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为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电影金鸡奖理论评论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狼烟滚滚，尸横遍野，短兵相接，血肉横飞，这是《九条命》给人的最初印象，诸如此类的画面似乎与其它枪战片没有多大差别。的确，这是一部战争片，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节动作片。然而，随着故事规定情境的展开，立即让人眼前一亮。透过银幕上波谲云诡的阵阵硝烟，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和战场奇观，而且还看到了一群小人物在一场巨大的人祸面前的艰难挣扎与抗争，更看到了一个由川人组成的特殊军人群体所展现出来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使命担当和民族精魂。
　　一部抗日战争史，既是中华民族饱受蹂躏、水深火热的国难史，也是中华民族团结斗争、抵御外辱的抗争史。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那段集体记忆是悲惨的，更是悲壮的。其中，不仅有诉不尽的悲欢离合，道不完的爱恨情仇，更有华夏儿女的义薄云天，志士仁人的慷慨高歌，这一切，在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孕育了当今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题材“富矿”。然而，对这座“富矿”怎么开采，挖掘的方向怎么把握，却是一道严肃而沉重的时代课题。我们注意到，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方面，仅有全景式的宏大叙事很难完全满足当下广大观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欣赏需求。于是，像《九条命》这样在题材挖掘和叙事视角上独辟蹊径的作品应运而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为了讲好川军抗战的故事，影片编导首先在题材的挖掘上探索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它没有像前不久公映的《八佰》那样集中围绕淞沪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军固守上海四行仓库阵地的战例来展开紧张激烈的情节演绎和视觉冲击，更不像以往某些表现抗战题材的影片那样有一个固化的模式和既定的套路，而是见常人之所未见，力图将一支衣衫褴褛、装备简陋、貌不成军然而却特别能打仗的川军战斗小隊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人刮目相看却又震撼感动，使观众被那些惊险的情节和凄婉的细节深深地吸引。从影片的社会意义而言，挖掘川军抗日的题材，更能够让人感受到取得那场伟大的胜利实属不易。它可典型化地展现一个贫弱的国家和人民如何依靠巨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战胜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侵略者，并让今天的中国人从中获得不畏强敌、奋勇抗争，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从影片的审美价值而言，影片将镜头对准一群川军下层抗战军人的艰难之旅，自然形成一个个困境和冲突，使情节的走向形势并举，跌宕起伏。同时，它突出了大背景下的小视角、大场景里的小节点、大故事中的小人物，将艺术的辩证法贯彻始终，使得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影片没有概念化地表现国民党政府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理念左右下无原则地向后方溃退，却在展现国军某师部接到上峰命令后仓促撤退的同时，把断后炸桥的重任留给了川军某团，更把身陷敌后出生人死的战场C位留给了这个团被打散的九个战斗人员身上，让他们在危机四伏的情境中上演了一场迎敌而上、以死相博的壮烈大戏。这样处理，正是编导在挖掘和演绎题材方面的高明之处，它既不动声色地将那些假抗日真反共的国民党政府军与一心抗日期待胜利后早点回家的川军士兵形成鲜明对比，又顺理成章地将全民抗战匹夫有责的主题彰显出来，更把这个由铁血川军草根士兵用军魂铸就的民族英雄故事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它突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却没有沿袭过往的章法仅用镜头展现战争的奇观和搏杀的惊险，也没有大量使用特技视效以表现抗日将士的玄乎神勇和盖世武功，而是刻意挖掘“武戏”中的人文精神，于紧张悬疑的情节线索和出其不意的剧情突变中融人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并将其艺术化地呈现出来，使惨烈的战争场景平添了大气磅礴的文艺色彩。它讴歌了英雄主义精神，却没有只是将着力点放在某个英雄人物的惊人之举上，而是极力表现这群抗日英雄极其草根的一面，以凸显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又通过这一个个草根英雄迥然各异却又打动人心的言行诠释了英雄主义的丰富内涵;它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却不是公式化地将这一群人物描绘成时时处处都高喊爱国的符号，而是深刻地揭示出在不同身世、不同觉悟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层次的爱国情操和人文情怀，最终以他们为国捐躯慷慨赴死的大义凛然完成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壮丽升华。在观看影片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虽然影片没有正面描绘一场改写历史的著名战役，也没有让剧中人物轰轰烈烈地干一番足以彪炳史册的英雄业绩，但却用融合创新的影片类型和极富张力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九位川籍下层军官和士兵历经磨难、万死不辞、舍生成仁的悲壮故事，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牺牲精神，以及川湘人民互相支持、休戚与共的骨肉深情。
　　尤其是对于战争题材“武戏文写”的独特处理，《九条命》给我们演绎了一个个极为精彩的场面。这不仅仅是在战争题材的底色上敷上了劳军团舞女们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姿及其生离死别的故事，也不仅仅是让战斗中的崔老板、老鬼等人时不时来上一段川剧唱腔和川人幽默，片中多种元素和多条线索的交织极大地增强了影片情节的丰富性和视听语言的观赏性。瑶族祠堂前那一幕重场戏可谓全剧最为出彩的一笔，其规定情境如下：日军追击秦浩忠所带领的川军小部队在一个瑶族村落展开激战。对于这样的“武戏”场景的处理，如果按照惯常做法，只要让动作导演设计好武打动作和将烟火、枪械、炸点等布置到位，导演再做一番富有动感的场面调度即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编导在此采用了分切镜头，一边表现坚守祠堂的宋先生点燃挂在祠堂里写满《楚辞》的白布条，并慷慨激昂地吟诵其中的名句，另一边则剪辑了秦浩忠带领川军士兵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画面。镜头来回之间，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祠堂的火势越来越猛烈，《楚辞》的吟诵越来越激昂，敌我的战斗越来越残酷，一步步将川军抗日的战场氛围渲染到了极致，最后宋先生和秦浩忠相视一笑的画面在烈火中隐去。这一“文”一“武”与亦“文”亦“武”的场面设计和交叉蒙太奇建构，不仅强化了影片戏剧动作的节奏，而且凸显了影片悲壮沉雄的气势，更深化了影片的英雄主义题旨，为本片的观赏叠加了更为丰富的欣赏元素和审美价值，也为情节动作片的类型设定注入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艺气质。这不能不说是《九条命》在民族电影类型化创作上的一次创新探索和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