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视野中，“对话”的时髦开始于滕守尧先生《文化的边缘》一书的出版。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体会着、要求自己实践着。期间，有对“到底什么是对话”的困惑，有以为自己是在对话。可对方却“不买账”的尴尬，也有思想碰撞后产生火花的幸福。其中，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对话能否展开、深入并取得实效，关键是对话关系中被公认为“强者”的一方，如“成人——儿童”中的成人，“教育研究者——教育实践者”中研究者，是否能够真正将“对话精神”内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话的智慧。
　　判断对话是否成立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对话必定要有对话者在碰撞中产生的新思想；二是对话的个体必须保持思想的打开状态，内心深处有被激发的需要。期待不同意见的需要：三是对话各方必须是平等的、尊重的，最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常常使我们的对话难以达到后两条标准。比如，在谈到处于前运算期的儿童时，我们常常会说到他们的思维具有“自我中心”的特点。也就是说，儿童往往只能考虑自己的观点，无法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能将自己的观点与别人的观点相协调。我们还会强调说，自我中心并不涉及道德评价，只是指儿童在这一阶段思维发展的一个特点。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思维一定会“离中”的。但是，当成人自己在与幼儿交往时，却也常常“只注意自己主观的观点，不考虑幼儿的客观能力与情况，只考虑自己对幼儿的要求、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无法接受儿童的意见，甚至不承认或是不知道儿童也有自己的观点。”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成人“自我中心”吗?
　　从“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小孩子。懂什么!”这样的成人口头禅来看，成人常常保持着一种“权威”的尊严，而这种以“权威自居”的心态，也导致了成人有可能不具备“儿童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知识，并可以指导成人”这样的认知。
　　米德在《文化与承诺》(1969)一书中说，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今天，年轻的一代正面对着一个深不可测的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未来。”
　　现代发生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道伊斯也认为，认知发展的主要机制就是社会认知冲突，而所谓社会认知冲突。就是个体在社会性相互作用过程中，由于个体之间认知图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认知不平衡。这种个体之间的认知不平衡更容易导致新的认知结构的产生。这也意味着，只要不同的人在一起，只要能够看到社会认知冲突，并对此采取接纳的态度，促进自己的认知结构的改变，就会有新思想产生。不同的人，当然包括成人与儿童，教师与幼儿，研究者和实践者。
　　由此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没有对话精神的教师是无法给幼儿提供对话机会的，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幼儿也不会成为一个有对话精神的人。当然，光给幼儿对话的机会也是不够的，还要给他们对话的策略、方法。也就是说，教师除了要做一个成功的对话者，还应是一个成功的对话引导者；不仅是一个幼儿对话行为的观察者、正强化者。还是一个对话理念、对话技巧的潜移默化者。正因为此，在对话中教师的思想是否保持打开状态，是否在内心深处真正有被激发的需要，是否真正期待不同意见，特别是期待从幼儿和外援的不同意见中被激发，显得至关重要。
　　对话是一个互动的上升的过程，个人文化和共同体文化都在此过程中共同成长。这就是我对“对话”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