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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目标的出台，我国社会各层次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方面迅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提出即源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各个地区发展的重要的生力军，有鉴于此，本文对区域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管理进行研究。
【关键词】 武汉 新生代农民工 价值管理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学术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也有很多种说法，大多数采用社会学来定义，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从代际的角度有两次涵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涵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出生年月的角度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指在1980年以后出生、成长的新生农民工。他们目前年龄16到30岁，户籍仍在农村，而在城市务工经商；按照父母身份的角度有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为农民工的少年儿童，但排除那些在原籍留守的农民工子女和短期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分析与群体走向
资料显示，2005年至2009年，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由9809万人增加至14533万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5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其中的60%约一个亿。从2005到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翻了四倍。主要有两点原因。
1、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分析
由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可知：在2011年中16至29岁农民有50.2%选择外出从业。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务工农民工的58.4%。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不断增加，主要因为有两点：一是从众心理导致个人受到真实的或者臆想的压力，而放弃自己认知上或者行为上的独立性，屈从于大多数人的认知或者行为的现象；二是竞争效应，指人们在相互对抗中预定目标前进的一种行为。周边一旦有人外出务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外出务工的数量在一定的范围肯定会大幅增加。
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机制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未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将会进一步扩大。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全省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11976.72亿元，越到了2011年的19594.19亿元。居民生活日新月异，但是近年来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为2.22∶1，到了2012年可能扩大到了3.2∶1，城乡收入的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迫于生存压力，走向城市成为了必经之路。
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流动也是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是互为因果的联系，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与城市化是同时并进的。
三、产业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附效应
2009年武汉市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为3.2∶46.4∶50.4至2011年武汉市三类产业比例进入稳定时期，第三产业保持在50%左右，第二产业在43%～46%之间波动，第一产业比例则一直呈现稳定小幅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6.5%下降到现在的3.2%左右。
近几年中部地区GDP产业结构比例约为18∶46∶36。武汉市为3.2∶46.4∶50.4，说明武汉市的产业结构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平均水平，在我国中部崛起战略中起着带头作用。武汉以及我国内地是属于内向型经济地区，在第一产业中，传统农业所占比例依然最大，接近55%。其次是牧业和渔业，分别占28%和16%。在第二产业中，钢铁、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烟草、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能源环保、日用轻工、建材、生物医药和纺织服装这十一个主要行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总产值的95%以上。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和交通物流也位居前三，而信息技术和软件行业的比重偏低。武汉市的日用轻工、建材、纺织服装、批发和零售、交通物流等走在前线的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包括第一产业中的大部分，第二产业的钢铁、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烟草、日用轻工、建材、纺织服装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和交通物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吸附作用，城市里的各行各业的边际利润分配与农村收益率相比较存在极大上网不均衡性，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渴望向城市流动，并最终沉淀下来。
四、构建A-C-L模型框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管理系统
1、Absorb原则——基于“人职匹配”的吸收原则
布罗代尔断言：一座城市如果不能保证有新的人员补充，就无法生存下去。武汉的发展也不可能仅仅依赖于武汉市现在的在籍人口。我国内地是属于内向型经济地区，属于低端发展和大力建设的地区，基础建设有望不断发展，对于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更多需要的是建设中的人员。下面是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在武汉市江夏区做的问卷调查。发出10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4份，根据问卷返回的结果新生农民工的工作涉及各行各业：在保安人员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1.6%、建筑工50.4%、搬运工46.5%。接下来还有：快递员44.5%、装修工43.0%、服务员40.4%、外卖员38.1%、安装工36.5%、现场34.3%、售货员32.9%、美容美发30.7%等。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武汉市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对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武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对武汉市农民工资源的价值管理提出几个建议。
（1）提供不断完善的法制制度，提升政府公信力。防止各类不良事件的出现，做到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对于农民工事件不可视为一般的民事纠纷熟视无睹、漠然处之。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制定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充分体现按劳取酬、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肆意侵害农民工、坑害和侵吞农民工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制裁，严惩不贷，为新生代农民工安心务工和维权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地区发展。
（2）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尊重新生代农民工，让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城市世界获得一定的尊严。让他们有尊严不是一句话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改变人们交往的传统理念，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同等的权力，正如罗伯特说的：“一个人不是有邻居或同事那么多钱就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必须自由地同高等的人进行公平的竞争机会。在同一场合进行等级竞争而失败既不是对人的侮辱，也不会感到受辱。但是如果连竞争的机会也没有，就是一种蛮横的排斥。”
（3）树立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我国的当代学者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指出：“所谓公正或正义的概念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和秩序的公平合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公正要求和行为规范；二是指个人的正直美德，以及作为这种政治道德之基本表现的公民的社会正义感和公道心。”在现代的城市社会生活中，主要的不公平就是利润分配的不均衡，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讲，对于是否属于本地人口，实现利润分配的相对公平，对于武汉市的城市化进程，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Control原则——依赖地区资源供给的限制性控制
Control原则指在武汉市资源配给允许的情况下对人口的数量的控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承容量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智力和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这个就是环境人口容量。
由于环境的组成物质在数量上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所以它对地区的活动的支持能力有一定的限度。当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所能支持的极限，即外界的“刺激”超过了环境自我的调节能力时，其动态平衡就会被破坏，也就是人类社会行为对环境的作用力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结果就是什么活动都不能进行。环境人口容量作为武汉市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同时合理人口容量也是实现地区生活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
3、Lead原则——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素质的高效领导
以武汉市人口为参照系，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在家庭人口规模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在3.7人，低于武汉市人口的规模（5.2人），高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2007年调查的外来人口家庭规模（2.2人）；在平均年龄上，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2岁，低于武汉市劳动力19岁；在教育结构上，外来人口的教育结构主要以初中为主，比例在46.17%；在工作年限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年限为7.7年；在婚姻结构上，新生代农民工已婚的比例69.26%。从总体上看武汉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以初中、青壮年的劳动力为主。
【参考文献】
[1] 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学，2003（1）.
[2] 殷建平、鄢尚军、王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管理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2011（6）.
[3] 应培礼、肫宏海：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问题的若干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5）.
[4] 窦胜功、张兰霞、卢纪华：组织行为学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约翰·R·拉瓦蒂：城市革命[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M].商务印书馆，1960.
[7] 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三联书店，199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9] 罗伯特·W·福勒，张关林译：尊严的提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 武汉 新生代农民工 价值管理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学术领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也有很多种说法，大多数采用社会学来定义，但侧重点有所不同，从代际的角度有两次涵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涵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按照出生年月的角度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指在1980年以后出生、成长的新生农民工。他们目前年龄16到30岁，户籍仍在农村，而在城市务工经商；按照父母身份的角度有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父母双方任何一方为农民工的少年儿童，但排除那些在原籍留守的农民工子女和短期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分析与群体走向
资料显示，2005年至2009年，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由9809万人增加至14533万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52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占其中的60%约一个亿。从2005到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翻了四倍。主要有两点原因。
1、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分析
由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可知：在2011年中16至29岁农民有50.2%选择外出从业。而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务工农民工的58.4%。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人员比例不断增加，主要因为有两点：一是从众心理导致个人受到真实的或者臆想的压力，而放弃自己认知上或者行为上的独立性，屈从于大多数人的认知或者行为的现象；二是竞争效应，指人们在相互对抗中预定目标前进的一种行为。周边一旦有人外出务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外出务工的数量在一定的范围肯定会大幅增加。
2、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机制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未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将会进一步扩大。作为中部地区的湖北省，全省生产总值由2006年的11976.72亿元，越到了2011年的19594.19亿元。居民生活日新月异，但是近年来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为2.22∶1，到了2012年可能扩大到了3.2∶1，城乡收入的不断扩大，农村人口迫于生存压力，走向城市成为了必经之路。
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如果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是城市化发展的必要历史前提，那么，这种流动也是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是互为因果的联系，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人口向城市不断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人口过剩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与城市化是同时并进的。
三、产业结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附效应
2009年武汉市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为3.2∶46.4∶50.4至2011年武汉市三类产业比例进入稳定时期，第三产业保持在50%左右，第二产业在43%～46%之间波动，第一产业比例则一直呈现稳定小幅下降趋势，由2001年的6.5%下降到现在的3.2%左右。
近几年中部地区GDP产业结构比例约为18∶46∶36。武汉市为3.2∶46.4∶50.4，说明武汉市的产业结构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平均水平，在我国中部崛起战略中起着带头作用。武汉以及我国内地是属于内向型经济地区，在第一产业中，传统农业所占比例依然最大，接近55%。其次是牧业和渔业，分别占28%和16%。在第二产业中，钢铁、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烟草、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能源环保、日用轻工、建材、生物医药和纺织服装这十一个主要行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总产值的95%以上。在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和交通物流也位居前三，而信息技术和软件行业的比重偏低。武汉市的日用轻工、建材、纺织服装、批发和零售、交通物流等走在前线的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包括第一产业中的大部分，第二产业的钢铁、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品烟草、日用轻工、建材、纺织服装和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金融业和交通物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吸附作用，城市里的各行各业的边际利润分配与农村收益率相比较存在极大上网不均衡性，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渴望向城市流动，并最终沉淀下来。
四、构建A-C-L模型框架下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管理系统
1、Absorb原则——基于“人职匹配”的吸收原则
布罗代尔断言：一座城市如果不能保证有新的人员补充，就无法生存下去。武汉的发展也不可能仅仅依赖于武汉市现在的在籍人口。我国内地是属于内向型经济地区，属于低端发展和大力建设的地区，基础建设有望不断发展，对于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更多需要的是建设中的人员。下面是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在武汉市江夏区做的问卷调查。发出10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84份，根据问卷返回的结果新生农民工的工作涉及各行各业：在保安人员中新生代农民工占51.6%、建筑工50.4%、搬运工46.5%。接下来还有：快递员44.5%、装修工43.0%、服务员40.4%、外卖员38.1%、安装工36.5%、现场34.3%、售货员32.9%、美容美发30.7%等。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武汉市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对于武汉市的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武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对武汉市农民工资源的价值管理提出几个建议。
（1）提供不断完善的法制制度，提升政府公信力。防止各类不良事件的出现，做到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对于农民工事件不可视为一般的民事纠纷熟视无睹、漠然处之。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制定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充分体现按劳取酬、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肆意侵害农民工、坑害和侵吞农民工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制裁，严惩不贷，为新生代农民工安心务工和维权创造良好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地区发展。
（2）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尊重新生代农民工，让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城市世界获得一定的尊严。让他们有尊严不是一句话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改变人们交往的传统理念，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同等的权力，正如罗伯特说的：“一个人不是有邻居或同事那么多钱就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但他必须自由地同高等的人进行公平的竞争机会。在同一场合进行等级竞争而失败既不是对人的侮辱，也不会感到受辱。但是如果连竞争的机会也没有，就是一种蛮横的排斥。”
（3）树立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变革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我国的当代学者在马克思的基础之上指出：“所谓公正或正义的概念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和秩序的公平合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普遍公正要求和行为规范；二是指个人的正直美德，以及作为这种政治道德之基本表现的公民的社会正义感和公道心。”在现代的城市社会生活中，主要的不公平就是利润分配的不均衡，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讲，对于是否属于本地人口，实现利润分配的相对公平，对于武汉市的城市化进程，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现，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Control原则——依赖地区资源供给的限制性控制
Control原则指在武汉市资源配给允许的情况下对人口的数量的控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承容量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是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智力和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这个就是环境人口容量。
由于环境的组成物质在数量上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所以它对地区的活动的支持能力有一定的限度。当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所能支持的极限，即外界的“刺激”超过了环境自我的调节能力时，其动态平衡就会被破坏，也就是人类社会行为对环境的作用力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结果就是什么活动都不能进行。环境人口容量作为武汉市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同时合理人口容量也是实现地区生活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
3、Lead原则——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素质的高效领导
以武汉市人口为参照系，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在家庭人口规模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规模在3.7人，低于武汉市人口的规模（5.2人），高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2007年调查的外来人口家庭规模（2.2人）；在平均年龄上，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2岁，低于武汉市劳动力19岁；在教育结构上，外来人口的教育结构主要以初中为主，比例在46.17%；在工作年限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作年限为7.7年；在婚姻结构上，新生代农民工已婚的比例69.26%。从总体上看武汉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以初中、青壮年的劳动力为主。
【参考文献】
[1] 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学，2003（1）.
[2] 殷建平、鄢尚军、王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压力管理模型研究[J].商业研究，2011（6）.
[3] 应培礼、肫宏海：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问题的若干思考[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5）.
[4] 窦胜功、张兰霞、卢纪华：组织行为学教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约翰·R·拉瓦蒂：城市革命[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口问题[M].商务印书馆，1960.
[7] 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三联书店，1992.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
[9] 罗伯特·W·福勒，张关林译：尊严的提升[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0]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