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非理性繁荣时期的官僚体系，市场力量遭遇了一次失败
　　
　　查尔斯普林斯，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于11月4日晚宣布辞职。当时，花旗在次贷市场已损失了60亿美元，此后又增加了100亿美元。虽然就花旗集团的规模来看，这一数字并非过于庞大，但它的确反映出花旗在经营模式和管理上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状况。
　　首先，尽管没有大规模经济金融风暴，花旗却遭受了意料之外的巨额损失。诚然，经济环境不容乐观，但花旗集团资产价值所依托的基础——美国经济却仍在持续增长。
　　其次，如果说今年8月前普林斯未认识到问题所在还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那么8月之后他就应该知道了。或许他决定推迟将坏消息公之于众，期望等來抵消负面影响的好消息。这是人性使然，但一名训练有素的金融家应深知自己不可如此行事。问题的始作俑者在孤注一掷地期待局面有所好转的同时三缄其口，是万不应该的。
　　最后，普林斯很可能在8月之后才逐渐明白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事实上，这是很多大型多层级组织经常面对的问题。信息在组织管理链上逐级传递时往往失真，因此，随着问题被逐级传递，其严重性也被层层隐瞒，最后变得看似温和可控。CEO们可能对下级的隐瞒心知肚明，却很少有CEO能对每一级隐瞒的后果有非常深刻的把握。
　　确实，有些金融公司的CEO会经常在交易所里四下观察。如同三个半世纪以前，康熙皇帝将家奴安插在朝廷各部，随时直接向他秘密汇报。不过，要采取这种手段，管理者需要明确小型和大型官僚机构的区别。在前者，人们会用小谎言让自己的表现看起来更好；而在后者，信息在传递中发生的失真会引起“谎言乘数效应”。
　　这些问题，正是奥斯卡兰格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关于有效中央计划的可能性之争的核心，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核心。像花旗这样规模极其庞大的多层级机构与一个中央计划型经济体非常相似，会产生各种信息缺失。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大跃进”会导致大饥荒；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站出来指明这一问题以前，没人敢告诉毛泽东实情并劝说他改变政策。
　　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大型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在层级组织方面的这些劣势，可以被其拥有的强大优势所抵消，那就是重复性业务的常规化和规模经济。当然，这样的组织的确容易增长得过于庞大。正如加尔布雷斯20年前论述的，大型层级机构中市场效率的理念，与管理者尽可能扩大组织规模而在同行中提升地位的愿望是冲突的。因此，我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花旗这种大型组织的规模，只有当它受市场力量约束时才会适当；也就是说，如果在处理信息、评估现状时发生失误，它将受损而竞争对手将受益，从而要么改革，要么倒闭。
　　一方面，这正是现在发生的情况。花旗集团在普林斯之后任命罗伯特鲁宾为董事会主席、温比肖夫为临时CEO，这标致着花旗将经历重新定位，作为对市场力量的回应——即股价的下跌和股东们的不满。但另一方面，这一改变直到现在才发生。为什么市场的修正总发生在错误出现之后，而不是在犯错之前就对其有所预警，从而避免这一失误呢？
　　普林斯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的下属们向他报告花旗持有的次贷资产为低风险时，他始终相信他们；而其下属们的失误在于，当那些评级机构为花旗集团的债务抵押证券（CDOs）、抵押担保债券（CMOs）、结构性投资载体（SIVs）等提供低风险证明时，他们也始终相信了这些机构。
　　本来，相信那些评级机构看起来也有道理。它们毕竟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保持了良好的记录。而这一次，既没有通货膨胀的大爆发，也没有大规模失业，没有资产价格的崩溃，任何经济基本面都没有严重受损。若有人能事先认清那些评级机构这次会犯下大错，除非他是个妄想狂，抑或极具远见，再不然就是喜欢将名誉押注在极其偶然情况上的风险偏好者。因为这样一来，他不仅需要指出评级机构对即将发生的金融风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而且这场风暴还必须确实依照他的预测如期而至。
　　因此，在去年冬天或今年春天，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市场策略可以遵循。评级机构曾宣称，CDOs、CMOs、SIVs都是低风险的，但其实它们都是高风险的。只是多数时候，高风险投资最后会变得有利可图。某人如果要宣称这次并非如此，就可能搭上自己的声誉，因为这显然表明他的判断力有问题。于是，我们来到了这样一种复杂的金融阶段，当面对非理性繁荣时期的官僚体系时，市场力量遭遇了一次失败。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