊取货物，借贷银钱”，数额惊人，动辄以白银万两计，牧民却成为最后的还款人，饱经多方摧残[5]。但高利贷者往往采取“驴打滚”利息计算法，使其祖孙数代难以偿清债务。在封建商业高利贷的盘剥下，加速了广大蒙古族牧民的贫困化，有些牧民最终倾家荡产，或卖身为奴，或栖身牧主门下，或逃旗以为他生。因此，随着商品经济在蒙古族地区的不断发展，加深了高利贷者与蒙古族牧民之间的矛盾。
其他。内地民人出塞耕种，而蒙古私索租价，常有争端。汉族垦民中的地痞无赖，时而毁坏牧场、盗窃牲畜，使蒙民“不敢夜牧”。蒙古族当中的桀骜者，则经常“纠合三五，持刀骑马，闯入汉族人家，坐索酒肉钱财，笞辱妇男”引起汉民怨愤，致使蒙地波澜横生。
汉民“走西口”进入口外蒙古地区，在与蒙古人接触中，产生的摩擦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时期漠南蒙古地区蒙汉民族问题。
注释：
[1]清圣祖实录[M]，卷二三0。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乾隆八年八月辛亥朔，1986年。
[3]王建革.定居与近代蒙古族农业的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2期，第25-42页。
[4]张鹏一.河套图志[O].山草堂铅印本， 卷4，屯耕，1917年。
[5]卢明辉.清代蒙古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9页。
参考文献：
[1]江立華，孙洪涛.中国流民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2]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4]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
[5]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乾隆八年八月辛亥朔，1986年.
[6]肖瑞玲.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