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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穷国还是富国,反腐都是永恒话题。在这种舆论氛围的形成中,一个有争议但又影响巨大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组织的角色很特殊。该组织每年的国家“清廉指数”、“行贿指数”、“企业透明度”等排名一公布,都会在国际社会引起轰动。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已看惯北欧诸国垄断前几名,也总对中国排名七八十位将信将疑。在透明国际12月初公布2012年度清廉指数和今夏公布企业透明度排名时,记者都对透明国际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采访。中国仍是一个被腐败问题困扰的国家,但近20年来,像透明国际这样的组织也注意到中国在反腐斗争中取得的进展。新一轮反腐风暴正在中国掀起,“中国反腐”势必会成为透明国际研究的重点。
新方法让中国清廉指数下跌5位
柏林“阿尔特-莫阿比特街96号”由数幢高大的商务楼群组成,透明国际总部就在其中一幢内。记者走出总部所在楼层电梯时,看到的是窄小的接待厅,该组织的蓝色招牌也显得很不起眼。楼内有点像迷宫,几十个部门遍布其中。但该组织亚太部东亚及南亚高级主任廖燃告诉记者:“作为国际反腐组织,这个地方很适合我们。”记者转了转,亚太部4名员工正在办公,见到记者,均热情问好。在公关部,一名曾在中国分部工作过的中瑞(瑞典)混血姑娘和记者交谈时讲着流利的汉语。在透明国际创始人彼得·艾根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放着各国的反腐刊物和赠送的纪念品,其中还有一个盘子造型的中国工艺品。想不到的是,这个办公室也是透明国际现任主席拉贝勒女士的办公室。
在12月初公布国际清廉指数的记者会上,拉贝勒说:“各国政府应在所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配套相应的反腐败措施,特别是要严格管理公关游说和规范政党财务规定,让公共支出和公共合同更透明。”她希望各国政府对滥用公权的行为采取更严厉措施,因为“2012年清廉指数显示,全社会都在继续为腐败付出高昂代价”。
在透明国际工作了12个年头的廖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最新的公布清廉指数上来。最新清廉指数涉及的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以90分并列第一,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以8分垫底。中国为39分,排第80名,比2011年的名次低了5位。新加坡是惟一进入清廉榜前10名的亚洲国家。“事实上,中国并没有退步。”廖燃这样向记者解释。透明国际以前采用“10分制”,从0分的高度腐败到10分的高度清廉。而从今年开始采用的是“100分制”,数据更全面,而一些新的国家加入清廉指数的排名,有的得分比中国高,所以把中国给挤下去了。廖燃说,“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历来强调,清廉指数只看分数,不看排行”,因为采取新的评估方法,所以,只能再从明年开始纵向比较。
谁都想到更清廉国家投资
透明国际是一个国际性民间组织,曾任世界银行董事的德国人彼得·艾根1993年倡议创办,他当时对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感到无法忍受。透明国际总部走廊上挂着一幅漫画。画中,戴着“TI”(透明国际的英文缩写)字样铁盔,穿着战袍,骑着马,用矛戳破钞票。据说这幅漫画是透明国际形容自己是试图和腐败搏斗的堂吉诃德。实际上,画是一家西班牙媒体赠送的。
近20年,尽管有“透明国际的分会人浮于事”、“调查可能带有成见”等质疑,但透明国际已成为研究腐败问题的一个权威。它让反腐败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并推动经合组织成员参与《反腐败海外行贿公务员公约》,推动联合国顺利通过反腐公约。
在这些质疑中,有的国家认为自己在反腐上做了很多,但在该组织的清廉指数中反映不出来。还有的认为,该组织的经费大多来自哪些排名靠前的国家。廖燃向记者介绍,2003年,南亚某国的司法部长曾在访问德国时公开表示要与透明国际交涉。这位部长回国后还说,彼得·艾根向自己道歉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廖燃还说,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曾被列入世界最贪污元首名单,他委托律师来柏林告透明国际,但后来不了了之。不过,从整体情况看,一些最初不接受透明国际的国家,也逐渐开始与该组织合作。刚创办时,透明国际只有德国、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几个分会,现在已有国家联络处、筹委会(相当于准分会,没有投票权)和国家会员120多个。中国分会成立于2009年9月。
透明国际是以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构成的腐败指数对各国进行评估的。数据来源包括从各种民调、国际论坛及各种组织的资料中提取的对各国腐败程度的评判。以2010年的清廉指数为例,11个数据来源包括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香港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顾问等机构。该组织的专家学者也会到各国去考察和交流。在透明国际每年一度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北欧和新加坡等国总是在前几名,阿富汗、索马里等战乱国家总是在最后。美国徘徊在20名左右,中国排名在70名到80名之间,印度总落后中国约10个名次。在廖燃看来,印度自1993年透明国际关注反腐以来一点变化都没有,而且“根本不理你”。透明国际秘书处行政总裁库布斯·德·斯瓦德在该组织网站上撰文说:“全球领先的经济体应做出榜样,确保它们的公共机构完全透明,机构领导接受问责。”透明国际一名负责人说,对于一家企业来说,选择去哪个国家投资前要评估政治和经济风险,那么企业很自然会选择清廉报告中排名第37位的,而不会是第137位的。在近年的清廉指数排名中,除加拿大算是个大国外,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小国”。廖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相对短,陋习少,经济和教育发达,“小国寡民”让贪腐难成气候。
如今,透明国际每年推出的不仅有国家清廉报告,还有各个行业和全球大型企业的报告。透明国际今年7月公布过一次全球大型企业财务报表透明度的调查结果。来自美国、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印度、以色列、日本、卢森堡、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韩国等国的105家企业上榜。报告显示,北欧和德国的公司廉洁度较高。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以8.3分成为全球财务最透明的企业。榜单中有6家中国企业,工商银行、中石油等3家排中下游,还有3家银行垫底或排名倒数。俄天然气工业公司作为惟一一家上榜的俄罗斯企业,排在第98位。 对中国企业排名“不理想”,透明国际私营部门高级项目经理凯伦·埃格告诉记者,他们的统计工作由合作机构完成,专家根据以下参数对各企业进行评分:企业采用的反腐系统、财务报表是否符合企业及其分公司所在国的会计原则、企业如何公开其各部门信息等。据凯伦讲,透明国际在收集一些中国银行和企业的财务数据时,没有在其网页上找到相关内容,致信它们也没有收到反馈。她的感受是,西方很多企业已经营上百年,财务较透明,而中国企业还不懂国际社会的要求,因此可以从透明国际的报告中学到很多东西,不断提高。凯伦表示,明年还会对“全球500强”企业的透明度进行调查,“如果中国分会选择更多的中国企业,总部乐意进行调查”。
中国应对外逃贪官形成威慑
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近20年来的进步。中国清廉指数从1995年的2.16分提高到2011年的3.6分,今年在采用新方法后为39分。但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排名和分数与其经济发展速度形成巨大反差。作为透明国际内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廖燃认为,中国腐败的特定背景是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转向现代社会、从农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他举例说,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建高楼就要买地,所以,现在中国的贪官大多与房地产有关。他认为,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没有相应的法律来管理各个领域,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每一轮新的改革都可能产生新的腐败,所以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会一蹴而就地得到控制。但廖燃也肯定地表示:“在过去10年,中国反腐工作做得很好。变化最大的是中国。不管是与1993年时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都是变化最快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廉政体系,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中。这两年中国政府部门被要求公布“三公经费”、为减少医疗卫生系统腐败进行医药分开等尝试,都引起过透明国际的关注。
透明国际举报人计划协调员马克·沃斯告诉记者,他会收到来自中国的举报内容,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举报内容。一名军事部门的主管也向记者表示,中国近年对反腐的投入值得肯定,他也不担心中国会成为军事霸权国家。透明国际一些专家认为,过去中国的贪官往往向国外转移资产,或逃到国外,这说明中国在防洗钱和金融领域腐败上还有很多漏洞。随着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与许多国家建立合作,如遣返条约等,今后将对外逃贪官形成威慑。廖燃说,“在这方面中国一要国内健全法制,二要与国际合作。制度建立起来,才能出效果”。
透明国际每年10月底或11月初公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而今年清廉指数公布时间是12月初,正赶上中国共产党十八结束并全力抓反腐的关头。廖燃提醒,从中国互联网上频频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婶”事件可以看出,如果党政领导干部财产不公开,将成为制约中国反腐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他还建议,中国在惩治贪官时可加大《民法》打击的力度,对贪官惩治一定要附带民事赔偿和追缴没收惩罚,不能只以党纪处理。此外,在政府加大预算透明、保证民众对城市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知情权也非常重要。
(据《环球时报》青木/文)
新方法让中国清廉指数下跌5位
柏林“阿尔特-莫阿比特街96号”由数幢高大的商务楼群组成,透明国际总部就在其中一幢内。记者走出总部所在楼层电梯时,看到的是窄小的接待厅,该组织的蓝色招牌也显得很不起眼。楼内有点像迷宫,几十个部门遍布其中。但该组织亚太部东亚及南亚高级主任廖燃告诉记者:“作为国际反腐组织,这个地方很适合我们。”记者转了转,亚太部4名员工正在办公,见到记者,均热情问好。在公关部,一名曾在中国分部工作过的中瑞(瑞典)混血姑娘和记者交谈时讲着流利的汉语。在透明国际创始人彼得·艾根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放着各国的反腐刊物和赠送的纪念品,其中还有一个盘子造型的中国工艺品。想不到的是,这个办公室也是透明国际现任主席拉贝勒女士的办公室。
在12月初公布国际清廉指数的记者会上,拉贝勒说:“各国政府应在所有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配套相应的反腐败措施,特别是要严格管理公关游说和规范政党财务规定,让公共支出和公共合同更透明。”她希望各国政府对滥用公权的行为采取更严厉措施,因为“2012年清廉指数显示,全社会都在继续为腐败付出高昂代价”。
在透明国际工作了12个年头的廖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最新的公布清廉指数上来。最新清廉指数涉及的176个国家和地区中,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以90分并列第一,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以8分垫底。中国为39分,排第80名,比2011年的名次低了5位。新加坡是惟一进入清廉榜前10名的亚洲国家。“事实上,中国并没有退步。”廖燃这样向记者解释。透明国际以前采用“10分制”,从0分的高度腐败到10分的高度清廉。而从今年开始采用的是“100分制”,数据更全面,而一些新的国家加入清廉指数的排名,有的得分比中国高,所以把中国给挤下去了。廖燃说,“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历来强调,清廉指数只看分数,不看排行”,因为采取新的评估方法,所以,只能再从明年开始纵向比较。
谁都想到更清廉国家投资
透明国际是一个国际性民间组织,曾任世界银行董事的德国人彼得·艾根1993年倡议创办,他当时对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感到无法忍受。透明国际总部走廊上挂着一幅漫画。画中,戴着“TI”(透明国际的英文缩写)字样铁盔,穿着战袍,骑着马,用矛戳破钞票。据说这幅漫画是透明国际形容自己是试图和腐败搏斗的堂吉诃德。实际上,画是一家西班牙媒体赠送的。
近20年,尽管有“透明国际的分会人浮于事”、“调查可能带有成见”等质疑,但透明国际已成为研究腐败问题的一个权威。它让反腐败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并推动经合组织成员参与《反腐败海外行贿公务员公约》,推动联合国顺利通过反腐公约。
在这些质疑中,有的国家认为自己在反腐上做了很多,但在该组织的清廉指数中反映不出来。还有的认为,该组织的经费大多来自哪些排名靠前的国家。廖燃向记者介绍,2003年,南亚某国的司法部长曾在访问德国时公开表示要与透明国际交涉。这位部长回国后还说,彼得·艾根向自己道歉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廖燃还说,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曾被列入世界最贪污元首名单,他委托律师来柏林告透明国际,但后来不了了之。不过,从整体情况看,一些最初不接受透明国际的国家,也逐渐开始与该组织合作。刚创办时,透明国际只有德国、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几个分会,现在已有国家联络处、筹委会(相当于准分会,没有投票权)和国家会员120多个。中国分会成立于2009年9月。
透明国际是以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构成的腐败指数对各国进行评估的。数据来源包括从各种民调、国际论坛及各种组织的资料中提取的对各国腐败程度的评判。以2010年的清廉指数为例,11个数据来源包括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香港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顾问等机构。该组织的专家学者也会到各国去考察和交流。在透明国际每年一度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北欧和新加坡等国总是在前几名,阿富汗、索马里等战乱国家总是在最后。美国徘徊在20名左右,中国排名在70名到80名之间,印度总落后中国约10个名次。在廖燃看来,印度自1993年透明国际关注反腐以来一点变化都没有,而且“根本不理你”。透明国际秘书处行政总裁库布斯·德·斯瓦德在该组织网站上撰文说:“全球领先的经济体应做出榜样,确保它们的公共机构完全透明,机构领导接受问责。”透明国际一名负责人说,对于一家企业来说,选择去哪个国家投资前要评估政治和经济风险,那么企业很自然会选择清廉报告中排名第37位的,而不会是第137位的。在近年的清廉指数排名中,除加拿大算是个大国外,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小国”。廖燃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历史相对短,陋习少,经济和教育发达,“小国寡民”让贪腐难成气候。
如今,透明国际每年推出的不仅有国家清廉报告,还有各个行业和全球大型企业的报告。透明国际今年7月公布过一次全球大型企业财务报表透明度的调查结果。来自美国、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印度、以色列、日本、卢森堡、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韩国等国的105家企业上榜。报告显示,北欧和德国的公司廉洁度较高。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以8.3分成为全球财务最透明的企业。榜单中有6家中国企业,工商银行、中石油等3家排中下游,还有3家银行垫底或排名倒数。俄天然气工业公司作为惟一一家上榜的俄罗斯企业,排在第98位。 对中国企业排名“不理想”,透明国际私营部门高级项目经理凯伦·埃格告诉记者,他们的统计工作由合作机构完成,专家根据以下参数对各企业进行评分:企业采用的反腐系统、财务报表是否符合企业及其分公司所在国的会计原则、企业如何公开其各部门信息等。据凯伦讲,透明国际在收集一些中国银行和企业的财务数据时,没有在其网页上找到相关内容,致信它们也没有收到反馈。她的感受是,西方很多企业已经营上百年,财务较透明,而中国企业还不懂国际社会的要求,因此可以从透明国际的报告中学到很多东西,不断提高。凯伦表示,明年还会对“全球500强”企业的透明度进行调查,“如果中国分会选择更多的中国企业,总部乐意进行调查”。
中国应对外逃贪官形成威慑
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清廉指数清楚地显示出中国近20年来的进步。中国清廉指数从1995年的2.16分提高到2011年的3.6分,今年在采用新方法后为39分。但作为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排名和分数与其经济发展速度形成巨大反差。作为透明国际内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廖燃认为,中国腐败的特定背景是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转向现代社会、从农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他举例说,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建高楼就要买地,所以,现在中国的贪官大多与房地产有关。他认为,与一些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制还不健全,没有相应的法律来管理各个领域,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每一轮新的改革都可能产生新的腐败,所以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会一蹴而就地得到控制。但廖燃也肯定地表示:“在过去10年,中国反腐工作做得很好。变化最大的是中国。不管是与1993年时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都是变化最快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廉政体系,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中。这两年中国政府部门被要求公布“三公经费”、为减少医疗卫生系统腐败进行医药分开等尝试,都引起过透明国际的关注。
透明国际举报人计划协调员马克·沃斯告诉记者,他会收到来自中国的举报内容,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举报内容。一名军事部门的主管也向记者表示,中国近年对反腐的投入值得肯定,他也不担心中国会成为军事霸权国家。透明国际一些专家认为,过去中国的贪官往往向国外转移资产,或逃到国外,这说明中国在防洗钱和金融领域腐败上还有很多漏洞。随着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与许多国家建立合作,如遣返条约等,今后将对外逃贪官形成威慑。廖燃说,“在这方面中国一要国内健全法制,二要与国际合作。制度建立起来,才能出效果”。
透明国际每年10月底或11月初公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而今年清廉指数公布时间是12月初,正赶上中国共产党十八结束并全力抓反腐的关头。廖燃提醒,从中国互联网上频频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婶”事件可以看出,如果党政领导干部财产不公开,将成为制约中国反腐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他还建议,中国在惩治贪官时可加大《民法》打击的力度,对贪官惩治一定要附带民事赔偿和追缴没收惩罚,不能只以党纪处理。此外,在政府加大预算透明、保证民众对城市发展规划等方面的知情权也非常重要。
(据《环球时报》青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