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是张玥第三次去到中缅边境。四月的一天，在被困的酒店，他记录下了那天各个时段的炮声，在这次的展览作品里被命名为《最长的一天》。
　　从2015年开始的这几年间，张明把在边境那些日子的经历陆续做成了自己的个展，“不明真相”“缅北战事”，还有2018年的“山鹰之歌”。从作品中窥探到的那片土地离我们的当下生活遥远，张玥说：“那边像一块活化石”。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混乱、争斗、贫穷以及未知。张玥像一个诚实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深入动荡事件的中心，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与那边每天都在发生着的无法预测的事件一样，张玥第一次来这里也没有想过自己接下来会做的事情。
　　2015年果敢与缅甸政府发生冲突，某次喝酒时偶然听朋友提到这件事，张玥想去做访谈。3月29日他买了一张票，和朋友一行两人前往果敢麦地河难民营。现场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一个两千多平力公里的小地方仿佛突然变成了世界的前线。在难民营，当地人顾着最基本的生计问题，从哪儿能找到米煮来吃，如何活下去是他们关心的，根本不会对张玥他们投入好奇和关注。“小孩子在一边抽陀螺，青年人趁着混乱会骑摩托到中国买汽油回来卖，或者去山里采蜂蜜来卖，大家帮忙着搭自己的帐篷。”张玥说。
　　在边境的一个多月，他通过文字、访谈、摄影、绘画、实物收集的方式对整个难民营及果敢全境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65天后，张玥回到北京，根据当时拍摄的照片创作了一套漫画作品。他用完成的作品换回约五万斤大米，雇佣了一队由零散军人组成的游击队员，用一辆皮卡车把大米分发给六千多户难民，这些大米够他们吃一个月，这是，2015年張玥第二次去到边境。
　　有人形容张明是一个奇怪的艺术家，一个生动的人。这都与他的那些经历有关。艺术为张明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他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生活并没有直接影响，但又不可避免会给人造成一点心理上的创伤，回北京后，语境切换，他只是觉得人会突然变懒。他更愿意让作品本身说话，“作品是人做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这片土地有多了解极其重要。”

我没有预设终点在哪

　　CHIC：为什么对中缅边境那边的事情产生兴趣？
　　张玥：有一天跟崔灿灿喝酒，他提起这个事儿来了，第二天就买了票去了。
　　CHIC：当时没想到了那儿会做些什么？
　　张玥：没有。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就觉得可以做点东西了，现场很复杂，有两方部队、媒体记者。我之前是在做枪伤访谈，进行得不顺利，这个在大陆比较难做，一个是找不到这种人，一个是找到了未必想说。到了那边之后做了视频，一个是我的日记片，去年在ocat展览，一个是纪录片，有些内容后来不允许放。
　　CHIC：那边一直很混乱！
　　张玥：基本上二战之后就没停过吧，三年五年可能会停一次。我采访过一个老游击队战士，12岁当兵，当了五十多年的兵，现在六十几岁了，他说一生中经历了大大小小几百场仗。

　　CHIC：正在展览的那些漫画是回到北京后开始画的？
　　张玥：嗯，第一次回来后开始画的，漫画作品完全是为了应对展览机制。之前我说，艺术不是把它做得很精致以后开各种脑洞，在家里琢磨，今时今日有了手机和互联网，再想做知识型的东西太简单了，不需要艺术家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艺术给了我一种生活方式，应对现实世界和现实情况变化的一种方式。比如2017年北京清理低端人口，300多万，我去实地考察了，一个八万人的村子两天之内就被清走，这个事到最后就扩大化了。我要的艺术是，它必须是我应对的方式。
　　CHIC：接下来还会去那边。
　　张玥：对。那边的社会现实会不停地变化，我没有预设终点在哪，就随着它吧。我的展览作品基本都是半件半件的，我不追求完整性，做到哪展到哪，卖到哪就完了。
　　CHIC：你觉得经历的这些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张玥：我觉得没有直接影响。北京有北京的困境，语境切换以后，你看《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战场有战场的困境，回来有回来的困境，但是呢它会给人造成一点儿心理上的创伤。人会变懒。做作品就是为了不说话，否则的话写小说去了。
　　CHIC：喜欢什么电影？
　　张玥：我喜欢昆汀、北野武、马丁·斯科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