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2年5月25日，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左权在山西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是抗战时期牺牲的中共最高将领。为纪念左权，辽县改名左权县。
如今，整理父亲左权的文献资料成为70多岁的左太北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提起父亲，左太北深情地说：“虽然我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但60年来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中，从父亲写的家书以及他在抗日战场写的40多篇文章中，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的亲情中，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泯灭。”
殉国前半年：写信请求“洗托派”
1941年12月29日，彭德怀接到左权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中，左权请求党中央对自己“托派”问题早日做出明确的结论，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当天，彭德怀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个“托派”的帽子从何而来呢？
这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左权在莫斯科学习，因与“江浙同乡会”的人有过接触，曾被怀疑为“托派分子”。
左太北对父亲的“托派”问题也是如鲠在喉：“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据孙冶方讲，1928年他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学生升为老师，收入比学生高了点儿，大家就揩油，让他出点钱买点菜大家一起吃。毕竟在苏联，面包、奶油中国人吃不惯，江浙人也爱吃点青菜。我父亲也是嘴馋，就跑去吃中国饭，但我父亲是湖南人，当时就给他个警告处分，说他是‘江浙同乡会’的边缘人物。我父亲因为吃饭的事，就被王明盯上了。”
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1931年1月，王明等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左权，称他在任新十二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从中国共产党分化出来的中国托洛茨基派别组织）的文件。
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后来在1942年2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信中说，1930年12月，新十二军军部开会时，红一军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的文件，当即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到自己衣袋里，事后也没向中央汇报。有人将此事向苏区中央告发后，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左权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其回后方瑞金。
“这个文件是托派人写的托派宣传。我父亲怕宣传面广了，他就给装口袋里了。后来就弄丢了，可是他确实也想不起来东西哪去了。”左太北惋惜地说。
这样一来，左权成为1930年夏开始的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他除了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外，还被留党察看8个月。
“牺牲前他就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留党察看’一直都没撤。”左太北含泪说。
陆定一曾说：“左权这样的好党员和将才，却在1932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从1932年到1942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
左太北说：“10年来，父亲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左权牺牲后，他的妻子刘志兰虽然再婚，但她多次要求中共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1982年，刘志兰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为左权书面平反。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
左权终于洗清了不白之冤，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整整40年。
殉国前三天：为了抗日需要，可以放弃女儿
就在左权牺牲的前三天，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左太北说：“母亲刘志兰比父亲小12岁，他们是1939年4月16日结婚的。这段姻缘，朱德总司令是牵线红娘。”
34岁的左权孑然一身，让朱德总司令念念不忘他的终身大事。1939年2月，一个中央代表团来到晋东南巡视。在随后召开的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上，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代表中央妇委讲话，思维敏捷、举止大方。这个姑娘就是刘志兰。
刘志兰生长在北平，曾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她一直以来自视甚高，在与左权结婚之前从未谈过恋爱。左太北说：“我妈妈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在延安，刘志兰曾与浦安修、叶群并称“延安三美”。
刘志兰的演讲引起了台下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注意。朱德特意找到刘志兰，向她介绍左权：“这事不用考虑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随后又笑着补充道，“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
22岁的刘志兰毫无思想准备，但这并不影响这对相差12岁的夫妻的感情。
婚后不久，刘志兰怀孕了，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利用休息时间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持续两个多月。
1940年5月27日，左太北出生在武乡县土河村的八路军总部和平卫生医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左权考虑再三，决定让刘志兰带着女儿去延安。临行前，细心的左权为减轻刘志兰路途中的负担，并让女儿睡得舒服一些，请当地木匠做了一个小木箱。他又请来摄影师，抱着爱女和妻子合影留念。左太北感慨地说：“当时我只有三个月大，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大的，这也是我和爸爸仅有的两张合影之一。” 左权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带去的还有给女儿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1940年12月23日晚，左权在家书中挂念着冬日里的延安。他写道：“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爸爸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左太北说。
刘志兰从叶群那里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她差点儿晕倒，他们的孩子才刚满两岁啊，她一直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1942年7月3日，刘志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怀念亡夫的文章：“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二十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者是重伤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殉国：十字岭上永远的左权
1942年春，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主力3万多人，随后“蚕食”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
5月22日，彭德怀、左权命令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突出敌人重兵包围圈。然而日军这次大“扫荡”，不但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还想偷袭八路军总部。我军主力开拔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北方局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129师首脑机关，即刻以数十倍于我之重兵合围，此时突围困难重重。
左太北说：“冈村宁次派出了两支特种部队，这些中国通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化装成八路军，甚至帮农民扫地、挑水，老乡分不清整天来往的那么多八路军，连基层干部也是人鬼难分。”
然而，有个八路军侦察员看出了破绽，他发现日军特种部队用的是大洋马，不是八路军常用的中国马。“有人说，当侦察员报告这个重要的情报，连长没有重视，可能认为这是缴获的大洋马，敌情没有送到父亲手里，等彭德怀伯伯发现强敌压境时，铁壁合围已经形成，偷袭的特种兵逼近总部。”左太北说。
24日晚，总部机关趁黑行动，准备通过敌人火力较弱的偏城东据点，往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进发。
25日天刚亮，敌人一万余人从两翼包抄十字岭，并配备飞机轰炸。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
面对敌军数架飞机的轮番扫射、投弹，缺少实战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方人员在炮火中跑来跑去。面对混乱局面，左权不得不站在高坡喊道：“同志们，不要怕，快冲啊！”他拉起走不动的17岁女译电员罗健就走，机要科的译电员全部逃过一劫。
时间定格在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左权倒在了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上。
十字岭战斗在惨烈中结束。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都被弹片击中，鲜血涂地。突围人员将他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到了荆棘处，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敌人退去了，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材，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想到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了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尸首一直到三四天后才有人埋（因为附近有敌人）。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了相发表在伪报纸上……”
左权牺牲三天后，毛泽东获悉，当即复电刘伯承、邓小平转彭德怀：“感日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
父亲殉国42年后，左太北“认识”父亲
左太北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读书。从小到大，她都没有感觉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直到1952年。“1952年给毛主席汇报，学校就派了7个同学，我也去了。毛主席见了我，一听是左权的女儿，特意拉我的手，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妈妈怎么样，周末怎么过，怎么生活，还跟我特别认真地照了一张照片。”
同样的关怀来自周恩来。1958年，左太北去天安门看焰火，“李伯昭把我带到周恩来伯伯面前，对他说，这是左权的女儿。周伯伯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然而，在左太北人生的前42年里，她对父亲左权的印象完全是陌生的，她不知道父亲从她还未出生起，就已经为这个女儿而奔忙。
1982年，左太北忽然收到母亲寄给她的11封家书。家书的日期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均为左权将军的手书。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第一次对父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的父亲就是一个英雄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得，我真是有个父亲，有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
从42岁对父亲的认识逐渐清晰开始，即便是事隔多年，只要左太北再次读起这些信，她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下如雨，“父亲一直在说，永远在爱着太北”。左太北在信中看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称：北北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狗、小天使、小东西……依然感受到纸张上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2001年12月，左太北也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这封收件人永远也不能看到的信件，重若千钧。当时61岁的左太北怀着孩子般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说：“第一次给爸爸写信，桌前灯下，追思往事，百感交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左太北在信中告诉生前17年没有回家的父亲一件事：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指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设法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从此，左太北不仅从书信上、传记里了解父亲，还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去寻找父亲的足迹。
“我还和刘太行（刘伯承之子）一起，沿着129师战斗和我父亲突围的路线，走了好几次。在十字岭上，有条土路可以开车，但我和刘太行是从草石间爬上去的。我边走边想，父亲当年上山可能就是走的这条路，他走的时候是37岁，而我再走的时候已经60岁了。”
“那次去十字岭，觉得和父亲贴得特别近。树上有只小黄雀冲着我叫，我想，这是父亲派来跟我说话的，他还惦记着我们呐。”
如今，整理父亲左权的文献资料成为70多岁的左太北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提起父亲，左太北深情地说：“虽然我两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但60年来从父亲战友的回忆中，从父亲写的家书以及他在抗日战场写的40多篇文章中，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的父老乡亲的亲情中，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泯灭。”
殉国前半年：写信请求“洗托派”
1941年12月29日，彭德怀接到左权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中，左权请求党中央对自己“托派”问题早日做出明确的结论，取消“留党察看”处分。当天，彭德怀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这个“托派”的帽子从何而来呢？
这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左权在莫斯科学习，因与“江浙同乡会”的人有过接触，曾被怀疑为“托派分子”。
左太北对父亲的“托派”问题也是如鲠在喉：“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据孙冶方讲，1928年他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学生升为老师，收入比学生高了点儿，大家就揩油，让他出点钱买点菜大家一起吃。毕竟在苏联，面包、奶油中国人吃不惯，江浙人也爱吃点青菜。我父亲也是嘴馋，就跑去吃中国饭，但我父亲是湖南人，当时就给他个警告处分，说他是‘江浙同乡会’的边缘人物。我父亲因为吃饭的事，就被王明盯上了。”
1930年6月，左权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1931年1月，王明等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1932年5月，在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有人向苏区中央局告发左权，称他在任新十二军军长时，曾收藏过“托陈取消派”（从中国共产党分化出来的中国托洛茨基派别组织）的文件。
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后来在1942年2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信中说，1930年12月，新十二军军部开会时，红一军团政委刘梦槐无意中在军政委施简的衣袋里发现了托派的文件，当即交给左权看。左权看后便将文件放到自己衣袋里，事后也没向中央汇报。有人将此事向苏区中央告发后，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左权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调其回后方瑞金。
“这个文件是托派人写的托派宣传。我父亲怕宣传面广了，他就给装口袋里了。后来就弄丢了，可是他确实也想不起来东西哪去了。”左太北惋惜地说。
这样一来，左权成为1930年夏开始的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他除了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外，还被留党察看8个月。
“牺牲前他就一直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他去世，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留党察看’一直都没撤。”左太北含泪说。
陆定一曾说：“左权这样的好党员和将才，却在1932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从1932年到1942年，10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告诉。”
左太北说：“10年来，父亲一直在前线。他从来没离过前线，但是在前线他连参加党会的资格都没有，马夫都有资格，他没有。”
左权牺牲后，他的妻子刘志兰虽然再婚，但她多次要求中共中央发文为左权平反。1982年，刘志兰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再次要求中央为左权书面平反。这一次，中央有关部门终于出具书面文件，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
左权终于洗清了不白之冤，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整整40年。
殉国前三天：为了抗日需要，可以放弃女儿
就在左权牺牲的前三天，他在给妻子刘志兰的信中写道：“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
左太北说：“母亲刘志兰比父亲小12岁，他们是1939年4月16日结婚的。这段姻缘，朱德总司令是牵线红娘。”
34岁的左权孑然一身，让朱德总司令念念不忘他的终身大事。1939年2月，一个中央代表团来到晋东南巡视。在随后召开的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上，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她代表中央妇委讲话，思维敏捷、举止大方。这个姑娘就是刘志兰。
刘志兰生长在北平，曾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她一直以来自视甚高，在与左权结婚之前从未谈过恋爱。左太北说：“我妈妈和她的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在延安，刘志兰曾与浦安修、叶群并称“延安三美”。
刘志兰的演讲引起了台下朱德夫人康克清的注意。朱德特意找到刘志兰，向她介绍左权：“这事不用考虑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随后又笑着补充道，“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
22岁的刘志兰毫无思想准备，但这并不影响这对相差12岁的夫妻的感情。
婚后不久，刘志兰怀孕了，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左权每天傍晚都利用休息时间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持续两个多月。
1940年5月27日，左太北出生在武乡县土河村的八路军总部和平卫生医院。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拉开序幕，左权考虑再三，决定让刘志兰带着女儿去延安。临行前，细心的左权为减轻刘志兰路途中的负担，并让女儿睡得舒服一些，请当地木匠做了一个小木箱。他又请来摄影师，抱着爱女和妻子合影留念。左太北感慨地说：“当时我只有三个月大，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大的，这也是我和爸爸仅有的两张合影之一。” 左权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妻子带去，带去的还有给女儿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1940年12月23日晚，左权在家书中挂念着冬日里的延安。他写道：“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爸爸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左太北说。
刘志兰从叶群那里得知左权牺牲的传闻后，25岁的她差点儿晕倒，他们的孩子才刚满两岁啊，她一直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1942年7月3日，刘志兰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怀念亡夫的文章：“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二十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者是重伤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殉国：十字岭上永远的左权
1942年春，日军发动了对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主力3万多人，随后“蚕食”太行、太岳山区根据地。
5月22日，彭德怀、左权命令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突出敌人重兵包围圈。然而日军这次大“扫荡”，不但要消灭八路军的主力，还想偷袭八路军总部。我军主力开拔后，敌人先进的电讯情报技术发现了八路军北方局总部这个密集向外发送电话、电报讯号的中心，日军以为是129师首脑机关，即刻以数十倍于我之重兵合围，此时突围困难重重。
左太北说：“冈村宁次派出了两支特种部队，这些中国通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化装成八路军，甚至帮农民扫地、挑水，老乡分不清整天来往的那么多八路军，连基层干部也是人鬼难分。”
然而，有个八路军侦察员看出了破绽，他发现日军特种部队用的是大洋马，不是八路军常用的中国马。“有人说，当侦察员报告这个重要的情报，连长没有重视，可能认为这是缴获的大洋马，敌情没有送到父亲手里，等彭德怀伯伯发现强敌压境时，铁壁合围已经形成，偷袭的特种兵逼近总部。”左太北说。
24日晚，总部机关趁黑行动，准备通过敌人火力较弱的偏城东据点，往河北、山西交界的山区进发。
25日天刚亮，敌人一万余人从两翼包抄十字岭，并配备飞机轰炸。彭德怀、左权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
面对敌军数架飞机的轮番扫射、投弹，缺少实战经验的非战斗人员和后方人员在炮火中跑来跑去。面对混乱局面，左权不得不站在高坡喊道：“同志们，不要怕，快冲啊！”他拉起走不动的17岁女译电员罗健就走，机要科的译电员全部逃过一劫。
时间定格在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左权倒在了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上。
十字岭战斗在惨烈中结束。左权的左额、胸部、腿都被弹片击中，鲜血涂地。突围人员将他的手枪取下，将遗体抬到了荆棘处，拿一床军被盖好，又遮盖一些树枝。敌人退去了，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带战士登上十字岭，买了附近老乡的棺材，找到了将军的遗体并就地掩埋。没想到敌人又回来了，他们截获了我方“左权失踪”的电报。“尸首一直到三四天后才有人埋（因为附近有敌人）。埋后又被敌人挖出，照了相发表在伪报纸上……”
左权牺牲三天后，毛泽东获悉，当即复电刘伯承、邓小平转彭德怀：“感日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
父亲殉国42年后，左太北“认识”父亲
左太北是在延安保育院长大的，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读书。从小到大，她都没有感觉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直到1952年。“1952年给毛主席汇报，学校就派了7个同学，我也去了。毛主席见了我，一听是左权的女儿，特意拉我的手，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妈妈怎么样，周末怎么过，怎么生活，还跟我特别认真地照了一张照片。”
同样的关怀来自周恩来。1958年，左太北去天安门看焰火，“李伯昭把我带到周恩来伯伯面前，对他说，这是左权的女儿。周伯伯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然而，在左太北人生的前42年里，她对父亲左权的印象完全是陌生的，她不知道父亲从她还未出生起，就已经为这个女儿而奔忙。
1982年，左太北忽然收到母亲寄给她的11封家书。家书的日期从1940年8月到1942年5月，均为左权将军的手书。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第一次对父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的父亲就是一个英雄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得，我真是有个父亲，有一个那么爱我的父亲。”
从42岁对父亲的认识逐渐清晰开始，即便是事隔多年，只要左太北再次读起这些信，她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泪下如雨，“父亲一直在说，永远在爱着太北”。左太北在信中看到父亲对自己的爱称：北北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狗、小天使、小东西……依然感受到纸张上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2001年12月，左太北也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这封收件人永远也不能看到的信件，重若千钧。当时61岁的左太北怀着孩子般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说：“第一次给爸爸写信，桌前灯下，追思往事，百感交集，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左太北在信中告诉生前17年没有回家的父亲一件事：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战捐躯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瞒着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老总指示路过您家乡的部队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1949年3月叶剑英设法由香港转道所寄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从此，左太北不仅从书信上、传记里了解父亲，还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去寻找父亲的足迹。
“我还和刘太行（刘伯承之子）一起，沿着129师战斗和我父亲突围的路线，走了好几次。在十字岭上，有条土路可以开车，但我和刘太行是从草石间爬上去的。我边走边想，父亲当年上山可能就是走的这条路，他走的时候是37岁，而我再走的时候已经60岁了。”
“那次去十字岭，觉得和父亲贴得特别近。树上有只小黄雀冲着我叫，我想，这是父亲派来跟我说话的，他还惦记着我们呐。”