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以前，除了美国这个显著的例外，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司法系统能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一般认为，司法体系是政治中立的，或者说非政治性的。这背后有很多原因：司法系统本身是非选举产生的，在与其他主权性机构的竞争中合法性位阶不高，一旦离开执行机构的配合，司法机构就无法自主行动；法院受理的多是个人而非集体性质的纠纷，就其设立初衷而言，司法活动并不涉及统治阶层和精英内部的纠纷。总之，司法系统在现代分权政体中，常常是低调而克制的。但如今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现代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四处蔓延，多数民选机构日渐丧失回应问题的能力。当僵局难以化解时，法官出场了，政治精英开始使用法院作为实现其意图的工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司法系统在公共事务中频繁高调地出镜，通过设立宪法法院来实施专门的宪政控制，以至于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思潮。这种新形态的司法能动主义发展到极致，就成为人们所说的政治的司法化，或者说司法的政治化。
　　这正是眼下巴西上演的一幕。近期英国华威大学法学教授桑托斯（de Sousa Santos）以《巴西：处于混乱边缘和法律失序危机中的民主》（Brazil： Democracy on the Edge of Chaos and the Dangers of Legal Disorder）为题，在左翼论坛《批判性法律思维》（Critical Legal Thinking）撰文分析了当下的巴西政治。2014年该国司法系统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调查，这项行动逐步升级，最终在经济危机、社会抗议的助推下，演变成一场导致工人党罗塞夫政府遭弹劾下台的严重政治危机。
　　相似规模的司法行动并不常见。与巴西的同行相比，那些不遗余力围猎他信政治集团的泰国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就显得温和，或许只有20多年前开启极端司法能动主义大门的意大利净手运动，可资一比。1992年米兰检察官发起的那场反腐败司法运动，动摇了整个意大利的政治体系，战后意大利几乎所有的统治精英集团名誉扫地，无论是左翼的社会党，还是右翼天主教民主党，均告瓦解。在一种类似政治真空的非常态环境下，贝卢斯科尼在数年后登场。
　　不过与意大利相比，巴西案例有两个明显的性质区别：一方面，意大利的检察官尊重规则和法庭程序。那些规则早就存在，但一直被战略性地忽视了，因为长期以来该国的司法系统服务于战后意大利精英集团的特权体制，而且司法系统本身就是其中的一份子。此外，意大利法官基本上是政治中立的，他们的火力无差别地指向各个政治派别。巴西的情况完全相反，司法系统与其战略同盟媒体一道，将全部火力集中在执政的工人党领导层身上，尤其致力于在政治上消除罗塞夫总统本人，以及那个更危险的敌人——罗塞夫的前任卢拉。
　　巴西的法官当然不是独自行动，他们是保守派集团在司法界的代表。这个集团在2014年输掉了总统选举，但是并不接受这一结果。理由很简单，在当前资本积累的全球危机中，他们不能承受在又一个四年时间内丧失对国家政权（也就是国家所能支配的资源）的控制，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卢拉将在2018年重返政坛，再次竞选总统时，保守派的不安全和受威胁感加剧了。每个人都还记得，卢拉在2010年两任总统届满时，支持率仍高达80%。在不算遥远的2018年，他几乎肯定能拿下选举。在这样一个紧要时刻，巴西民主不再能保障保守派的利益，政治不稳定随即开始。最明显的证据是，在罗塞夫短短几个月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保守派右翼就针对一个技术性的财政条款问题，在国会内威胁要启动弹劾总统程序。他们明白自己的权力争夺必然受阻于民主制下的多数决，于是转而寻求利用更少受制于民主原则的机构——司法系统。反腐败调查成了最好的突破口，他们得到了这个国家盛行的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支持，尤其是在司法系统和法学院内，严重受制于大财团的主流媒体也是其同盟。
　　不幸的是，保守派集团还享有其他三个重大有利条件。
　　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工人党政府本身的蜕变。工人党起源于威权时代对军政府的革命斗争，如今已转型为选举体制下的社会民主党，但仍保留着草根运动和工会的基础。一旦当权，工人党决心按照旧式风格，也就是远离其社会基础的寡头风格来赢得其创新性的政治目标。工人党领袖错误地相信，为了维持统治和善治所必需的那些越轨手段，同样能得到宽容和漠视。比如，为了在碎片化的国会中维持一个稳定的执政多数，必须使用收买议员、邀请入阁的手段。工人党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警告，资本不会允许任何外来人的统治，它也绝不会对恰好能服务于自己利益的统治感恩戴德。卢拉时期的工人党享有更好的国际环境，受益于中国崛起，其主要的大宗出口商品价格飞涨。工人党政府一方面鼓励富人更加富有，另一方面也有余力将额外资源拿来进行社会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的两极分化。由此产生的社会成效极其显著，据统计，工人党执政以来，总计4500万人摆脱了贫困。
　　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卢拉所精心构筑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就被打破了。接棒的罗塞夫政府只有采取新风格的政治，才能确保进步政策的延续。换句话说，新政府必须改革，其中包括政治上终结政治和经济精英之间的联盟；经济上开展税收改革，向富人征税以资助社会项目；文化建设和媒体改革，终止高压审查，而且确保意见的多样性。然而，当工人党领导层有此意识时，工人党政府已深陷危机，为时已晚。
　　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盘桓不去的背景下，金融资本的铁腕控制更趋严密。与巴西现有的工业体量相比，其金融部门可谓是高度发达，过度增生的金融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在不受约束的环境下，肆虐的金融资本与其说在创造财富，不如说在破坏财富、转移财富。所谓的紧缩政策，实质上是要求穷人做出最大牺牲，帮助富人维持其富有，或者变得更富有。在此情况下，受益于工人党执政前期的新中产阶级尤为脆弱，有重新跌入贫困的危险。怨恨远比感恩来得强烈而持久，他们将自身境遇的恶化和不安全感归咎于工人党政府。在寻找替罪羊方面，巴西的主流媒体出力最多。它们受控于大型财团，一边倒地支持保守派。保守派大众媒体能够轻易俘获、毒化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工人党政府自身也难脱其疚。长期以来，工人党在文化建设上乏善可称，在放弃其原有的革命学说之后，缺乏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解说其政策和愿景。以葛兰西的分析来说，工人党政府受困于资产阶级霸权及其历史集团的束缚，作为一个执政集团业已濒临瓦解。
　　保守派所享有的第三个有利因素，与西半球特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有关，也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冒险和慢性出血之后，重新回到了西半球。100多年以来，美国在此地维护其霸权利益的记录从未光鲜过。几十年前，军事独裁差不多就是其首要选择。时过境迁，今天的政治统治手段更多、也更文明了。例如，由非政府组织所实施的对地方性发展项目的资助，表面上捍卫民主，实际上却是削弱和攻击那些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政府。总之，当下似乎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建立赤裸裸的独裁，因为在民主制下，特权利益也能得到很好的维护，此外就是，今天的军队也更加职业化了，不愿意再重复过去的威权主义冒险。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保守派更有效的统治手段是，一方面尽力维护民主的形式，另一方面通过持续制造不稳定和政治危机，以更趋保守的政府更迭来反对左派进步力量。 （文/程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