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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与高密，在地理位置上别无差别。
前一个高密即高密东北乡，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媒体热炒中，红得不能再红，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它走出了中国，急速奔向世界，甚至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的“首都”。后一个高密，莫言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然后离开这里，它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居住着一群中国普通的农民。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亿万中国人为之沸腾。两个高密的这次对话由此开始。
熟悉与陌生
1976年2月16日，当莫言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同车的小伙子都流着泪与家人告别，只有莫言连头也没回，他以为自己的幻想实现了，“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汽车停在了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200华里的军营，“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莫言回忆。
“如果可以，我不想离开高密，”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都要回高密住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莫言这样写道，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
1955年春天，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他出生时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莫言将这一习俗理解为是对“万物土中生”这一信念的具体实践。“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踏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
莫言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其中的情感冲突体现着他对高密东北乡“逃离-回归”般的纠结。
有位作家将高密东北乡比喻为一条“破麻袋”，正是这条“破麻袋”，不仅摸出了莫言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还摸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莫言故乡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
高密历史可追溯到华夏文明之始。《史记·大禹本纪》中记载：大禹字高密，高密禹所封国。现在高密的县治在春秋时称夷维，属莱国。战国时，今前后田庄一带，始名高密，为齐地。据《今县释名》载：“《水经注》应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置高密县，属齐郡后改属胶东郡。按传统文化分类，如果中原文化是龙文化，高密文化属性则是东夷文化、齐文化，亦即凤文化，因此高密又称“凤城”。走在高密城区，以“凤”或“凤凰”命名的街道、宾馆、酒店和公园比比皆是。
高密文风昌盛由来已久，东汉郑玄统一经学，大学士刘墉位列历史名相，而整个清代出进士最多的家族是高密单氏，资料显示，清代高密单氏有进士21人，举人42人，家族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出仕为官者118人，足迹遍及直隶、河南等18个省。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管家后代管师仁喜中进士，由于管师仁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大观三年当上了北宋神宗年间的副宰相，在任不久因病返山东高密定居。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莫言曾说，“我应该是高密管氏的第二十四代子孙、龙泉管氏的第三十六代子孙。”
但是，在莫言眼中，故乡早就不一样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像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 他说。
莫言曾经谈到对故乡的感受：当我置身于故乡时，眼前的一切都是烂熟的风景，丝毫没能显示出它们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当我远离故乡后，当我拿起文学创作之笔后，我便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痛苦，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精神故乡的渴求便产生了。你总得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一个地方，所以故乡就变成了一种寄托，变成了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的避难所。
莫言好友、诗人李丹平说，莫言并不熟悉现在的高密，他只活在自己构建的王国里，这个王国基于对高密生活的精准和鲜活的记忆。现在的高密，已经让他感到陌生。
宁静与喧嚣
1987年，电影《红高粱》在平安庄举行首映式，直至获得金熊奖，莫言也曾名声大噪，但那时高密人并不喜欢莫言，甚至是反感。
“我爷爷”是个土匪种，“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对“我奶奶”的乳房肆无忌惮地描写，往高粱酒里撒尿以促进酒的醇化……这些内容，在笼罩于齐鲁文化正统里的高密人看来是在丑化家乡。
莫言在《红高粱》里还写了村民王文义的一些趣事，结尾安排他死得很难看，结果引起当时还活着的王文义的不满，莫言提了两瓶酒亲自上门致歉，才不再计较。
此后，莫言在小说中就不再敢用村民的真名实姓，以避免麻烦，但“高密东北乡”，几乎贯穿他的所有小说。莫言曾经的同学郭相金评价说：“莫言有个超出庄稼人的胆量，他写的一些东西，是超出当时国情的，是大环境不允许的，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他竟然敢写！” 2012年10月11日21时，莫言获奖消息传来，鞭炮声响彻平安庄，当时很多村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披着夹袄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虽然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莫言的小说，也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但当听到“第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解释后，都不由地感慨：“莫言这回可给咱平安庄争气了！”
莫言的二嫂说：“你说俺弟弟莫言得奖了，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要说这是咱中国人第一次拿这个奖，那就不一样了，就像打仗胜利了一样高兴，那高兴得不得了！”
莫言获奖第二天天亮，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平安庄的大道上也挂起了祝贺的横幅，村委会还在村里挂起了30个灯笼，比平时过年时还多，通往平安庄的公路上也竖起了“莫言旧居”的指示牌。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漆黑色的门板已经褪色，院内5间土墙平房。房屋两侧的窗户还是木格子，屋内有些漆黑，摆放着家人几十年前用过的农具等旧物，显得非常狭小，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里面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霉变，一土炕也已经塌陷。唯一与废弃的物件不相副的，就是那块刻有“莫言旧居”的石牌，是当地政府临时制作的，来参观的人无不和这一标识合影留念，要不无法证实自己到过莫言旧居。
“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外面的人看着新鲜，觉得很神秘，我们当地的人都不进去看，没什么，房子破得还不如我们家的老房子呢！村民王德才说。
一位村民回忆，其屋顶原来都是高粱秸铺的（注 ：现在村民的屋顶用麦秸铺，不再用高粱秸），烂得不成样子，后来进行了修缮，还将屋后头的杂草清理开，辟出一块水泥地，以方便来参观旧居的人停车。
莫言旧居四周的水泥路，也是当年电影《红高粱》获奖后铺的，其他村民房屋四周是没有水泥路的，所以以前，村民特别喜欢在这里晒玉米。
在平安庄村口，立着一块“功德碑”，上面刻着2009年为村里修路的捐款者名单，莫言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个。
村民张家芹最近忙着为自己新盖的四间新房打地面，甚至不惜每天花100元、还包吃包喝地雇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干。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
张家芹的院与莫言旧居相对，因为距离近，他的这四间新房自然成了外来租户争抢的“香饽饽”。“潍坊的一个画家来了好几次，让我一定要把房子租给他，让我尽快收拾好，说是要在这里卖书。就这几天，光青岛来和我租房的人就有18个，多着呢。我这房子是新盖的，里面放张床，一天100块钱，不贵吧？”张家芹难掩兴奋，“我和莫言一起当的兵，只不过他去了北京，我去了福州，他那会过得没我好，你看里面这房，我那会能盖得起房，他盖不起。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媳妇娶坏了，我娶了个济南的，回来嫌村里穷，后来给跑了，莫言人家娶了个农村媳妇，现在还在呢！”张家芹回村后靠种地为生，一直都不富裕，他将与莫言的差距归结为此。
与张家芹的兴奋相比，王德才显得有点“委屈”。莫言获奖那几天，从青岛来了一位女作家，说要租下他在莫言旧居前的老房子，用来创作。由于不了解“莫言热”的威力，最终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签了5年的租约，现在他后悔了，责怪自己放手太早。“那会儿不知道能这么火，以前我们这儿的老房子，谁租啊，白给人家住都不来，又远又偏的，那个作家那几天天天缠着我，让我一定要把房租给她，一年给我1000块钱，我说1000有点少吧？就给了1200元，你说咱这么好的房子，租得太便宜了！”王德才把这些租户的到来称为“发高粱财”，房租上吃了亏，他瞄准了给这些人干活，“说是要做泥塑，让我们去坡上挖泥，一天100块钱，还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活儿刚开始，他担心这件事的持续性。
面对不断涌入的媒体记者，愿意回忆莫言的人也越来越多，郭相金就是一个。
一件黑色的破旧的棉袄，一双后跟被踩破的红底棉鞋，还有一辆黑色大梁自行车，郭相金的这个打扮让人看不出他是村里的文化人。他是一名退休教师，曾经师范毕业，在大栏至诚小学教语文。他对莫言在写作上的成就非常震惊，从莫言的小说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同学，尽管他们曾经一起玩耍，“没想到他的能量这么大，智慧是超群的，我为有这样的同学而感到骄傲！”
现在的郭相金非常渴望重回讲台，他想把莫言的故事讲给台下的学生们，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贫穷，要有志气，要努力学习，更要热爱这片土地，将来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尽管儿子一再要求他去高密市里住，但郭相金一直没有同意，“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就是这个道理。我喜欢在这村子里住，现在更喜欢了，孕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地方，我舍得离开吗？”他笑道。
追逐与回归
2012年10月，高密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进入关键阶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感叹，他已经在筹划如何打造和利用好“莫言牌”，突出“莫言效应”：“要借助文化，做一些与经济、高科技挂钩的工作，其中最典型的一块就是招商引资。”按照计划，本届红高粱文化旅游节将尝试市场化运作，不再单纯主打文化牌，会首次出现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此外还有企业高新技术研讨会。
按照邵春生的设想，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下，红高粱文化旅游节最终将办成“囊括一切的重大活动”。高密市期待从红高粱文化旅游节上看到经济效益。“现在莫言获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外面的投资者也愿意来到高密，比如通过招商引资来扩建莫言文学馆，帮助完成高密的文化事业。”邵春生分析。尽管有较大的前景，但他清楚，红高粱文化节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毕竟是个县级市，要想把文化产业在短时间内做得很大，还是有困难的。”
其实，忙的不仅仅是邵春生。莫言获奖让许多高密人感觉到，天地一下子宽了起来。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开玩笑说，说不定以后的青岛宣传语都会改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乡”。当地最大的旅行社也在考虑怎么打好“莫言牌”。该社王姓经理说，她们几乎天天都讨论如何开发“莫言”这个旅游资源。在此之前，因为地处平原，无名山无水景，高密本地旅游几乎是个零。但现在，莫言文学馆、莫言旧居等火了起来，如何开发是个问题。她认为，要想达到旅游线路的开发程度，一个景点必须能够留住客人两个小时以上，最好是半天时间。照这个标准，目前的莫言旧居显然不合格。而资料丰富的莫言文学馆，地处高密一中校内，参观必须进入校内，这必然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根本不可能接待大规模的旅游团。
“从旅游开发角度看，莫言文学馆必须从高密一中校园里搬出来，不然发挥不了经济效益。”她说，“莫言旧居、莫言文学馆最好能合二为一，或者说离得很近，集参观访问与文学教育于一体，真正形成一个有人维护管理的旅游区”。
高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则表示，就如何开发红高粱文化资源、打造红高粱品牌，他们正在与政府及相关企业洽谈协商，“媒体上说少了，不是6.7个亿，而是67个亿，这通过融资来完成，不过，现在只是一个规划，预计在三年之内走上正轨”。10月29日，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虽然只在新华社发了一条简讯，却吸引来了数十家媒体记者。理由很简单，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将出席开幕式。本届红高粱文化节也成为历届以来最火爆的一次节会，到场的观众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都是，一个会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的父老乡亲们的一个不太称职的儿子。” 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上，莫言说。
追逐莫言，似乎比追逐文学更简单实用，而莫言近日坦言：“希望能从对一个人的关注，回归到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也许在一阵或长或短的喧嚣之后，莫言仍是莫言，只是莫言，高密仍是高密，只是高密。
前一个高密即高密东北乡，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媒体热炒中，红得不能再红，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它走出了中国，急速奔向世界，甚至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地理的“首都”。后一个高密，莫言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结婚，然后离开这里，它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居住着一群中国普通的农民。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亿万中国人为之沸腾。两个高密的这次对话由此开始。
熟悉与陌生
1976年2月16日，当莫言爬上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同车的小伙子都流着泪与家人告别，只有莫言连头也没回，他以为自己的幻想实现了，“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汽车停在了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200华里的军营，“多么遗憾，这是一次不过瘾的逃离，故乡如一个巨大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莫言回忆。
“如果可以，我不想离开高密，”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都要回高密住一段时间，寻找创作灵感。“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我的心情竟是那样的激动。当我看到满身尘土、满头麦芒、眼睛红肿的母亲艰难地挪动着小脚从打麦场上迎着我走来时，一股滚热的液体哽住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那时候，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故乡对一个人的制约。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莫言这样写道，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是深入骨髓的。
1955年春天，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他出生时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莫言将这一习俗理解为是对“万物土中生”这一信念的具体实践。“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踏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
莫言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其中的情感冲突体现着他对高密东北乡“逃离-回归”般的纠结。
有位作家将高密东北乡比喻为一条“破麻袋”，正是这条“破麻袋”，不仅摸出了莫言一部又一部的小说，还摸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莫言故乡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
高密历史可追溯到华夏文明之始。《史记·大禹本纪》中记载：大禹字高密，高密禹所封国。现在高密的县治在春秋时称夷维，属莱国。战国时，今前后田庄一带，始名高密，为齐地。据《今县释名》载：“《水经注》应劭曰：县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置高密县，属齐郡后改属胶东郡。按传统文化分类，如果中原文化是龙文化，高密文化属性则是东夷文化、齐文化，亦即凤文化，因此高密又称“凤城”。走在高密城区，以“凤”或“凤凰”命名的街道、宾馆、酒店和公园比比皆是。
高密文风昌盛由来已久，东汉郑玄统一经学，大学士刘墉位列历史名相，而整个清代出进士最多的家族是高密单氏，资料显示，清代高密单氏有进士21人，举人42人，家族成员通过各种途径出仕为官者118人，足迹遍及直隶、河南等18个省。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管家后代管师仁喜中进士，由于管师仁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大观三年当上了北宋神宗年间的副宰相，在任不久因病返山东高密定居。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莫言曾说，“我应该是高密管氏的第二十四代子孙、龙泉管氏的第三十六代子孙。”
但是，在莫言眼中，故乡早就不一样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憾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故乡、与我用想像力丰富了许多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 他说。
莫言曾经谈到对故乡的感受：当我置身于故乡时，眼前的一切都是烂熟的风景，丝毫没能显示出它们内在的价值，它们的与众不同。但当我远离故乡后，当我拿起文学创作之笔后，我便感受到一种无家可归的痛苦，一种无法抑制的对精神故乡的渴求便产生了。你总得把自己的灵魂安置在一个地方，所以故乡就变成了一种寄托，变成了一个置身都市的乡土作家的最后的避难所。
莫言好友、诗人李丹平说，莫言并不熟悉现在的高密，他只活在自己构建的王国里，这个王国基于对高密生活的精准和鲜活的记忆。现在的高密，已经让他感到陌生。
宁静与喧嚣
1987年，电影《红高粱》在平安庄举行首映式，直至获得金熊奖，莫言也曾名声大噪，但那时高密人并不喜欢莫言，甚至是反感。
“我爷爷”是个土匪种，“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对“我奶奶”的乳房肆无忌惮地描写，往高粱酒里撒尿以促进酒的醇化……这些内容，在笼罩于齐鲁文化正统里的高密人看来是在丑化家乡。
莫言在《红高粱》里还写了村民王文义的一些趣事，结尾安排他死得很难看，结果引起当时还活着的王文义的不满，莫言提了两瓶酒亲自上门致歉，才不再计较。
此后，莫言在小说中就不再敢用村民的真名实姓，以避免麻烦，但“高密东北乡”，几乎贯穿他的所有小说。莫言曾经的同学郭相金评价说：“莫言有个超出庄稼人的胆量，他写的一些东西，是超出当时国情的，是大环境不允许的，我们连想都不敢想，他竟然敢写！” 2012年10月11日21时，莫言获奖消息传来，鞭炮声响彻平安庄，当时很多村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人披着夹袄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虽然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莫言的小说，也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是什么，但当听到“第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解释后，都不由地感慨：“莫言这回可给咱平安庄争气了！”
莫言的二嫂说：“你说俺弟弟莫言得奖了，我们觉得没啥，但是你要说这是咱中国人第一次拿这个奖，那就不一样了，就像打仗胜利了一样高兴，那高兴得不得了！”
莫言获奖第二天天亮，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平安庄的大道上也挂起了祝贺的横幅，村委会还在村里挂起了30个灯笼，比平时过年时还多，通往平安庄的公路上也竖起了“莫言旧居”的指示牌。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漆黑色的门板已经褪色，院内5间土墙平房。房屋两侧的窗户还是木格子，屋内有些漆黑，摆放着家人几十年前用过的农具等旧物，显得非常狭小，由于多年无人居住，里面的东西已经发生了霉变，一土炕也已经塌陷。唯一与废弃的物件不相副的，就是那块刻有“莫言旧居”的石牌，是当地政府临时制作的，来参观的人无不和这一标识合影留念，要不无法证实自己到过莫言旧居。
“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外面的人看着新鲜，觉得很神秘，我们当地的人都不进去看，没什么，房子破得还不如我们家的老房子呢！村民王德才说。
一位村民回忆，其屋顶原来都是高粱秸铺的（注 ：现在村民的屋顶用麦秸铺，不再用高粱秸），烂得不成样子，后来进行了修缮，还将屋后头的杂草清理开，辟出一块水泥地，以方便来参观旧居的人停车。
莫言旧居四周的水泥路，也是当年电影《红高粱》获奖后铺的，其他村民房屋四周是没有水泥路的，所以以前，村民特别喜欢在这里晒玉米。
在平安庄村口，立着一块“功德碑”，上面刻着2009年为村里修路的捐款者名单，莫言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个。
村民张家芹最近忙着为自己新盖的四间新房打地面，甚至不惜每天花100元、还包吃包喝地雇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干。这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
张家芹的院与莫言旧居相对，因为距离近，他的这四间新房自然成了外来租户争抢的“香饽饽”。“潍坊的一个画家来了好几次，让我一定要把房子租给他，让我尽快收拾好，说是要在这里卖书。就这几天，光青岛来和我租房的人就有18个，多着呢。我这房子是新盖的，里面放张床，一天100块钱，不贵吧？”张家芹难掩兴奋，“我和莫言一起当的兵，只不过他去了北京，我去了福州，他那会过得没我好，你看里面这房，我那会能盖得起房，他盖不起。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媳妇娶坏了，我娶了个济南的，回来嫌村里穷，后来给跑了，莫言人家娶了个农村媳妇，现在还在呢！”张家芹回村后靠种地为生，一直都不富裕，他将与莫言的差距归结为此。
与张家芹的兴奋相比，王德才显得有点“委屈”。莫言获奖那几天，从青岛来了一位女作家，说要租下他在莫言旧居前的老房子，用来创作。由于不了解“莫言热”的威力，最终以每月100元的价格签了5年的租约，现在他后悔了，责怪自己放手太早。“那会儿不知道能这么火，以前我们这儿的老房子，谁租啊，白给人家住都不来，又远又偏的，那个作家那几天天天缠着我，让我一定要把房租给她，一年给我1000块钱，我说1000有点少吧？就给了1200元，你说咱这么好的房子，租得太便宜了！”王德才把这些租户的到来称为“发高粱财”，房租上吃了亏，他瞄准了给这些人干活，“说是要做泥塑，让我们去坡上挖泥，一天100块钱，还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活儿刚开始，他担心这件事的持续性。
面对不断涌入的媒体记者，愿意回忆莫言的人也越来越多，郭相金就是一个。
一件黑色的破旧的棉袄，一双后跟被踩破的红底棉鞋，还有一辆黑色大梁自行车，郭相金的这个打扮让人看不出他是村里的文化人。他是一名退休教师，曾经师范毕业，在大栏至诚小学教语文。他对莫言在写作上的成就非常震惊，从莫言的小说里，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同学，尽管他们曾经一起玩耍，“没想到他的能量这么大，智慧是超群的，我为有这样的同学而感到骄傲！”
现在的郭相金非常渴望重回讲台，他想把莫言的故事讲给台下的学生们，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贫穷，要有志气，要努力学习，更要热爱这片土地，将来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尽管儿子一再要求他去高密市里住，但郭相金一直没有同意，“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就是这个道理。我喜欢在这村子里住，现在更喜欢了，孕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地方，我舍得离开吗？”他笑道。
追逐与回归
2012年10月，高密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进入关键阶段。“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感叹，他已经在筹划如何打造和利用好“莫言牌”，突出“莫言效应”：“要借助文化，做一些与经济、高科技挂钩的工作，其中最典型的一块就是招商引资。”按照计划，本届红高粱文化旅游节将尝试市场化运作，不再单纯主打文化牌，会首次出现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此外还有企业高新技术研讨会。
按照邵春生的设想，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下，红高粱文化旅游节最终将办成“囊括一切的重大活动”。高密市期待从红高粱文化旅游节上看到经济效益。“现在莫言获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外面的投资者也愿意来到高密，比如通过招商引资来扩建莫言文学馆，帮助完成高密的文化事业。”邵春生分析。尽管有较大的前景，但他清楚，红高粱文化节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毕竟是个县级市，要想把文化产业在短时间内做得很大，还是有困难的。”
其实，忙的不仅仅是邵春生。莫言获奖让许多高密人感觉到，天地一下子宽了起来。高密一家旅行社的总经理杨连才开玩笑说，说不定以后的青岛宣传语都会改为“紧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故乡”。当地最大的旅行社也在考虑怎么打好“莫言牌”。该社王姓经理说，她们几乎天天都讨论如何开发“莫言”这个旅游资源。在此之前，因为地处平原，无名山无水景，高密本地旅游几乎是个零。但现在，莫言文学馆、莫言旧居等火了起来，如何开发是个问题。她认为，要想达到旅游线路的开发程度，一个景点必须能够留住客人两个小时以上，最好是半天时间。照这个标准，目前的莫言旧居显然不合格。而资料丰富的莫言文学馆，地处高密一中校内，参观必须进入校内，这必然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根本不可能接待大规模的旅游团。
“从旅游开发角度看，莫言文学馆必须从高密一中校园里搬出来，不然发挥不了经济效益。”她说，“莫言旧居、莫言文学馆最好能合二为一，或者说离得很近，集参观访问与文学教育于一体，真正形成一个有人维护管理的旅游区”。
高密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则表示，就如何开发红高粱文化资源、打造红高粱品牌，他们正在与政府及相关企业洽谈协商，“媒体上说少了，不是6.7个亿，而是67个亿，这通过融资来完成，不过，现在只是一个规划，预计在三年之内走上正轨”。10月29日，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虽然只在新华社发了一条简讯，却吸引来了数十家媒体记者。理由很简单，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将出席开幕式。本届红高粱文化节也成为历届以来最火爆的一次节会，到场的观众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都是，一个会写小说的农民，都是高密的父老乡亲们的一个不太称职的儿子。” 第三届红高粱文化节开幕式上，莫言说。
追逐莫言，似乎比追逐文学更简单实用，而莫言近日坦言：“希望能从对一个人的关注，回归到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也许在一阵或长或短的喧嚣之后，莫言仍是莫言，只是莫言，高密仍是高密，只是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