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在教育现代化中的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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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赋予了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内涵,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方向,与此同时,2035教育规划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治理新目标,而构筑终身学习现代教育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形成,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核心和主线;如果说2035的教育体系与现存教育体系将不仅区别在外塑,更区别在内核的话,前一个目标则指向于2035教育的内核,后一个目标指向于2035教育的外塑。在整全的视域下,两个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前一个目标是包涵新教育治理格局的终身化教育体系,后一个目标是基于终身化现代教育体系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新格局。研究2035教育现代化,需要将两个目标统一一体于新思考框架中。其中,我国2035年将建成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就是扎根于本土现代化进程中的终身教育体系。
  关键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全球教育治理;整全视野;关系
  中图分类号:CJ434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颁布,使“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1],首次提出了我国以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为首的教育现代化命题。构建服务人人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强国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重大国家战略。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这项规划不仅成为我国首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还是第一个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作定语,定义了教育现代化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提出“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的目标要求[2]及其一系列相关理念和任务内容要求。这就不仅在时间表上,从此前的“基本形成”到了“加快建成”,而且在路线图上,将现代化推进目标更加坚定明确地指向了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其重要的理论升华点在于走出了两个教育体系的困顿,超越了此前“终身教育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并行的理论问题,将教育体系在现代化链条上统一在了终身教育发展目标上。“2035规划”是继上一个“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2020)”的再推进和新超越,标志着我国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会,进入实质推进、加快推进和高质量系统推进新阶段,“是新时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3]。
  与此同时,“2035规划”将“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放在主要发展目标的第一位,具有了统领性意义,并在其后分述了学前、义务、高中、职业、高等和残疾儿童少年等诸多阶段、诸多方面的教育目标要求后,引人注目地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目标要求,放在了2035年主要发展目标总收尾的突出位置上,特别强调了“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4]。此一头一尾两个重量级目标,使得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未来蓝图得以清晰勾勒,如果说2035年的教育体系与现存教育体系将不仅区别在外塑,更区别在内核的话,前一个目标则指向于2035教育的内核,后一个目标指向于2035教育的外塑。“这两个目标对教育具有统揽全局性和创新性”[5],是准确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内涵的两处关键按钮。并且,在二者关系的把握上,“社会共同参与”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现代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义是形成全社会参与的教育治理形式的前提和目标,二者统一于中国新阶段教育现代化新目标体系之中。这就不仅需要加强对此两个目标的研究,而且亟待整体地、联系地对二者加以深入探讨。
  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从整体视角对“2035规划”目标中的终身学习及教育治理两个维度上的系列概念进行研究,进而讨论现代教育体系目标与教育治理新格局目标在教育现代化下的逻辑联系,提出将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纳入教育治理体系构建的研究框架之内,反之亦然的主张,为整体地、准确地研究现代化2035框架内的新教育体系和教育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支持。
  二、教育现代化2035与新时代终身教育的内涵特征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作定语,修饰和定义教育现代化体系,实化和细化了新时代新阶段上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方向,丰富和明晰了教育现代化的概念内涵,也首次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建设目标统一到中国现代化进程,并实际明确了2035年我国要构筑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教育体系,就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体系,这也是扎根于本土现代化伟大进程中的终身教育体系。显然,只有终身教育体系,才能够承担起伟大征程中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使命,才能适应建設新时代学习强国伟大目标的新需要,也才是顺应国际潮流和人类教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因此,2035框架把这一目标放在了首要位置,成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并在理念上进一步强调了“面向人人”和“终身学习”。
  在这个意义上,2035教育规划是对中国终身教育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解决了以往纠缠不清的双重教育体系问题,引导人们进一步认识到: “不能服务于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就不是现代化教育体系。引发终身学习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6]也必将把中国的终身教育带到世界发展新高度。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具有了不同的新内涵,归纳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
  (一)遵循教育规律和克服终身教育理论偏误的要求与体现
  教育现代化2035框架是遵循教育规律与克服终身教育理论偏误的反映与体现。准确把握和理解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体系内涵关键,就是要突破终身教育理论的困局。
  由于终身教育在我国发展起步较晚,终身教育基本的理论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如诸多与终身教育相关的概念混淆不清、终身教育概念界定碎片化等,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终身学习的改革和发展。而出现这种理论偏误的原因是,人们往往把现存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混淆在一起,而实际上,终身教育与传统教育存在代际之差。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教育的理解更多处在教育社会需求层面、更好地满足科技、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更好地适应社会与人的自身发展等方面,对这些方面过多的关注必然会影响到对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关注,从而忽略了教育自身也是成长着的生命体的特征,也在经历着从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发展变化。   纵观人类教育发展进程,教育的初始状态是与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的,是整体的、终身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发生质变,首先,学校渐渐产生,出现了专供青少年学习的学校教育,经历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时期,学校教育得到不断发展并在工业社会后期发展到了顶峰;教育另一个新质变的部分:成人教育随之出现,并在工业化高度发达时期获得了飞速发展。这时,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两个部分的统一问题出现了,现代终身教育思想应运而生。至今,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几个文明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目前正整体向新的文明形态转型。种种迹象表明,具有缓慢性特征的教育正经历着史上第一次新旧更替期,这必然会使教育从原初状态向着高一层级上的原初状态演进,从而实现教育首次自身发展的周期循环与飞跃,而这种高级的初始态也是全球正经历的终身教育新阶段。
  综上,笔者认为,终身教育是一个全新、完整的生命体,而不是现存教育体系的延展和加长;终身教育是为人类新文明时代准备的教育体系,而不是原有教育与新型教育的嫁接体;这个全新的完整的生命体孕育于成人教育,但绝不是成人教育本身;终身教育最终势必型塑于学习型社会,其灵魂是形成学习型文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种视角下,教育终将超越传统教育的规制,进而能够从时间与空间维度来展现其核心,即注重人的多方面发展。从纵向看,教育时限不再受限于某一特定年龄,而是将人的一生连贯成整体;从横向看,学习场所也不再受限于校园时空之内,而是整合整个教育与训练的机构与渠道于一体。这是一个镶嵌在新文明版图上的与现存学校教育体系具有不同基因的新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完整囊括了所有教育形式、学习形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完整涵盖了教育、生活和人的整个生命长度和宽度。这些应是我们准确理解2035行动框架及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新内涵的应有之义[7]。
  (二)对接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国际潮流的前瞻引领性
  前沿视野,世界标准,未来定向,是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的另一鲜明的内涵特征。 “2035规划”中提出的终身教育目标,为我国新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现代化赋予了新内涵,是参照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了构筑人类生命共同体与推进实现现代化强国新内涵的表现,而这也是我国积极与2030教育框架对接,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的体现,具有先进性和前瞻引领性。
  2015年9月,聯合国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目标》,这是对到2030年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的总体规划,其目标指向于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公平、包容与可持续发展,其中第4个发展目标就是终身学习的议题,即提出“确保包容性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的可持续的教育发展目标。依据这个总目标,全球将致力于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更加进取的教育议程——“教育2030行动框架”,终身学习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此议程的重要性在于,将终身学习进一步在诸多层面进行延伸,不断提升民众的入学机会,增强民众的入学质量,提升其公平性与包容性。与此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核心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了全球教育从公共利益向共同利益转变的重要主张[8]。
  “教育2030”及《反思教育》所提出的意义在于:一是对知识观和学习观的超越,认为知识的来源和本质不再是个人性质的,而是共享共识,是集体主义的;二是教育资源提供与获得的参与性,即达成共同利益需要采取和尊重所有力量的共同行动,因而,强调将主流教育之外的一切力量和知识体系纳入视野;三是一切方面的公平性,要将边缘化、排斥性、不公平等问题进行彻底消除,使得相应的准入、参与等学习模式实现全面的公平。最后,共同利益不排除实现途径中的国家力量及教育力量的核心作用。教育工作者的核心地位不动摇。
  我国集中力量开展了对“教育2030”的研究,思考制订中国教育现代化规划,致力于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构想。教育现代化文件起草工作于2016年初启动,历时两年多时间,期间系统收集和分析了全球主要国家最新教育战略,仔细分析和研判了全球教育改革发展趋势,虚心听取了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政策建议,并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专门组织召开了国际咨询会,就中国教育现代化问题,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9]。
  “2035规划”系统提出的八大“更加注重”的基本理念,是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顺应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其中“面向人人、终身学习、融合发展、共建共享”,与“教育2030”及《反思教育》中所提出的相应终身学习理念、目标意旨相通,提出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履行了我国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与《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核心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相呼应。
  “2035规划”赋予了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新的时代内涵。将服务人人终身学习的思想纳入现代教育体系,并从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全方位系统化推进的终身教育发展思想,使得推动人才的成长通道更加通畅、开放。构筑全面终身学习的制度环境与国家资历框架,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全方位对跨部门、跨行业机制和专业化支持体系进行建设,义有利于全方位对学习成果的认证以及学分银行等措施加以完善,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2035规划”紧跟国际潮流,切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紧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主题,回应了我国新时代下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国家战略关切。
  (三)扎根中国大地的中国特色和本土意蕴
  新时代中国终身教育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深深扎根于本土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本土蕴含。中国教育现代化要面对中国国情,“扎根中国社会现实,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答案,为世界做出中国贡献”[10]。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教育工作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必须保留中国特色。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为我国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指导遵循。2035规划”以习总书记所提出的发展思想为核心,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水平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目标是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终身化现代教育体系。其鲜明特点可归纳以下几点:   首先,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终身教育目标,是站在国家现代化全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出发,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经验和重要成就,并以此为基础勾画出来的建设教育强国的教育现代化,是扎根于本土现代化进程的现代终身教育。
  其次,坚持政治方向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终身教育发展目标,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坚持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从而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的终身教育,是坚定政治方向的现代终身教育。
  第三,立足国情民情。《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把重点聚焦在我国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突出问题,特别强调了要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和最直接的问题,契合了党与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适应了教育规律。
  第四,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脉。我国有着独特优秀的历史文化,在教育历史方面更是长达三千多年,教育经验与智慧极为丰富,“2035规划”体现了切人本土文化,融合国际最新教育发展理念,以现代化教育为准绳,从古典文化中汲取优秀营养,同时还需要积极吸收海外的一些先进经验,从而使得终身教育更具有科学性的思想。
  学者周光礼提到:“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必须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基本原则,以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根本要求,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力量和源泉,深入地扎根到我国的历史、我国的文化以及我国的教育实践中去,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11]。这些或可为我们理解中国终身教育的本土意蕴与中国特色提供启发。
  三、《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与教育治理现代化新阶段
  教育治理现代化即为,推进教育从管理走向治理,从治理走向现代治理的进程。无疑,我国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而教育治理现代化同时也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积极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发展,是推动教育现代化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
  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进行科学的理解,不仅需要抓住“治理”和“现代化”两个关键词的原初含義,同时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教育新样态中把握其新内涵。对此, “2035规划”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基础上,对未来十五年我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重大安排,为准确理解和界定最新阶段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内涵提供了权威依循。
  (一)教育治理的概念及意义
  治理(Covernance)-词是指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多元共治的活动,它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控制体系治理,也是民众与行政等诸多部门之间相互交互的一个过程,更是相关个体与诸多机构进行通力合作对共同事务进行管理所涉及到诸多方式的总和[12]。作为一种多方参与的高级共治活动,治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语境下的新的高级管理范式,是一个包含多元主体围绕一个目标,共同参与、协调互动的过程。它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从管理走向治理,是管理的新阶段,但不是简单的加长阶段,而是有质的区别的新阶段。也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时刻,人类管理从统治(Covernment)向治理(Covernance)的转变,同时人类政治也随之从善政(Cood Covernment)向善治(GoodCovernance)转变[13]。
  教育治理(Educational Covernance)是现代治理思想在教育管理中的体现,具体指的是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公民个体以及国家机关等主体借助于相应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相互合作与交流,进而实现教育事务管理的过程。其重要变化在于从关注公共项目和政府机构转向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协调包容互补;治理手段不仅有行政手段,而且有各个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的多样化手段。除此而外,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在目标指向上有了本质的不同,这是教育治理研究需要关注的更为重要的视点。
  教育从管理走向治理,标志着教育管理进入新阶段,这是有质的区别的新阶段,其重要意义,一是管理视角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关注对象从公共项目和政府机构转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协调包容互补;治理手段不仅有行政手段,而且有各个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的多样化手段。这种管理思想与方式和制度的转变,体现了教育终身化趋势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也是我们研究教育治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二是管理性能发生了革命性改变。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多方参与、民主协商的高级共治活动,从管理到治理,是从传统向现代迈人实现的根本转向。“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意味着,在教育管理过程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责任主体,而是政府以外的更多组织和部门,甚至于社会公民等都可以进行管理,承担职责。治理更多地展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特征”[14]。这种高级共治活动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起步及进程
  国外教育治理得到广泛关注是在21世纪初。2002年美国当代教育管理学家托马斯.J.萨乔万尼(Thomas J.Sergiovanni)在《教育的治理与管理》中首次提出了“教育治理”(Educational Covernance)的概念[15]。2008年,UNESCO举行的国际会议,以“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为主题,提出该领域的治理需要将相关的个人组织、机构进行融合,使相关的组织或机构发挥其相应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引导和控制公共教育事务。
  随后该组织还进一步对教育治理体系的变革进行关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并发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核心利益”的理念转变》的重要报告,提出了“共同利益”这一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目标,也是支撑新变革模式的基石,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据此必将是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新格局、新框架。首次将教育目标作为教育治理的基石提出来,使教育治理的内涵构成更加完整全面。   21世纪初,在中国全面改革和深度转型时期,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表明,进行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完善,同时,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明确指出,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子领域,教育治理现代化也是社会治理中社会公共服务范畴的组成部分。之后,“治理现代化”这一政治学和行政学概念进入教育政策和研究领域。在政策领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一次应用“教育治理”(Educational Governance)概念,2014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领域提出综合改革的重要思想,指出教育领域也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再度提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目标[16]。
  该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也开始成为当前重要的关注热点,同时也在学术界成为研究热点。在学术领域,国内学者们从教育治理体系的目标、内涵要义、体系的构建、实现路径、体系评价等方面对教育治理体系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国内学者褚宏启[17]认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直接目标是善治。褚宏启[18]、陈金芳、万作芳[19]、孙绵涛[20]、刘冬冬[21]分别从制度和系统的角度对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内涵进行了解渎;张建[22]提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四种实现路径:即教育治理体系的法治基础、制度创新、结构的互动有序,以及提升教育治理行动者的能动性等。
  教育治理体系中的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性在于,能够积极推动现代化体系的制度创新,使得教育治理结构得到有序开展,进而全面提升治理行动人员的能动性。秦建平、张勇、张惠[23]在研究国内外教育治理现代化监测体系的基础之上,对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监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框架。
  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起步和进程,总体呈现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趋势.但视野仍显不足,尽管政策推进和研究进程,从不同角度有了新的探索,但这些问题大多为治理形式方面而非治理内核的问题,教育治理现代化视野大多局限于传统教育框架内,如多为对学校治理、职业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等局部治理等问题的关注,亟待突破这种传统限制,打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真正意义境界。
  (三)教育现代化2035与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新阶段
  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获得准确理解,需要抓住“治理”和“现代化”两个关键词的原初含义,同时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新阶段的教育新样态中把握其新内涵。这一点是说,完整理解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我们需要一个三维视角的思考框架。然而,此前人们理解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往往忽略掉了第三个维度,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思考往往停留于治理形式。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完整理解教育治理现代化新课题,并赋予了三个维度以不同的新内涵,从而定位了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从“治理”维度看,其本身即为体现现代化特征的多方参与、民主协商的高级共治活动。“2035规划”提出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建立“多元参与协同治理”的新机制,要求到2035年“教育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的保障制度,从而推动教育领域治理的现代化”[24]。这与“治理”概念的原本之意是一致的,说明治理所包含的多方参与、民主协商的高级共治活动,本身就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任务,是教育治理现代化内涵应有之义;与此同时,“2035规划”提出了該领域治理的智能化规制,要求将该领域的现代化形式变革进行全力推进,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推手,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创新教育治理的新模式,“着力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服务供给方式以及教育治理新模式”[25]。这为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增加了跟进时代和科技发展的新内涵。
  其次,从“现代化”维度看,现代化(Modernization)诞生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用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一种动态特征。大多认为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变迁过程。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工业化、思想上科学化和理性化。现代化的过程是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的不断演进;一般认为,世界现代化可以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十八世纪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此阶段,农业经济变革成为工业经济、农业文明也开始变革成工业文明;第二,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一些学者认为,如今现代化正处在第二个文明变革的重要阶段,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化”。
  如今文化、思想、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开始渗透该现代化思想,其整个过程具有多层次性与多阶段性,其内涵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教育治理现代化内涵,也会随着现代化水平的发展提升而不断赋予新内容。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形成早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人,“现代化”概念在五四时期初步形成,现代化进程在建国初,相对于日本和前苏联等国家来说,中国现代化程度只有21%左右。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至2008年,中国总体上完成了世界第一次现代化的68.5%,第二次现代化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方面也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开始了交替推进。期间经历了从“三步走”到新时代“两阶段”战略目标的演进过程。党的十九大后中国现代化进入新时代。
  作为一种进程性指标,教育现代化至少有两个考察视点:一是横向上,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组成部分。 “2035规划”站在国家现代化全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出发,是在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主要经验基础上,勾画出来的建设教育强国的教育现代化;二是纵向上,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当前阶段上的现代化。剧变时代,中国现代化处在深度转型时期。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推动全球脚步朝着新的绿色文明的迈进,通过将近百年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正经历深刻的新旧动能转换革命。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也处在新旧转型的重要时期。2035规划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在剧变的时代,国家现代化处在重要转折时期,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也处在了新旧转型时期的现代化。   第三,从“教育新样态”维度看,2035阶段的教育新样态,是对教育系统发展新阶段的体现,是对传统教育实现的一次重要超越,是面向新时代的新教育,是中国与国际发展潮流相适应、与人类教育发展走向相一致,符合国情民情、扎根本土具有世界水平的发展状态。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建设适应于这种“教育新样态”需求的治理新格局,形成这种“教育新样态”的核心目标在于人的全面发展。“2035规划”将这一教育现代化阶段“教育新样态”的核心定位于“以德为先、全面发展、面向人人、终身学习、因材施教、知行合一、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等八大基本理念和“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一首要任务上,这既与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世界教育2030及《反思教育》相呼应,义突出了中国特色。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
  以上三个维度中,前两个维度都是就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如果说“治理”一维作为一种具有了现代化特征的高级共治活动,提供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形式框架,那么“现代化”一维作为一种进程,则可为教育治理现代化形式框架提供完善程度方面的规定性。第三个维度“教育样态”,则是就内容方面而言的,是教育治理现代化框架的内核部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整全内涵,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前者是手段和保障,后者是前提和目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是这两个现代化的有机统一。“2035规划”在这两个现代化都实现了历史性超越的统一,把中国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向了新阶段。
  四、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在教育现代化中的逻辑联系
  我国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关键价值追求。2035新阶段中,我国教育将与国际现代终身教育理论思想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成为新时代现代化中有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发展目标,而无论国际还是本国的终身教育,其共同特征都是面向人人、面向终身学习、面向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国家,都必然走向全民共建共享的教育治理新阶段。因此,真正整全的终身教育不能抽离全民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这个保障部分,真正整全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也不能抽离了它的存在前提:服务于人人终身学习的教育新样态这个内核部分。由此,本部分讨论现代化下新阶段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的逻辑关系问题。
  (一)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在现代化中的不可分割性
  教育领域的治理现代化,并不简单从形式层面实现现代化,更包括内核方面的现代化,即应是在“教育”与“治理”两个维度上,对“现代化”追求的统一体。在2035教育现代化框架下,在治理方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是一项全民参与并惠及全民的活动[26],形成具有数字化智能特征的“多元参与协同治理”新形式,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在教育方面,即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单纯讲治理形式现代化,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缺乏前提和目标就形式论形式的教育治理;而离开治理方面现代化的终身教育,是不完整和缺乏保障的终身教育。二者的关系可界定为,前一个现代化是后一个现代化的目的和内核,后一个现代化是前一个现代化的手段和保障。此外,二者都是一个处在不断变革和发展中的综合系统。
  (二)已有研究对现代化中二者关系认识的不足与反思
  迄今为止,国外研究更多仍停留于对教育治理与终身教育这两个视角进行分别研究,并没有将它们进行融合,如哈里·德波尔等学者在研究中就提出了“治理均衡器”(Governance Equalizer)的概念,其中将治理結构进行了假定式定义,它的构成包括了管理与学术自治、国家规制等五个维度的构成,当然该学者还认为这些构成需要建立在相应的时间节点以及不同的构成方式基础之上。
  “2035规划”提出终身学习现代化教育体系新目标,同时提出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形式教育改革任务,但国内正兴起的研究热表明,研究更多仍是将两者分开来孤立地考察。所导致的问题,从教育治理方面看,为研究治理而研究治理,缺乏对治理的前提和目标内涵方面的研究关注,对新阶段现代化上的终身教育目标与教育治理体系的内在关联问题缺乏意识,使得教育治理现代化关注视野更多被限制在传统教育框架内,如多为学校治理、职业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等治理现代化研究,而如果仍停留于此,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追求意义义在何处呢?从终身教育方面看,终身教育理论滞后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而得不到解决,时至今日,人们仍习惯于在原有传统教育框架内来解读终身教育问题,也就很难将新的教育治理格局纳入关注视野,而没有新的教育治理形式于一体的终身教育,义如何称之为真正的终身教育?没有终身教育这个前提,教育治理现代化问题义从何谈起?
  (三)本文的尝试性界说
  《教育2030行动框架》及其紧随其后的《反思教育》,提出颠覆性的新理念:即将教育、学习与知识统一地视作全球需要共同努力的共同利益核心,宣告了全球终身教育实质性推进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仅限于“公共产品”性质和个人收益时代已经过去,教育更是已经成为全球相应组织与个人共同利益和平等参与的共同责任。
  “全球共同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引导当今全球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在这个关键词里,教育的基本意旨指向于使学习和知识成为人人时时处处共享共担的全世界共同利益的核心和关键。在真正整全的“全球共同利益”概念内,终身教育作为核心目标,其所包括的内涵必然是与新的教育治理形式统一于一体的。由此本文对“2035规划”框架下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的关系内涵作如下界说:
  1.终身教育意蕴是教育现代化中教育治理新格局的核心要旨和目标前提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总体目标是建设学习强国,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新体系,可以认为这个学习强国,就是指向于学习型社会,这个现代教育体系就是终身教育(学习)体系。而终身教育属于典型的生命体,它具有完整性与全新性,并不是当前教育体系的简单改良,与现存学校教育体系不在同一个框架内。其中一系列相关概念,无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还是学习型社会,以及其他如工作场所学习等等,都是这个新教育体系整体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标识,学习型社会将是最高结构形式。不在整全视点上认识这个新体系,势必陷入与现存教育相混淆的理论困境中,也势必陷入教育治理视野的盲区之内,整个教育现代化都会因此受阻。   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叶澜所说: “衡量和推进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我们需要用终身教育的意蕴来重构教育与社会发展内在关系的理论,进而创造在重构理论指导下的变革实践”[27]。这启示我们,这里的关键,不是判断“2035规划”中所提出的现代教育体系是否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问题,而是要真正解决究竟什么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理论问题,这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框架上的最为关键与核心的前提问题,即解决好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及其终身教育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才是准确领会和高质量推进教育现代化2035的关键突破口,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治理现代推进之言。而探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对接国际,义要扎根本土,既要面向未来,义要切合现实。解决好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是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紧迫课题。
  2.教育治理现代化新格局是终身教育意蕴的形式表达和有机组成部分
  一方面,教育治理新格局是有目标和前提的价值追求,是一种有目的的现代化过程,显而易见,教育治理新格局是服务于教育新样态的需求体现,离开这个目的前提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缺乏前提目標,是就形式而形式的空壳治理形式,是缺乏目标和基础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整全意义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教育体系走向终身化,是教育自身发展的新阶段,终身教育是一个全新的完整的生命体,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教育发展新阶段。多元共享共治的教育治理新格局,既是终身教育意蕴的形式表达,义是教育走向终身化的必然要求。离开治理方面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教育终身化,就不是完整的教育现代化,就是缺损的终身教育,也是缺乏保障机制的终身教育。
  总之,教育现代化是“教育”与“治理”两个维度上对“现代化”追求的统一体。离开任何一方都不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二者的关系可界定为,前一个现代化是目的和内核,后一个现代化是手段和保障。在终身教育意蕴与教育治理格局的关系上,前者为目标与内核,后者为手段和保障,二者统一于教育现代化之中,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3.2035框架下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亟待重新审视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治理新格局的形成,是我国教育现代化2035主题的核心和主线。教育向2035现代化目标迈进中,终身教育和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亟待重新审视。
  首先,作为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教育纲要,“2035规划”是全方位系统的、多元的现代化,以往人们习惯使用的两维或单维的平面化思考框架已经无能为力,我们需要重建一个多维的立体化思考框架与之相适应。在这一点上,本文在深入探讨教育目标与治理形式两个维度现代化内涵基础上,揭示了两者的关系,将终身教育体系目标纳入治理中,从整体角度出发,基于终身教育这一目标基点,去思考教育治理现代化目标问题;同时,将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纳入终身教育中,从整体角度出发,基于终身教育在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基点,去思考教育体系现代化目标问题。
  其次,我国2035教育现代化阶段,是处在时代发生历史巨变,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的伟大转折伟大进程中的现代化,突破与整合是这个阶段现代化的显著特征。重构多维立体化的思考框架,不仅体现在形式上,同时要体现在内涵上各个维度的突破性与整合性特征上。要有这样的视野:2035教育现代化,是新背景、新代际中教育现代化。其中的新的终身化现代教育体系,具有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价值内涵及形式样态,要将其作为一个全新的生命整体,进行整体系统的重新规划和设计。这对冲破沿袭至今的顽固的成人教育化终身教育的理论误区,以及教育治理理论误区,是一个重大突破,不仅提供了走出长期存在的理论困境的新方向,同时打开了整体性方法论新视野[28]。
  再次,在新框架内,我们需要深入研究2035教育现代化的新教育体系目标及教育治理变革新任务;深入探索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在教育治理方面的新需要与新机制。这其中,需要对“教育2030”提出的“全纳”“公平”和“优质”及《反思教育》中的“共同利益”等关键概念深入探讨;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行深入分析;对终身教育体系中的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及其与现存教育体系的各级各类教育关系等方面的关键概念和理论关系进行系统梳理澄清;对本土终身教育发展现状、经验及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探索对接世界发展趋势,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终身教育理论体系和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
  五、结语
  众所周知,中国教育现代化提法始于邓小平同志。教育现代化是邓小平同志的殷切期盼,并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教育的价值追求。可以断言,教育现代化将是今后很长时期内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战略选择。但是,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内涵,无论邓小平同志的题词还是高层文件都没有给予阐释和界定[29]。“2035规划”引人注目之处是将终身教育的新内涵注入了现代化新阶段,同时,在对终身教育内涵的深入诠释之中,强调了与之相适应的新治理格局的现代要求。在此基础上,本文抓住了其中的“现代化” “教育”“治理”这三个关键词,在现代化新阶段下,讨论了终身教育与教育治理的应有内涵及二者的逻辑联系。
  本文在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构成方面,打破了以往仅限于治理形式的研究限制,纳入了教育目标维度,这对既有研究局限是一个重要突破,有望使教育治理理论研究得以重要推进;本文在现代化教育体系探讨方面,一是尝试了整合和系统化路径下的比较方法,将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对现代教育体系的表述定义,与世界终身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理论表述进行比较,确定了2035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就是构建终身教育新教育体系;二是针对研究界对现存学校教育与新兴终身教育两个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模糊认识,通过概念树方法,在整体性视野下对两个体系的概念系统进行系统研究,并由此将现存教育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从本质上区分出来,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提供了帮助,为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推进国家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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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徐莉: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发展战略、跨学科研究、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xuli6-6@163.com)。
  杨然: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终身教育、教师教育(yangran246@163.com).
  辛未: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xinwei003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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