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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史学会名誉会长李学勤在给“第五届东夷文化论坛”贺信中写到： “东夷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齐文化、鲁文化共同构成了山东地区独具特色的区域历史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1921年所著《夷夏東西说》中就指出： “中华早期文明是由东夷文明和中原华夏文明共同构成。”东夷文化作为齐鲁文化的根基，商周时期就已形成了以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齐鲁文化。
潍坊作为海岱区域东夷文化的核心，其北濒渤海，南望泰沂，左挽潍水，右领淄河，地兼山海，物阜民丰。自8000年前，后李文化蕴生伊始，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始终相序承继绵延不绝。时势与历史深度交融碰撞，吉金与方国繁若星辰，异彩纷呈，由此而孕育出了璀璨的远古文明和辉煌的地域文化。潍坊地区作为晚清金石学中心，青铜文化浩瀚广博。今整理潍坊市各地区出土商周至两汉青铜器十数件，以窥潍坊区域青铜文化之特点。
一、礼乐文明
青铜器作为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华夏文明的初始进程血脉相连、同频共振，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浩瀚广博的文化内涵。其为后世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书法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佐证。从亚醜方国、纪氏王侯、太公营丘、望留九台等众多商周遗址，到臧家庄、西辛至、马家冢等战国两汉墓葬，出土的殷商斧钺、春秋钟鎛、战国剑戈、秦汉熏壶与镜鉴钱币等精美青铜器物，数量庞大，光彩夺目。
商铜削（图1）1983年12月潍坊市寿光古城街道古城村前益都侯城故址出土。削柄长11.2、宽2、厚0 7厘米;刀身长19.6、宽4.4、背厚0.5厘米。其为不规则长条形，削，柄有明显分界，锋端由刃向背方上斜，柄中间厚，两边薄，末端作环状，靠近背部铸阳铭“己”。此削与“齐之刀”“齐之大刀”刀型相似，或可证明刀币铭文及其形制皆源于土著，即源于“己”文化。
商亚魄钺（图2）1965年潍坊市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高32.5、宽34.5厘米。此钺为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起，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口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极富威严。因其口部两侧对称铭文“亚醜”二字，故得名“亚醜钺”。
商册融扁足方鼎（图3）潍坊市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通高18.7、器高15.8厘米。铭文“册融”是“作册融”的省文。“作册”是古代官职名，始于商代盛行于西周，“册融”可能是亚醜国的作册官。
西周鄂仲盘（图4）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高14.3、口直径42、底径28.2厘米。该盘折沿、附耳、浅盘、平底，圈足较高。两耳外侧饰重环纹，腹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盘内底中心铸有铭文3行20字：“挦（寻）中（仲）媵中（仲）女子宝般（盘），其萬（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鄂仲匜（图5）通高23.5、流鋬长43、腹径18.9厘米，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该匝前有长流，后有屈兽为鋬，鋬作兽首，背饰凸棱，兽尾卷起，口衔器沿，兽身饰重环纹。器身呈瓢形，下有四个兽形足，兽头顶器底，卷尾触地。口沿外壁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器内底中心铸铭文3行20字： “挦（寻）中（仲）媵中（仲）女子宝也（匝），其萬（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潍邑地域自寒浞代夏，寒国、斟鄩、斟灌、纪、亚醜、莱、齐、莒、杞、诸等古国先民，即繁衍栖息于潍、淄、丹、桂、白浪、汶河流域。各方国间既相互交融，又传承有序，各国分铸鼎、簋、甗、鬲、钟镈铙钲等各类青铜礼乐之器。出土的青铜礼乐器物，可窥当时钟鸣鼎列、余音绕梁之貌。
商邓共盎（图6）1992年潍坊市昌邑塔尔堡乡上河头村出土。通高25、口径13.3、档高6.9、最大腹经19.5、腹围55、流长9.3厘米。此盉圆口侈沿，鼓腹，无盖，束颈。腹、胫部饰饕餮云雷纹。一侧有鋬，上接胫部，下联腹中，鋬作牛首状，双角歧出，两耳翼分，两目瞠圆，卷曲附在器壁上，牛首上有桥型钮。前腹部有管状流斜置上，三柱足。鋬部直书阴文篆字“邓共尊彝”4个字。
商融簋（图7）1986年潍坊市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高21.7、口径25.3厘米。器型简单，表现出早期铜簋的原始性，器表边饰乳钉，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腹底部正中有铭文“融”。
商铜甗（图8）1972年3月潍坊市寿光孙家集街道丰顺王遗址出土。高43、口径32.1、足高7.6厘米，方唇，翻沿，深腹。沿下腹部饰一纹带，中间九组重环纹和圆涡纹，釜、鬲连体，鬲为分裆。鬲足中部两侧各饰一个铆钉纹，兽蹄形实足。算近三角圆形，上有长条形气孔九道，一端用铜条固定于腹内，另一端装铜鼻一个，作揭箅之用，腹内下沿设3个三角形铜钮搁置算子。
西周齐越父鬲（图9）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通高11.9、口径17.4、内口径12.3厘米。该鬲宽平沿微向外折，束颈、平裆、足半实，其下湍作阔蹄形，腹部与足对应处各饰一扉牙，腹饰象首纹。口沿面铸有铭文16字“齐趫父作孟姬宝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此鬲出土时为一对且铭文相同。
西周上曾太子鼎（图10）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通高26.9、口径30.7厘米。该鼎平沿外折、附耳微向外撇，耳两翼各有一铜柱连接口沿，半球形腹、圆底、蹄形三足，其一足下部残缺。耳内外分别饰窃曲纹、重环纹，腹饰窃曲纹、凸弦纹。器壁内侧铸有铭文5行38字： “上曾大（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乍（作）将彝。心圣若懅，哀哀利锥。用考用享，既龢无测，父母嘉寺，多用旨食。”
春秋编钟9件（图11）1973年潍坊市临朐县寺头镇寺头村出土。从大到小通高18 - 8.05、下口长11.5 - 6.1、下口宽8.5 - 4.4、上顶长9.2 - 5.1，上顶宽7 - 4.1、下口内径宽7.5 - 3.4厘米。该组编钟形制完全相同，大小有序，依次递小。编钟钮呈长方形，饰套索纹，钮身较长，横截面作椭圆形。正反两面饰蟠虬纹，舞、篆、隧部素面。枚如乳，钮部四周以套索纹环绕，隧部弧度较高。 西汉钮钟（图12） 1995年11月潍坊市昌乐县朱刘东圈淄川王墓出土。通高15、最大宽度为9厘米。此钟呈椭圆形，顶部有钮，下部及中间饰云纹，上部中间饰云纹，左右两侧饰乳钉纹，通体鎏金有脱落。
二、金戈铁马
《左传>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体现了祭祀与战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其中作为祭祀所用的青铜礼乐之器，确保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分封制的稳固存在。而多用于战争的青铜车马器与兵器，则是对现实的维持与保证，是支撑一个政权存在和延续的力量。从奚仲造车到列国征伐，车马既是贵族权力与身份的重要标志，又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而斧钺剑戈、箭镞弩机等青铜兵器，则是在冷兵器时代，既让方国之间的攻伐变得更为激烈，又在历史的进程中，见证者着古国的交替。马车的出现与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青铜文化的内涵，随之在马车上大量使用青铜构件和饰件，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青铜时代的发展。青铜兵器是中国青铜文化中重要构成，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各类兵器合金成分大有改进，已将最精湛的铸造方法用于兵器的铸造，极大地提高了兵器的物理性能，在研究冶金铸造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战国车大夫长画戈（图13）据考证此戈为清代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旧藏。内长2.5、援身长15.7、宽3.5、胡长8.5、宽2.5厘米。援部前伸，略显颀硕，隆脊偏上，援身正面有斑驳痕。援胡部宽度与援身相应，两习相交呈平滑弧形。下端齐平，栏则3穿，最上穿方形，下两穿长方形。戈正面胡上有纵行铭文5字： “车大夫长画。”
汉弩机（图14） 1987年潍坊市昌乐东圈汉墓出土。远射兵器构件，外为铜廓鎏金，内中机件有望山、悬刀、钩心等部件。
西汉鎏金车蘷（图is） 1987年潍坊市昌乐东圈汉墓出土。通高12、宽9.7厘米。通体鎏金，器型体扁薄，下为环形，上部呈神兽攀火焰状山，其神兽和火焰形象生动逼真。
三、吉金万象
青铜器在中国的出现与盛行，始终贯穿于青铜时代发展的全过程，其中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除礼乐器、车马器、兵器外，还有铜币、权量、铜镜、古印、工具等各类青铜器物。
东汉熏炉（图16） 1981年潍坊市寿光纪国故城城址出土。通高22.5、直径21.5厘米。炉下为侈口圆盘，折沿，盘下三足，蹄形。盘中有蹄形三足炉碗，口沿饰三朵盛开的花朵。上有镂孔盖，盖项有一立雕朱雀，昂首展翅，翘尾欲飞，周围有三只青雀，昂首翘尾，欲与朱雀比翼高飞。盖下沿饰三朵怒放的花朵，有莖，皆呈直角，花朵向上。炉与盖接合处，有特制的合页轴易开合。
汉龙形柄铜焦斗（图17）1980年潍坊市高密呼家庄西环村出土。口径24、底径15.9、高14.4、柄长9.5厘米。该器物敞口，沿微撇，方唇，鼓腹，平底，炊器，柄末湍为龙头型且栩栩如生。
西汉山钮星云纹铜镜（图18） 1989年潍坊市诸城桃林东亮马村汉墓出土。直径15.6、厚0.6厘米。此镜由多枚小乳组成山峰钮，钮座由6枚乳钉与曲线相连。座外饰一周内向的连弧纹圈带，两周栉齿纹，期间为镜的外区，四枚并蒂四叶座的大乳钉环列四方，将镜背外区分为4个小区，每区内各有10枚小乳钉，乳钉问又由长短不等的弧线相连接，边缘饰一周内向十六连弧纹带。
自战国晚期至秦汉，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青铜器逐步被铁器所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逐步褪去了礼乐祭祀的神圣光环和战场厮杀的角色，开始融入寻常百姓家，与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在农耕渔猎各个方面随处可见，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呈现出了青铜器发展过程的万般景象。
潍坊作为海岱区域东夷文化的核心，其北濒渤海，南望泰沂，左挽潍水，右领淄河，地兼山海，物阜民丰。自8000年前，后李文化蕴生伊始，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始终相序承继绵延不绝。时势与历史深度交融碰撞，吉金与方国繁若星辰，异彩纷呈，由此而孕育出了璀璨的远古文明和辉煌的地域文化。潍坊地区作为晚清金石学中心，青铜文化浩瀚广博。今整理潍坊市各地区出土商周至两汉青铜器十数件，以窥潍坊区域青铜文化之特点。
一、礼乐文明
青铜器作为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华夏文明的初始进程血脉相连、同频共振，并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浩瀚广博的文化内涵。其为后世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书法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佐证。从亚醜方国、纪氏王侯、太公营丘、望留九台等众多商周遗址，到臧家庄、西辛至、马家冢等战国两汉墓葬，出土的殷商斧钺、春秋钟鎛、战国剑戈、秦汉熏壶与镜鉴钱币等精美青铜器物，数量庞大，光彩夺目。
商铜削（图1）1983年12月潍坊市寿光古城街道古城村前益都侯城故址出土。削柄长11.2、宽2、厚0 7厘米;刀身长19.6、宽4.4、背厚0.5厘米。其为不规则长条形，削，柄有明显分界，锋端由刃向背方上斜，柄中间厚，两边薄，末端作环状，靠近背部铸阳铭“己”。此削与“齐之刀”“齐之大刀”刀型相似，或可证明刀币铭文及其形制皆源于土著，即源于“己”文化。
商亚魄钺（图2）1965年潍坊市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高32.5、宽34.5厘米。此钺为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起，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口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极富威严。因其口部两侧对称铭文“亚醜”二字，故得名“亚醜钺”。
商册融扁足方鼎（图3）潍坊市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通高18.7、器高15.8厘米。铭文“册融”是“作册融”的省文。“作册”是古代官职名，始于商代盛行于西周，“册融”可能是亚醜国的作册官。
西周鄂仲盘（图4）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高14.3、口直径42、底径28.2厘米。该盘折沿、附耳、浅盘、平底，圈足较高。两耳外侧饰重环纹，腹饰窃曲纹，圈足饰垂鳞纹。盘内底中心铸有铭文3行20字：“挦（寻）中（仲）媵中（仲）女子宝般（盘），其萬（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鄂仲匜（图5）通高23.5、流鋬长43、腹径18.9厘米，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该匝前有长流，后有屈兽为鋬，鋬作兽首，背饰凸棱，兽尾卷起，口衔器沿，兽身饰重环纹。器身呈瓢形，下有四个兽形足，兽头顶器底，卷尾触地。口沿外壁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器内底中心铸铭文3行20字： “挦（寻）中（仲）媵中（仲）女子宝也（匝），其萬（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潍邑地域自寒浞代夏，寒国、斟鄩、斟灌、纪、亚醜、莱、齐、莒、杞、诸等古国先民，即繁衍栖息于潍、淄、丹、桂、白浪、汶河流域。各方国间既相互交融，又传承有序，各国分铸鼎、簋、甗、鬲、钟镈铙钲等各类青铜礼乐之器。出土的青铜礼乐器物，可窥当时钟鸣鼎列、余音绕梁之貌。
商邓共盎（图6）1992年潍坊市昌邑塔尔堡乡上河头村出土。通高25、口径13.3、档高6.9、最大腹经19.5、腹围55、流长9.3厘米。此盉圆口侈沿，鼓腹，无盖，束颈。腹、胫部饰饕餮云雷纹。一侧有鋬，上接胫部，下联腹中，鋬作牛首状，双角歧出，两耳翼分，两目瞠圆，卷曲附在器壁上，牛首上有桥型钮。前腹部有管状流斜置上，三柱足。鋬部直书阴文篆字“邓共尊彝”4个字。
商融簋（图7）1986年潍坊市青州苏埠屯遗址出土。高21.7、口径25.3厘米。器型简单，表现出早期铜簋的原始性，器表边饰乳钉，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腹底部正中有铭文“融”。
商铜甗（图8）1972年3月潍坊市寿光孙家集街道丰顺王遗址出土。高43、口径32.1、足高7.6厘米，方唇，翻沿，深腹。沿下腹部饰一纹带，中间九组重环纹和圆涡纹，釜、鬲连体，鬲为分裆。鬲足中部两侧各饰一个铆钉纹，兽蹄形实足。算近三角圆形，上有长条形气孔九道，一端用铜条固定于腹内，另一端装铜鼻一个，作揭箅之用，腹内下沿设3个三角形铜钮搁置算子。
西周齐越父鬲（图9）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通高11.9、口径17.4、内口径12.3厘米。该鬲宽平沿微向外折，束颈、平裆、足半实，其下湍作阔蹄形，腹部与足对应处各饰一扉牙，腹饰象首纹。口沿面铸有铭文16字“齐趫父作孟姬宝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此鬲出土时为一对且铭文相同。
西周上曾太子鼎（图10）1981年潍坊市临朐县五井镇泉头村出土。通高26.9、口径30.7厘米。该鼎平沿外折、附耳微向外撇，耳两翼各有一铜柱连接口沿，半球形腹、圆底、蹄形三足，其一足下部残缺。耳内外分别饰窃曲纹、重环纹，腹饰窃曲纹、凸弦纹。器壁内侧铸有铭文5行38字： “上曾大（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乍（作）将彝。心圣若懅，哀哀利锥。用考用享，既龢无测，父母嘉寺，多用旨食。”
春秋编钟9件（图11）1973年潍坊市临朐县寺头镇寺头村出土。从大到小通高18 - 8.05、下口长11.5 - 6.1、下口宽8.5 - 4.4、上顶长9.2 - 5.1，上顶宽7 - 4.1、下口内径宽7.5 - 3.4厘米。该组编钟形制完全相同，大小有序，依次递小。编钟钮呈长方形，饰套索纹，钮身较长，横截面作椭圆形。正反两面饰蟠虬纹，舞、篆、隧部素面。枚如乳，钮部四周以套索纹环绕，隧部弧度较高。 西汉钮钟（图12） 1995年11月潍坊市昌乐县朱刘东圈淄川王墓出土。通高15、最大宽度为9厘米。此钟呈椭圆形，顶部有钮，下部及中间饰云纹，上部中间饰云纹，左右两侧饰乳钉纹，通体鎏金有脱落。
二、金戈铁马
《左传>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体现了祭祀与战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其中作为祭祀所用的青铜礼乐之器，确保了具有中央集权性质分封制的稳固存在。而多用于战争的青铜车马器与兵器，则是对现实的维持与保证，是支撑一个政权存在和延续的力量。从奚仲造车到列国征伐，车马既是贵族权力与身份的重要标志，又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而斧钺剑戈、箭镞弩机等青铜兵器，则是在冷兵器时代，既让方国之间的攻伐变得更为激烈，又在历史的进程中，见证者着古国的交替。马车的出现与发展，极大地扩展了青铜文化的内涵，随之在马车上大量使用青铜构件和饰件，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青铜时代的发展。青铜兵器是中国青铜文化中重要构成，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各类兵器合金成分大有改进，已将最精湛的铸造方法用于兵器的铸造，极大地提高了兵器的物理性能，在研究冶金铸造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战国车大夫长画戈（图13）据考证此戈为清代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旧藏。内长2.5、援身长15.7、宽3.5、胡长8.5、宽2.5厘米。援部前伸，略显颀硕，隆脊偏上，援身正面有斑驳痕。援胡部宽度与援身相应，两习相交呈平滑弧形。下端齐平，栏则3穿，最上穿方形，下两穿长方形。戈正面胡上有纵行铭文5字： “车大夫长画。”
汉弩机（图14） 1987年潍坊市昌乐东圈汉墓出土。远射兵器构件，外为铜廓鎏金，内中机件有望山、悬刀、钩心等部件。
西汉鎏金车蘷（图is） 1987年潍坊市昌乐东圈汉墓出土。通高12、宽9.7厘米。通体鎏金，器型体扁薄，下为环形，上部呈神兽攀火焰状山，其神兽和火焰形象生动逼真。
三、吉金万象
青铜器在中国的出现与盛行，始终贯穿于青铜时代发展的全过程，其中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除礼乐器、车马器、兵器外，还有铜币、权量、铜镜、古印、工具等各类青铜器物。
东汉熏炉（图16） 1981年潍坊市寿光纪国故城城址出土。通高22.5、直径21.5厘米。炉下为侈口圆盘，折沿，盘下三足，蹄形。盘中有蹄形三足炉碗，口沿饰三朵盛开的花朵。上有镂孔盖，盖项有一立雕朱雀，昂首展翅，翘尾欲飞，周围有三只青雀，昂首翘尾，欲与朱雀比翼高飞。盖下沿饰三朵怒放的花朵，有莖，皆呈直角，花朵向上。炉与盖接合处，有特制的合页轴易开合。
汉龙形柄铜焦斗（图17）1980年潍坊市高密呼家庄西环村出土。口径24、底径15.9、高14.4、柄长9.5厘米。该器物敞口，沿微撇，方唇，鼓腹，平底，炊器，柄末湍为龙头型且栩栩如生。
西汉山钮星云纹铜镜（图18） 1989年潍坊市诸城桃林东亮马村汉墓出土。直径15.6、厚0.6厘米。此镜由多枚小乳组成山峰钮，钮座由6枚乳钉与曲线相连。座外饰一周内向的连弧纹圈带，两周栉齿纹，期间为镜的外区，四枚并蒂四叶座的大乳钉环列四方，将镜背外区分为4个小区，每区内各有10枚小乳钉，乳钉问又由长短不等的弧线相连接，边缘饰一周内向十六连弧纹带。
自战国晚期至秦汉，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青铜器逐步被铁器所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逐步褪去了礼乐祭祀的神圣光环和战场厮杀的角色，开始融入寻常百姓家，与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息息相关，在农耕渔猎各个方面随处可见，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呈现出了青铜器发展过程的万般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