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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进口关税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旨在为当前以进口关税提升为表征的“贸易战”是否影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一些启示。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进口关税数据为基础，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评估了进口关税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进口关税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2）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贸易战”加剧、进口关税不稳定性的背景下如何积极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提升创新绩效是推动中国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进口关税 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绩效 企业规模
一、引 言
自2018年3月美国以提升进口关税为手段对中国乃至其所有贸易伙伴发动“贸易战”以来，以进口关税税率逐步降低为典型表征的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受到了冲击。随着“贸易战”的推进和中国政府针对部分美国产品提升了进口关税，可以预期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势必将变得愈发缺乏稳定性，进一步研究进口关税对本国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已然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企业作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推进需要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那么，进口关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绩效呢？企业规模是企业能否在与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中掌握市场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不同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企业规模不同，进口关税对其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又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研究进口关税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为当前以进口关税提升为表征的“贸易战”是否影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进口关税作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产业政策（徐保昌等， 2017），是现阶段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及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主要工具。从1949年至今，中国进口关税政策的调整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8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此时中国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产品在征收关税方面给予优惠照顾（吴家煌， 1993），除此之外，进口关税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尽可能保护本国产业。第二阶段是1984—1991年，随着改革开放红利的逐步释放，这一时期中国进口关税开始逐步降低，相关贸易限制也开始放松，以1991年为例，这一年中国关税算数平均税率已经降至约42.5%（吴家煌， 1993）。第三阶段是1992—2001年，这一阶段中国的进口关税总体呈现一个大幅度逐步降低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实施了与中国加入WTO谈判相配合而展开的主动降低关税政策。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这一阶段中国进口关税继续大幅度降低，至2006年时中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已经下降到7.69%（余淼杰和袁东， 2016），此后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进口关税又逐步降低。现阶段中国已然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展开反击，可以预期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将进入一个有所波动的特殊时期。在进口关税可能进入波动时期的背景下，积极评估进口关税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響，无疑是当前亟待完成的工作。
根据进口关税的相关文献和理论，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果无疑取决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正反两个方面影响效应的综合作用：一方面进口关税可能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主要原因在于，进口关税可能提升了外部企业进入本土市场的成本，保护了本土企业免收来自外部市场企业的竞争，企业因此可能随之产生一定程度的惰性，进而导致企业在研发决策的过程中缺乏增加创新投入进而实施创新的动力，最终进口关税通过这一途径抑制了企业创新；另一方面，进口关税又可能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究其原因，是因为进口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有效提升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相较于进口关税较低的情形，较高的进口关税可以确保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用于其研发创新等活动，在这一情形下，进口关税无疑将有效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然而，具体中国进口关税究竟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采用设计严谨和稳健的实证研究予以证明。
为系统研究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及进口关税数据为基础，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系统评估了进口关税对制造业创新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规模这一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不仅检验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还同时检验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企业规模的差异性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第二，本文研究以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降低了以往研究中行业数据的缺陷，并且以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展开研究，有效地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和归纳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第五部分是企业规模作用的进一步检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当前一些研究者已经就进口关税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展开了相关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归纳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进口关税对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研究（Abraham et al.， 1988；余淼杰， 2010； 张燕等， 2013；沈琪和周世民， 2014；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5；余淼杰和袁东，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7； 徐保昌等， 2017；祝树金等， 2018等）；另一方面是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孙烽， 2000；Pamukcu， 2003；Bustos， 2011；韩先锋等， 2015；周凤秀和张建华， 2017；耿晔强和郑超群， 2018；李宏亮和谢建国， 2018；等）。 在进口关税对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研究中，学者主要从进口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余淼杰， 2010； 沈琪和周世民， 2014；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5），进口关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Abraham等， 1988； 张燕等， 2013），进口关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余淼杰和袁东，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7； 徐保昌等， 2017；祝树金等， 2018）等视角展开研究。在进口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余淼杰（2010）、沈琪和周世民（2014）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等。余淼杰（2010）较早基于中国样本展开研究，他们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以进口关税减让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且相较于出口企业，进口关税减让以及非关税壁垒更有助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后续研究中，沈琪和周世民（2014）以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样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减免的确有效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与余淼杰（2010）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此外，沈琪和周世民（2014）还发现，相较于最终品关税，中间品进口关税的减免更有助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随后，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也就同样的主题展开研究，在考虑中国地方制度环境差异的基础上，他们以1999—2007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降低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提升了企业生产率，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这一效应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的降低通过改善市场中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这一途径提升了企业生产率。
进口关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Abraham等（1988）和张燕等（2013）等。Abraham等（1988）利用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贸易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世界产品和贸易的密歇根模型分析了进口关税对总体利润以及单位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进口关税为进口竞争部门带来的引致利润，进口关税更倾向于导致出口部门的企业利润降低。特别的，出口企业和进口竞争企业的总体利润未收既有关税的影响。更进一步，行业内出口企业与进口竞争企业之间的利润转移大于跨行业之间。研究结果表明，一般的进口关税未能增加美国工业行业的利润，只有针对特定产品行业的进口关税可能有助于行业利润的增加。国内学者中张燕等（2013）较早展开研究，他们首先通过构建中间投入品生产决策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进口关税减让对工业行业厂商利润的影响，并在此之上，进一步采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进口关税减让的确降低了行业利润，也就是说受关税保护的行业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研究结果还表明，中間产品关税的减让可以增加行业利润水平，而进口关税的这一效应主要在中大型企业中得以显现。
进口关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余淼杰和袁东（2016）、徐保昌等（2017）、毛其淋和许家云（2017）、祝树金等（2018）等。余淼杰和袁东（2016）以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进口关税减让为特征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发现进口关税减让将导致企业成本加成降低，外国关税和中间品关税有助于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并且上述效应随着加工贸易所占贸易比例的提升而下降。与余淼杰和袁东（2016）研究类似，徐保昌等（2017）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在采用可靠方法对企业成本加成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检验了进口关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发现进口关税提升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并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与上述研究结论为线性所不同，毛其淋和许家云（2017）进一步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通过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他们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在时间上呈现“倒U形”动态特征，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两个途径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提高。更进一步，祝树金等（2018）考虑了中国企业产品的多样化，在测算多产品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多产品企业核心和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多产品出口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并且相较于非核心产品，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更有助于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的提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成本降低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的主要路径。
在进口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孙烽（2000）、Pamukcu（2003）、Bustos（2011）、韩先锋等（2015）、周凤秀和张建华（2017）、耿晔强和郑超群（2018）、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等。孙烽（2000）较早的理论分析了关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在比较利益的框架内引入技术创新理论，基于对称性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从一般均衡的视角理论分析了关税政策的改变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发现进口关税的降低将减少非贸易品部门的研发投入，增加出口部门的研发投入，并且进口关税导致的技术创新是以良好的市场制度以及所有权制度为基本制度条件的。接下来，Pamukcu（2003）以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贸易政策改革委契机，利用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决策的实施，并且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进口机械设备来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Bustos（2011）则通过将技术选择引入到一个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效促进了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阿根廷制造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展开实证检验，发现巴西进口关税的大幅减让显著促进了阿根廷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投资，并且这一效应在中大规模企业中最为显著。后续研究中，韩先锋等（2015）以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进口关税减让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了其中的行业差异，发现进口关税的降低有助于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相较于技术转化效率，进口关税减让更有助于技术开发效率的提升，同时他们还发现只有进口关税减让水平小于一定程度时才能提升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随后周凤秀和张建华（2017）发现融资约束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企业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因素，他们在考虑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差异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降低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与上述研究集中于最终产品进口关税有所不同，耿晔强和郑超群（2018）则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减让带来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创新的实施，并且这一作用对于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进口企业的影响更大。与上述研究集中于工业企业或制造业企业的进口关税有所不同，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系统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样有助于企业创新强度的提升，并且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创新效应在金融、分销和专业服务部门的作用更为显著。 梳理和归纳上述文献中研究结论以及研究样本可以发现，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各方面影响的研究受研究样本差异的影响，目前研究结论也未能完全统一，并且多数研究只是单独研究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或者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更好地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联系起来，那么，中国情景下进口关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呢？毋庸置疑，这需要依靠进一步设计严格的实证研究方能予以验证，本文研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
（一）计量模型
为有效检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实证检验将主要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本文首先检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考虑样本数据的客观情况，本文构建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企业创新投入（RD）：企业创新投入是本文实证研究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这一指标设定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本文后续实证研究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企业创新投入指标的设定过程中，考虑到企业规模效应可能对指标设定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其进行衡量，这一指标构建方法可以在确保对指标进行有效测算的基础上有效消除企业规模效应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进口关税（tariff）：进口关税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具体进口关税的测算过程中，本文将采用与毛其淋和盛斌（2014）、Lu和Yu（2015）、徐保昌等（2017）相一致的可靠方法，对中国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进行测算。进口关税的具体测算过程中，首先，由于中国所采用进口产品关税数据的主要原始指标来自WTO官方网站，而WTO官网中中国进口关税数据的可使用数据样本区间为1996—1997年以及2001年以后，因此，为了将时序补充完善，本文进一步采用世界银行中1998—2000年关税数据作为其补充。其次，由于世界银行1998—2000年进口产品关税数据为HS8位数代码，为了统一编码标准，本文将其归并为HS6位码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这一环节得到数据的协调编码版本为HS1996版本，而相对应的2001—2005年数据的协调编码为HS2002版本，为了进一步统一编码，本文采用联合国统计司的HS1996与HS2002的转换表对世界银行数据进行转换处理，进而将所有关税数据统一转化为HS2002版本下的HS6位码数据。最后，为了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相匹配，并保持行业分类的方法一致，本文将HS2002产品代码统一转化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中的分类标准，最终获得行业关税均值。为了尽可能细化关税数据，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使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标准下的四位數代码下中国分行业的进口关税指标来进行回归分析。为确保计量模型中回归系数便于报告，在进口关税的表述过程中本文将直接采用小数对其进行表示。
控制变量集合（X）各变量的添加过程中，考虑到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企业特征、行业特征等其他各方面因素，本文主要添加了以下几个变量：企业生产率（TFP），企业生产率对于其研发创新的投入无疑将构成影响，为确保指标设定的可靠性，考虑到本文样本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采用与Levinsohn和Petrin（2003）一致的LP方法测算企业生产率对其进行衡量。企业盈利状况（profit），企业创新投入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企业盈利状况直接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考虑规模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利润与其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其进行衡量。企业规模（scale），企业规模将很可能影响其创新投入的增加，本文采用企业年度平均员工人数对其进行衡量。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经营的成熟程度，这对其创新的决策存在较大影响，本文采用本年年度与企业创立年份之差对其进行衡量。行业内竞争强度（HHI），行业竞争内竞争强度可能影响实施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施，本文采用以产品销售收入为基础测算的赫芬达尔指数对其进行衡量，赫芬达尔指数越大，意味着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
在第二阶段，本文将实证检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创新绩效数据的完整性较好，为了有效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利用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进口关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倍差法计量模型。本文将进一步采用与Guadalupe和Wulf（2010）、 Lu和Yu（2015）相类似方法设定的倍差法策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计量模型的设定如下：
（2）式Rdeffe表示企业创新绩效，shock表示冲击行业虚拟变量，E（WTO）表示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其余各变量的含义和设定方法与（1）式保持一致。本文（2）式中主要变量的设定方法如下：
企业创新绩效（Rdeffe）：企业创新绩效作为本文第二阶段实证检验的被解释变量，其指标构建的准确与否关系到进一步实证检验的可靠性，在这一指标的具体构建过程中，为了消除规模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其进行衡量。
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E（WTO）]：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的设定过程中，由于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考虑到2001年已然结束，参照以往研究的通行做法，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设定过程中，设定2002年及以后年份E（WTO）均为1，其余年份为0。
冲击行业虚拟变量（shock）：冲击行业虚拟变量的设定中，本文设定受中国加入WTO进口关税减让冲击的行业虚拟变量为1，其余行业设定为0，具体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选择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受冲击标准进行选择。然而，为什么需要选择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呢？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入世”前后部分行业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其产品进口关税的实际水平就已经处于低位，并且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些行业的进口产品关税数值变化也较小，甚至未发生显著变化，那么，这一情形下，该行业受中国加入WTO的冲击显然微乎其微，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将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进行确定，从而可以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更为有效地检验中国加入WTO对企业成本加成的真实影响。具体受中国加入WTO冲击行业的选择过程中，本文采用了与Sivadasan（2008）、毛其淋和盛斌（2014）相类似的受冲击行业选择方法，从而确定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冲击行业虚拟变量的具体设定方法如下：首先，我们计算了1999年到2002年这一时间区间中国制造业各两位数代码行业进口关税的实际减让比率（Tariffj2002-Tariffj1999Tariffj1999）。其次，我们进一步对本文上述各两位数行业进口关税的减让比率进行由小到大排序，并采用与Sivadasan（2008）、毛其淋和盛斌（2014）相一致的做法，以其进口关税减让比率的33%作为进口产品关税减让的门槛值，设定超越这一进口关税减让门槛值的行业即为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即设定这些行业的冲击行业虚拟变量为1，其余未超越这一门槛的行业的冲击行业虚拟变量则为0，即为未受冲击行业。 （二）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数据库：一是国家统计局维护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另一个是作者整理并测算的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整理过程中，本文将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999—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所有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来对本文研究假定进行检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包含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这一数据库具有样本数据量比较大，样本指标相对齐全等显著优点，这一数据库包含了企业自身特征以及财务特征等100多項指标，也因此是已知的较为权威的企业层面数据。为有效处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虑到这一数据库自身存在的编码缺失以及混乱等问题，本采用了与Brandt等（2012）相一致的方法对这一数据进行匹配，随后样本选取过程中，本文保留了其中给所有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存在指标数值异常、测量误差明显以及变量定义模糊等问题（聂辉华等， 2012），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一步采用与徐保昌等（2016）相一致的数据处理步骤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系统处理。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为了有效控制计量模型式（1）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对本文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与Bertrand等（2004）、Lu和Yu（2015）相一致的处理方法，在后续实证检验过程中采用聚类于行业层面的标准误进行回归分析。回归过程中为有效检验计量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而计量模型回归方法的选择中本文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1显示了逐步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1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进口关税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1中模型（1）-模型（6）中进口关税这一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口关税保护的情形下，企业在创新投入决策的实施过程中更倾向于做出保守决策，进口关税对本土企业的保护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
（2）其余变量方面：企业生产率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2）-模型（6）中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企业利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3）-模型（6）中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利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可能的原因在于，均值水平上，企业利润越高的企业越保守，越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增加创新投入。企业规模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1中模型（4）-模型（6）中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企业年龄增加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5）-模型（6）中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企业年龄越大，其经营更趋于成熟，企业越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越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6）中赫芬达尔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越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究其原因，是因为行业竞争加剧了企业风险意识，对于创新这种存在一定风险的活动存在畏惧心理。
考虑进口关税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以及计量模型中也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以控制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具体进口关税的工具变量构建过程中，本文采用与徐保昌等（2017）相一致的方法对进口关税的工具变量进行构建，在后续工具变量法的回归过程中，采用各地级城市的年度进口关税的均值作为进口关税的工具变量，而在具体回归方法的选择过程中，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表2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由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表2中模型（1） -模型（6）中Kleibergen-Paaprk LM检验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rk Wald F检验均拒绝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合理性得到证明。具体回归结果方面，表2中模型（1） -模型（6）中进口关税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有效控制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进口关税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这与表1中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证明。表2中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1中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表2中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有效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均值水平上其余利润并不能显著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可能的原因在于，研发创新投入是一个长期决策过程，短期的利润情况不足以对其构成决定性影响。
（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过程中，在采用（2）式进行回归分析的同时，为有效检验计量模型的可靠性，本文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2）式进行回归分析，另外，计量模型回归方法的选择中本文仍旧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3显示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3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进口关税抑制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表3中模型（1）-模型（6）中交互项shockkt×E（WTO）t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进口关税的降低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进口关税降低了企业创新绩效，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进口关税保护的情形下，企业缺乏研发创新的动力，企业决策层也随之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更倾向于采取保守决策，因而，进口关税对本土企业的保护降低了企业创新绩效。（2）其余控制变量方面：表3中其余控制变量方法与表1和表2中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五、企业规模作用的进一步检验
（一）交互效应模型设定
为检验进一步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本文在第四部分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具体来说，这一部分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检验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中的作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企业规模与进口关税的交互项，观察这一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值，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第二阶段，本文进一步检验企业规模在進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在（2）式的基础上，加入企业规模与行业冲击虚拟变量以及中国加入WTO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观察这一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值，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3）式和（4）式中scale为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指标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同样采用企业年度平均员工人数对其进行衡量，其余变量的含义以及构建方法与（1）式和（2）式保持一致。
（二）企业规模作用的实证检验
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作用的实证检验过程中，为有效验证计量模型（3）式和（4）式的可靠性，本文将分别采用主要变量回归和添加控制变量回归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
由表4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企业规模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4中模型（1）和模型（2）交互项tariff×scal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进口关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提升均可以有效降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2）企业规模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4中模型（1）和模型（2）交互项的shock×E（WTO）×scale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交互项shock×E（WTO）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提升均可以有效降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1和表2中回归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六、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进口关税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旨在为当前以进口关税提升为表征的“贸易战”是否影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启示。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评估了进口关税对制造业创新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进口关税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2）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贸易战”加剧进口关税不稳定性的背景下如何积极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提升创新绩效是中国推动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
企业创新是中国现阶段乃至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在确保企业创新投入保持一定强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贸易战”带来进口关税趋于不稳定可能进一步提升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本文研究表明，进口关税提高将抑制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而企业规模的提升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积极评估和量化“贸易战”导致的进口关税提升幅度，细化进口关税提升的实施步骤，增大企业应对进口关税提升的适应期，同时，积极推进助力企业实施创新的政策落实，降低企业应对进口关税提升而减少创新投入的可能性。本文研究证明进口关税提升带来的贸易保护效应将导致企业产生创新惰性，从而导致其在创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倾向于减少创新投入，因而，后续政策制定过程中，亟须有效量化“贸易战”带来的进口关税提升，积极鼓励企业在这一背景下积极增加创新投入，并提供有效的政策扶持来增大这一效应。第二，推动本土企业快速成长，积极扩大企业规模。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规模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进口关税提升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因而在面对未来可能的进口关税波动时，要积极推动企业从其内部挖掘潜力，推动企业自我发展促进其规模有效提升，从而在有效促进企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同时，提升企业应对进口关税变动的能力，确保从企业层面推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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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
关键词 进口关税 企业创新投入 创新绩效 企业规模
一、引 言
自2018年3月美国以提升进口关税为手段对中国乃至其所有贸易伙伴发动“贸易战”以来，以进口关税税率逐步降低为典型表征的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受到了冲击。随着“贸易战”的推进和中国政府针对部分美国产品提升了进口关税，可以预期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进口关税税率势必将变得愈发缺乏稳定性，进一步研究进口关税对本国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已然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企业作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推进需要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那么，进口关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绩效呢？企业规模是企业能否在与来自国内外企业的激烈竞争中掌握市场话语权的重要因素，企业规模不同其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企业规模不同，进口关税对其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又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研究进口关税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为当前以进口关税提升为表征的“贸易战”是否影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进口关税作为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产业政策（徐保昌等， 2017），是现阶段美国发动“贸易战”以及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主要工具。从1949年至今，中国进口关税政策的调整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84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此时中国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产品在征收关税方面给予优惠照顾（吴家煌， 1993），除此之外，进口关税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尽可能保护本国产业。第二阶段是1984—1991年，随着改革开放红利的逐步释放，这一时期中国进口关税开始逐步降低，相关贸易限制也开始放松，以1991年为例，这一年中国关税算数平均税率已经降至约42.5%（吴家煌， 1993）。第三阶段是1992—2001年，这一阶段中国的进口关税总体呈现一个大幅度逐步降低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实施了与中国加入WTO谈判相配合而展开的主动降低关税政策。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这一阶段中国进口关税继续大幅度降低，至2006年时中国进口关税平均税率已经下降到7.69%（余淼杰和袁东， 2016），此后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进口关税又逐步降低。现阶段中国已然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展开反击，可以预期中国的进口关税税率将进入一个有所波动的特殊时期。在进口关税可能进入波动时期的背景下，积极评估进口关税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響，无疑是当前亟待完成的工作。
根据进口关税的相关文献和理论，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净效果无疑取决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正反两个方面影响效应的综合作用：一方面进口关税可能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主要原因在于，进口关税可能提升了外部企业进入本土市场的成本，保护了本土企业免收来自外部市场企业的竞争，企业因此可能随之产生一定程度的惰性，进而导致企业在研发决策的过程中缺乏增加创新投入进而实施创新的动力，最终进口关税通过这一途径抑制了企业创新；另一方面，进口关税又可能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究其原因，是因为进口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企业，有效提升本土企业的盈利能力，相较于进口关税较低的情形，较高的进口关税可以确保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用于其研发创新等活动，在这一情形下，进口关税无疑将有效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然而，具体中国进口关税究竟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采用设计严谨和稳健的实证研究予以证明。
为系统研究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及进口关税数据为基础，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系统评估了进口关税对制造业创新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进一步考察了企业规模这一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研究不仅检验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还同时检验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企业规模的差异性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第二，本文研究以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降低了以往研究中行业数据的缺陷，并且以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展开研究，有效地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和归纳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与分析；第五部分是企业规模作用的进一步检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
二、文献综述
当前一些研究者已经就进口关税对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展开了相关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和归纳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进口关税对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研究（Abraham et al.， 1988；余淼杰， 2010； 张燕等， 2013；沈琪和周世民， 2014；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5；余淼杰和袁东，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7； 徐保昌等， 2017；祝树金等， 2018等）；另一方面是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孙烽， 2000；Pamukcu， 2003；Bustos， 2011；韩先锋等， 2015；周凤秀和张建华， 2017；耿晔强和郑超群， 2018；李宏亮和谢建国， 2018；等）。 在进口关税对企业运营状况的影响研究中，学者主要从进口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余淼杰， 2010； 沈琪和周世民， 2014；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5），进口关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Abraham等， 1988； 张燕等， 2013），进口关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余淼杰和袁东， 2016；毛其淋和许家云， 2017； 徐保昌等， 2017；祝树金等， 2018）等视角展开研究。在进口关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余淼杰（2010）、沈琪和周世民（2014）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等。余淼杰（2010）较早基于中国样本展开研究，他们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以进口关税减让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且相较于出口企业，进口关税减让以及非关税壁垒更有助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提升。后续研究中，沈琪和周世民（2014）以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样研究了进口关税减免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减免的确有效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与余淼杰（2010）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此外，沈琪和周世民（2014）还发现，相较于最终品关税，中间品进口关税的减免更有助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随后，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也就同样的主题展开研究，在考虑中国地方制度环境差异的基础上，他们以1999—2007年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关税降低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提升了企业生产率，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这一效应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的降低通过改善市场中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这一途径提升了企业生产率。
进口关税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研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Abraham等（1988）和张燕等（2013）等。Abraham等（1988）利用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贸易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世界产品和贸易的密歇根模型分析了进口关税对总体利润以及单位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进口关税为进口竞争部门带来的引致利润，进口关税更倾向于导致出口部门的企业利润降低。特别的，出口企业和进口竞争企业的总体利润未收既有关税的影响。更进一步，行业内出口企业与进口竞争企业之间的利润转移大于跨行业之间。研究结果表明，一般的进口关税未能增加美国工业行业的利润，只有针对特定产品行业的进口关税可能有助于行业利润的增加。国内学者中张燕等（2013）较早展开研究，他们首先通过构建中间投入品生产决策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进口关税减让对工业行业厂商利润的影响，并在此之上，进一步采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进口关税减让的确降低了行业利润，也就是说受关税保护的行业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研究结果还表明，中間产品关税的减让可以增加行业利润水平，而进口关税的这一效应主要在中大型企业中得以显现。
进口关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研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余淼杰和袁东（2016）、徐保昌等（2017）、毛其淋和许家云（2017）、祝树金等（2018）等。余淼杰和袁东（2016）以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进口关税减让为特征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发现进口关税减让将导致企业成本加成降低，外国关税和中间品关税有助于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并且上述效应随着加工贸易所占贸易比例的提升而下降。与余淼杰和袁东（2016）研究类似，徐保昌等（2017）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库中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在采用可靠方法对企业成本加成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检验了进口关税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发现进口关税提升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并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与上述研究结论为线性所不同，毛其淋和许家云（2017）进一步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通过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他们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在时间上呈现“倒U形”动态特征，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两个途径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提高。更进一步，祝树金等（2018）考虑了中国企业产品的多样化，在测算多产品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多产品企业核心和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多产品出口企业成本加成提升，并且相较于非核心产品，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更有助于核心产品的成本加成的提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成本降低效应和质量升级效应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的主要路径。
在进口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孙烽（2000）、Pamukcu（2003）、Bustos（2011）、韩先锋等（2015）、周凤秀和张建华（2017）、耿晔强和郑超群（2018）、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等。孙烽（2000）较早的理论分析了关税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通过在比较利益的框架内引入技术创新理论，基于对称性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从一般均衡的视角理论分析了关税政策的改变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发现进口关税的降低将减少非贸易品部门的研发投入，增加出口部门的研发投入，并且进口关税导致的技术创新是以良好的市场制度以及所有权制度为基本制度条件的。接下来，Pamukcu（2003）以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贸易政策改革委契机，利用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决策的实施，并且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进口机械设备来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Bustos（2011）则通过将技术选择引入到一个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有效促进了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阿根廷制造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展开实证检验，发现巴西进口关税的大幅减让显著促进了阿根廷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投资，并且这一效应在中大规模企业中最为显著。后续研究中，韩先锋等（2015）以2004—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进口关税减让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考虑了其中的行业差异，发现进口关税的降低有助于研发创新效率的提升，并且相较于技术转化效率，进口关税减让更有助于技术开发效率的提升，同时他们还发现只有进口关税减让水平小于一定程度时才能提升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随后周凤秀和张建华（2017）发现融资约束影响贸易自由化的企业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因素，他们在考虑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差异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发现融资约束降低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与上述研究集中于最终产品进口关税有所不同，耿晔强和郑超群（2018）则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减让带来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创新的实施，并且这一作用对于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进口企业的影响更大。与上述研究集中于工业企业或制造业企业的进口关税有所不同，李宏亮和谢建国（2018）系统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展开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样有助于企业创新强度的提升，并且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创新效应在金融、分销和专业服务部门的作用更为显著。 梳理和归纳上述文献中研究结论以及研究样本可以发现，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各方面影响的研究受研究样本差异的影响，目前研究结论也未能完全统一，并且多数研究只是单独研究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或者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更好地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联系起来，那么，中国情景下进口关税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呢？毋庸置疑，这需要依靠进一步设计严格的实证研究方能予以验证，本文研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处理
（一）计量模型
为有效检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实证检验将主要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本文首先检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考虑样本数据的客观情况，本文构建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企业创新投入（RD）：企业创新投入是本文实证研究第一阶段的被解释变量，这一指标设定的合理与否关系到本文后续实证研究回归结果的可靠性，企业创新投入指标的设定过程中，考虑到企业规模效应可能对指标设定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其进行衡量，这一指标构建方法可以在确保对指标进行有效测算的基础上有效消除企业规模效应对回归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进口关税（tariff）：进口关税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具体进口关税的测算过程中，本文将采用与毛其淋和盛斌（2014）、Lu和Yu（2015）、徐保昌等（2017）相一致的可靠方法，对中国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进行测算。进口关税的具体测算过程中，首先，由于中国所采用进口产品关税数据的主要原始指标来自WTO官方网站，而WTO官网中中国进口关税数据的可使用数据样本区间为1996—1997年以及2001年以后，因此，为了将时序补充完善，本文进一步采用世界银行中1998—2000年关税数据作为其补充。其次，由于世界银行1998—2000年进口产品关税数据为HS8位数代码，为了统一编码标准，本文将其归并为HS6位码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这一环节得到数据的协调编码版本为HS1996版本，而相对应的2001—2005年数据的协调编码为HS2002版本，为了进一步统一编码，本文采用联合国统计司的HS1996与HS2002的转换表对世界银行数据进行转换处理，进而将所有关税数据统一转化为HS2002版本下的HS6位码数据。最后，为了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相匹配，并保持行业分类的方法一致，本文将HS2002产品代码统一转化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中的分类标准，最终获得行业关税均值。为了尽可能细化关税数据，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使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标准下的四位數代码下中国分行业的进口关税指标来进行回归分析。为确保计量模型中回归系数便于报告，在进口关税的表述过程中本文将直接采用小数对其进行表示。
控制变量集合（X）各变量的添加过程中，考虑到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企业特征、行业特征等其他各方面因素，本文主要添加了以下几个变量：企业生产率（TFP），企业生产率对于其研发创新的投入无疑将构成影响，为确保指标设定的可靠性，考虑到本文样本数据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采用与Levinsohn和Petrin（2003）一致的LP方法测算企业生产率对其进行衡量。企业盈利状况（profit），企业创新投入需要资金的支持，而企业盈利状况直接反映了企业经营状况，考虑规模效应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利润与其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其进行衡量。企业规模（scale），企业规模将很可能影响其创新投入的增加，本文采用企业年度平均员工人数对其进行衡量。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经营的成熟程度，这对其创新的决策存在较大影响，本文采用本年年度与企业创立年份之差对其进行衡量。行业内竞争强度（HHI），行业竞争内竞争强度可能影响实施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施，本文采用以产品销售收入为基础测算的赫芬达尔指数对其进行衡量，赫芬达尔指数越大，意味着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
在第二阶段，本文将实证检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创新绩效数据的完整性较好，为了有效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利用中国加入WTO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进口关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倍差法计量模型。本文将进一步采用与Guadalupe和Wulf（2010）、 Lu和Yu（2015）相类似方法设定的倍差法策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计量模型的设定如下：
（2）式Rdeffe表示企业创新绩效，shock表示冲击行业虚拟变量，E（WTO）表示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其余各变量的含义和设定方法与（1）式保持一致。本文（2）式中主要变量的设定方法如下：
企业创新绩效（Rdeffe）：企业创新绩效作为本文第二阶段实证检验的被解释变量，其指标构建的准确与否关系到进一步实证检验的可靠性，在这一指标的具体构建过程中，为了消除规模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对其进行衡量。
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E（WTO）]：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的设定过程中，由于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考虑到2001年已然结束，参照以往研究的通行做法，中国加入WTO的时间虚拟变量设定过程中，设定2002年及以后年份E（WTO）均为1，其余年份为0。
冲击行业虚拟变量（shock）：冲击行业虚拟变量的设定中，本文设定受中国加入WTO进口关税减让冲击的行业虚拟变量为1，其余行业设定为0，具体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选择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不同的受冲击标准进行选择。然而，为什么需要选择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呢？这主要是由于在中国“入世”前后部分行业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其产品进口关税的实际水平就已经处于低位，并且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些行业的进口产品关税数值变化也较小，甚至未发生显著变化，那么，这一情形下，该行业受中国加入WTO的冲击显然微乎其微，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将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进行确定，从而可以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更为有效地检验中国加入WTO对企业成本加成的真实影响。具体受中国加入WTO冲击行业的选择过程中，本文采用了与Sivadasan（2008）、毛其淋和盛斌（2014）相类似的受冲击行业选择方法，从而确定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冲击行业虚拟变量的具体设定方法如下：首先，我们计算了1999年到2002年这一时间区间中国制造业各两位数代码行业进口关税的实际减让比率（Tariffj2002-Tariffj1999Tariffj1999）。其次，我们进一步对本文上述各两位数行业进口关税的减让比率进行由小到大排序，并采用与Sivadasan（2008）、毛其淋和盛斌（2014）相一致的做法，以其进口关税减让比率的33%作为进口产品关税减让的门槛值，设定超越这一进口关税减让门槛值的行业即为受中国加入WTO冲击的行业，即设定这些行业的冲击行业虚拟变量为1，其余未超越这一门槛的行业的冲击行业虚拟变量则为0，即为未受冲击行业。 （二）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数据库：一是国家统计局维护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另一个是作者整理并测算的中国进口关税数据。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整理过程中，本文将采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999—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所有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来对本文研究假定进行检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包含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年销售额在500万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这一数据库具有样本数据量比较大，样本指标相对齐全等显著优点，这一数据库包含了企业自身特征以及财务特征等100多項指标，也因此是已知的较为权威的企业层面数据。为有效处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虑到这一数据库自身存在的编码缺失以及混乱等问题，本采用了与Brandt等（2012）相一致的方法对这一数据进行匹配，随后样本选取过程中，本文保留了其中给所有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存在指标数值异常、测量误差明显以及变量定义模糊等问题（聂辉华等， 2012），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进一步采用与徐保昌等（2016）相一致的数据处理步骤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系统处理。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为了有效控制计量模型式（1）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对本文研究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与Bertrand等（2004）、Lu和Yu（2015）相一致的处理方法，在后续实证检验过程中采用聚类于行业层面的标准误进行回归分析。回归过程中为有效检验计量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将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而计量模型回归方法的选择中本文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1显示了逐步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1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进口关税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1中模型（1）-模型（6）中进口关税这一指标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说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口关税保护的情形下，企业在创新投入决策的实施过程中更倾向于做出保守决策，进口关税对本土企业的保护反而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
（2）其余变量方面：企业生产率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2）-模型（6）中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企业利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3）-模型（6）中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利润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可能的原因在于，均值水平上，企业利润越高的企业越保守，越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增加创新投入。企业规模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1中模型（4）-模型（6）中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企业年龄增加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5）-模型（6）中企业年龄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企业年龄越大，其经营更趋于成熟，企业越倾向于增加创新投入。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越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表1中模型（6）中赫芬达尔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行业内竞争强度越低越有助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究其原因，是因为行业竞争加剧了企业风险意识，对于创新这种存在一定风险的活动存在畏惧心理。
考虑进口关税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以及计量模型中也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以控制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具体进口关税的工具变量构建过程中，本文采用与徐保昌等（2017）相一致的方法对进口关税的工具变量进行构建，在后续工具变量法的回归过程中，采用各地级城市的年度进口关税的均值作为进口关税的工具变量，而在具体回归方法的选择过程中，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表2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由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表2中模型（1） -模型（6）中Kleibergen-Paaprk LM检验均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rk Wald F检验均拒绝了工具变量弱识别的原假设，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合理性得到证明。具体回归结果方面，表2中模型（1） -模型（6）中进口关税的回归系数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在有效控制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形下，进口关税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投入，这与表1中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得到进一步证明。表2中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1中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表2中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有效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均值水平上其余利润并不能显著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可能的原因在于，研发创新投入是一个长期决策过程，短期的利润情况不足以对其构成决定性影响。
（二）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过程中，在采用（2）式进行回归分析的同时，为有效检验计量模型的可靠性，本文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对（2）式进行回归分析，另外，计量模型回归方法的选择中本文仍旧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3显示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表3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进口关税抑制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表3中模型（1）-模型（6）中交互项shockkt×E（WTO）t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进口关税的降低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进口关税降低了企业创新绩效，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进口关税保护的情形下，企业缺乏研发创新的动力，企业决策层也随之在创新的实施过程中更倾向于采取保守决策，因而，进口关税对本土企业的保护降低了企业创新绩效。（2）其余控制变量方面：表3中其余控制变量方法与表1和表2中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五、企业规模作用的进一步检验
（一）交互效应模型设定
为检验进一步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本文在第四部分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交互效应模型对其进行检验。具体来说，这一部分实证检验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检验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中的作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企业规模与进口关税的交互项，观察这一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值，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第二阶段，本文进一步检验企业规模在進口关税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在（2）式的基础上，加入企业规模与行业冲击虚拟变量以及中国加入WTO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观察这一交互项的回归系数的正负值，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3）式和（4）式中scale为企业规模，企业规模指标的构建过程中，本文同样采用企业年度平均员工人数对其进行衡量，其余变量的含义以及构建方法与（1）式和（2）式保持一致。
（二）企业规模作用的实证检验
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作用的实证检验过程中，为有效验证计量模型（3）式和（4）式的可靠性，本文将分别采用主要变量回归和添加控制变量回归来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4报告了企业规模在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的作用。
由表4中回归结果可以发现：（1）企业规模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4中模型（1）和模型（2）交互项tariff×scale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进口关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提升均可以有效降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2）企业规模显著降低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表4中模型（1）和模型（2）交互项的shock×E（WTO）×scale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交互项shock×E（WTO）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提升均可以有效降低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1和表2中回归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六、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进口关税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旨在为当前以进口关税提升为表征的“贸易战”是否影响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提供启示。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为基础，利用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评估了进口关税对制造业创新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进口关税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2）进口关税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相较于规模较大企业，进口关税更倾向于抑制规模较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贸易战”加剧进口关税不稳定性的背景下如何积极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提升创新绩效是中国推动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
企业创新是中国现阶段乃至未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如何在确保企业创新投入保持一定强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贸易战”带来进口关税趋于不稳定可能进一步提升这一问题的解决难度。本文研究表明，进口关税提高将抑制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和创新绩效的提升，而企业规模的提升有助于缓解这一现象，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一，积极评估和量化“贸易战”导致的进口关税提升幅度，细化进口关税提升的实施步骤，增大企业应对进口关税提升的适应期，同时，积极推进助力企业实施创新的政策落实，降低企业应对进口关税提升而减少创新投入的可能性。本文研究证明进口关税提升带来的贸易保护效应将导致企业产生创新惰性，从而导致其在创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倾向于减少创新投入，因而，后续政策制定过程中，亟须有效量化“贸易战”带来的进口关税提升，积极鼓励企业在这一背景下积极增加创新投入，并提供有效的政策扶持来增大这一效应。第二，推动本土企业快速成长，积极扩大企业规模。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规模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进口关税提升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因而在面对未来可能的进口关税波动时，要积极推动企业从其内部挖掘潜力，推动企业自我发展促进其规模有效提升，从而在有效促进企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同时，提升企业应对进口关税变动的能力，确保从企业层面推动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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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