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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夜，辗转难眠，于是从床上爬起来，点一根蜡烛，写一点东西。我感到苦恼和忧愁，一种广阔的伤感感动着我。我感到了幸福，这伤感使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活着，于是我感到了幸福。我想到了诗歌，那生活中壮美而荒凉的光芒，它使世界变得美好而真实。我无数次在清醒的时候梦寐它，我匍匐在缪斯的脚下乞求它。它闪烁着，在一个个美丽的时刻击中我，使我变得纯洁和虔诚，使我光芒四射，变得辉煌或悲哀;它透过我的皮肤，点燃我的血液，使我一点点地焚烧、蒸发掉，热气腾腾地过着这幸福的日子。但是，发出自己的光芒，那无疑是最大的幸福。啊！“总会有那么一天/从我的身子里要爆炸出/这些火/和美好的诗句”！我不能不提到窗外的夜，既然我如此爱这纯净的颜色！窗外有哗哗的流水声，使我想到夜也在流动，这团巨大的黑色从世界的另一边流来，缓慢而沉重，流过城市的每一个指缝，发出眩目的摩擦的黑色光芒。这是一种大质量的相互摩擦。这巨大的黑色中溶解了世间的一切成分，但首先是悲剧性的凄美的成分。从它开始降临——傍晚的出现，就可以看出这将是一个悲剧仪式。傍晚从远处的大地升起，来得十分突然而躲闪，似乎犹豫不决。你无法相信它真的会来，虽然从这时开始，美就得以显示。傍晚就像一个笨重的有生命的物体，被一群笨脚笨手的大汉踉踉跄跄地抬了进来。这似乎是一出闹剧的开始，其实不然，这被抬进来的生命一开始就显现出某种庄重的忧愁和哀伤。如血的夕阳仓皇退场。上过傍晚的哀愁的底色之后，黑夜神圣地降临。它能代表深沉的悲痛和凄美的荒凉。一切都将变得严肃和神圣。夜是苍白的光明背后神圣的使者。深夜不眠的灵魂将受到他布道的洗礼，他带给这些灵魂以善良的力量、纯洁的感情及孤独的享受。他将悲剧的成分深深地刻进每个孤独者的骨子里，使他们有勇气去体会悲剧中那最高形式的美。为了悲剧，我们必须活着！为了活在夜里，我们必须活着！…… 我感到我多么热爱文学，因此我多么热爱生活！窗外又下起了雨，是该下一场雨了！我早就想像海子一样祈求：下一场雨。雨是最哀怨的悲剧，是我身体外的泪水，流进我的眼里。
2
我萌发了写一个侦探故事的念头，并很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个几乎身份不明的人物H（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职业侦探）受命调查一宗命案，案件不算复杂，可对于毫无经验、性格上又犹豫不决的H来说，几乎构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他在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调查此案，而答案却离他越来越远。这个案件与其说在吸引着他，还不如说是折磨着他。正当他快要绝望时，案情却在他不祥的预感中逐渐清晰，最后他终于在自己阴暗的良心里清楚地看到：凶手正是他自己。
3
深夜，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这时何雪梅打电话给我。一辆货车从马路上轰轰烈烈地开过。
“你在哪里？这么晚了，你还在街上吗？”
我想找点别的语言来说明问题。我厚着脸皮说：“是的，我正游荡在大街上。”
这当然不像是正常人说的话。于是何雪梅说：“说正经的呢。”
我想你越觉得不正经我就越来点更疯的。我说：“我是说真的呢。我的灵魂在大街上游荡。”这句话如果写在小说里无疑将是一堆垃圾，但是在生活中说出来，还真他妈的有点过瘾呢……
“你呢？你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吗？”我似乎中了邪一样，竟问起别人的灵魂来。
虽然我也写酸溜溜的小说，但我长这么大从来不会让这些酸溜溜的语言从我嘴里漏出来。果然，她在电话那头黯然地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
“哈哈哈哈哈！”我开心得变态地狂笑起来，因为我要的效果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感觉有点恐怖啊？”我问道。
她还是那么黯然地说道：“我感觉我在跟一个鬼说话。”
4
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去上海見一些写作者时所发生的对话。我的谈话者比我大十岁，那时已经出版过作品了，再加上他的其他一些成就，在我看来，当然是成熟得有些吓人。而我只是一个还没有写出满意作品的文学青年。当时还有两位姑娘在，其中一个是我当时的女朋友。他们在谈论一些根本没在场的作者的创作，我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因为一来我写得不多，二来我看别人的东西也看得少，最重要的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放空的状态，至少是一种永远没有准备好要发言的状态（对于幼稚如我者而言，这其实是蛮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时，那位前辈好像突然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小伙子号称自己也写东西，于是便顺着话题问了我一句：“你呢？谁对你影响最大？”我（仍然没有准备好要发言）赶紧用一种“唉，甭提了”的语气回答道：“你们提的那些作家我都没怎么读过，对我影响较大的都是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所以我写东西老是带着一股浓浓的翻译腔……”他急于安慰：“翻译腔没问题啊。”哦，他这么说，那肯定就是有问题咯。我更加灰心了，自暴自弃地说：“我觉得不好。不光是写东西，我整个人就活在翻译体中，我读大学那会儿，经常一个人走在校园里，脑子里突然自言自语地蹦出一句翻译腔来：‘哦，天哪！我的上帝啊！’”我这样说原本是想让他诊断一下，我这种症状到底严不严重，我的写作还有没有救，结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我逗乐了，笑得前俯后仰。我的女朋友也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大概她那时才发现我原来是一个如此有趣的人吧。
5
2003年夏天，一个文学青年毕业了。
那是一个精神羸弱、思想苍白、缺少阅历的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他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他非常幼稚。他写作，但不是为了发表，整个大学期间，没有人看过他写的东西，他也没在网络上发表过只言片语。
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写作：为了揭露自己内心的黑暗。
他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痛苦中，但这痛苦比一切感受都实在。因此，去感受这种痛苦，珍视这种痛苦，是他获得幸福的唯一机会。唉！都是浪漫主义文学害了他。
他写诗，写小说，也出于本能地勤写日记。他从来没想过这辈子会发表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发表呀、出版呀，这都是非常次要的问题，根本不涉及写作的本质。当时电脑还远未普及，这些东西都是写在日记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当他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极大怀疑（或者说遭遇信仰危机）时，就拿出一本写满字的日记本来，烧掉，然后他就又信心满满了。 只有极少数文字机缘巧合地留了下来。比如，你在本文开头看到的——1。我跟你们一样惊讶地发现，他喜欢用一些诸如“神圣”“使者”“灵魂”“庄重”这样的词汇;他竟然说自己“匍匐在缪斯的脚下”。他准是害了严重的幻想症，他读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文学，他根本就不知道21世纪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相信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夸大其词——他只是恰如其分地记录了自己的症状。而他提到的在写作时“点一根蜡烛”，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或装深沉，而是因为深夜，学生宿舍已经熄灯了。
6
多亏了写日记的习惯，要不然，我何来的资格僭权写下这篇“创作谈”。那是“他”的创作，而我顶多跟他共过同一个身体而已，又能作何谈？要知道，这三篇小说都写于十四五年前（2005年或2006年），它们从来没有发表过——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觉得惊讶吗？“他”从来就没有发表作品的需求。又是我在十多年之后僭权将它们拿出来发表。
3写于2005年10月31日，是当天的一篇日记。那时我在贵州跑业务，睡在代理商的仓库里，和他的搬运工们一块睡通铺。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作了不多的一点了解，虽然我仍然离不开“灵魂”，但我已经感到我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写下或说出这个词。在那篇戏谑的日记里，我调侃了我的这一处境（日记里所写的绝对是真事，因为我挂了电话之后，从深夜的街上回到那些鼾声震天的搬运工中间，然后坐在铺位上写下了这篇日记，所以我敢保证连对话的内容都一字不差）。
7
2写于2004年5月15日。一年之后，我写了《春天堡的死者》，将设想变成了作品。H就是我本人的真实写照。我仍然在大学时期踏上的那条“揭露自我内心的黑暗”的道路上狂奔。我无法想象世界上会存在歌颂的文学：真的艺术家疾恶如仇，更是发疯一般地嫉妒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他不歌颂美——他糟蹋它。但还是有一点偏离了预期轨道，小说的结尾，H并没有看到自己是真正的凶手。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无能，他破不了案，永远看不清楚真相，而这使得他更加虚无。
在贵州三年（2004—2006），作为旅行业务员（我经常以我的同行格里高尔·萨姆沙自况），我跑遍了贵州的每一个县城，而在这些差旅中，我没有旅伴，当我乘坐着大巴车攀爬或俯冲在那些有着漂亮弧线的盘山公路上时，当我下车之后孤独地行走在异乡冷清的街道上时，当我投宿在二十元一晚的小旅馆、坐在发出可疑的异味的床铺上拿出笔和本子开始写作时，陪伴着我的都只有我的灵魂。《春天堡的死者》就诞生于一段为时数天的长长的旅途中，当然也是孤独的旅途。“他享受着这种孤独，连幸福都不想要了。”何其的不检点啊！这种应该永远埋在心里的话，就这样被我袒露在小说当中。
春天堡是遵义市内的一处地名。巧的是，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段落就写于遵义。而前一晚，我病了，难受得要命。“还没等到天黑，我就上床睡觉了。我盖了两床棉被，但还是冷得发抖。我在被窝里翻来覆去，脑子里不断地想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清楚地看到：我将在这个夜里死去。”这几句本应该是那天晚上的日记，同样被我不检点地放进了小说里。
第二天起床后，出去吃了点东西，感觉好多了。于是步行去了一家书店，专门查阅了关于耶稣被犹大出卖后被钉上十字架的一些细节，然后回到旅馆，将小说剩下的部分完成了。
8
《从现实到梦境所要经过的路程》写于2006年元月。《越来越死》写于2006年5月。前者当然与我没完没了地乘坐大巴车出差的经历有关，也与某种悔恨有关（在那些漫长的旅途中，有的是时间去悔恨，但是没有任何机会做出纠正，因为车子不会停下来）;后者则与我对婚姻的想象有关。可以看到从2006年开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轻了起来，轻得几乎就要（摆脱我沉重的灵魂）飞起来了。
9
4所回忆的上海一夕谈正好发生在2006年底。那时，我不再是抽屉文学的写作者，我开始抱着极大的热情将我的诗歌和小说贴在一些文学论坛上，我保留了写日记的习惯，但不再是在纸上写，而是直接写在博客上。我开始与其他写作者（他们当中有的还——至少我当时认为——非常优秀，令我自卑）建立了联系，进行了交流，我们互读作品，互相批评。我意识到了我的怪异，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对自己以前的写作产生了最严重的怀疑，以至于全盘否定。我恨不得销毁我写过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是2007、2008、2009，我写了《角色》《弯曲》《继月》《爸爸》《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等几篇小说。我的创作中，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现实主义的气息，这意味着我对“同一个世界”的参与，意味着我对读者作出了邀请的姿态，也意味着我与自己灵魂的和解（同时也是与之渐渐疏远）。在发生这一转变之后，我立即这样评价我之前的写作：“自我封闭，整天沉溺在无益的幻想里……我在大学里系统地阅读法国文学时，曾受到过法国浪漫主义作品的极大影响，这体现在写作上就是，那个时期的习作呈现出过于直白、夸张、激情澎湃等弊病，与现代写作的精神极不相称。”我太急于否定我自己。
然后又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全身心投入生活，疲于生计，只有日记还在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的创作则彻底中断了。我的灵魂已经很少来叩问我，但我的读者（虽然不多）却总时不时地有人问起我：你还会写吗？期待你的新作。
怎么說呢，你们这些很晚才介入我写作的读者：我不知道。也许我还要再想一想写作的意义。我要问问我久违的灵魂。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
深夜，辗转难眠，于是从床上爬起来，点一根蜡烛，写一点东西。我感到苦恼和忧愁，一种广阔的伤感感动着我。我感到了幸福，这伤感使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活着，于是我感到了幸福。我想到了诗歌，那生活中壮美而荒凉的光芒，它使世界变得美好而真实。我无数次在清醒的时候梦寐它，我匍匐在缪斯的脚下乞求它。它闪烁着，在一个个美丽的时刻击中我，使我变得纯洁和虔诚，使我光芒四射，变得辉煌或悲哀;它透过我的皮肤，点燃我的血液，使我一点点地焚烧、蒸发掉，热气腾腾地过着这幸福的日子。但是，发出自己的光芒，那无疑是最大的幸福。啊！“总会有那么一天/从我的身子里要爆炸出/这些火/和美好的诗句”！我不能不提到窗外的夜，既然我如此爱这纯净的颜色！窗外有哗哗的流水声，使我想到夜也在流动，这团巨大的黑色从世界的另一边流来，缓慢而沉重，流过城市的每一个指缝，发出眩目的摩擦的黑色光芒。这是一种大质量的相互摩擦。这巨大的黑色中溶解了世间的一切成分，但首先是悲剧性的凄美的成分。从它开始降临——傍晚的出现，就可以看出这将是一个悲剧仪式。傍晚从远处的大地升起，来得十分突然而躲闪，似乎犹豫不决。你无法相信它真的会来，虽然从这时开始，美就得以显示。傍晚就像一个笨重的有生命的物体，被一群笨脚笨手的大汉踉踉跄跄地抬了进来。这似乎是一出闹剧的开始，其实不然，这被抬进来的生命一开始就显现出某种庄重的忧愁和哀伤。如血的夕阳仓皇退场。上过傍晚的哀愁的底色之后，黑夜神圣地降临。它能代表深沉的悲痛和凄美的荒凉。一切都将变得严肃和神圣。夜是苍白的光明背后神圣的使者。深夜不眠的灵魂将受到他布道的洗礼，他带给这些灵魂以善良的力量、纯洁的感情及孤独的享受。他将悲剧的成分深深地刻进每个孤独者的骨子里，使他们有勇气去体会悲剧中那最高形式的美。为了悲剧，我们必须活着！为了活在夜里，我们必须活着！…… 我感到我多么热爱文学，因此我多么热爱生活！窗外又下起了雨，是该下一场雨了！我早就想像海子一样祈求：下一场雨。雨是最哀怨的悲剧，是我身体外的泪水，流进我的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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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萌发了写一个侦探故事的念头，并很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个几乎身份不明的人物H（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职业侦探）受命调查一宗命案，案件不算复杂，可对于毫无经验、性格上又犹豫不决的H来说，几乎构成了一道棘手的难题。他在心力所及的范围内尽力调查此案，而答案却离他越来越远。这个案件与其说在吸引着他，还不如说是折磨着他。正当他快要绝望时，案情却在他不祥的预感中逐渐清晰，最后他终于在自己阴暗的良心里清楚地看到：凶手正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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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这时何雪梅打电话给我。一辆货车从马路上轰轰烈烈地开过。
“你在哪里？这么晚了，你还在街上吗？”
我想找点别的语言来说明问题。我厚着脸皮说：“是的，我正游荡在大街上。”
这当然不像是正常人说的话。于是何雪梅说：“说正经的呢。”
我想你越觉得不正经我就越来点更疯的。我说：“我是说真的呢。我的灵魂在大街上游荡。”这句话如果写在小说里无疑将是一堆垃圾，但是在生活中说出来，还真他妈的有点过瘾呢……
“你呢？你知道你的灵魂在哪里吗？”我似乎中了邪一样，竟问起别人的灵魂来。
虽然我也写酸溜溜的小说，但我长这么大从来不会让这些酸溜溜的语言从我嘴里漏出来。果然，她在电话那头黯然地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
“哈哈哈哈哈！”我开心得变态地狂笑起来，因为我要的效果已经出来了。“是不是感觉有点恐怖啊？”我问道。
她还是那么黯然地说道：“我感觉我在跟一个鬼说话。”
4
我想起十多年前，我去上海見一些写作者时所发生的对话。我的谈话者比我大十岁，那时已经出版过作品了，再加上他的其他一些成就，在我看来，当然是成熟得有些吓人。而我只是一个还没有写出满意作品的文学青年。当时还有两位姑娘在，其中一个是我当时的女朋友。他们在谈论一些根本没在场的作者的创作，我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因为一来我写得不多，二来我看别人的东西也看得少，最重要的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放空的状态，至少是一种永远没有准备好要发言的状态（对于幼稚如我者而言，这其实是蛮舒服的一种状态），这时，那位前辈好像突然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小伙子号称自己也写东西，于是便顺着话题问了我一句：“你呢？谁对你影响最大？”我（仍然没有准备好要发言）赶紧用一种“唉，甭提了”的语气回答道：“你们提的那些作家我都没怎么读过，对我影响较大的都是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所以我写东西老是带着一股浓浓的翻译腔……”他急于安慰：“翻译腔没问题啊。”哦，他这么说，那肯定就是有问题咯。我更加灰心了，自暴自弃地说：“我觉得不好。不光是写东西，我整个人就活在翻译体中，我读大学那会儿，经常一个人走在校园里，脑子里突然自言自语地蹦出一句翻译腔来：‘哦，天哪！我的上帝啊！’”我这样说原本是想让他诊断一下，我这种症状到底严不严重，我的写作还有没有救，结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被我逗乐了，笑得前俯后仰。我的女朋友也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含情脉脉的眼神看着我，大概她那时才发现我原来是一个如此有趣的人吧。
5
2003年夏天，一个文学青年毕业了。
那是一个精神羸弱、思想苍白、缺少阅历的刚刚二十出头的青年。他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他非常幼稚。他写作，但不是为了发表，整个大学期间，没有人看过他写的东西，他也没在网络上发表过只言片语。
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写作：为了揭露自己内心的黑暗。
他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痛苦中，但这痛苦比一切感受都实在。因此，去感受这种痛苦，珍视这种痛苦，是他获得幸福的唯一机会。唉！都是浪漫主义文学害了他。
他写诗，写小说，也出于本能地勤写日记。他从来没想过这辈子会发表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发表呀、出版呀，这都是非常次要的问题，根本不涉及写作的本质。当时电脑还远未普及，这些东西都是写在日记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当他对自己的写作产生极大怀疑（或者说遭遇信仰危机）时，就拿出一本写满字的日记本来，烧掉，然后他就又信心满满了。 只有极少数文字机缘巧合地留了下来。比如，你在本文开头看到的——1。我跟你们一样惊讶地发现，他喜欢用一些诸如“神圣”“使者”“灵魂”“庄重”这样的词汇;他竟然说自己“匍匐在缪斯的脚下”。他准是害了严重的幻想症，他读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文学，他根本就不知道21世纪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相信他写下这些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夸大其词——他只是恰如其分地记录了自己的症状。而他提到的在写作时“点一根蜡烛”，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或装深沉，而是因为深夜，学生宿舍已经熄灯了。
6
多亏了写日记的习惯，要不然，我何来的资格僭权写下这篇“创作谈”。那是“他”的创作，而我顶多跟他共过同一个身体而已，又能作何谈？要知道，这三篇小说都写于十四五年前（2005年或2006年），它们从来没有发表过——对于这一点还需要觉得惊讶吗？“他”从来就没有发表作品的需求。又是我在十多年之后僭权将它们拿出来发表。
3写于2005年10月31日，是当天的一篇日记。那时我在贵州跑业务，睡在代理商的仓库里，和他的搬运工们一块睡通铺。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作了不多的一点了解，虽然我仍然离不开“灵魂”，但我已经感到我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写下或说出这个词。在那篇戏谑的日记里，我调侃了我的这一处境（日记里所写的绝对是真事，因为我挂了电话之后，从深夜的街上回到那些鼾声震天的搬运工中间，然后坐在铺位上写下了这篇日记，所以我敢保证连对话的内容都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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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于2004年5月15日。一年之后，我写了《春天堡的死者》，将设想变成了作品。H就是我本人的真实写照。我仍然在大学时期踏上的那条“揭露自我内心的黑暗”的道路上狂奔。我无法想象世界上会存在歌颂的文学：真的艺术家疾恶如仇，更是发疯一般地嫉妒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他不歌颂美——他糟蹋它。但还是有一点偏离了预期轨道，小说的结尾，H并没有看到自己是真正的凶手。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无能，他破不了案，永远看不清楚真相，而这使得他更加虚无。
在贵州三年（2004—2006），作为旅行业务员（我经常以我的同行格里高尔·萨姆沙自况），我跑遍了贵州的每一个县城，而在这些差旅中，我没有旅伴，当我乘坐着大巴车攀爬或俯冲在那些有着漂亮弧线的盘山公路上时，当我下车之后孤独地行走在异乡冷清的街道上时，当我投宿在二十元一晚的小旅馆、坐在发出可疑的异味的床铺上拿出笔和本子开始写作时，陪伴着我的都只有我的灵魂。《春天堡的死者》就诞生于一段为时数天的长长的旅途中，当然也是孤独的旅途。“他享受着这种孤独，连幸福都不想要了。”何其的不检点啊！这种应该永远埋在心里的话，就这样被我袒露在小说当中。
春天堡是遵义市内的一处地名。巧的是，这篇小说中最重要的段落就写于遵义。而前一晚，我病了，难受得要命。“还没等到天黑，我就上床睡觉了。我盖了两床棉被，但还是冷得发抖。我在被窝里翻来覆去，脑子里不断地想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清楚地看到：我将在这个夜里死去。”这几句本应该是那天晚上的日记，同样被我不检点地放进了小说里。
第二天起床后，出去吃了点东西，感觉好多了。于是步行去了一家书店，专门查阅了关于耶稣被犹大出卖后被钉上十字架的一些细节，然后回到旅馆，将小说剩下的部分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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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到梦境所要经过的路程》写于2006年元月。《越来越死》写于2006年5月。前者当然与我没完没了地乘坐大巴车出差的经历有关，也与某种悔恨有关（在那些漫长的旅途中，有的是时间去悔恨，但是没有任何机会做出纠正，因为车子不会停下来）;后者则与我对婚姻的想象有关。可以看到从2006年开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轻了起来，轻得几乎就要（摆脱我沉重的灵魂）飞起来了。
9
4所回忆的上海一夕谈正好发生在2006年底。那时，我不再是抽屉文学的写作者，我开始抱着极大的热情将我的诗歌和小说贴在一些文学论坛上，我保留了写日记的习惯，但不再是在纸上写，而是直接写在博客上。我开始与其他写作者（他们当中有的还——至少我当时认为——非常优秀，令我自卑）建立了联系，进行了交流，我们互读作品，互相批评。我意识到了我的怪异，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对自己以前的写作产生了最严重的怀疑，以至于全盘否定。我恨不得销毁我写过所有的东西。
然后就是2007、2008、2009，我写了《角色》《弯曲》《继月》《爸爸》《在异乡将承受减少到无声》《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等几篇小说。我的创作中，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现实主义的气息，这意味着我对“同一个世界”的参与，意味着我对读者作出了邀请的姿态，也意味着我与自己灵魂的和解（同时也是与之渐渐疏远）。在发生这一转变之后，我立即这样评价我之前的写作：“自我封闭，整天沉溺在无益的幻想里……我在大学里系统地阅读法国文学时，曾受到过法国浪漫主义作品的极大影响，这体现在写作上就是，那个时期的习作呈现出过于直白、夸张、激情澎湃等弊病，与现代写作的精神极不相称。”我太急于否定我自己。
然后又十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全身心投入生活，疲于生计，只有日记还在断断续续地写着，小说的创作则彻底中断了。我的灵魂已经很少来叩问我，但我的读者（虽然不多）却总时不时地有人问起我：你还会写吗？期待你的新作。
怎么說呢，你们这些很晚才介入我写作的读者：我不知道。也许我还要再想一想写作的意义。我要问问我久违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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