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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秋菊山庄内不可告人的秘密，险被一群乡游的年轻人撕开。
秋菊山庄本来只是陕、甘交界地陕西陇县天成镇上一处提供食宿观光的景点，名头正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张艺谋拍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当时《秋》剧一班人马取这块穷乡僻壤作实景，驻地工作了近两年时间，以后当地镇政府就借势投资开发了这家山庄，几年下来竟赚足了名气。
2010年8月7日，山庄迎来一批客人。这一行10多人，来自西安一家国内知名IT企业。他们才一入住，居然发现个别宾馆房间顶角安装了摄像头。嗣后，待一行人回到西安，就选择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网络论坛，图文并举不断揭批山庄的摄像头事件及相关问题。
秋菊山庄方面并不示弱，立即针锋相对跟帖反驳，他们一方面承认个别客房确实装有摄像头，但又辩称这些客房并不是留给客人住的，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公司管理的一种手段”。双方由此各说各话，拉开长达两月之久的网络争战。《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截至目前，这一讨论跟帖已达40多页，近10万人次点击。
什么样的“特殊情景”，使得一家山庄宾馆需要给自己客房装上摄像头?事实上，这一帮城里年轻人偶然的一次乡游，已然闯进这座边远山庄的秘密禁区，只不过，谜底并没有在双方这一番网络对攻中显现。“别叫秋菊山庄”
10月11日上午11时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游客身份陪同陇县青年张永青来到秋菊山庄。张永青35岁，家住城关镇，他此行来山庄，是打算“要回自己的父亲”。
张永青穿过曲折的小道，径直来到山下四合院门前。仿古院门紧闭，张用力叩了，院子里才有了人声。稍后木门错开一条缝，一名男子往外探头。张永青冲着男子说，我是张武学儿子，看他来了。男子听后，把门重又闭紧了，丢下话说去请示领导。
等了10多分钟，没见动静，张永青又去叩门，门又错开一条缝，这回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在里面说，正在请示，马上马上。又过了几分钟，院门才打开，3名男子依次走出门，反手又把院门闭严实了。
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先开口问张永青：“是你来找你父亲?有啥捎的东西么，就放下。”张永青说没有捎东西，白衣男子就说：“不允许看望，这都是老规矩了。”张永青不知道这白衣男子身份，另两人介绍说这是严(谐)乡长(陇县牙科乡，张父户籍在该乡)。戴眼镜的男子自称姓宋，3人都是陇县乡镇干部。
张永青(以下简称“张”)：“还不允许看望，你啥时候放人。”
严乡长(以下简称“严”)：“咱不是领导，说不来。”
张：“县领导(说了才算)么?”
严：“哦，这里有县政府委派的信访局的领导……人家不允许见人，上次你哥也来了，还是老政策，不让见。”
严又补充说：“咱乡上干部也不想在这呆，这又冷又苦的，谁愿意在这呆。”
张：“我上次给爸捎的手机呢，往上捎衣服时一起捎的。”
严：“手机给信访局交了。”
张：“那是我爸的手机嘛，咋能交给信访局。”
严：“手机都没有让本人拿，统一保管着呢。”
宋这时在旁边插话：“快了快了(指张父被放出来)，估计就这个月底了，这里没暖气没火，我们也受不了了，不要说乡上，县上干部他也受不了。”
严：“公、检、法都在这呢。”
张：“我妈整天在家念叨，放不放人得给个信，这样我们也有个盼头吧。”
严：“已经放了几个了。”
宋插话；“7个。”
严：“剩下3个。肯定是因为上访事情不正当，是违法的。”顿了顿又补充说，“放了就是要写点东西，第二个嘛，保证以后再不跑(外地上访)，你爸不写这个保证书。”
张：“那我爸一直不写，你们就一直不放?”
张永青软磨硬泡，最后佯装说能不能进去见一下父亲说服他写保证书，工作人员先是拒绝，正當张折返时，刚才的工作人员又追出来，同意张永青进院。
“让我脱衣服对我搜身”
秋菊山庄的秘密就此被撕开，而张武学只是关在山庄失去人身自由的众多陇县访民之一。
2010年8月20日，张武学和陇县访民杨生虎、杨根善、严敏娟、邹俊峰、马香香、杨惠娟一起出省上访。张武学为了获得递进材料的机会，在保安驱逐时，他拿出铁链，将自己的脖子锁在了路边铁栏杆上。
此事迅速传到宝鸡(陇县属宝鸡市)方面驻上访地人员耳中。随后，张武学等7人被截访。访民讲，截访人员等陇县干部到后，把上访问题弄清楚再让他们安心回家，“结果，盼来盼去来了一帮干部把我们全部装上了一辆面包车。”
8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汽车抵陇县县城后并未停下来，而是继续开进深山，来到关山脚下的秋菊山庄。
杨生虎犹记得车在山庄院前停下时的情景，“民警上了30多人，政府干部也有30多人，一共70多人冒着雨站在那里，车门才一开，几个人上来了。”坐在车里的访民一看那架势，只好听安排下了车。下车后，“两边一人一夹，就把我们押送进山庄的四合院房间里。”
“房间的顶角安装有摄像头，房间里三张床，我住中间一张，两边的两个女的监管是教育系统轮流安排的女教师。”3l岁代课教师出身的严敏娟在日记中记述：‘一日三餐由这些人给我端，早晚一个馍、一碗汤，不给菜吃，中午一碗面条也放菜。我的活动范围只能是106室房间。有时候会被允许出去在巴掌大的一个院子里晒一会太阳。在被整整关押了26天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被允许走出过秋菊山庄1号四合院的大门。
“我刚被押进来的当天不让我出门一步，第二天晚上进来四个人要收我的手机……26日中午，公安局的两名警察带着两名女协警到我房间搜查翻阅行李，并让两女的把我带进卫生间，让我脱衣服对我搜身，我当时大哭大闹。”
严敏娟说她拼死不交手机，尽管后来发现信号全无拿着手机也打不出去，但她利用手机偷拍下了监管自己的两名女干部、值守大门的警察以及每天上午提供的稀粥馒头和中午提供的面条。
严敏娟说她还遇到了备感屈辱的事情。她的父亲严浩利给她提来一包衣服，看管干部当着父亲面把提包打开，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抖了又抖，“里面什么衣服都有，父亲只好跟他们喊，‘我女儿又不是犯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姑娘家呢？。”
更多访民被秋菊山庄关押
正如前述严乡长透露给张永青的情况，县上把访民关进秋菊山庄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他们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出省上访，甚至从此放弃上访念头。
访民说这份保证书其实就是保命书，“我们大多60岁以上年龄，经不起像对待犯人一样的折磨，往往在里面饿得受不了了，为了保一条老命，只好委曲求全 写下保命书。”
这样，此次关进山庄的7位访民中，杨生虎于9月25日写下保证书，并对着录像机表了“不再上访”的决心后，得以放出，前后关押34天。严敏娟于9月19。日放出，关押28天；邹俊峰因病于8月28日放出，关押5天；杨根善因自己的官司开庭，接到法院通知后于8月30日放出，关押7天。其他马香香、张武学、杨惠娟至今仍关在山庄，这3人也就是前述严乡长跟张永青对话时所提到的山庄剩下的3位访民。
被关押过秋菊山庄的陇县访民并不止上述7人。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访民拿着证词，摁上手印，找到(瞭望东方周刊》揭发他们被关押的事实。 何根存，66岁，陇县一岗职工，先后两次被关进秋菊山庄：2008年3月上访北京后，拉回关押5天，2010年6月、7月共关押39天。关押期间，何根存为了对恶劣不堪的饭食取证，一次吃饭时藏起了馒头，放出那天再夹带出来。直到现在，何仍然随身带着这只快要发霉的小馒头，逢人就捧出来，控诉关押期间的非人待遇。
边世彪，66岁，原陇县食品公司职工，同样因上访北京，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8月16日得以放出，一共关押54天。边世彪放出后在医院查出脑萎缩及萎缩性胃炎，目前仍在住院。
陈耐命，陇县牙科乡申家咀村四组村民，因上访北京，与边世彪一起于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后因病被紧急送往陇县医院治疗，实际关押共5天。
张友仁，53岁，家住陇县宝平路。2010年5月份，和妻子邓小翠一起上访北京后被截回，两人一同被关进秋菊山庄共20天。
李玉兰，67岁，陇县城关镇东街村二组村民，2008年3月份，在北京上访时被截回，关进秋菊山庄。
张世忠，62岁，陇县城关镇西关村四組村民，2010年9月份上访北京20余天，“回到陇县后，还要拉到秋菊山庄关押，因为我有高血压和严重的心脏病被免除。”
除此而外，据访民指证，还有陇县访民严建娥、王银仓等人也被关押过。在此次采访期间，本刊记者未能联系到上述两人。另一个情况是，从2007年起，此次被抓的老上访户杨根善等人就陆续被关进过秋菊山庄，每次关押时间不等。
上访问题都是“民告官”案件
一批又一批访民被关进秋菊山庄后，陇县政府也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前述张永青与3位政府工作人员对话中，宋也曾当面跟张讲，县上主要抽调了公安、法院、检察、司法、信访五家的工作人员上山，每个单位都有主要领导挂帅，所以，在最繁忙那段时间，山庄上下两个院子都住了人，总共有70来号。
然而，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而访民的心结也正在于此。访民说，他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找地方政府和干部说理，要么推诿要么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信访道路，并一级一级上访，最后把小事上访成了大事，“上访的根源就在这些基层干部对我们的问题不管不问，现在他们还是这个思路。”
张武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牙科乡老家开办了一家小型木器厂。儿子张永青说，生意正红火的时候，却因为跟镇政府的一些纠纷，多次被断电，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将厂子迁到城关附近。
干了几年，厂子这一片地被政府征去盖廉租房，政府就出面跟张家商量，指定一块面积两倍于厂地的土地补偿张家。张家觉得条件合适，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计划在新址上重盖房。但在投入10多万元开始建房后，地基屡次开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地是修公路时填埋起来的，地基本来就是松土。
张永青说，他们觉得受了欺骗，要求政府考虑地基实际情况和张家的损失，并请求重新协议，但被政府拒之门外。眼看道理讲不清，损失又十分严重，父亲只好一级一级找上面，要求重视并解决，直到最近一次。
严敏娟从1998年起，在陇县城关镇以代课教师身份任教，起初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一连干了近lO年，工资最高时也不过300多元。严之所以坚守在教师岗位上，一是她对这份工作充满感情，二则也设定了做教师的人生规划。所以，严一边教书一边自修，2002年，她就取得了自考大专学历，一年后又取得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2004年，陇县公开招考教师，严敏娟参加了。但她说，那次招考成绩只是个幌子，实际每位交：35000元就可转正上岗，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内幕，所以没被招录。
严敏娟拿不出证据证明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幕，但后来的2005年至2007年问，她不断看见一些学历不合格、专业不对口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进了陇县教育系统，而她仍然没有机会转正。
2008年，全国清退代课教师，严敏娟被刷下来，相反，她看见一些进入教育系统才两年多的人，因为有关系，都顺利转正了。
自此，严走上上访道路，指望上面能够明察陇县教育系统的问题。
邹俊峰也是有苦说不出。邹是甘肃人，在陇县县城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开了家小饭店，后来与交通局方面发生纠纷。邹说，“2005年12月12日，县交通局干部与民警等30余人冲进我店，见物就砸，打伤我妻子，我多次拨110电话，但始终未有人出警。”
挨了这次打砸后，邹把一纸状子递向法院，告行凶一方及110，但前后跑过多个部门，无人受理。邹说，他的苦处正在于，“你不管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最起码得先立案吧，你不立案，我想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我能怎么办。” 据《瞭望东方周刊》统计后发现，上述10余名陇县访民所上访的问题，大都涉及房屋强拆、补偿不到位、教师任用不公、司法腐败、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全是“民告官’案件。
访民的感受是，政府工作人员一听到“民告官”的案件就很敏感，大多没有耐心听他们把事情讲完就开始打发他们这让他们感觉“底下干部屁股已经坐歪了跟他们有理都说不清”。
“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老大难’问题”
访民迁怒陇县政府和干部一边撇下具体上访问题不解决，一边又强势打压其上访，致使冤怨堵塞，进而持续上访。陇县方面则否认了访民的这些说法。
陇县全县信访工作归口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10月12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县政法委，遇书记外出，后政法委指定专人负责介绍相关隋况。
政法委干部讲，县里前几年信访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现在已经整体好转了，而这种转好的局面正得益于县里规范上访秩序的相关工作。一位干部甚至认为，目前县里一些访民之所以缠访不断，与前几年县里个别访民通过上访获得了好处有关。这位干部同时不赞成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给访民一些利益倾斜来化解矛盾的做法，他认为这些做法可能招致更多缠访。
“你们在对待一些出省上访人员时，采取集中到秋菊山庄这种办法，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本刊记者问。 对这一问题，政法委干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这主要是让信访人员加强学习相关信访条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从陇县对外公开宣传看，在解决信访问题上，县里也曾推出一些举措，旨在从源头上排解危机，比如法院推出的“一村一法官”，在村里建立“法务厅”，同时安排政法、行政机关等14个部门进驻信访大厅，做到办公“一厅式”、服务一条龙、解决纠纷一体化。
然而，实践层面的情况是，旨在“规范上访秩序”的强硬管控似乎更能解决具体的信访事件。《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陇县推动了秋菊山庄这样的管控举措，还划出专项财政资金和政府编制，专门成立一支维稳大队，来援手处置县里的信访突发事件。
陇县方面资料显示，2010年7月，陇县公安局成立维稳大队，“大队共有警力34名，其中公安民警4人，协警30人。”
吃财政的维稳大队甫一成立，其“功效”便迅速显现。资料进一步列举，“7月19日，由于企业改制遗留的问题，原陇县种子公司40多名职工集体到宝鸡市委越级上访，接到县局指令后，维稳大队抽调精兵强将迅速赶赴宝鸡，通过个别谈话，积极疏导，讲明政策，宣传《信访条例》，及时将40多名非法上访者劝回。并连夜成立了‘7·19’群访事件专案组，先后传唤审查相关人员12人，扣押有关书证物证4件，彻底查清了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时妥善的处置了事件。同日，堎底下镇王马咀村村民王民生等24人因村庄道路问题到陇县县委闹访，严重干扰了县级职能部门的办公秩序，维稳大队紧急出动，耐心宣传政策，细心教育引导，并及时与境底下镇镇政府联系合理解决了群众诉求，及时排除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陇县方面统计后认为：“陇县公安局维稳大队成立以来，共处置群体性事件6起，涉及人员90人，处置非法缠访、闹访事件25起29人，强制带离现场训诫教育17人。从而有效地维护了陇县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老大难’问题。”
秋菊山庄内不可告人的秘密，险被一群乡游的年轻人撕开。
秋菊山庄本来只是陕、甘交界地陕西陇县天成镇上一处提供食宿观光的景点，名头正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张艺谋拍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当时《秋》剧一班人马取这块穷乡僻壤作实景，驻地工作了近两年时间，以后当地镇政府就借势投资开发了这家山庄，几年下来竟赚足了名气。
2010年8月7日，山庄迎来一批客人。这一行10多人，来自西安一家国内知名IT企业。他们才一入住，居然发现个别宾馆房间顶角安装了摄像头。嗣后，待一行人回到西安，就选择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网络论坛，图文并举不断揭批山庄的摄像头事件及相关问题。
秋菊山庄方面并不示弱，立即针锋相对跟帖反驳，他们一方面承认个别客房确实装有摄像头，但又辩称这些客房并不是留给客人住的，而是“特定时期、特定情景下，公司管理的一种手段”。双方由此各说各话，拉开长达两月之久的网络争战。《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截至目前，这一讨论跟帖已达40多页，近10万人次点击。
什么样的“特殊情景”，使得一家山庄宾馆需要给自己客房装上摄像头?事实上，这一帮城里年轻人偶然的一次乡游，已然闯进这座边远山庄的秘密禁区，只不过，谜底并没有在双方这一番网络对攻中显现。“别叫秋菊山庄”
10月11日上午11时许，《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以游客身份陪同陇县青年张永青来到秋菊山庄。张永青35岁，家住城关镇，他此行来山庄，是打算“要回自己的父亲”。
张永青穿过曲折的小道，径直来到山下四合院门前。仿古院门紧闭，张用力叩了，院子里才有了人声。稍后木门错开一条缝，一名男子往外探头。张永青冲着男子说，我是张武学儿子，看他来了。男子听后，把门重又闭紧了，丢下话说去请示领导。
等了10多分钟，没见动静，张永青又去叩门，门又错开一条缝，这回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在里面说，正在请示，马上马上。又过了几分钟，院门才打开，3名男子依次走出门，反手又把院门闭严实了。
穿白衣服的中年男子先开口问张永青：“是你来找你父亲?有啥捎的东西么，就放下。”张永青说没有捎东西，白衣男子就说：“不允许看望，这都是老规矩了。”张永青不知道这白衣男子身份，另两人介绍说这是严(谐)乡长(陇县牙科乡，张父户籍在该乡)。戴眼镜的男子自称姓宋，3人都是陇县乡镇干部。
张永青(以下简称“张”)：“还不允许看望，你啥时候放人。”
严乡长(以下简称“严”)：“咱不是领导，说不来。”
张：“县领导(说了才算)么?”
严：“哦，这里有县政府委派的信访局的领导……人家不允许见人，上次你哥也来了，还是老政策，不让见。”
严又补充说：“咱乡上干部也不想在这呆，这又冷又苦的，谁愿意在这呆。”
张：“我上次给爸捎的手机呢，往上捎衣服时一起捎的。”
严：“手机给信访局交了。”
张：“那是我爸的手机嘛，咋能交给信访局。”
严：“手机都没有让本人拿，统一保管着呢。”
宋这时在旁边插话：“快了快了(指张父被放出来)，估计就这个月底了，这里没暖气没火，我们也受不了了，不要说乡上，县上干部他也受不了。”
严：“公、检、法都在这呢。”
张：“我妈整天在家念叨，放不放人得给个信，这样我们也有个盼头吧。”
严：“已经放了几个了。”
宋插话；“7个。”
严：“剩下3个。肯定是因为上访事情不正当，是违法的。”顿了顿又补充说，“放了就是要写点东西，第二个嘛，保证以后再不跑(外地上访)，你爸不写这个保证书。”
张：“那我爸一直不写，你们就一直不放?”
张永青软磨硬泡，最后佯装说能不能进去见一下父亲说服他写保证书，工作人员先是拒绝，正當张折返时，刚才的工作人员又追出来，同意张永青进院。
“让我脱衣服对我搜身”
秋菊山庄的秘密就此被撕开，而张武学只是关在山庄失去人身自由的众多陇县访民之一。
2010年8月20日，张武学和陇县访民杨生虎、杨根善、严敏娟、邹俊峰、马香香、杨惠娟一起出省上访。张武学为了获得递进材料的机会，在保安驱逐时，他拿出铁链，将自己的脖子锁在了路边铁栏杆上。
此事迅速传到宝鸡(陇县属宝鸡市)方面驻上访地人员耳中。随后，张武学等7人被截访。访民讲，截访人员等陇县干部到后，把上访问题弄清楚再让他们安心回家，“结果，盼来盼去来了一帮干部把我们全部装上了一辆面包车。”
8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汽车抵陇县县城后并未停下来，而是继续开进深山，来到关山脚下的秋菊山庄。
杨生虎犹记得车在山庄院前停下时的情景，“民警上了30多人，政府干部也有30多人，一共70多人冒着雨站在那里，车门才一开，几个人上来了。”坐在车里的访民一看那架势，只好听安排下了车。下车后，“两边一人一夹，就把我们押送进山庄的四合院房间里。”
“房间的顶角安装有摄像头，房间里三张床，我住中间一张，两边的两个女的监管是教育系统轮流安排的女教师。”3l岁代课教师出身的严敏娟在日记中记述：‘一日三餐由这些人给我端，早晚一个馍、一碗汤，不给菜吃，中午一碗面条也放菜。我的活动范围只能是106室房间。有时候会被允许出去在巴掌大的一个院子里晒一会太阳。在被整整关押了26天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被允许走出过秋菊山庄1号四合院的大门。
“我刚被押进来的当天不让我出门一步，第二天晚上进来四个人要收我的手机……26日中午，公安局的两名警察带着两名女协警到我房间搜查翻阅行李，并让两女的把我带进卫生间，让我脱衣服对我搜身，我当时大哭大闹。”
严敏娟说她拼死不交手机，尽管后来发现信号全无拿着手机也打不出去，但她利用手机偷拍下了监管自己的两名女干部、值守大门的警察以及每天上午提供的稀粥馒头和中午提供的面条。
严敏娟说她还遇到了备感屈辱的事情。她的父亲严浩利给她提来一包衣服，看管干部当着父亲面把提包打开，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抖了又抖，“里面什么衣服都有，父亲只好跟他们喊，‘我女儿又不是犯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姑娘家呢？。”
更多访民被秋菊山庄关押
正如前述严乡长透露给张永青的情况，县上把访民关进秋菊山庄的目的，就是要迫使他们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再出省上访，甚至从此放弃上访念头。
访民说这份保证书其实就是保命书，“我们大多60岁以上年龄，经不起像对待犯人一样的折磨，往往在里面饿得受不了了，为了保一条老命，只好委曲求全 写下保命书。”
这样，此次关进山庄的7位访民中，杨生虎于9月25日写下保证书，并对着录像机表了“不再上访”的决心后，得以放出，前后关押34天。严敏娟于9月19。日放出，关押28天；邹俊峰因病于8月28日放出，关押5天；杨根善因自己的官司开庭，接到法院通知后于8月30日放出，关押7天。其他马香香、张武学、杨惠娟至今仍关在山庄，这3人也就是前述严乡长跟张永青对话时所提到的山庄剩下的3位访民。
被关押过秋菊山庄的陇县访民并不止上述7人。随着调查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访民拿着证词，摁上手印，找到(瞭望东方周刊》揭发他们被关押的事实。 何根存，66岁，陇县一岗职工，先后两次被关进秋菊山庄：2008年3月上访北京后，拉回关押5天，2010年6月、7月共关押39天。关押期间，何根存为了对恶劣不堪的饭食取证，一次吃饭时藏起了馒头，放出那天再夹带出来。直到现在，何仍然随身带着这只快要发霉的小馒头，逢人就捧出来，控诉关押期间的非人待遇。
边世彪，66岁，原陇县食品公司职工，同样因上访北京，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8月16日得以放出，一共关押54天。边世彪放出后在医院查出脑萎缩及萎缩性胃炎，目前仍在住院。
陈耐命，陇县牙科乡申家咀村四组村民，因上访北京，与边世彪一起于2010年6月20日被关进秋菊山庄，后因病被紧急送往陇县医院治疗，实际关押共5天。
张友仁，53岁，家住陇县宝平路。2010年5月份，和妻子邓小翠一起上访北京后被截回，两人一同被关进秋菊山庄共20天。
李玉兰，67岁，陇县城关镇东街村二组村民，2008年3月份，在北京上访时被截回，关进秋菊山庄。
张世忠，62岁，陇县城关镇西关村四組村民，2010年9月份上访北京20余天，“回到陇县后，还要拉到秋菊山庄关押，因为我有高血压和严重的心脏病被免除。”
除此而外，据访民指证，还有陇县访民严建娥、王银仓等人也被关押过。在此次采访期间，本刊记者未能联系到上述两人。另一个情况是，从2007年起，此次被抓的老上访户杨根善等人就陆续被关进过秋菊山庄，每次关押时间不等。
上访问题都是“民告官”案件
一批又一批访民被关进秋菊山庄后，陇县政府也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前述张永青与3位政府工作人员对话中，宋也曾当面跟张讲，县上主要抽调了公安、法院、检察、司法、信访五家的工作人员上山，每个单位都有主要领导挂帅，所以，在最繁忙那段时间，山庄上下两个院子都住了人，总共有70来号。
然而，访民反映，如此之多的干部被派到山庄，除了监管他们的行动并迫使其写下保证书之外，对于各人上访的问题，从来不过问，也一直没有人出面解决。
而访民的心结也正在于此。访民说，他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找地方政府和干部说理，要么推诿要么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信访道路，并一级一级上访，最后把小事上访成了大事，“上访的根源就在这些基层干部对我们的问题不管不问，现在他们还是这个思路。”
张武学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牙科乡老家开办了一家小型木器厂。儿子张永青说，生意正红火的时候，却因为跟镇政府的一些纠纷，多次被断电，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将厂子迁到城关附近。
干了几年，厂子这一片地被政府征去盖廉租房，政府就出面跟张家商量，指定一块面积两倍于厂地的土地补偿张家。张家觉得条件合适，就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计划在新址上重盖房。但在投入10多万元开始建房后，地基屡次开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地是修公路时填埋起来的，地基本来就是松土。
张永青说，他们觉得受了欺骗，要求政府考虑地基实际情况和张家的损失，并请求重新协议，但被政府拒之门外。眼看道理讲不清，损失又十分严重，父亲只好一级一级找上面，要求重视并解决，直到最近一次。
严敏娟从1998年起，在陇县城关镇以代课教师身份任教，起初月工资只有100多元，一连干了近lO年，工资最高时也不过300多元。严之所以坚守在教师岗位上，一是她对这份工作充满感情，二则也设定了做教师的人生规划。所以，严一边教书一边自修，2002年，她就取得了自考大专学历，一年后又取得小学教师资格证书。
2004年，陇县公开招考教师，严敏娟参加了。但她说，那次招考成绩只是个幌子，实际每位交：35000元就可转正上岗，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内幕，所以没被招录。
严敏娟拿不出证据证明她所知道的那些内幕，但后来的2005年至2007年问，她不断看见一些学历不合格、专业不对口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人进了陇县教育系统，而她仍然没有机会转正。
2008年，全国清退代课教师，严敏娟被刷下来，相反，她看见一些进入教育系统才两年多的人，因为有关系，都顺利转正了。
自此，严走上上访道路，指望上面能够明察陇县教育系统的问题。
邹俊峰也是有苦说不出。邹是甘肃人，在陇县县城街道上租了一间房子开了家小饭店，后来与交通局方面发生纠纷。邹说，“2005年12月12日，县交通局干部与民警等30余人冲进我店，见物就砸，打伤我妻子，我多次拨110电话，但始终未有人出警。”
挨了这次打砸后，邹把一纸状子递向法院，告行凶一方及110，但前后跑过多个部门，无人受理。邹说，他的苦处正在于，“你不管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最起码得先立案吧，你不立案，我想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我能怎么办。” 据《瞭望东方周刊》统计后发现，上述10余名陇县访民所上访的问题，大都涉及房屋强拆、补偿不到位、教师任用不公、司法腐败、官员腐败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全是“民告官’案件。
访民的感受是，政府工作人员一听到“民告官”的案件就很敏感，大多没有耐心听他们把事情讲完就开始打发他们这让他们感觉“底下干部屁股已经坐歪了跟他们有理都说不清”。
“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老大难’问题”
访民迁怒陇县政府和干部一边撇下具体上访问题不解决，一边又强势打压其上访，致使冤怨堵塞，进而持续上访。陇县方面则否认了访民的这些说法。
陇县全县信访工作归口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10月12日下午，本刊记者来到县政法委，遇书记外出，后政法委指定专人负责介绍相关隋况。
政法委干部讲，县里前几年信访形势确实比较严峻，但现在已经整体好转了，而这种转好的局面正得益于县里规范上访秩序的相关工作。一位干部甚至认为，目前县里一些访民之所以缠访不断，与前几年县里个别访民通过上访获得了好处有关。这位干部同时不赞成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给访民一些利益倾斜来化解矛盾的做法，他认为这些做法可能招致更多缠访。
“你们在对待一些出省上访人员时，采取集中到秋菊山庄这种办法，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本刊记者问。 对这一问题，政法委干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解释说，这主要是让信访人员加强学习相关信访条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注意到，从陇县对外公开宣传看，在解决信访问题上，县里也曾推出一些举措，旨在从源头上排解危机，比如法院推出的“一村一法官”，在村里建立“法务厅”，同时安排政法、行政机关等14个部门进驻信访大厅，做到办公“一厅式”、服务一条龙、解决纠纷一体化。
然而，实践层面的情况是，旨在“规范上访秩序”的强硬管控似乎更能解决具体的信访事件。《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陇县推动了秋菊山庄这样的管控举措，还划出专项财政资金和政府编制，专门成立一支维稳大队，来援手处置县里的信访突发事件。
陇县方面资料显示，2010年7月，陇县公安局成立维稳大队，“大队共有警力34名，其中公安民警4人，协警30人。”
吃财政的维稳大队甫一成立，其“功效”便迅速显现。资料进一步列举，“7月19日，由于企业改制遗留的问题，原陇县种子公司40多名职工集体到宝鸡市委越级上访，接到县局指令后，维稳大队抽调精兵强将迅速赶赴宝鸡，通过个别谈话，积极疏导，讲明政策，宣传《信访条例》，及时将40多名非法上访者劝回。并连夜成立了‘7·19’群访事件专案组，先后传唤审查相关人员12人，扣押有关书证物证4件，彻底查清了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时妥善的处置了事件。同日，堎底下镇王马咀村村民王民生等24人因村庄道路问题到陇县县委闹访，严重干扰了县级职能部门的办公秩序，维稳大队紧急出动，耐心宣传政策，细心教育引导，并及时与境底下镇镇政府联系合理解决了群众诉求，及时排除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陇县方面统计后认为：“陇县公安局维稳大队成立以来，共处置群体性事件6起，涉及人员90人，处置非法缠访、闹访事件25起29人，强制带离现场训诫教育17人。从而有效地维护了陇县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解决了县委、县政府的‘老大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